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今天，９月９日，是毛择东同志去世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戏，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不过，拿八十年代来比现在的情势，中国人民似乎又在等待某个明主赐予他们第三次解放。 　　老农其实对毛毛去世后的八十年代印象淡薄。别人讲八十年代“启蒙”如何“思想解放”如何，老农只能纳闷：俺那时在干什么？想来当时一心只读英文书，对窗外事，也就是达尔文讲的 Charm of music & female chit-chat 的第二项， 留个耳朵听一听。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这之后的事，方才记忆深刻。但对八十年代初的状况，老农有份权威记录——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晓平的采访。采访是这样开始的（《邓晓平文选》第二卷里的 文本 ，不是采访完整记录，下面这段其中没有），法拉奇说，在这１９８０年的夏天，到达北京的旅游者，见到的似乎是物理上的另一座城市（强调与紊革时期不同）：没有军装，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很多的红，毛的相片屈指可数。——看看，现在是不是又变回八十年代之前去了？ 　　老邓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要借此向世界传递一个消息：中国将改变毛择东那一套，但也不会批判阿毛毛。其实，即使《邓选》里那些不算“批判”的评论阿毛毛的话，中南湖现在也是决不肯讲的。不过法拉奇女人缠女人，提了很多关于江青的问题。老邓说江青是个很坏的人，坏透了，都没法给她打分（好和坏的百分比），因为她在零之下。——这话相当于说江青从来没为革命做过好事。这里老邓很罕见地显得有些感情用事。如果江青真的对革命一点点贡献都没有，阿毛毛怎么会娶她做老婆？今天，在纪念毛择东同志去世三十五周年的庄严日子里，老农来八卦一段毛夫人当年积极要求进步的文艺女青年往事。 　　若干年前，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逝世一百周年时，《光明日报》子报《中华读书报》登过一组纪念文章。其中有篇叫作《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介绍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和流传，内中说道：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戏剧。它在１９１４年首次被搬上中国舞台，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之一。在中国戏剧史上１９３５年被称为‘娜拉年’，因为在这一年该剧先后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上演。” 　　《光明日报》不愧是认真办党报的，说到１９３５年的“娜拉年”，居然不肯来一句极有趣的、后来对中国当代史极有影响的花边。 　　其实《玩偶之家》主要在上海演出。为什么是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当时国民党反共很厉害，江青曾对美国女教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英文江青传记作者）说：那时去苏联使馆看场电影，都会被戴上“红帽子”。她当然不会告诉维特克，紊革时的北京，不要说去美国使馆看电影，就是在马路上给洋人指个路，都会有便衣过来问你说了什么；江青当时也不会想到，她被逮捕后，跟维特克的谈话竟被算作“出卖机密”。在１９３５年的高压气氛下，左派们——一度包括东共重阳——都躲在上海租界里，因为租界有西方法制：就是抓人，也是公开见报的，家属可以探望，律师可以辩护。红红的前辈们，当年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从事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勾当。话剧这一输入中国不久的新生事物，当时由左派掌握，所以也要在上海演出。 　　哪位女士扮演《玩偶之家》里抛儿弃夫、愤然出走的女主角娜拉？读者您一定已经猜到了。对，正是毛择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紊化大革命第一旗手、东共忠贞党员江青同志。 　　叶永烈《江青传》（作家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第四章“明星生涯”主要就是谈这次演出。叶先生把具体日期也挖掘出来了：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当时《玩偶之家》被改名《娜拉》，江青的艺名则为“蓝苹”。老农Ｇ了一下，发现金城大戏院现在叫黄浦剧场，而且不出所料，果然位于从前的上海公共租界之内。《娜拉》在金城大戏院连演两个月，对左派剧目，这算是不寻常地久了。 　　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里的材料可能更有意思，这是叶永烈当时还接触不到的江青本人回忆。江青说：她把娜拉演得非常反叛，改进了易卜生的剧本。她还颇为得意地讲：演出结束后观众热烈鼓掌，当时，中国人还不习惯用鼓掌这一西洋方式表示赞赏呢。书中附有一张海报照片，片中娜拉所穿衣裙，真的像是北欧民族服装。边上的评论，字迹虽小，尚可辨认：“蓝苹小姐，第一次给我们认识的是舞台上的娜拉。她那种真挚的情感从眉宇际直泻地流注到每个观众的心头里。她哭，观众都伤心，她笑了，观众也随之展颜……她没有时下女星们那种奢华的欲望，但却有最美丽洁朴的姿态。她用功，她肯上进，她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在新人群中。” 　　