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骑着哐哐作响的自行车冲进那年夏天时，空气中滚烫的躁动烧灼着我的皮肤。
那个酷热的夏天，也许是从1987年或是1988年开始的。除了通货膨胀、官倒、待业、读书无用论、特区还是殖民地、邓与毛的功过、学潮之类让全民沸腾的话题外，各种奇怪的事故、灾害也似在鼓舞一种跃跃的躁动。
我不理解邓后来总结说“它迟早要来”的真实意思，但我那时觉得，全社会都像我一样，盼着非得狠狠地怎么一下才能痛快。
我呆在一所男女生整整六年都不说话的学校。它能保持这种古板的校风，当然有其暗中的代价。爆裂的青春痘并不总能及时释放澎湃的青春破坏力，于是，课桌上能被一拳打断的木方木板，理所当然是我们课余时间用来向女生证明自己优良基因的对象，在已没有合适的木方和木板可赢得女生尖叫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终于盼来了动乱。
它确实千载难逢。甚至那些在力量项目上落下风的男生，也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公共的事件，再文静的女生也无法继续一边目不斜视一边立着耳朵听男生吹牛了。如果没有这伟大的历史机遇，在即将挥别那些让你在不眠之夜辗转反侧的女生的最后时光，你怎么能因势利导地可以与她光明正大地搭上几句话，怎么可以纯真无邪地看她几眼。
生活突然变得多姿多彩，我不用乘老师不注意，猫腰溜出教室，跨上那辆笨重的自行车，直奔河对面那所大学的图书馆，或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独自打发无聊时光。我可以在学校吹牛，可以窜访到朋友那里抬杠，可以跑回家看电视。
更重要的是，它缓解了我强迫症式的白日梦：创办一家汽车厂，我亲自设计的汽车横扫世界；发动一场战争一劳永逸地将西伯利亚夺回来。除了这些伟大理想，我一直思谋着去养红毛龟——当时媒体整天宣传绿毛龟如何在广交会上受欢迎——不就是乌龟背上用红色的水藻代替绿色的水藻么，它肯定更受欢迎；或者整天琢磨如何把金刚砂熔化加盐，大规模制造各种颜色的宝石。
我原以为，到了我们这一茬什么都没赶上的倒霉蛋有能力参与点什么时，中国会越来越平稳地进入一个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这种大好局面想一想就让人沮丧。谁想到，一个注定会在将来历史考卷被问及的重大事件就这么来了呢。无拘束的欣快感将毕业班的窒息氛围一扫而空。
当《人民日报》宣布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时，我突然获得了赦免，不用在门缝后躲躲闪闪，可以大模大样和父母一同端坐着看电视了。
你们不信就等着看吧，这些学生一定会被政府收拾得服服帖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父母说。
时局像一个方向不定但却越滚越大的雪球，连年轻的老师们都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在课堂上抽空表达对时局的看法。
因为河对面那所学校的笨蛋们终于羞答答上街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一群街痞乘着游行把几个小杂货铺洗劫了，因为有人开始去堵火车了，因为我们一位老师也亲自去堵火车了，他是少数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前三排。
当游行队伍经过学校门口的马路时，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突然冲出教室，伏在走廊栏杆上指指点点，而那些低年级的可怜虫只能把脑袋挤在窗户的铁栏杆上。
当北京枪响之后，我们这座城市蓄积的巨大热能才真正爆发。
二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绝不可能流行王朔。因为当时正流行用“脊梁”代替“栋梁”，用“共和国”代替“祖国”，而“晴朗”、“美丽”之类的形容词开始做动词用。
那是一个“共和国”的时代。
“共和国”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和友善：她是课堂上满面春风，课后试图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实习老师，而“祖国”则是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冷若冰霜横眉立目的班主任；“共和国”是年轻的时而温婉时而夸张激扬的咏叹调，而“祖国”则是中年的时而语重心长时而铿锵愤怒的宣叙调；“共和国”喜欢对你描述人性化的理想蓝图，“祖国”反复让你背诵蛮荒的创世神话。
