2019年6月4日晚，一场讨论会在柏林原东德国安部(即史塔西)旧址举行。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舍恩菲尔德(Andreas Schönfelder)、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等讲述了自己的支持“六四”民主运动的经历。德国之声6月5日发表记者崔牧报道《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其中说——
希尔斯贝格还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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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菲尔德则在会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天安门民主运动促成柏林墙倒塌”之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北京的那个春天“绝对让我们东德人变得认真起来，并且让我们坚定信念，决不屈服于东德政府的恐吓。”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美国那边出了个疯子总统之后，我们欧洲居然和这个中国政权越走越近，这才是如今最令我担心的‘北京模式’。”
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多次阐释同样的观点。他于2012年6月4日在德国之声发表的文章《“克伦茨小平”》中认为，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在于，她开启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
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将我们领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 –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说，埃贡•克伦茨（当时的东德领导人）休想当邓小平，对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
普珀女士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她告诉我们，北京”六四”民运对东德抗议活动影响很大。在我随后走访的当年反东德专制政府的参与者中，无一不提到”六四”民运。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中国人身份。在安东尼·托马斯（Antony Thomas）摄制的记录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贺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说：“他（’六四’镇压中在长安街只身拦截坦克的年轻人）想改变中国，结果却改变了苏联。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我去过东欧好几个国家。我称赞他们的勇气，他们却对我说，既然那个中国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们也能做这些事情。这位年轻人的行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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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纽约时报》2014年8月28日发表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的文章《“六四”之辩在德国引起反响》，报道长平参与的一场有关六四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六四与德国历史的关联——
审查意味着中国人不被允许铭记曾经发生的事，长平写道：没有纪念的权利，何谈遗忘的权利？德国一向对它处理自己的历史纷扰的方式感到自豪——这个过程被称作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历史）。德国历史学家对此类事件进行了密切跟踪。有些历史学家在关于天安门的争论中，看到了德国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影子。
在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研究当代历史的作家、学者玛丽昂·德特延(Marion Detjen)就是其中一员。
香港端传媒5月27日发表文章《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重新对接后冷战的时代光谱》，对西方媒体与学界的六四论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夕岸认为——
（西方）激进右翼支持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反对政治正确，其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关心中国的社运和民主化，甚至会向往当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应国际主义的激进左翼对中国的远离，则来源于1989的冲击。历史学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书籍《革命在即》中，分析过从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对美国激进左翼的毁灭性打击：六四镇压之后，左翼不再能够只把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看作一个例外，而是必须面对这条道路整体上无法走通的可能性。从90年代冷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人，要麽彻底脱离了左派成为保守主义者，要么拥抱模煳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极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也变得更加本土主义，鲜有关心国境线外的历史沉浮。
从此，中国在左翼社会运动场域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激进左翼往往避免触碰中国民主运动的话题：为中国政权背书当然道德上不正义，但批评中国又会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于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种妥协的结果，人权议题继续被建制精英所垄断。相比关心中国，在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等问题上发声站队，才是欧美左翼定义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夕岸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
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復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麽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有批判性论述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