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真纪事”这个号是两个年轻人做的：赵玉顺和袁贞贞。他们做了五年，跑了一千多村镇，采访拍摄了无数普通人，做了很多条视频。很多事情，就在于积累（就是那句说烂了的“长期主义”），我写农民养老金也就一年多，他们做了五年，而且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完全不是一回事，外拍成本太高了。

在这样的选择逻辑里，个人兴趣是家境优渥者的“奢侈品”，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我想要”，只能接受“我不得不”，只能选择那些能赚钱、能稳定的专业，即便这个专业并非自己所爱；大学教育被窄化为就业的跳板，人生规划被抽空为一场关于投入与回报的精算，教育本该有的温度与多元性便在这套运算中消磨殆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没有什么职业是可以绝对信任的

截至发稿，美团技术团队仍在跟进善后，针对照片无法恢复的用户，专属补偿方案也在同步制定中。这场删照风波虽有了官方回应和解决方案，但用户对平台权限监管、隐私保护的担忧并未消散。对于手握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平台来说，手机本地数据的合规边界，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梅姨”的可怕，不在于她有多狡猾，而是我们很多时候太像她的某一面——在模糊的道德边界中，用“善意”包装冷酷，用“传统”消解责任。“梅姨”案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案件彻底告破，而在于它迫使我们直面一个现代性困境——当社会鼓励“不惹事”“别较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时，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都是平庸之恶的共谋。

一个同时具备“侵害未成年人、利用职权、执法场所作案、手段恶劣”多个从重情节的案件，仅仅因为“认罪认罚”，就可以只在五年以下的区间内考量，判处不足三年的刑期吗？哪怕最终维持原判，那也请用清晰、公开、专业的方式，向全社会讲透判决的法律依据，把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的量刑权重讲清楚，把量刑的逻辑掰开揉碎了说给公众听。至于现在的两年九个月的刑期，我要大声说，我不服！

对于槟榔泛滥媒体并不关心，县城平常就不在媒体视线范围内，这个春节，很多媒体关注“量贩零食卷向县城”，这是商业新动向，而对槟榔毫无兴趣。这次两会，这么多代表委员，就我视野所及，没有一位关注槟榔问题——之前地方两会倒是有看到，内容是如何大力发展地方槟榔产业。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篇题为《身体技术视角下的幼儿园如厕实践研究》在网络上引起争议。论文中详细描述了男女童如厕时的具体姿势与过程，引发公众对该研究是否尊重儿童隐私、是否履行知情同意程序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