“共和国”最正式的登场告白是《河殇》。第一次播放《河殇》时，我在门缝后心潮澎湃、断断续续偷看了几十分钟。我能敏锐地分辨“共和国”特有的声息，因为我一下就知道作者应该与此前的《横断启示录》是同一拨人。当我告诉父母，“殇”字不念“阳”，得念“商”时，我终于在它重播时，获得了观看的许可。
不久，街头报栏上不断整版刊载《河殇》的解说词，这让我注意到，“共和国”如此伟大的道白，居然有低级的文史硬伤，而且它习惯用形象类比替代内在的逻辑论证，尤其是用它磅礴、深沉、夸张的布道语气传达某些似是而非的宏论时，我发现“共和国”其实也很不高明。
然而，省电视台的新闻里说，官员们正被动员集体组织学习《河殇》。这让我意外发现，原来“祖国”这个老东西一旦不再板着脸，竟是如此无知可笑，——尤其是，后来“共和国”被定性为反动时，才腆着脸向“共和国”靠拢的老家伙们又急忙公开反省认错。
对“共和国”和对“祖国”的智力优越感，折磨得我一次次跨上自行车漫无目的乱窜：我原来竟然已经高明到孤独的地步，为此，我曾偷偷替“共和国”忧患了好几个月——像我这样的人材，怎么能浪费在整天的白日梦上？然而，我对投靠“共和国”尚持保留意见，毕竟“共和国”让人觉得很不实在。
“共和国”和“祖国”在媒体上发出互相矛盾混乱的声音，老百姓的观念分歧越来越大，而截然对立的也观念在我的脑子里被同时供奉：我坚信只有消灭了所有国有企业，中国才能像日本那么富强，但我又能比政治老师举出更多乡镇企业扰乱甚至破坏经济的理由；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比毛更坏的暴君，但又悄悄地崇拜希特勒；我觉得只有美国才真正是最人道的国家，但又认为只有斯巴达式禁欲朴素的社会才是伟大高尚的；我从整体上特别同情农民，但厌恶每一个具体的农民，当然，对工人阶级，我无论是对整体还是个体，我都强烈反感。
当我憋得忍无可忍把教室后门的一块木板一拳打裂后，我终于打算将一肚子对“共和国”的改进意见郑重地写下来，以期被“共和国”青睐。没等我想好如何动笔，在那个夏天结束时，我在报栏上看到了“易家言”批判《河殇》的整版文章。我逐字逐句仔细看过，没有找到一行我认为应当出现的理由。
那个夏季结束之前，许多年来，我的载重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马路哐哐作响时，我一直觉得那是蒸汽机车沉重的车轮撞击铁轨，是坦克履带碾过壕沟。它一往无前坚定自信。
当我离开那个街头读报栏，默默跨上自行车，疯狂骑行时，街道上的人流车流，如映在水洗过的镜面一样扭曲模糊，我突然想起载着我乱窜的这辆破旧自行车，其实是我爸的单位配发给他的。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当“共和国”一翻脸又变回“祖国”时，人家根本你就不打算讲道理。智力优越感之上，原来还有一种暴力的优越感。在“祖国”面前，“共和国”就像曹操眼中的孔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三
这个城市的所有不安分，都集中在河对岸的那个校园里。闹哄哄的议论和满墙新贴的大字报，吸引我每天骑车前往。
这是一个吉普赛人的营地，各式各样的人在里边做布朗运动，一辆半履带装甲指挥车开进这个营地，车上立着一个面无表情的纳粹军官，吉普赛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性躁动搞得像骡马大会。我其实是骑跨在自行车上，没有半履带装甲指挥车，白衬衣绿军裤，没有帅气的军服。
我当时好奇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是怎么传到这个城市来的，除了那些关于食堂伙食的打油诗，绝对都是转贴。我以前老在这里蹭图书馆蹭饭，和他们当中不少人熟悉，这些内容绝对超出他们的认知。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些人甚至根本无法从电视上准确分清胡和赵，许多人反邓的理由是觉得毛时代要好得多。对这类居然认为毛英明的人，我心里在下判决书：那个唾沫横飞的眼镜，应该送到山西去背石头；那个激动得语无伦次的青春痘应该送到西藏去修铁路。
有两次，我见到随着一阵起哄，无数的墨水瓶和浆糊瓶从宿舍楼的各个窗户雨点般落下。小瓶=“小平”。
在我父母那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大老粗”，而打倒“老一辈革命家”的“造反派”之所以更坏，是因为他们都是“二杆子”。
我觉得我呆在一群“二杆子”中间。因为唯一一个正面的“老一辈革命家”是邓，而他正是这伙人集中攻击的对象。我相信大字报的有些传言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到了邓这个地位，居然还要想着去搞钱，就如毛的天文数字稿费，你不能理解为毛是想挣钱。
