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看历史》)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 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为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 大的黑道老大走过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今日回顾新政建立之初的那段岁月，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当时雷霆万钧的打黑扫黄行动，以及其成效，来证明 新政权的执政能力。确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后，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对黑社会组织、江湖帮会扫除得那样彻底。其原因除了新政权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实施能力外，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历史上无论是“千年犹行秦政制”的皇权时代，还是在大陆存续不到40年的民国，无论执政者是施仁政还是暴政，是明主还是昏君当政，官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与1949年 以后相比，是相当的有限，在庙堂和宗族之间，总是有一个江湖存在，在这个江湖中间，龙蛇混杂，枭雄栖居。
江湖中主要由哪些人构成呢？简而言之，就是离开家族且没有进入庙堂的人。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有“皇权 不下县”，并非说朝廷不能对县以下的地区施行通知，而是不必派官就能让其以宗族或村落自治的形式运行，其骨干力量是乡绅。在宗族、村落这个熟人社会里，以 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一部分精英离开乡土，进入官场，他们进入以忠君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庙堂。孝与忠，乡土中国与 庙堂中国，基本上可以包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然而，无论是清平盛世还是纷乱末世，总有一部分人并不处在这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之中，这部分人可能是生意人， 可能是工场里的工人，也可能是没工作的流民，那么，有这样的土壤，江湖一定会因之而出现；江湖中国也需要一种不同于维系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的孝、忠的意识 形态和运行规则，这就是“义”。在离开乡土、宗族以后的人群中，显然不可能以血缘、姻亲为主要参照来调整彼此关系，同样，没有进入庙堂，亦没有差序格局明 晰的官场伦理来调整关系。在没有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规则出现以前，“义”是传统文化中惟一可选择用来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精神资源。所以，关 公这位失败的英雄成为江湖中国的第一尊神，因为他一直信守着桃园结义时对两位异姓兄弟的承诺。
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近两百年中，中国的江湖非常庞大，那是因为清朝中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离开乡土谋生却又不能进入官场的人增多，他们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漕运工人、小商贩、下层军士、无业流民中。“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华帝 国的大门，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新的产业出现了，新的城市也出现了，新的产生关系也出现了，更多的人得以离开乡土进入城市。而中国正处在从古 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艰难的大转型中，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变局”中，无论是满清沿袭千年的帝国管治方式，还是民国建立后，引 进的那些没来得及适应这方水土的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可能对以前的“江湖”、后来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其统治手法和执政成本无法承担这一重 任，那么对江湖，只能默认其运行规则，对维持江湖秩序的非官方大佬，也只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方式，只要不从根本上危及其政权，官府并不去刻意褫夺江 湖大佬的权势，甚至会羁縻、利用之。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上海初期，不得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的原因。而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内，广 阔无边的“社会”代替了“江湖”，城市化的规模空前，尽管通过现代的民主制度、法治体系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无需要用“忠孝”为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 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转身，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有相当的生存土壤，这就是无论美国、日本、韩国 还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错的原因。在公权、私权畛域分明的现代社会，“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处，官方 亦默认这种现实。
然而，无论是帝制时代的朝廷，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选政府，对“江湖团体”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处 境，对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因为新政权对全社会无远弗届、无所不及的全能 管理方式，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在农村，政府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使人数最为庞大的农民变成真正的“编户齐民”，牢牢地被控制在 土地上。而在城镇，政府通过“单位体制”以及粮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将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控制在公权力之下。无论是农村和城镇，几乎没有了“流民”、“游 民”的生存空间，游离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被挤压乃至消灭。正常的 民间组织（即现代社会所言的“非官方组织”即NGO）都难以生存或者以公权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么那些江湖帮会、会道门更加不可能生存了。连“社会”都没有了，哪还有“黑社会”？
这一看上去纯净无比的状况，到上世纪80年 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改观。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户，尽管还有户口制度，农民只能 暂住在城市，但人数众多的农民毕竟可以进城打工；城镇中的“单位体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单位不可能包揽所有人的饭碗，流动人口增多，人们择业的自主权增加。如此，中国被冷冻三十年的“社会”又解冻了，并获得了重新发育的机会。公权力对社会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对社会的管理上，必然是“国退民进”。如此，中国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现象。对这一变化，不可简单地视为“残渣泛起”，而应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的社会多样性，也应该相信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能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则无鱼”，一泓湖水如果没有品种多样的鱼鳖生存，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样，看起来不管多么清澈，但含盐量过高，甚至是有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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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的消失公权力全面控盘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