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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涉及十个省市的防逃追讨协调机制试点工作，专门对付携款外逃的贪官。有评论指出，类似的机制无法对付成千上万的贪官，也根本无法杜绝官员外逃。 十个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云南和黑龙江。 新华社报道说，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期是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这标志着防逃追逃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人民日报则报道说，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本周在上海主持试点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员密切配合，要“清醒认识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防逃追逃工作深入开展”。 对于各地方纪委而言，防逃追逃的工作重点在于防止贪官携款潜逃。 报道说，试点地区，将针对因私出国（境）登记备案、出国（境）证照审批保管、出入境资金监测等重点环节，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管。 中国网络作家刘先生介绍说，因为省级纪委无法监管本地官员在外地的活动，因此需要中纪委出面建立协调机制。 “现在中国的贪官往往他的钱都是在其他省市。进行投资也好、洗钱也好反正是造成查处起来困难较大。本地区的省级的纪委可以查处这些官员。一旦跨省追查的时候就不行。现在可能就成立这种协调。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这些省市串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扩大查处范围吧。” 中国政府从未公布中国外逃官员及其转移的资金总数。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今年6月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万6000至1万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该报告表示，腐败官员转移资产主要采取八种方式，包括通过地下钱庄、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在境外直接完成贪污受贿过程等形式，而贪官潜逃的境外地点，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 刘先生表示，中国贪污盛行，贪官数量巨大，他们大部分早已准备好退路，他不相信所谓多省市的协调就能够杜绝这种现象。 “实际上贪官的资金运作以及防稽查手段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光靠表面上的这种追查、严防根本是防不胜防。很多人时候身上背着很多护照的。一有吹草动马上就走人了。贪官也有自己的一个网络体系。在中国有个名词叫做‘后路工程’。提供假护照、提供海外投资、海外移民，什么快速通道。后路工程其实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 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则分析说，中国政府下决心围堵贪官，也凸显最近两年贪官向境外转移资金的情况严重。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让很多官员感到了至少是要比风吹草动要严重。很多官员现在千方百地安排逃走。不仅是造成整个政权的信心崩塌，更重要的是它会掏空整个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的财富绝大部分在这些人手里。如果他们成功地都跑了。还有一个示范效应，那中国的财富就十成就去了七八成了。” 他分析说说，过去贪官向境外转移资金，多数通过外资的形式重新回到继续发财，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放缓的迹象，发财渠道减少，而政治前景又不甚明朗，因此各级贪官和他们掌握的财富，很可能将从此一去不复返。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未来的公公婆婆，未来的岳父岳母，请您关注一下农民工子弟 “卢美美事件”，媒体关注了很多关键词，比如华商会、希望工程、10％管理费、富二代、慈善事业……但或多或少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未来领袖”。卢星宇的职务，除了招惹争议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最显赫的就是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未来领袖——多好的概念，寄托了富一代多少的光荣与梦想。事实再一次证明，所有富二代的风波，其实都是富一代的问题。 未来领袖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风生水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如今都开始面临接班人的问题。即便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也要自己的子弟可以“管理”职业经理人啊。富不过三代的谶语时时响起，富一代的焦虑如影随形。但问题是，未来领袖可以自封吗？可以在俱乐部里诞生吗？ 查各类词典，“领袖”一词都指向为他人做表率的人或者领导众人的人。可见他人是否认同你这个表率或者是否愿意被你引领，是你能否成为领袖的惟一标准。如今，那些炫富的富二代，不被板砖打死和口水淹死就不错了，可以“领”个啥呢，充其量“拎”个包吧，哪怕是爱马仕。 如果不能引领民众，只会拎个名包，那就无论如何做不了未来领袖，只能成为“喂！那拎包的”啊！ 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领袖人物的出身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前，领袖人物相当多出身于中农、富农甚至小地主家庭。这些家庭善于经营，略有积蓄，可以供子弟读书，甚至出国留学，他们雇长工但自己也做工，所以子弟容易体会农民的疾苦；他们或许剥削人但自己也被压迫，所以子弟不难发现不平等的罪恶。他们不像很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难以自拔于既得利益和奢侈悠闲的生活圈子；也不像一般的贫雇农老实巴交，没有文化，无法靠自己找到方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理念并和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领袖。 