人们似乎因为分歧而盼着这天的到来，它果然竟使全社会都团结起来。无论是各单位那些坚定的中层左棍干部还是右派文化人，全都是动乱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和我一样，大家支持的是电视上、报纸上，正成为全世界主角的北京的那些人。
尽管身边的人们互相瞧不起，甚至因为分歧而到了互相憎恨的程度，但正在广场上的人们，却让那种久违的神圣和崇高感像电流一样传递给每一个人。
“共和国”明显在暗中使劲，因为所有媒体都在不动声色地倒向广场。我能明显看到《新闻联播》脸上的严霜一点点解冻，那个严肃的班主任到哪里去了？
最能令我信服的交流对象，我发现其实是我的父母。
然而，广场上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只能让他们局部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过去一切经验都无法解释的，他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他们每天兴高采烈地看完《新闻联播》后，都会自言自语，邓怎么还不出来表态收拾局面呢？虽然胡的抑郁而终，让他们对邓略有失望，但依然坚信，这个国家只有邓才能把握正确航向。
他们一直相信，邓早些年关于“现在时机不成熟”指的是彻底“非毛化”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曾有给邓上书的强烈冲动，希望邓能及早完成彻底“非毛化”，因为邓给人们言论自由，但毛时代留下来的中层干部和被蒙蔽的“二杆子”群众却用它反邓。旧的谎言继续蒙蔽社会，迟早会导致改革开放翻车。
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只有邓的改革与毛的文革，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这个价值坐标。秩序的日渐崩解隐隐让他们担心，他们认为如果邓最终被迫交权，必然会大开历史倒车，毛派卷土重来。
四
我当时崇拜的政治人物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形象气质与颟顸、老迈、迟钝、装腔作势、官僚主义、保守、缺乏自信、缺少良好教养等党的领导固有特征无缘的领袖。他紧抿的嘴唇流露的坚定，浓眉下那双眼睛的犀利深沉和若有所思，简直让我神魂颠倒。
里根退休时我曾为他的时代结束而难过，胡和中曾根康弘也曾让我着迷。但我对赵没有什么好印象，他的河南口音和他拖沓的腔调，让我认为当时媒体对他口才没完没了的赞誉是在无耻的拍马。在我看来，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北方口音，天然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大老粗”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戈尔巴乔夫相比，赵虽然一直在努力地模仿某种“穿西装”的风度，但依然有“南下干部”痕迹。当时唯一让我心仪的中共领导人是田纪云。
我打心眼里希望偶像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时，人们能自觉让出广场，甚至相信戈的来访会给我一个惊喜，学生和政府秘密接触，第二天双方皆大欢喜。然而奇迹并未发生。
我记得杨尚昆在拥抱戈尔巴乔夫时，他激动地忘词了，结结巴巴地说出“珍贵的朋友”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与戈尔巴乔夫拧紧浓眉、紧抿嘴唇的一脸沉静相比，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太差了。杨、赵装腔作势，邓土头土脑。不过，所有观感都被赵那句令人震惊的话给覆盖掉了。
当赵突然说我们所有大事还得向小平汇报做主时，明白无误听完这句话的我，当时就傻掉了。
我清楚记得，我父母当时曾拍着大腿“哎呀”地叫了起来，我们不可能三个人都听错赵的意思，我们为赵以这种公开方式出卖邓而震惊，有种如梦初醒的不明真相的强烈羞辱。等到后来宣布戒严时赵果然未露面，再后来他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无所谓时，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是因为那句话，而且邓也绝不可能原谅他。
