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民意，这是现行刑诉法的第二次修正，修正内容有可能超过原条文的1/4。修正的大方向显然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这个大方向是中国社会这十几年对公平正义不断追求的结果，今天中国人对程序正义的觉醒是空前的。然而中外舆论对刑诉法修正案并未报以掌声，反而围绕‘拘留通知条款’提出并不专业的质疑，认为修正案对就拘捕通知家属的几项例外规定，是为‘秘密拘捕’埋下的伏笔，一些人宣称这是刑诉法的‘明显的倒退’。 ”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 “ 以草案全文正式发布为节点，法律界人士对于本部草案的评价态度迥异。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在此前后，刑诉法草案呈现给公众的印象甚至可用截然相反来形容：草案公布前，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所能看到的皆是被归结为几大‘亮点’的正面评价；但在期待值日渐升高的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部令人五味杂陈的草案文本。‘进步处如小脚老太，退步的地方像奸夫狂奔’，这已不是个别法律人的个别感慨。”“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关键时刻，它关乎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并将直接影响亿万共和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诉法大修，必须直面公众的所有不安与恐惧，更好地体现‘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程序法要义。” 北京《经济观察网》署名张培鸿的评论称：“真正的问题不是允不允许秘密侦查和监听监视的问题，而是该如何限制这些措施被滥用，防止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对此问题，草案的规定完全不能让人放心。且不说它将通过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得到的线索和材料完全合法化、证据化了，而且启动这些针对不特定公民实施的手段在审批和决策程序上又实在过于随意，因此一旦颁布实施，势必面临被滥用的危险，严重侵犯人权。”“至于监视居住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的虽然不多，但此次修改却有几处值得警惕的动向：一是明确了可以不在自己家中，而是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其它地方实施监视居住，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变相羁押；二是草案规定有碍侦查或者符合其它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家属监视居住的地点，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强迫失踪’。鉴于监视居住时间可以长达半年，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将是非常恐怖的。” 重庆《时代信报》署名郭文婧的评论称：“‘秘密拘捕’或许有存在的某种必要，简单将‘秘密拘捕’入法说成是刑法的大倒退，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坚持一点，‘秘密拘捕’是例外，是特殊情况，而绝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常态。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无程序正义，即无正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也就是说，即使是“秘密拘捕”，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并经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使用。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草案’让我们看到了可以‘秘密拘捕’的根据，却没让我们看到相应的程序和救济措施。”“法治信仰的确立，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的‘有法必依’来慢慢塑型。而对法治信仰的破坏，是非常容易的，一条不符合人性、人权的法律规定，一次不公正的法律适用，就可能将一个人的法律信仰大厦颠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立法，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北京《法制日报》署名王石川的评论称： “哈药六厂的‘皇宫’，正是老百姓的惶恐，它越奢靡，人们越担心药贵，此外人们还惶恐于国企利润的流向，如果利润被糟蹋，受损的是国人利益。”“近几年，央企上缴分红不足，是坊间诟病的一大焦点话题。就连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也认为，目前中国央企给国家分红不足，使得不断增长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署名一记者的评论称：“哈药六厂生产的‘纯中纯’饮用水致癌物超标风波尚未过去，又因主楼豪华装潢赛皇宫而引发质疑。”“哈药六厂接连爆出的这两条负面消息，都是很容易引来观者恶感的事件。前者涉及敏感的食品安全问题，后者涉嫌的是一个国企的挥霍。而当两起事件在时间上又如此密集时，舆论的激烈情绪自然就不难理解了。”“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两年前中石化的‘天价吊灯’事件，被视为垄断企业奢侈型消费的标本案例，一度引发的是怎样的批评潮。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一向是暴利型企业的样板。一边是极少的分红，一边是奢侈型的消费，两相比较来看，确实让社会舆论情何以堪。” “概言之，哈药六厂暴露出的问题，并不孤立，是这个社会上相关问题的缩影。哈药六厂只是一个‘靶子’，在承受着宽泛意义上的舆论批评聚焦之后的痛楚。” 上海《文汇报》署名顾骏的评论称：“问题在于，哈药六厂挥霍公帑背后的体制机制因素，在国有企业乃至各地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不同表现形式下，其共同特征就是将公共利益或公共资源部门化。仅仅今年引发舆论强烈而且集中质疑的几起公共事件，如故宫‘十重门’、由郭美美炫富而发端的官办慈善机构不规范运作，等等，反映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公共管理的职权配置和公共事业的资源配置，本应服务于公共目标，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却有可能演变成部门私利，成为一小部分人可以形式上合法地享受甚或直接非法地占有的猎物，形形色色的‘监守自盗’层出不穷。”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在中国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大型国营企业拥有无上的政治光环，代表着国家的政治属性，拥有超凡地位：可获国有银行提供大量贷款，国家政策的偏袒，垄断经营及收费高昂，只需上缴小部份利润，毋须公开财务状况，更不须向公众问责。大型国企轻而易举就可在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获得的暴利，其出路无非四种。一，被负责人贪污掉；二，变成员工的高薪及优厚福利；三，建造超豪华办公楼，购买先进设备及吃喝开会旅游等行政开支；四，在中央要员心腹的辖区内投资，刺激当地经济，又或跟领导人家族的企业合作，间接向中央领导输送利益。可以说，国企奢靡之风乃体制之产物，体制一日不改、奢华之风绝不会改变！” 北京《中国经济网》署名任超文的的评论称：“哈药六厂的豪华装修再一次证明，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都难以根除国企觊觎利润私分蛋糕的欲望，只有建立系统完善、特别是透明可监督的国企利润分配模式才能使财尽其用，进而有效遏制分配过程中的贪污腐败，以及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等衍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