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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oves to reduce number of crimes punishable by death Human rights groups welcome proposals but say that 55 common offences remain unaffected Jonathan Watts in Beijing guardian.co.uk , Monday 23 August 2010 16.29 BST Article history If proposals are accepted, the crime of smuggling endangered animals such as the leatherback turtle (above) is one of those that will no longer be subject to the death penalty. Photograph: Natural England/PA   China is moving to soften its image as the world’s biggest executioner by remov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tax dodging, fiddling receipts and smuggling endangered animals.   The maximum sentence for these and 10 other crimes that can currently be punished by lethal injec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under a draft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code, which still has to be officially approved, the state media reported today.

寻求大学之道 贺卫方 2010 年09月06日  《中关村》杂志 作者按：这是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学者的共和国》一书所作自序，在《中关村》杂志发表的这个“版本”有些删节。 —————————————————————————————— 在今天，大学以及更广泛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由于某种也许不无道理的假定，许多人认为一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因而国力不足，大学则难辞其咎。大学集中了最多的尖端人才，每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照例伴随着对于本国大学的不满。由于大学教授们经常参与国家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因此这些政策或法律所导致的后果——经常是不那么好的后果——也很自然地要部分地由教授们来承担。近年来，大学合并，大学扩招，大学人事改革，大学教授抄袭，大学债务缠身……凡此种种，都会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媒体报道，街巷议论，网络“拍砖”，不一而足。   看起来，比起中世纪欧洲以及近代以象牙塔相标榜的那些大学，今天的大学已经很难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了。而且中国的大学也许面临着跟西方不同的境遇。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我们的大学诞生之际就没有在象牙塔里，可谓生于忧患之世，承载着振兴国运、拯救民瘼的大使命。另外，由于主要大学均系政府建立，新生大学一开始便与国家具有了太过紧密的关系。在西方，大学最早就在教会与世俗政府相互冲突的局面下寻求独立的空间，而我们的大学却更多的是国立并受到国家的控制的。虽然1952年之前，教会以及私立大学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记录(突出的例子如燕京、东吴、南开等)，但是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以后，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就日益强化。到1952年以所谓“院系调整”为名目的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内的大学就是清一色的国立化了。 　　 当高等教育整体变成了国家的垄断事业，大学的处境就全然不同于以往了。当然，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是一种消解了冲突和矛盾的学说。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学的任务，课程的安排，大学的培养方向，大学与国家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事项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从前大学要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下，闹独立，要自由，就成为一种在逻辑上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了。其实，过去的那种所谓“计划经济”要依据计划来安排绝不只限于经济(正如市场经济也不只是一种经济安排方式一样)；政治权力的架构也必然是命令－服从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计划模式一定要延伸到学术知识以及思想等领域，甚至思想领域的高度统一乃是何以能够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 　　 不消说，跟计划经济正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过程里，大学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找回那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这些精神固然包括自由、独立等价值理念，同时，也必须从一些具体环节上把理念化作有形的制度和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的自治、教授治校、大学与商业以及流俗之间的距离以及鼓励追求真理与创新的相关规范和制度，从而使大学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学者的共和国。 　　 欧洲的大学从一开始也面临着某种自治上的困难。君主以及地方权贵和临近的地方宗教当局希望控制大学，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因为强化集权以及抑制异端的需要而力图把新生的大学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不过，正是这种两种势力之间的拉锯却反而成全了大学的独立。另外，早期大学在遇到地方当局或大学所在地居民的干预的时候，还有一个“杀手锏”——撤离。当时的大学并没有后来我们习见的那种校舍，所谓图书馆也是藏书寥寥(直到1338年巴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只有1722册)，所以搬家是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近代，启蒙运动和权利保障体制的建立彻底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正当性，虽然在某些特殊时刻，它们还会受到一些考验。当大学取得了自治的地位，就会形成与独立相适应的一些管理模式和学术教育制度，大学之道也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风范而展现。当然，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大学前行的路途上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学正在谋求更大的规模，力图对社会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到某种难题。规模巨大意味着精英教育传统的式微；影响社会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西方似乎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但是在我们这里，历时性与共时性却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大学发展的特殊境遇。   我新近付梓的《学者的共和国》一书，从内容看，涉及到的正是前述大学的理念与制度的基本事项。自己在大学教书已经二十多年了，说来对于大学教育尤其是其中的弊端应当有相当的经验和思考。不过，随着知识界分工的深入，教育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那些从事教学，但专业却并非教育学的人们要在教育学领域发言就多少有些“野狐禅”的味道，仿佛那句把写字的人和书法理论家区分开来的老话——“善书者不鉴，善鉴者不书”。这本以大学为主题的书无意追求成为研究大学教育的专门著作，读者从收入其中的文章的风格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驳杂与散漫。全书开始于我停招研究生的公开信及其引发的后续讨论，之后的第二编是自己关于大学精神的一些随笔、访谈和演讲。接着第三编是对一些更具体的学术规范的讨论，最后一编写人谈书，通过人与书，思考知识分子的风范。由于不少内容跟自己亲历事件与周遭环境密切关联，不妨说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里大学教师状态的一个标本，显示出他们在探索知识、教书育人以及追求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过程中的理想、努力、欢愉和苦闷。