后来，我们认为，学生抢在宣布戒严之前停止绝食，肯定是赵的手下在传递信息。而此前政府处于完全失能状态，我们则怀疑，是两拨人马都在利用学生在打击对方。后来赵说“我们来晚了”的无奈和悲凉，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彻底失算的悔恨，原本，他早就该出现在广场。
我突然一夜之间就迷上了吾尔开希。
在同学们迅速达成对赵的人品一致否定的共识时，我惊讶地发现，“吾尔开希”开始成为大家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我清楚记得，有位铁哥们课间坐在走廊栏杆上，一边晃动着两腿，一边魔症似地反复念叨着“吾尔开希”的名字。我们都以为这个奇怪的名字可能来自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家庭，全然不知道他是维吾尔族人。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会有那种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当时，我们熟悉的公开说话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领导的说话方式，一种是学生会干部的说话方式。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里对士兵的讲话，看到西方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当时只在电视镜头中总共出现不到一分钟，却能让许多人产生被电流击中感觉。
“祖国”唯一在“共和国”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刻，就是吾尔开希突然打断了李月月鸟，李僵硬地靠在沙发上恼羞成怒道“我今天不讲”的那一刻。
赵到广场看学生后，我们的省领导立即跟风，一位经常上省电视台的官员伸出的手，被靠在墙上的学生冷冷拒绝，那支尴尬的手在空气中转动了几下，狼狈地收了回去。青春少年样样红，伟大祖国的青春自此一去不返。
我对袁木的口才也有很好的印象。他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依然从容自若强词夺理谈笑风生不失风度，你能想象那样艰难的任务，今天谁能完成得像他那样好。我觉得李月月鸟的那个讲话，若交给他来完成，效果会好上十倍。因为李宣布戒严后，我们学校里三字一顿的李式说话方式风靡一时，“一小撮”、“极少数”成为口头禅。
今天，当“第四代们”在电视机前令人揪心地像个复读机般发表讲话时，我偶尔会怀念那个被人遗忘的袁木，如今的“祖国”，甚至连袁木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
五
“反革命暴乱”被平息的消息传来时，正是周日，我借口去学校拿资料，跨上单车就跑到一位同学家看电视，晚饭回来时，正聚精会神看新闻的父母愠怒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虽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但眼下并无风险，于是大模大样地倾听久别的、铿锵有力的“祖国”的声音。
“祖国”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证据，不过，我始终找不到符合我以往“暴乱”定义的证据。
通缉令中出现了“水蛇腰”、“三角眼”、“地包天”这样的外形描述，我怀疑这里边一定有人在故意使坏，暗中破坏“祖国”的形象。
周一班级里例行的时事讨论时间，我发现CCTV的连续轰炸，已经成功地使大家坚定地站在了“祖国”这一边，只有一位坚持听美国之音和ＢＢＣ的哥们，沉默而坚定地对“祖国”持保留意见。
妹妹带回来的消息让我非常愤怒，她的班主任居然一大早命令全体学生对着黑板上几行大字肃立默哀，第一堂课全部时间都在声泪俱下地控诉“祖国”。我甚至想跑到她的学校把那位该死的眼镜老师臭揍一顿。
如果“共和国”当时还有宣传的机会，我相信人们又会迅速站到“共和国”一边，因为我的白日梦，一会儿是一位在火光之中坚定指挥士兵的军官，一会儿是一位流亡中被女同学收留的学生领袖。我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是因为士兵的英勇牺牲，在我的观念里，军人是不可被亵渎和侵犯的，我不能接受士兵在电视中那种被雨点般的石头和酒瓶子打得像绵羊一样挤在一起的场景，然而，暴徒和学生又始终在我观念里是两个不可能有交集的群体。
