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致说这么多，在刘虎这件事上，不要拿着专业主义、道德高标作为衡量标准，这是无视现实的道德洁癖……这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这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公民的监督权利如何能得到保障，这才是刘虎案的核心之所在。

为什么成都公安要抓捕刘虎？我想，有着同样疑问的，不止我一个人。期待成都公安普法答疑。当然我也知道，提出这些问题会给我自己带来风险。但是没办法，只有写出来良心才不会痛，这是我的道义责任。都说刘虎那一代调查记者是这个社会最后的良心，现在调查记者凋零了，好在良知还有一些留存。如果我因此失去自由，相信也会有很多素不相识良心未泯的人为我说几句话。

刘虎于2月1日在重庆赴京途中失联，后被证实被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带走；其合作者巫英蛟于同日在河北邯郸被成都警方带走。目前两人均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当个人仍试图以事实和材料介入公共讨论，却身处一个已发生转变的环境中，张力与风险便难以回避。令人感到复杂的，或许并不是调查性写作是否还能继续存在，而是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少被认真讨论。调查性写作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正在被逐渐接受。

在2013年刘虎被抓的时候，当地看守所将刘虎和死刑犯、重刑犯关在一起，意图让刘虎“吃点苦头”。但得知虎哥是因为举报贪官进来之后，就连死刑犯都对他肃然起敬……但这次虎哥能否像十多年前那样虎口脱险，我不敢抱以乐观。时代已经不同，我们只能默默聆听，调查新闻被埋葬入土时的那一声沉闷重响。

如果不是刘虎先生借用我们申请的公众号“高倍镜”发表文章，并由此引来了一场官司的话，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九零后的年轻人、巫英蛟。

不多说了，估计文章也存在不了多久。看到济南时报那篇文章时，下意识的给全文截了张图。既然原报是主动删除，我自然不能贴出来。其中有一句话，说得挺好：鉴于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很多涉案细节警方不便披露可以理解，但既然此事已成一起公共事件，那么此刻要做的就是「保障公众知情权」。

针对刘虎事件，当地应秉持审慎态度，在法治轨道上妥善处理，以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任何试图与舆论较劲、偏离法治轨道的处理方式，必然会在政治伦理、治理效能与权力存续层面埋下深层隐患。表面上看，此种做法或许能暂时压制批评声浪，实则是一种短视且危险的应对策略。

五年前，他是成都市成华区区长、区委副书记。据《新周刊》报道，教授庹继光的房子，就是在他任上被盯上、被”模拟搬迁”、被逼到主人只能用命来抗争的。五年后，调查记者刘虎写了篇文章，标题叫：《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据水瓶纪元报道：1月29日发文，2月1日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