言论与科研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载《时代周报》2010年9月23日  http://www.time-weekly.com/show.php?contentid-9704.html   最近这些年，对高校公共政治课有很多议论，因为其研究和教学都在一步步扩张，课题数和研究经费在增加，某些学校开设的科目也在增加。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教师都很无奈。当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想方设法地扩大政治课的覆盖面，继而从中获利。      公共政治课的设置有增强学生对现行制度的认同感的考虑，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得而知。据我了解，学生对这些课程大多都是很抵触的。选这类课大多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大多数教师的教学过程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如果要放开了讲，就会“出格”、惹麻烦，所以，很多老师在课堂上就只是照本宣科。更严重的是，这套刻板的理论没办法让学生感觉到它是一个追求真理、理性探索的知识体系，总有一些教条是不能质疑的。久而久之，大家都变成了“两面人”，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从理解，并学会心口不一，口头上说一套，心中则别有一番想法，这影响到整个国民的心理状态和诚信，确实是特别值得关切的。      一直以来政治课的改革都很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决策人不能随意地改革，因为整个国家的话语模式没有多少变化，没办法突破以前的窠臼。一个国家在政治理论上的创新，必须建立在言论思想自由、科研自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理论建设就难以突破。此外，大学教育里需要一种令人心智走向崇高、灵魂有所升华的课程，我们到底通过怎样的课程设置和环境改造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今天大学里的工作者，包括教育者和行政管理者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在台湾，过去也有“三民主义”和党义的教育，而且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后来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转而教授什么是公民的精神与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国家与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来创造一个令所有人的尊严都得到维护的社会等课程。如果要改革，就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去考虑如何设计，如何通过历史的、宗教的、政治理论的教育，来培养心智和人格健全的新一代公民。      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去理解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政府对公民有何义务，它的权力应当受到怎样的限制，为什么要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如何去保障这些自由，以及如何去获得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这是需要通过某种课程来体现的。  

目击枪毙巫炳源、王永增 李振盛 1968 年4 月5 日 ，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 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 ( 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 ) ，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1968 年 1 月 1 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 16 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 ” 。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 6811 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 ”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 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这 8 个人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以后，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强迫跪下，然后由 8 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的距离，从脑后被开枪把他们打死。当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执法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遭枪击而东倒西歪的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再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一枪毙命…… 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 27 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 8 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 ” 莱卡 M3″ 相机上只有 35 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当天，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生怕同事们看到这些底片，他们当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领导则会找我谈话作批评。这次我是在他们都下班回家了，晚间一个人钻进暗房里去冲胶卷，赶紧把湿漉漉的胶片放进烘干箱里用电风扇吹干，收起来藏到我用的资料柜在抽匣最后边特制的暗层里保存起来。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简易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作到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报社食堂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自从这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 ” 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 直到 2000 年，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在纽约与我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和我的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当年拍摄的这上千张照片。为此，当我在纽约的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今天， 2007 年 4 月 5 日，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想起 39 年前的 1968 年的清明节，我曾拍摄记录了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 8 个人的一组照片，现选出一部分发到博联社博客上，供博友网友借以反思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 2007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写于北京无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