另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后，领袖人物相当多地出身于小城镇。小城镇离农村广阔天地不远，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家族中就有农村的亲戚，但大城市的文明之风也最先熏陶着小城镇，图书馆、电影院、跳舞场、文学社……启蒙和聚集无数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你在任何一个小城镇，都可以找到心怀天下的人们，他们会跟你讨论国家大事，关注南海风云，分析台海局势。在我上大学前后，发现相当多的大学生来自这样的小城镇，特别是来自中小学教师、医生、小公务员家庭。小城镇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取城乡各自之长，避城乡各自之短，终成气候。 由此，未来五十年，未来领袖的出身，或可能相对密集地出自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孩子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家庭。 由于是独生子女，相当比例的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他们上不惯农村的厕所，晒不得太阳，经不起风雨。他们最令人担忧的通病就是不懂感恩，不愿付出，不懂得珍惜，觉得一切对他的好都理所当然。而至今留守农村的孩子，很多缺少电视，没有网络，读书还很困难，远离文明的脚步和科技的洗礼。独有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子弟，他们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务实和农民式的智慧；跟随父母打工的步伐，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靠步行、坐牛车和挤火车走遍中国；他们住过各种宿舍，甚至以天为房，适应各种生存条件；他们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对任何获得都报以灿烂的笑脸；而且他们亲身感受到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体会知识改变命运，网络改变生活；如果他们行万里路的同时，还读了万卷书，他们之间的佼佼者，没有理由不成为未来中国各行各业的领袖。 也许，有人这样反驳我，难道你没发现：近年来贫寒子弟离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越来越远了吗？我只能说短时段的波动，不会动摇长时段的历史动向。更何况领袖也不是靠大学培养的，即使出身于名牌大学的领袖，他也一定会承认社会的大学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所以，所有关注未来中国和中国未来的人们，特别是目前有能力进行资源配置、有条件跟踪学术研究的有识之士，不要忽视农民工子弟这一个群体。打破一切横亘于他们与这个城市间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让他们有同等求学求职的机会，参与而且共享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其实就是给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自八日起在大陸各大書店發售的《朱鎔基講話實錄》，躍上報紙版面卻成為禁書，南方周末專版報導在北京竟被抽版，言論管制背後實為敏感的政治角力。     　《朱鎔基講話實錄》最大賣點，在於將一堆他在大陸國務院全體會議中講話全盤托出，包括「如果不去關心人民的疾苦，我當什麼總理」、老早就預言房地產過熱，現任當政者聽來，想必十分刺耳。     　回想朱鎔基於一九九八接任總理時，「留一口棺材給自己」那種豪情澎湃，撼動全球；在○三年退休時，他與江澤民領頭的上海幫，是寫下鐵血宰相傳奇，還是無言的結局？大陸貧富差距、區域發展不平衡、貪腐問題，是更嚴重還是消聲匿跡？很多統計數字都會說話。     　時值明年胡錦濤與溫家寶將卸下黨職之際，大陸各地時有民眾抗爭、居民因通膨收入銳減，只是種種問題有多少是前任遺留，多少是自己種的因？也必須分清楚。胡溫體制致力改善農民與貧民生活，也必須替其說句公道話。     　隨江澤民出院在玉泉山療養，北京又不斷傳出仍有勢力認為總理接班人李克強與溫家寶太像，力拱與朱鎔基相似的硬漢王岐山出任總理。大陸媒體利用朱鎔基新書以古諷今的背後，作為局外人，箇中總理與政治之爭，不可不察。

清新面孔与国会辩论 （2011-09-10）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于时语：911恐怖袭击10年祭 [时事漫画] 利比亚要求尼日尔 不让卡达菲入境 [中国早点] 爱台湾 ／ 爱电影 [中国政情] 中国亿万富豪146人创纪录 ● 何惜薇 43岁的柏默获提名跟他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推举他当议长的原因再多，也不比这么做所传达的信息来得重要。只要把议长人选放在自5月大选以来，执政党动作异常频繁的大背景下，就不会对总理的这一宣布感到不可思议了。 李显龙总理星期二宣布提名榜鹅东单选区议员柏默为新任国会议长后，许多执政党国会议员，特别是相对资深的议员都不禁“哇”了一声。 　　让众多议员感到意外的原因包括：本届国会的反对党议员人数比以前多，大家以为获提名议长者会是个镇得住场面的老将；议长应熟悉国会辩论等议事程序，并且受国会同僚爱戴，再说过去几届的国会议长都由非常资深的国会议员担任；无论是即将卸下议长一职的阿都拉或之前的陈树群都曾是副议长，但柏默却不曾是。 　　不过，就算一度盛传刚卸下内阁要职的黄根成、马宝山和林双吉都有可能当议长，有些议员不表示同意。率直的如切单选区议员张有福就说：“我们不希望让人以为，国会议长职位是保留给退休部长的安慰奖。” 　　他也说，前副总理黄根成和前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与柏默属于不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他们可能无法像柏默那样有耐心听反对党议员在国会里唱反调。 　　另有一些议员觉得柏默没有历史包袱，也更年轻，会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非人民行动党的声音。 　　我倒觉得，43岁的柏默获提名跟他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推举他当议长的原因再多，也不比这么做所传达的信息来得重要。 　　其实，只要把议长人选放在自5月大选以来，执政党动作异常频繁的大背景下，就不会对总理的这一宣布感到不可思议了。 　　先是时任国务资政的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宣布退位，带来“一个时代的终结”；再来内阁大换血，把人数从21个减少到15个并且把内阁部长平均年龄从59岁降至53岁，然后是李总理宣布设立委员会检讨部长薪金，表示“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神圣不可动摇”，以及陆续调整多项政策。一连串的宣布和人事调动无不传达行动党“求变”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