叶永烈也说：“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作‘《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为了“政治正确”，叶先生特地说明：“娜拉年”的说法并不是赞美江青的贡献，只是就事论事谈戏剧史。这已是蛇足，不过，比起《光明日报》说到这个由江青而来的“娜拉年”时对红朝首位第一夫人的绝口不提（而且是在２００６年庆祝无产阶级紊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四十周年的光辉日子里），叶先生正派太多了。 　　江青后来在《从〈娜拉〉到〈大雷雨〉》（登在《新学识》杂志一卷五期，１９３７年４月５日；此处转抄自叶永烈《江青传》）一文中写道：“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原来，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真是革命性的。我党那一轮美丽的蓝月亮，就是从易卜生这里升起，升起，一直升到与红太阳共同辉耀华夏天际，并在无产阶级紊化大革命中合耦烧烤神州大地。 　　《玩偶之家》剧情不复杂。娜拉是个家庭妇女，丈夫郝尔茂先生任职律师。两人相亲相爱，虽然生活不富裕，感情上还是满足的。某次丈夫生病，急需用钱。娜拉瞒着丈夫，冒用父亲的签名借高利贷。但冒名签字是犯法的，圣诞前夕，借贷人以此威胁娜拉，想从她的丈夫处获得某种不当好处。郝尔茂先生知道真相后，指责娜拉不诚实（西方人对诚实要求很高）。见到丈夫不是首先挺身而出保护她，不愿主动承担冒名的责任，娜拉一气甩门而去。 　　三十年代的上海演出者把剧名从《玩偶之家》改为《娜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这部戏的主题是妇女解放，关键是娜拉的离家出走，所以江青加大反叛倾向的“改进”原作，会受到观众欢迎。但是，《玩偶之家》写成十九年后，易卜生应邀参加挪威女权团体的聚会，却在会上说：我不是女权组织的成员，我写的任何作品都没有一丝当作宣传的想法，与人们通常相信的不同，我更多是诗人而较少是社会哲学家……我的任务只是描绘人性。《玩偶之家》的英文标准翻译为 A Doll House 而不是 The House of a Doll，即住在这一家的都是玩偶，不是只有娜拉才做了丈夫的玩偶。娜拉的丈夫，其实话语和情感都显得满幼稚的。两人的名字都是源自希腊神话，或许易卜生暗示了他们应该过着那种欢快的、简单的、不那么抑制个人欲望的古希腊生活。在老农读来，这一女一男其实都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压力，潜意识里以为对方会给自己遮避更多的人生风雨，当这一愿望转为失望时，他们的婚姻就瓦解了。如果这也算女性解放，易卜生讲的也是高级阶段的女性解放，追求解放的驱动，不是男性对女性人身的过度压迫，而是女性对男性素质的过分绝望。 　　易卜生让娜拉出走，或许他老先生心里北国白雪般地明白，不管女人如何努力，男人总是不肯顶罪的。紊化大革命的最大祸首，至今仍然血食广场，似乎还要享祀千秋。而自称“我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却连曾经扮演娜拉的那点非政治史实，都要被人蓄意忘记了。 　　当然，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红红风范，并不会因为名字遭人回避就失去影响。江青同志将永远活在红朝革命群众和爱国青年的心中！ 　　昨天见到“环球施暴”胡编的一个微博： 　　@ 胡锡进 :美国在公开谈论向台湾出售新型Ｆ－１６战机。中国应发出明确信号：如果美国真把新型Ｆ－１６卖给台湾，中国将作出最强烈反应，在其他领域沉重打击美国的就业，不惜中美关系倒退一大步。中美关系不能为了好而好。一旦中美关系“坏一点”比“好一点”更符合中国利益时，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周四社评。 　　老农我赶紧加评论：“坚决支持感情严重受伤害的红朝怨妇与美国男人离婚！Ｇ２咱们不干了！”四十年前，１９７１年，中美开始接触、北京准备接待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江青同志就是这派头嘛。 　　唉，１９９１年，毛夫人自愿追随老公去了。江青奶奶离开我们，也有整整二十年了。好在奶奶麾下那些红卫兵，如今都进入了决策机构。他们尽量不提奶奶的威名；一举一动，却还对得起奶奶掌管宣战口时，对他们刻意灌输的苦心。 【 专栏说明 】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允许非商业性转贴。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鼓吹 女男平等 ，最后一个周五评书评电影或附庸风雅，倒数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谈教育。如果当月有五个周五，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 RSS 2.0 订阅本文。 对本文进行 评论 返回 之前浏览的页 返回吾讲斯美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中国央行星期一对外表示，虽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八月份有所缓解，从7月份的37个月的历史高位6.5%下降到6.2%，但今后抑制上升不断的物价依然是其首要任务。 还记得今年初北京“两会”闭幕时温家宝总理针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所说的那些话吗？温总理说， “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 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现在看来，通胀这支老虎还在中国四处游荡，还没有被关进笼中。为此，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博士表示： “因为即使6.2%也还是比较高。