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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oves to reduce number of crimes punishable by death Human rights groups welcome proposals but say that 55 common offences remain unaffected Jonathan Watts in Beijing guardian.co.uk , Monday 23 August 2010 16.29 BST Article history If proposals are accepted, the crime of smuggling endangered animals such as the leatherback turtle (above) is one of those that will no longer be subject to the death penalty. Photograph: Natural England/PA   China is moving to soften its image as the world’s biggest executioner by remov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tax dodging, fiddling receipts and smuggling endangered animals.   The maximum sentence for these and 10 other crimes that can currently be punished by lethal injec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under a draft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code, which still has to be officially approved, the state media reported today.

丁学良：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发布时间： 2010年08月27日 13:43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杂志 　 本刊资深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丁学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像个书的丛林。大概只有20平米，书架12个，像竹笋一样长得没章法。其余的书以碉堡的样式从地面长出来，层层叠叠掩着角落里那张办公桌，丁学良就埋在桌子后头。   继“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惊人之语后，近几年来，公共平台上很少听到丁教授的声音。“一来是忙，忙得没办法追究；二来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没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么都不干，只追究一件事，或许能追究出一点名堂。”   他忙于跟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为该校建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帮忙。德国人的严谨、较真，使他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沟通与文件起草。在这样的状态里，交谈变得紧凑——只要你给出关键词，丁教授那带着皖音、偶尔夹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便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流出。他甚至有时候都没听清你在问什么，就一路讲开去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   丁学良：老爷子在养老院。我前一阵去美国一个礼拜，每天给他打电话，只能跟录音电话讲话。找遍了我能打电话的他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的老师大概跑到395米了。我们这辈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

寻求大学之道 贺卫方 2010 年09月06日  《中关村》杂志 作者按：这是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学者的共和国》一书所作自序，在《中关村》杂志发表的这个“版本”有些删节。 —————————————————————————————— 在今天，大学以及更广泛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由于某种也许不无道理的假定，许多人认为一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因而国力不足，大学则难辞其咎。大学集中了最多的尖端人才，每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照例伴随着对于本国大学的不满。由于大学教授们经常参与国家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因此这些政策或法律所导致的后果——经常是不那么好的后果——也很自然地要部分地由教授们来承担。近年来，大学合并，大学扩招，大学人事改革，大学教授抄袭，大学债务缠身……凡此种种，都会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媒体报道，街巷议论，网络“拍砖”，不一而足。   看起来，比起中世纪欧洲以及近代以象牙塔相标榜的那些大学，今天的大学已经很难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了。而且中国的大学也许面临着跟西方不同的境遇。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我们的大学诞生之际就没有在象牙塔里，可谓生于忧患之世，承载着振兴国运、拯救民瘼的大使命。另外，由于主要大学均系政府建立，新生大学一开始便与国家具有了太过紧密的关系。在西方，大学最早就在教会与世俗政府相互冲突的局面下寻求独立的空间，而我们的大学却更多的是国立并受到国家的控制的。虽然1952年之前，教会以及私立大学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记录(突出的例子如燕京、东吴、南开等)，但是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以后，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就日益强化。到1952年以所谓“院系调整”为名目的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内的大学就是清一色的国立化了。 　　 当高等教育整体变成了国家的垄断事业，大学的处境就全然不同于以往了。当然，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是一种消解了冲突和矛盾的学说。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学的任务，课程的安排，大学的培养方向，大学与国家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事项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从前大学要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下，闹独立，要自由，就成为一种在逻辑上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了。其实，过去的那种所谓“计划经济”要依据计划来安排绝不只限于经济(正如市场经济也不只是一种经济安排方式一样)；政治权力的架构也必然是命令－服从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计划模式一定要延伸到学术知识以及思想等领域，甚至思想领域的高度统一乃是何以能够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 　　 不消说，跟计划经济正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过程里，大学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找回那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这些精神固然包括自由、独立等价值理念，同时，也必须从一些具体环节上把理念化作有形的制度和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的自治、教授治校、大学与商业以及流俗之间的距离以及鼓励追求真理与创新的相关规范和制度，从而使大学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学者的共和国。 　　 欧洲的大学从一开始也面临着某种自治上的困难。君主以及地方权贵和临近的地方宗教当局希望控制大学，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因为强化集权以及抑制异端的需要而力图把新生的大学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不过，正是这种两种势力之间的拉锯却反而成全了大学的独立。另外，早期大学在遇到地方当局或大学所在地居民的干预的时候，还有一个“杀手锏”——撤离。当时的大学并没有后来我们习见的那种校舍，所谓图书馆也是藏书寥寥(直到1338年巴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只有1722册)，所以搬家是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近代，启蒙运动和权利保障体制的建立彻底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正当性，虽然在某些特殊时刻，它们还会受到一些考验。当大学取得了自治的地位，就会形成与独立相适应的一些管理模式和学术教育制度，大学之道也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风范而展现。当然，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大学前行的路途上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学正在谋求更大的规模，力图对社会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到某种难题。规模巨大意味着精英教育传统的式微；影响社会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西方似乎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但是在我们这里，历时性与共时性却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大学发展的特殊境遇。   我新近付梓的《学者的共和国》一书，从内容看，涉及到的正是前述大学的理念与制度的基本事项。自己在大学教书已经二十多年了，说来对于大学教育尤其是其中的弊端应当有相当的经验和思考。不过，随着知识界分工的深入，教育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那些从事教学，但专业却并非教育学的人们要在教育学领域发言就多少有些“野狐禅”的味道，仿佛那句把写字的人和书法理论家区分开来的老话——“善书者不鉴，善鉴者不书”。这本以大学为主题的书无意追求成为研究大学教育的专门著作，读者从收入其中的文章的风格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驳杂与散漫。全书开始于我停招研究生的公开信及其引发的后续讨论，之后的第二编是自己关于大学精神的一些随笔、访谈和演讲。接着第三编是对一些更具体的学术规范的讨论，最后一编写人谈书，通过人与书，思考知识分子的风范。由于不少内容跟自己亲历事件与周遭环境密切关联，不妨说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里大学教师状态的一个标本，显示出他们在探索知识、教书育人以及追求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过程中的理想、努力、欢愉和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