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自视为种族团结灯塔的苏联，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文｜akid 日飞

在1960年代的苏联大学生眼中，什么样的人最受国家的优待？

除了笑话中「我相信社会主义，但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的特别阶层，答案很有可能是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

在老大哥的照顾下，这些人不仅机票学费均由苏联政府报销，补助金高达本地学生两三倍之多，而且还免于修读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标准课程，甚至到红场示威都不会被暴力打压，待遇之好足以令有自尊的苏联公民羞愤不已。

· 1963年12月19日，加纳留学生埃德蒙·阿萨尔·阿多死亡事件后，数百名非洲留学生在莫斯科游行示威，抗议苏联社会对他们种族歧视，结果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尤其令苏联人不可思议的是，不少非洲留学生对苏联政府并不领情，待久了以后不但对这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加批判，有些人甚至在西方媒体上宣扬在苏联受到的种族歧视，令大力声援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苏联官方颇感尴尬。

非洲留学生为什么如此缺乏感恩之心，不惜冒着驱逐出境拿不到学位白在苏联挨几年冻的风险，也要这样诋毁供养他们上学的无产阶级祖国？

到海底去

与长期受到苏联领导人重视、早在1920年代就有大批青年赴莫斯科学习革命技术的东亚地区不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实在太过遥远，对苏联没什么战略价值，一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是被世界革命遗忘的角落。

在共产国际内部，代表非洲发言的通常是来自南非共产党的白人同志，有幸应邀来访参观的非裔人士则几乎都来自美国和北非。

· 美国非裔来访者亲眼目睹过苏联政府细心安排的民族和谐景象后，往往终身成为苏联的追随者。1930年代中期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歌手保罗·罗伯逊，后来于1952年荣获国际斯大林奖

1950年代后期，随着非洲民族独立事业全面开花，新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接连诞生在非洲大陆上，当地社会也纷纷在去殖转型中开始了社会阶层重组。

在难得的时代机遇面前，有志青年纷纷寻求出国留学，以至于不再挑拣提供入学机会的国家，甚至有留学生曾表示，只要能出国学习政经科技知识，「哪怕是到海底去我都乐意」。

在这种时刻，苏联无论在传说中的形象多么特别，都至少是刚把流浪狗赶上太空的高科技国家，对这些踌躇满志的非洲青年充满吸引力。

·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展出的斯普特尼克卫星

早在1950年代后期，苏联尚未大举吸引非洲青年赴苏留学，便有极少数非洲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投奔，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等高等学府。

不幸的是，这些不惜下沉海底的非洲青年中，有些在苏联高校立刻感到不堪忍受。

除了思想政治课程太过繁重、学分绩点甚至反超专业课之外，很多学校实行多年早已天经地义的活动，比如每年例行的下乡学农劳动，都让向往现代教育的非洲留学生匪夷所思。

学业之外，非洲留学生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的活动，比如作为「冒死奔赴苏联的亚非拉自由战士」接受市民的掌声，令这些往往是拿着联合国奖学金从纽约坐飞机过来的精英学生啼笑皆非。

更不堪的经历发生在尼日利亚学生西奥菲勒斯·奥孔库沃身上。一次去体育馆练习拳击时，他发现有路人在拍照而未阻拦，结果几周后竟发现自己的形象被PS后出现在苏联外宣杂志《新时代》上。

· 《新时代》上，奥孔武沃的手腕被PS上了刚刚挣脱的锁链，面前是挥舞皮鞭的白人奴隶主

最猛烈的文化冲击，则是他们初来乍到就要面对苏联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

不但室友都是上面为了监视自己专门挑选的，还有些苏联同学总是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随后校方就会发现自己在寝室收听西方广播，或者向当地同学传播境外书刊及音像制品。

非洲留学生会遭遇此等特殊管理技巧，并非纯粹出于苏联当局的神经过敏。

1950年代末，苏联国内的留学生人数虽然高达13000人，但绝大多数都来自其他东方阵营国家，红专程度往往远超解冻时代思想解放的苏联青年，完全无须特别监控。

· 19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朝鲜学生，最后选择了留在苏联

至于人数不及一百人的非洲留学生，则以觉悟低下、贪图享乐而闻名。

这些人不但在宿舍里播放「淫荡至极」的美国爵士乐，被党团干部制止时还报之以苏联人闻所未闻的直率回应，而且，他们虽然对苏联体制并无敌意，对苏联的批评却往往比严肃的政治批判更能戳伤年轻人：
没有小汽车，没有咖啡馆，吃的差，穿的差，商店里啥都没有，什么都没买不到，整个莫斯科都灰蒙蒙的缺乏色彩，没有能放松呼吸的地方，没有能找点无害的大学生乐子的地方。别说巴黎了，这里连达喀尔（西非城市）都不如……