在目前方方面面的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还包括一些工业品的价格在上涨，特别是美国这边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有其他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会导致美元贬值。那么，贬值了以后，正因为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挂得非常非常紧。美元贬值有可能也会转变成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综合之下我的理解是不管是中国的央行还是国务院目前还会继续观察通货膨胀压力的走向。” 虽然8月份和7月份环比， 中国通胀出现9个月来的首次回落， 但中国有经济学者网上撰文指出，这既不能预示着中国通胀问题将继续得以缓解，更不能说明物价不再上涨得“吓人”和让人感到“恐怖”。 为此，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宋圭武表示，中国央行将抑制通胀仍然视其首要工作是明智之举： “中国总体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大。很多人实际上生活水平也不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现在抑制通货膨胀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还是有重要意义，也涉及到社会稳定问题。所以我想政府下更多功夫关注通货膨胀我觉得还是方向正确的。” 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7月份上涨了14.8%，8月份相比有所减速，上涨了13.4%。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近日中国蔬菜和水产品价格上涨仍然是主旋律，21种蔬菜中， 15种价格上涨。 中国政府仍然将抑制通胀作为未来工作重点有没有可能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宋圭武教授表示： “可能会影响，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我觉得中国发展降低速度应该是一种好事情。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怕降速度，最关键是要提高质量。速度要降下来，但是质量要提上去。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会影响到提高质量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将近10% 的增长率。还是要降低增长速度，要重视农业、提高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从长远来看，降低速度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最新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速是9.5%， 增速之快仍然让欧美国家望尘莫及。不过，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政府抑制通胀对经济增速影响不会很大： “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增长的内容主要是靠投资带动的。这些投资主要是官方的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尽管现在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还有银行的利率都往上调了一些，但实际上货币的紧缩，地方政府和主要的大国企影响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大。所以考虑到中国GDP主要是靠投资带动的，而投资又是靠这些大的国企和地方政府。那么，总体上现在的通胀压力应该对接下来GDP的增长。今年和明年GDP的增长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 中国经济相比将仍然保持高速增长。那普通百姓如何应对物价持续上涨或在高位徘徊？有媒体评论说，通货膨胀时代，普通老百更多的时候，“只能选择勒紧裤腰带，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飞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要让猛于虎的通胀吞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中国警方日前破获一起利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的大案，这起案件中，警方共查获用“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成品100余吨、已灌装为假冒品牌食用油100余箱。从收购地沟油的黄长水，到加工食用地沟油的柳立国，再到销售食用地沟油的袁一，一条黑色产业链看上去简单明了。地沟油的阴影挥之不去，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地沟油，地沟油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中国政府是否应该扶持有关厂家把地沟油加工成生物柴油？中国的食品安全丑闻不断，其根本原因在哪里？本台记者高山邀请成都的环保活动人士杨勇和北京的公共卫生活动人士陆军进行讨论。 　　 图片：地沟油的阴影挥之不去，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地沟油。（网络资料） 记者：“杨勇，中国警方日前查获了一起地沟油炼制食油的大案。中国地沟油的问题讲了很多了，为什么还有大规模地沟油生产食油的情况呢？” 杨勇：“我觉得这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管理和法治建设要跟上。