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 | 当演员，能不评职称吗

文｜刘喜

疫情之下，演艺行业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几天前，全国政协委员、知名老戏骨冯远征提出了一份和行业有关的提案，引起不小争议。

他的建议之一，是「给演员评职称」：出台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制度，畅通人才渠道。

此话一出，批评和嘲讽纷至沓来。对大多数人来说，「职称」是一个存在于上个世纪、与体制紧密相关的词汇，和当下的娱乐圈、小鲜肉和流量小花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

在他们看来，试图用过时规范管理新生事物的冯老师，像一个古板的老干部，与真实社会格格不入。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冯老师看到的可能才是更真实的中国。

「演员」职称，依然存在于中国目前的专业技术职称分类中，属于艺术专业人员，一级到四级分别对应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可以与高校中教授、副教授等待遇互通。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国家一级演员」这个称呼更熟悉，《人民的名义》就宣称有十五位国家一级演员参演，演技实力有保证。但其实，演员并不区分「国家级」「省市级」，在一级演员前面加上「国家」二字，宣传噱头大于实际。

什么决定了一个演员有没有职称？是编制。

冯远征在接受新京报访谈时就提到：「很多新人进到剧院就是四级演员。」这些新人，都有剧团的事业编制。他们按部就班的做法是从四级一级级往上评，福利待遇和职称级别挂钩。

冯老师本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级演员，而其他一些出身体制内单位的知名演员也都有编制：葛优隶属「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陈道明来自「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剧团」，章子怡则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而在《人民的名义》中有幸与十五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飙戏的陆毅，职业生涯获奖无数，却没有演员职称；电视剧之外积极参演话剧、专心耕耘演技的胡歌，也没有任何级别。

究其原因，不是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俩在体制之外。

当然了，无论陆毅还是胡歌，他们也许对「一级演员」的名头有些许向往，但对编制附带的微薄收入应该是完全不在乎的。事实上，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演员，哪怕并不那么知名，都不用靠编制过活。

但他们也不是冯老师的提案所针对的人。冯老师提到的「新文艺群体」，不是我们认知中的流量小花、小鲜肉演员，而是体制外更广泛的艺术领域从业者。他们可能包括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剧团的演员、小众编剧等。

冯老师用「北漂」来形容这些人。他们许多毕业于演艺专业院校，追逐的不是金钱流量而是演艺理想，但却在大城市生活窘迫。

冯老师想用「职称」，来给他们一个专业水平上的肯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福利：可能是北京的一处安居之地，可能是更多的参演机会，也可能是高校执教的对等待遇。

不过，冯老师提携后辈的殷切心情，并不能消解早已过时的「职称」被强行放置在现代语境中的违和感。

给人类似滑稽感觉的，是朱军在《艺术人生》中将张学友称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朱军的主旋律主持风格和张学友的港台情歌天王身份格格不入，朱军强行煽情，张学友却一再笑场。

在相关舆论讨论中，除了嘲笑，更多人表达了对职称和薪酬关联起来的担忧：

谁来决定你评几级，该拿多少钱？

演艺圈以后会不会变成关系户的天下？

级别高、但大众不爱看怎么办？会不会反倒将资源赶到低级别（便宜）的流量明星那里，有实力但不迎合大众口味的演员，更加没有戏演？

这些担忧，就是职称评定中真实发生的事情。

职称体系本身是文革后重建起来的一套专业制度评定体系，代表着「拨乱反正」，代表着社会对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尊重。

然而，这套职称制度删删改改了 40 年，却仍未见得公平。

在市场经济还未全面到来的八九十年代，职称最为吃香。评上一定档次的职称，意味着能分到房子和煤气罐，坐火车有买软卧的特权，等等。

但决定你能否评上职称的，并不只是专业水平和态度。如北京曲艺团的梁厚民先生，在单位打了 20 余年快板，1972 年《奇袭白虎团》快板书一举成名。他从 1983 年开始参与高级演员职称评定，却年年陪跑，到 1989 年都没评上。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年里，北京曲艺团从来没有上报过他的材料。他不是评不上，而是压根「没参与」。

市场机制下的演员「片酬」与计划经济年代的「工资」相比，性质和金额都不可同日而语。冯老师提出薪酬职称绑定的本意是刹车天价片酬，减少流量明星们的收入，同时让吃不起饭的「新文艺群体」拿到更多钱。

但如果真的实行这个办法，又会带来新的两难：如果收入限制不明显，则这个制度无意义；如果差异够明显，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寻租问题。

权钱关系之外，让更多演员评职称，只怕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有害无益。

毕竟，冯老师是一片关爱后辈的赤诚之心，但另一些老艺术家则明确提出，吸纳「新文艺群体」，是为了让他们推出「符合新时代要求、充满正能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落到实处，可能就是更多粗制滥造、令人哭笑不得的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