我一直在努力计算军人的死亡数字，我相信官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士兵的牺牲事迹，我最后认定，官方死亡“数十人”的说法，按照通常的习惯，应当是“十余人”。我隐隐觉得党和国家把有利的道理全部例举后，依然理亏。
我愿意相信党和政府的声音，是因为开枪之后这座沸腾的城市，大街上一切关于牺牲者的传言都是如此不可信，两堆紧挨着的宣传人群中，一个说死了六千人，另一个则说死了一万人，而电线杆子上写着最新数字二万人。我突然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无论是过去的党还是今天的老百姓，一切历史上的枉死者，对生者而言，其价值从来就只是为了激发仇恨，所以，他们才会不断夸大数字和强调枉死时的惨状。我为这种发现感到难过。
在官方电视画面一次次毫不遮掩地展示死去士兵惨状的宣传，和大街上宣称坦克碾死四千学生以及刺刀剖腹挖心强奸女生之类的宣传之间，我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拥有更强大和专业权威宣传机器的一方。
那个螳臂挡车的歹徒出现在电视上时，我的心陡然震了一下，但我不像我的父母为这个人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我只停顿了几秒就迅速站在铁骑一边，那几天，我骑上自行车，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的话”？不过，满大街都是螳臂挡车的歹徒，我看得见他们的嘴在激烈地张合，在寂静中，我的“铁骑”飞驰而过，没有擦过任何一个歹徒。
作为同在电视前的观众，我和父母的感受从此开始截然不同，此前的一切是他们的经验无法解释的，此后的一切却全在他们预料之中，我则陷入了经验、观念完全无法解释事实的困境之中。
我非常渴望CCTV能满足我深刻的恐慌和焦虑，因为我坚定地站在正确一边，而潜意识却经常站在美好一边，正确与美好从来不曾这样分离过。当我看到“暴徒”被纷纷捕获时，我同情“暴徒”，我质疑为何要对“暴徒”使用远远超过必要的暴力，这在父母那里是不难理解的，展现专政的威力。我不太能接受父母后来的结论，但CCTV却不能说服我，他们说，邓本质上与毛是一类人。
当邓终于坚定自信地出场，总结它迟早要来时，同学们第二天齐齐赞美邓果然英明神武，即使是以前整天说邓连毛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的同学，也对邓佩服连连。我被困惑折磨得疲惫不堪，只想赶快要个可信的说法，统一思想，然后忘掉。
六
我差点忘掉自己的任务是参加高考。
其实，我读书不过只是一直在糊弄父母，但要把这个过程对付完。
高考第一天是我的生日，中午吃过饭后，父母突然决定，由父亲骑车一路陪我去考场，我这么大个人居然被自己老爸护送着上考场，这是怎样的一种羞辱，我立即被这个主意激怒了，当然，我的嚣张更激怒了父母，几句话下来，气氛就对立到无法沟通的程度，我光着脚冲进了楼梯，门被重重摔上，它又被拉开，父亲跟了出来。
我刚跨上自行车，我的那双凉鞋啪地一声从三楼被扔到我的脚下。
我一声不吭地疯狂踩着单车，五十岁的父亲在烈日下拼命地追，我知道父亲在后面咬牙切齿，他能追上普通中年人，但不可能追上我。我们家在远郊，路程足够长到我可以把父亲远远甩出视野。
晚饭时，果然没有清算，大家默默吃饭，父亲甚至态度温和地让我多吃点。
那段时候，天气与春夏之交已有巨大差别，无风无云无闷热，只有毒辣的太阳对人赤裸裸的煎熬烧烤。
考完试后的某个休息日，快到午饭时刻，我正躺着懒觉，门被用力撞开，午饭时刻到了。
各自默默吃完饭，父母一脸铁青端坐沙发上，清算的时候到了。
“你这个畜生，你爸爸那天在后面追你，气得肺都要炸了。”我没做声，在厨房里洗碗，外面是两个人愤怒总结各种被骂过一万次的我的罪行。
我坐在餐桌旁，盯着墙壁，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听见。我看见眼前出现一大堆空盒子和瓶瓶罐罐。
“老子们省吃俭用，怕你忙着学习不注意身体，给你买了上百块钱补品，你个畜生还有没有良心？”一大堆空盒子递到我眼前。
“其实，你们给我整天喝的这个镇脑宁，专门是给射击队员喝的，是喝了让人反应迟钝的东西，为了让你们安心，我一声不吭全喝了，你要我怎样？”我强词夺理。
“啪”一声脆响后，我耳边一片嗡嗡声，放佛一叠银元从空中划过。
我站起来，选择一个方便他们使用长兵器的位置站定。再来啊，我说。
噼噼啪啪一阵密集响声之后，打人工具折断了。
你给老子滚出去！
我从容而有力地慢慢带上门，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楼梯。
自行车座在烈日下晒得能把屁股烫熟，我手扶着车座突然不知道该往哪去。我这才发现，我狼狈不堪的青春，就他妈这么过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