另外政府的管理也要加强。这些事情说明很多方面政府的管理是缺失的。政府管理上有很多缺失、漏洞和死角；第二个在相关法律上还不完善。我们现在发展的步伐太快，有很多社会管理方面的机制还跟不上，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方面、食品安全方面以及社会管理的问题，都说明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提高政府的管理素质和管理质量，要完善的发展当中的相关法律。否则，光是经济进步了，社会管理跟不上，社会的成长跟不上也会出大问题的。” 记者：“陆军，中国政府一直要打击食品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但是食品案件还是层出不穷，你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呢？还是监管方面有问题呢？” 陆军：“我觉得之所以现在食品安全的大案不断的冒出来，被揭露出来，而且一起比一起令人触目惊心，对于国人的健康危害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没有行之有效的行政和执法来作为保障。首先国家的法律它是先天不足的。先天就使这些造假的人或者说在破坏食品安全的人、这些企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他们所受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受到庇护。而展观这些受害者呢，应该讲当前的法律体系使得他们在维权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记者：“杨勇，你一直在搞环保方面的工作，在地沟油的回收方面，你觉得是不是国家能够扶持一下，就是帮助他们生产生物柴油。因为在美国地沟油往往被列为生物柴油，而且这次被逮捕的炼油厂的厂长说他们本来是要生产生物柴油的，但是生物柴油卖不出去。 你觉得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扶持生物柴油？这样地沟油就有一个出路，这方面国家是不是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 杨勇：“现在类似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现在的低碳经济、绿色产业，还有一些环保的新技术、新工艺，现在在中国的推广使用都遇到了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国外的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材料、技术、工艺，现在我们国家缺乏一些相应的和国际接轨的相关的一些标准。你没有标准，没有国家习惯性的思维，它就很难运用。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就相当于没有国家相关法律的这方面的保证。所以，我们在很多这方面的推广过程当中，也碰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积极地在推广一些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但往往规划部门、设计部门，它要用的东西都按照国家现行的一些标准、目录在使用。如果没有在标准目录里的它就很难使用。它就说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地沟油事件我认为也是这样。实际上餐饮桌上回收下来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如果没有资源化利用的出口和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相关的一些标准的话，这个资源化利用就很难推进。在这个时候，不法商贩就得不利用掺假的方式或者假冒的方式又回到餐桌上来了。所以说在这方面要给他一个资源化回收利用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就要相应的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的保障。否则的话，要把它合理化的利用也非常困难。” 记者：“陆军，最后我想请你讲一讲在食品安全中受害者维权的问题。几年前的三毒奶粉事件中，受害者维权者遇到很多困难，你能讲一讲在具体方面主要有哪些困难吗？” 陆军：“这些家长在很多律师还有一些良心媒体的帮助下去开展很多维权的时候，反而是受到了重重的压力。比如说律师被要求不准接这样的案子；不许帮助他们去维权。而法院不给立案，一些家庭他们举证很困难。然后在这些家长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和公众坚定的支持下，终于使这些责任者，这些违法者他们开始考虑各项问题，政府也开始把赔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这时候却发现赔偿的方案居然是单方决定的。居然是有侵权者他们单方制定的。而完全没有受害者他们的参与，完全没有谈判。而且也没争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就是一种单项发放的方式。就给他们发补偿款，然后要求他们来签字。这种情况首先是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庭极端的不尊重，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态度。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而是他们摆出一种施舍者的姿态。这完全是任何人类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以上是在北京的陆军和在成都的杨勇讨论中国的地沟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