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2011年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星期三在中国大连拉开帷幕。出席论坛开幕式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已是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国家。专家对此有何评论？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改善了本国人民福祉，也成为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上温家宝总理掷地有声的宣称是否说明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之后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有人说中国早已达标， 甚至超标，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成为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国家的火候还没有够。持这后一种观点的北京“后改革思想网”总编律师陈永苗表示，“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其实都是官场经济”： “可以说基本上都离不开政府在推动。假设说在一个县城里面不是官场的公费款消费的话，基本上整个县城的经济都已经垮掉了。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好象是市场经济，其实整个是政府在主导的。比如温家宝说抛出四万亿，那么他抛给了谁呢？抛给了央企、抛给了政府主导的工程里面。所以，我觉得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它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标准还远得要死。”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国际贸易中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参照指标。如果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他国， 特别是欧美主要国家承认，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调查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现在，温家宝总理的宣称有没有可能影响欧美主要国家在中国是否已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俄亥俄州政治学家冉伯恭教授对此表示： “基本上看中国在经济方面各种的控制。特别是国家的国有企业各方面得到优势不符合西方自由经济的定义。最近美国和许多欧盟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立场不会有改变。” 虽然“不会有改变”意味着欧美主要国家至少近期还不会承认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但迄今全球已经有80多个在国际贸易中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的国家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根据中国1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规定，中国将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之后、即最迟在2016年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时自动享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能否得到现实中欧美国家的承认？冉教授对此表示： “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还有5年时间。这个时间也不算太短了。就看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中国内部经济、政治改革的前景，还和整个世界经济前景都有关系。到时候究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态度有什么决定，现在恐怕还不能完全看清楚。” 不过， 北京的陈永苗表示， 由于西方国家原来希望借中国加入世贸而逐渐改变中国的思想基础已经“破裂”，未来几年的情形不好判断： “因为欧美、美国虽然原来都是以加入世贸以及其他的对共产党进行开放的措施都基于一个政治上的认识：认为中共的体制能够像自由体制转化。但是现在欧盟跟美国很多的外交界已经认为这种认识基础已经破裂了。就认为这种体制不可能像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了。” 中国 “博客中国“网络版星期三有评论说，中国是否真的如温家宝所言已成为“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取决于中国是否已经 “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充满竞争的上层建筑”和 “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充满竞争的民主政体”评论认为，中国迄今还没有具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难产”与“滑稽”一般是不容易扯到一起的，但中国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却好像让中外观察家们不约而同地把难产与滑稽这两个平时截然不同的属性描述糅合在一起。 *英国《 电讯报 》的幽默* 本星期在大连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时候，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中国官方的中文媒体对温家宝在大连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予以低调的报道，但英国《电讯报》9月16发表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的博文，以颇有黑色幽默的口吻描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难产又滑稽的现状。 福斯特博文的标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否定中国人民合理的诉求。” 在这乍看上去令人难免觉得沉重甚至困惑的标题之下，福斯特立即将这个话题轻松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星期在大连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提出（又是再一次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重复说了一年前在一系列讲话中所说的话。…… “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哇，说句大实话，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就要全心全意开始政治改革了。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国在向政治改革的相反的方向移动。 “温家宝大谈中国需要‘法治。’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那么多的中国人失踪。因此，中国没有法治，除非你把中国要修改法律、让这种‘失踪’合法化也算作法治。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是超乎法律的，而且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制定的。” *中国网民的幽默* 要说幽默，中国人显然不缺乏幽默的基因。就中国政治以及政治改革这类沉重的话题而言，中国网民展示出不亚于任何外国人的幽默（有关中国网民的政治幽默，可参看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微博挑战胡锦涛 ”）。 在英国《电讯报》发表福斯特上述博文的同一天，中国的新浪微搏有一位网名“史密斯的空间”的网民就同一个话题发表微搏，言简意赅又幽默地描述了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产又滑稽的状况： “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是最后一次说，还记得当年胡主席在米国大学激昂的演讲，民主政治改革。下面呢，就像太监一样下面没了。要换届了，又抛出这一套，估计到习主席，又要变太监了。” *新华社播发的美妙电讯*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官方面向中国公众的媒体对温家宝在大连发出的有关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的讲话给予了十分低调、淡化的处理。 中国官方权威的 新华网 显然没有专门的中文报道，但新华网用于对外宣传的英文版9月14日发出详细的报道，向英语世界的人们展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美妙、美好前景。 