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璧嘉
當我還在香港吃飽飯剔著牙和父母講六四的時候，楊立才在北京因為他的維權工作而抄家了。抄家－－好像是文革時代的詞語，又像是電視內株九族既friend， 如此奇怪以致我沒想過它能發生在我認識的人身上。但眼前的楊立才確確實實的告訴我他的家給抄了：「我連牙刷都沒有了。」
失驚無神被抄家
在北京798「藝術」區 白糖罐 生活的維權藝術家楊立才，某天突然被798的保安搶走發電機。他於是和朋友去派出所報案，但得不到幫助之餘反被扣押起來。十天後，楊立才獲釋回白糖罐，眼前的卻是一個廢墟，他就是這樣給抄家了。
「798說是合同問題（剛好合約到期），但我和798也沒有太大的過節啊。如果真的是合同問題，我續約，交個錢不就可以了嗎。他們也不用花那麼大的人力物 力把我趕出去。說是合同問題，那是謊言。物業背後是國保（國家保安局）。」實際上，798「藝術」區管理委員會和過保勾結並不是奇怪的事，因為委員會本身 就是由朝陽區政府（和七星集團）設立的－－從來不是甚麼獨立的機構。而作為維權藝術家，楊立才已經不是首次遭到國保的無理對待。
一次一次被打壓
在2008年底到2009年下半年，楊立才舉辦了名為「人電影」的獨立電影放影活動，專門播放一系列關於人權狀態，基層民主和維權事件的電影。「我在六月份《天安門》放映的第一天就被關到了派出所，當時就有國保用協商的口吻叫我不要放（天安門），雖然沒有法律依據……但還是取消了放映－－事實上就算不取消我也放不了，他們一直把我關在派出所直到放映時間結束才把我放回去。」同類事件在播放《自由城的囚徒》期間也發生了。「他們把我關了在派出所關到半夜。」
此外，楊立才的手機－－和香港很多社運參與者和組織者一樣－－都是長期處於被竊聽狀態：「常常聽到回音……收得也不清楚……短訊有時候超過十個小時才傳到，甚至消失。」更甚的是門禁，「有一次我在網上轉發一個快閃活動的消息……我還不是發起人……在活動當天就有一輛警車停了在我家門口。」回到抄家的原因？「批評政府，支持異見人士，和對人權和維權事件持續的關注」楊立才堅定的說（楊立才曾參與拍攝《公民調查》和簽署《零八憲章》）。
至於陪楊立才去酒仙橋公安局報案的朋友吳玉仁，就一直被押留在朝陽看守，至今已經51天了。被扣押的原因依然是不清不楚，「政府部門就不停的搪塞，推諉，你問他們就覺得沒有義務跟你講有甚麼法律依據，也沒有必要解釋。」就這樣，吳玉仁被不明不白的剝奪了自由，家人想去探望也不可以。「朝陽看守所說，被扣押期間家屬不可以探望，律師也只是可以見兩次，現在已經用了一次。但這規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那可是土皇帝！）這裡到處都是土皇帝。」
「其實警察也很受壓迫……於是才要從欺壓其他人來得到某種光榮感……現在的人啊，有兩種赤貧，一種是權力赤貧。人的權利可以隨時隨便隨意的剝奪，就像保安甚至超市營業員可以剝奪別人的權力。特別是維權人士，上訪的人，他們被當成某程度上的賤民。或者被打死打殘，或者被關進精神病院強逼吃藥。但也有人是人性赤貧，他們剝奪他人的權利，被權力代理人的管理下變得越來越過份，殘暴。」我們的憤怒，不應指向警察，而是背後更巨大的極權集團。
吳玉仁的父親年邁，身體也不好，派特森（吳玉仁的妻子）怕他知道兒子的情況會受刺激，就只能一直瞞著，「不敢跟父親說，只是說去香港參加展覽」。此外，根據律師傳達的消息，吳玉仁在被扣押期間還遭到了警察的暴力對待。「被衣服蒙著頭就被打了，大概三四個人吧。」被毆打後吳玉仁要求驗傷，「他們就給他照了Ｘ 光，但片子就遲遲沒有拿到」。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形容抄家後的生活，楊立才用了「顛沛」兩個字。「在朋友處住幾天，連衣服都是借來的。」最近搬到宋莊，住在弟弟租的一個院子裡。「荒草都長到腰」說的時候還 用手比劃著。「就一邊收拾家，一邊把生活恢復…… 去不同的政府機關申訴投訴，要求行政覆議，已經請了律師。」
那未來有甚麼打算？楊立才沉默了好久好久。「繼續做藝術，我還是有創作的衝動……現實就像混凝土，待在當中的人士很熱很難受的……（用藝術來壓驚？）藝術是有治療的作用……可以讓生活有超越的可能。可以讓人跳出跟前的景象，從另外一個層面關注現實。」眼前的楊立才，平靜得出奇。 「面臨困境，要更加淡定，要不然很難渡過難關。我不是戰士，不是為了抗爭而存在，是要回到生活本身。我們是有血有肉的，愛美的，能微笑的，要有內在的平靜，才能跟暴力和愚昧的抗爭，才能抵制他的傷害。要不然，說暴力你不夠他暴力，說愚昧你不想比他更愚昧……就好像對警察說一句你媽叫你吃飯，可能比強硬的口號更能化解（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