· 1960年的达喀尔

正如此人所说，非洲学生不必有什么特别的行为，仅凭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就足以腐蚀苏联青年。

不少留学生都发现，他们带到苏联来的衣物往往远比莫斯科普通市民能买到的货色都体面得多，以至于常有满脸嫉恨的路人向他们求购身上的衣裤鞋袜。

个别热衷于分享欧美游历经历的留学生，还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更加危险的角色——据一位爱聊天的东非留学生回忆，有苏联朋友和他私下谈话后，当场「把脸埋进了手里」，痛心疾首地表示：「是真的，我们没有自由……」

最触碰底线的问题发生在1960年，非洲学生们开始要求建立独立的学生组织。其中四人被驱逐后，立刻向西方媒体讲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留学经历，弄得苏联政府十分尴尬。

不过，苏联领导人的战略目光已经投向第三世界国家，吸引留学生的事业只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即使他们的到来难免意味着危险。

「苏联教育了我」

1960年2月，苏联最高领导层作出决策，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对亚非拉学生实施集中教学。

他们将免修思想政治类课程，享受条件相对优越的校舍、来回路费和高额补助，也不用再和苏联社会有过多不必要的来往，甚至让他们建立组织都不至于危害社会制度。

这座后来定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的高等学府很快开始招生授课，非洲留学生的数量也随之迅速增加，在随后几年里暴增至四五千人，修习工程学、农学、药学等祖国急需人才的科目。

· 1967年的友大校园

不幸的是，由于苏联特殊的制度和历史，加上新大学的部分院系被安置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老楼里上课，校领导又往往出身情报部门，「友大」很快就被外界怀疑是恐怖分子训练营，而且这种猜疑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未完全消除，以至于校方一度禁止学生练习射击以免误会。

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高等院校中，「友大」在初衷方面确实最少革命意识形态色彩，1960年11月赫鲁晓夫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还特意撇清了苏联在留学生意识形态方面的责任：

我不会骗你的，我就是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马列主义是最进步的意识形态。如果你们中有人信它，我们不会反对。不过，你们要是没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也不会难过……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中有人感染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时代病」，那可怪不着我们。

然而，无论领导人的设想多么宽大，苏联都是一个革命成功四十年以上的国家，即使是在苏联人看来纯属正常的历史课程，仍然难免被非洲学生指责为「意识形态灌输」而引发抗议。

此外，从第一届学生开始，「友大」就招收了占总数约十分之一的苏联学生，这些以学习外语、充当学伴之名入学的同学，经常在宿舍区楼道里走来走去，观察各个寝室的动静，动辄破门而入，常常把留学生搞得毛骨悚然。

更令非洲学生目瞪口呆的是，1960年代他们多次抗议苏联人种族歧视后，政府的反应竟然是驱逐了美国大使馆的非洲裔官员诺里斯·加奈特，理由是他在幕后煽动指使非洲留学生闹事。

非洲留学生和苏联社会之间愈演愈烈的碰撞，很多都符合这种无解的模式：在苏联人看来，这些非洲黑人已经受尽了优待，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不乐意的；但在留学生看来，虽然自己的待遇是比苏联公民强点，但这仍然不太能算是人过的日子。

比如苏联发给非洲留学生的生活补助，每个月高达90卢布，远远超过苏联大学生、甚至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因此留学生的不满常常被苏联人斥责为忘恩负义。

然而，这些在老家往往出身中上阶级的非洲年轻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没钱，而是在苏联什么都买不到。他们常常发现，在西欧留学的朋友随便攒攒钱就能买辆汽车，而自己在苏联能弄个照相机就了不得了。

苏联本地商品的质量之低劣，以及采购进口商品之难，更是让非洲留学生惊讶不已，有人曾亲眼目睹苏联朋友在家中珍藏一双法国产的尼龙袜子，完全舍不得穿，只在客人来访时拿出来炫耀。

· 1975年的莫斯科街头

千里迢迢到传说中的发达工业国苏联学习生活的非洲留学生，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不难想象。

1970年代的留学生安德里亚·李，在听到其他留学生为苏联辩护时当场爆发：「我在俄罗斯过了五年，我现在痛恨这一切……苏联教育了我，但不是以它自以为的方式。」

而苏联强大的政治工作能力，在非洲留学生身上的效果也不算理想，甚至有人听课后大发牢骚，说苏联人把自己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原始人，「好像他们不管说什么，只要加上一点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糖衣，我们就都会当真一样。」