新华网从大连发出的那则英文报道题目是，“中国总理具体提出政治改革的五项任务。”报道说： “温家宝总理星期三指出，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政府必须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总理指出，为了促进政治改革，政府必须完成五项任务，即依法治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腐败。 “温家宝表示，‘在上述五项工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也是难点和重点，那就是有序地扩大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腐败。’” * 美联社 报道的严酷现实* 假如说新华社报道的温家宝总理14日在大连所展示的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是美妙的，美联社16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则展示了中国的严酷政治现实。 目前，中国各地即将举行或正在举行基层立法机构（人代会）选举。许多中国公民按照中国的选举法积极参选，试图履行自己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利。 面对积极参政、认真进行中国民主建设的中国公民，中国各地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又是如何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呢？ 美联社16日发表记者克里斯托弗·波丁的报道说：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但由于执政的共产党试图压制对党的权力垄断的任何威胁，他们面对的是艰难险阻。” “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科学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表示，（中国）独立候选人的人数大增，显示了中国人希望国家由专制和平地转向政府更加对选民负责。这就可能让这些独立候选人跟党发生冲突。他说，党的核心利益就是‘阻止任何会终结专权体制的事情。’” *日本《 产经新闻 》发表见解* 多年来，在形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时候，中外观察家常用的形容词包括“难产，”“举步维艰，”“千呼万唤不出来。”但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普通中国公民、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见解。 日本《产经新闻》9月13日发表在香港的三菱证券产业调查分析家稻垣清的专栏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见解。稻垣清的认为，假如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干部的特权不破除，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的前途就没有希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干部可以得到国家提供的住房、厨师、专业司机，也可以得到家具、空调之类的费用。……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四十年来持续变化，不变的是干部的贪污腐败。今年2月，中国铁道部长因涉嫌贪污腐败被解职，这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干部的腐败更是不堪入目。” “在毛泽东时代，一般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如今，（干部与国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差异事实上已经不再受到上层的注意。假如不大力改革党政干部的‘特权制度，’即将迎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就没有未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2011年9月9日，最高法网站上公开了“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公众首次看到全文，许多人还以为最高法又出了针对强拆的新招。定睛细看，该“紧急通知”的发布日期为5月6日。通知要求地方法院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的强拆，希望司法强拆是法院裁决、政府执行，而不是法院裁决执行一把抓、冲在强拆第一线。 这一维护司法权威和尊严的苦心值得肯定。不过，有些地方政府的大条神经似乎理解不了这么高雅的旨趣，这点“文字障”哪能挡得住他们创新拆迁模式的决心？强拆已然冲破种种障碍，以至于达到了任尔舆情汹汹、我自岿然不动的境界。 2007年物权法颁行之时，许多人对这部历经了旷日持久博弈才出台的法律寄予厚望，觉得中国从此踏上了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强拆之类的“前文明”权力行为从此失去了合法性。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因为物权是民法的中枢，民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最重要的法律。拿破仑倒台，他颁行的宪法成了废纸，他热衷的帝业成了废墟，但他主持编纂的《法国民法典》，却穿透帝制与共和的更替，一直延续下来，是为不朽的《拿破仑法典》。 但我们这部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对强拆完全使不上劲，地方政府手中的尚方宝剑是国务院2001年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公共利益”筐着，什么样的拆迁不可以往里装？ 2009年成都发生了唐福珍自焚事件，大家觉得旧拆迁条例是血拆的元凶，政府的反应也快，立即启动了修订程序。就在新条例难产之时，2010年江西宜黄血拆来了，舆论认为不能再拖，2011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众人祈盼中出世，“司法强拆”代替了“行政强拆”。 可惜，新征收条例不给力，有负大家的厚爱，2011年5月2日辽宁盘锦杨东明手刃强拆者，催生了三份通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上述这份紧急通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要求各地贯彻新征收条例和《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的通知，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三道金牌照样没能挡住强拆的滚滚车轮。 就这样，面对强拆，法律压不住，条例来撑场；条例也摆不平，通知来救场，甚至通知的通知都来了。法网越织越密，却怎么也缚不住强拆，强拆怎么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什么法也治不了它？ 谜底可从长沙创新拆迁模式管窥到，据《经济观察报》9月9日报道，长沙模式早在2008年就上马了，2009年8月长沙市政府更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拆迁工作的意见》，清晰阐释了该模式：“坚持‘无偿拆违、有偿拆迁’，以拆违促进拆迁。国土、规划部门依法对全市已建违法违章建筑进行认定，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城管综合执法部门依据国土、规划部门的处理意见，做出限期拆除决定。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依法由区人民政府责成城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实施强制拆除。” 真正的违章建筑固然要法律来管，但这一模式的精髓却是：当政府与民众无法就拆迁补偿条件达成一致时，政府就让相关部门以最严格的标准，来核查房屋的相关手续是否齐全，一旦发现有不到位之处，就将该房屋定性为违章建筑，由城管来强制拆除，且没有一分钱补偿。在这一模式下，哪怕你有房屋所有权证，都可以立马作废！据悉，各地去长沙取经的络绎不绝，长沙模式星火燎原，已在100个城市铺开。 在强拆上，不少地方政府的意见已然扛过了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看似绵绵密密的法网，只不过给地方政府多了几样趁手的武器用来治不肯搬迁的“刁民”。党政强势主导，司法地方化困境之下，如此选择性执法，“总有个法治你”的“法治”，怎能不令国人苦笑？ 盖越织越密的法网，只会让“法治”异化为两副面孔，一是“什么法都治不了不羁的权力”，一是“总有一款法治得了不驯的权利”。 法治其实很平凡，不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已。恢复法律至上，让法律而非任何人来统治，官与民才可能平等，人人平等才有可能。所谓“人民当家做主”，只能是人民及其民意代表通过的法律来当家做主。法律没有权威，人民也就没有尊严。法治，何妨从做实宪法和物权法上的公民权利开始，让一切有违真正法律的条例、通知和意见失去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