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馬英九透露 解放軍施壓兩岸政治談判 〔記者蘇永耀／台北報導〕馬英九雖稱任內不會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但根據「維基解密」公布的外交密電，馬英九在二○○九年十二月會晤前美軍太平洋司令基廷時透露，解放軍的動作不斷，為促兩岸政治談判來施壓。 美國在台協會發回國務院的電報指出，馬英九向基廷表示，台灣已經告訴中方，除非撤除部署在沿海的導彈，否則兩岸不會去討論如軍事或安全等議題。 基廷也向馬表示，美方觀察到中國的軍事力量，無論在質與量上皆在提升。 對兩岸政治談判，馬英九向基廷坦言，經濟雖是兩岸目前主要討論的議題。不過，解放軍的動作不斷，為促兩岸政治談判來施壓。馬並說，即便兩岸經濟加溫，但解放軍在沿海的軍事準備動作依然未變。 電文中還引述馬英九的說法，指解放軍近幾個月的動作或許是想要表明，台灣可能需要與大陸由經濟議題進入政治議題的討論。不過，電報記載，馬英九現場並未進一步說明何謂「解放軍的動作」。

这本来会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要不是因为它这么可悲的话。《经济学人智库》(EIU)在其发布的最新排名中，将北京评为中国内地最宜居城市。 没错，这是真的，就是中国首都北京——当周三消息传出时，北京正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灰蒙蒙的雾霭当中，已多日未曾消散。在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一直笼罩在这种雾霭之中。 当然，这总是取决于你考量的内容。尽管北京的空气质量臭名远扬，但是哪怕这天天空惨白、人们呼吸困难，北京市政府也可能将空气质量归类为“良好”。在这样的天气，美国大使馆通常给出的空气质量指标要糟糕得多（包括著名的“疯狂的糟”(Crazy Bad)），因为其设备测量的颗粒更加精细。 《经济学人智库》的资料显示，在对城市排名时考虑的因素包括稳定、环境、医疗保健、文化、基础设施和教育。与其它大多数中国内地城市相比，北京无疑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并且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活动。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有数百万驾车者每天深受持续交通拥堵之苦。其居住成本大幅飙升，以致于维持这座城市运转的数百万工人只能住得起地下室或距离工作地点两小时路程的郊区房子。 北京还是一座只有少数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城市，或许在这方面更甚于中国其它城市。为了防止交通完全瘫痪，北京市政府去年出台了严格限制购车的政策。为了遏制房价急剧上涨，有关部门还在今年早些时候出台了限购政策。为了限制移民，北京市政府迫使数千名孩子与其父母分离——在今年暑假期间，北京关停了3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而那些农民工子弟除了返回农村老家以外别无选择。 排名编撰者们必定注意到，就在几天前，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将北京描述为一个“经常性的梦魇”。艾未未在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北京是一座没有任何信任的暴力之城，维持这座城市运转的数百万农民工被他称为北京的奴隶，为新富阶层服务。由于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艾未未曾被拘禁，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数月。 艾未未的这篇文章发表之际，《经济学人智库》可能早就完成了排名。然而，北京本地人仍然能苦中作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国家和北京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 但是随着EIU排名的消息广为流传，北京人同样适度的天生幽默感开始占据上风。北京这个“内地最宜居城市”的新头衔在博客世界和街头巷尾遭遇了冷嘲热讽。一位出租车司机金虹（音译）说道：“（这是一座）最适宜百万富翁居住的城市。” 译者/何黎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