对于苏联社会，非洲留学生最普遍的指控也都集中于这一点：在这里，类似的偏见和歧视几乎无处不在。

「系统性种族歧视」

根据非洲留学生的记录，他们留学生活的各方面都遭遇了丧心病狂的种族歧视。

黑人学生们日常遭受的谩骂内容中，反映了苏联公民对他们的可怕看法：不开化的原始人，热带雨林跑出来的黑猩猩，在老家赤身裸体围着篝火跳舞……

在餐厅里，不但没人愿意跟非洲留学生拼桌，本地人还有可能无缘无故地上来找茬。

1965年12月9日，莫斯科一家餐厅的一位苏联客人突然把用过的餐巾扔到邻桌的黑人学生身上，并出言辱骂，事后一名落单的黑人学生被苏联人围殴，打掉了四颗牙齿。

苏联公民们的一些内容特别丰富的种族言论，则明显来自于政府的反帝反殖宣传，比如在地铁上，有喝醉了的苏联人强迫黑人学生让座：「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不配跟白人待在同一车厢里，到了这儿居然还你坐着让白人站着。」

经历了一堆类似事件之后，有位来自多哥的学生写道：「这里是世界上对种族的反应最原始的地方……我曾在西方生活过，我可以发誓，从来没见过像苏联这样的系统性种族歧视。」

最触动苏联社会神经的，则是黑人男生和苏联本地女生的交往，每每酿成暴力事件和政治问题。

与苏联长期自我营造的民族平等友爱、跟美国种族主义截然相反的灯塔形象相反，种族问题在苏联的政治和社会上一直相当突出，对俄罗斯妇女与异族人士的性生活尤其敏感。

1957年，苏联为了改善匈牙利事件后崩坏的国际形象，在莫斯科举办了盛大的青年节活动，共邀请了131个国家的3万外国人来访。由于人数太多，来客们的行程无法被有效管控，结果大量外国人自由活动于街头，为红色首都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开放时光。

结果，活动结束后，这场国家盛事的大部分内容都被逐渐淡忘，只有当时的都市传闻长盛不衰：大量苏联妇女在青年节期间与来访人员发生关系，结果10个月后苏联出现大量黑白混血婴儿。

· 据说直到21世纪以后，不少老年人提到「1957年莫斯科青年节」仍会面露不可描述的微笑

非洲留学生大批来到苏联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撞上这条苏联社会的红线。

他们的经济能力远高于普通苏联男青年，穿着国外才能买到的正常衣服，坐拥姑娘们热爱的爵士乐唱片等境外物资，加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基本没有女性非洲学生来苏联，他们注定会与苏联男生展开激烈竞争，并常常占上风。

在人民友谊大学的共青团档案中，不乏苏联学生为了这种事威胁黑人学生的事件，甚至有人扬言要将娶了俄罗斯女同学的非洲学生「私刑处死」。

根据记录，组织上对此非常宽容，他们似乎认为这种事之所以会闹大，是因为非洲留学生不了解苏联青年的「浪漫天性」。

直接动手施暴的也不在少数，1975年乌克兰一位尼日利亚留学生在宿舍睡觉时，被一位喝多了的苏联青年上门用凿子袭击，缘起便是此人追求苏联女生屡屡得手。多位尼日利亚老乡前来劝架结果演变成混战，事后三人因「殴打苏联公民」被开除。

· 1975年，事件发生的乌克兰利沃夫市

不但黑人留学生经常需要为了抢女朋友的问题而跟苏联学生大打出手，和他们约会的俄罗斯女生也会遭遇恶毒的谩骂。克格勃曾记录道，有些苏联人会直接说这些女生「比不上最下贱的妓女」。

校方的态度也同样严厉，和黑人同学结婚的白人女生往往会被开除。

不过，部分苏联人民对待留学生的态度，虽然难免给非洲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但也许却正好成就了苏联留学生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大不同之处。

正如「友大」的第二任校长弗拉基米尔·斯坦尼斯所说：
西方大学在榨取非洲的大脑，那些国家的学生去了西方就不回家了，这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在人民友谊大学，如果我们的学生在苏联呆了几年，就不想再回老家了，那我们就犯下了最为恶劣的罪行。

参考文献
1.Maxim Matusevich, Probing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ism: African Students Confront Soviet Ritual
2.Maxim Matusevich, An Exotic Subversive: Africa, Africans and the Soviet Everyday
3.Roger E. Kanet, African Youth: The Target of Soviet African Policy
4.Abigail Judge Kret, 「We Unite with Knowledge」: The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and Soviet Educa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5.Women in the Khrushchev Era, Edited by Melanie Ilic, Susan E. Reid and Lynne At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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