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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雷达|受害者必得抢盐

囤积货物,是多重认知偏差的后果。而所有的认知偏差,都源自于持久而深层的不安全感。尤其经历了三年的恐慌与不确定性,在家中囤点儿东西,几乎刻印在了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尽管他们不知恐慌的原因。不知为何封控,不知为何放开,不知连花是否清瘟,自然,也不知国际风云物理化学,碘盐到底防不防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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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美报:微信改变中国社交媒体图景 令微博失声

美报:微信改变中国社交媒体图景 令微博失声 参考消息网7月6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的一种网上转变令一个公开论坛失声》的报道称,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社交媒体一直被类似于“推特”网站的新浪微博统治,它创造了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公开辩论、催生社会变革、有时甚至还追究官员责任的网上空间。 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微博已经被类似于“脸谱”交友网站的微信比下去了,微信允许用户在自行挑选的朋友圈内发送即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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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段永朝:工业思维批判

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   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 5 月 11 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09-1894 )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p.45 )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 GDP 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 Jackson Lears 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 p.230 )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 p.227 )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and Guattari )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 Libido Flow )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一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筒,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 2000 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筒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11 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   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 Embodiment Intelligent )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 2008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 Black-Sholes 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 Shannon )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 2004 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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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王俊秀:意义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意义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王俊秀(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   原来我们讲信息,完全就是比特。香农在写《信息论》时,他也意识到信息对应的是一个物体,是有意义的,但他马上声明他的信息论是有关通讯的,是通讯工程,和意义没关系。为什么“意义”这个事情不断的浮现出来呢?事实上跟互联网发展高度相关。最重要的是从 2.0 之后,原来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只不过是介质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一个通讯工具,后来 2.0 发展起来,社会化软件发展起来,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了。“意义”问题就开始凸显了。   如果说过去我们谈的是技术的互联网、商业的互联网的话,今后十年应该到了一个意义生成,讨论意义本身的问题了。现在讲“意义”更多的是关系型的,流动的。这个正好可以跟目前互联网状态是吻合,所以我们称之为“意义互联网”。   “意义互联网”最深层的逻辑,就是还是想找到一种新的权力,用新的系统的权力、平台的权力,来抵挡目前真实世界的单一权力。从这个角度我愿意把这个“意义”搞成关系型的,是一个对立的、分裂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找到政治、经济、社会三块的对应物,那就是“互联网经济体”、“网络国家”和“数字化社群”的概念。   这十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原来大家都是小网站差不多,现在的确是大的平台兴起了,成为了一个系统,成为了一个生态。他们的组织生产完全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生产是成立一个公司,现在很难讲平台是公司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的变化,现在基本就是租用型的,平台有控制权,但是开个网店是租用了个空间。控制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      第三块是消费者权力。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商业模式的变革。像张瑞敏讲的,原来的商业是消费者是交了钱就结束了,现在是交了钱商业服务才刚刚开始。厂商开始对用户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然后不断地提供服务。另外整个生产也成为并行生产,原来是一条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造商,到品牌商到销售商是一条链,可以通过广告、营销把产品推出去。而且产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没有什么个性。互联网出现使得生产以用户为中心围绕价值网络配置资源,这也是一个变化。   就政治而言, 1996 年,巴罗写了一个《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说我们这个虚拟空间不欢迎政府,“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 , 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不适用。那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 , 但在赛博空间里没有物质实体。在这里 , 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 , 因此 , 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 , 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利益的追求中涌现出来。”   现在看来的确,互联网上大的平台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权力。首先他们拥有了海量的用户, Facebook 目前就有 10 亿用户。其次,开始有自己的货币系统。如比特币。还有自己的网络规则,这种网络规则一般来说也都是自治性的产物,比如淘宝有 129 条网络规则。都是与用户互动慢慢磨合制定的。   我们提“数字化社群”是想回答,“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互联网出现以后碎片化特征非常强,现实的单一权力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原子化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社会团结。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比如百度贴吧,百度贴吧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型群组,不是 BBS 。因为 BBS 结构是树状的结构,分到 1 、 2 万以后,自然衰竭,分不下去了。但是贴吧是主题性的,是一个并行的东西,可以不断的往上贴,现在有 813 万主题吧,每个吧里有成千上万人,这就把社会团结起来了。           当然,怎么把人组织起来?搜索引擎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的, Facebook 为什么取代了谷歌,在我们看来也是跟团结性高度相关的。   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4/0114/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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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文件备份技巧:组合"虚拟加密盘"和"网盘"

★先插播鸣谢和站务通告   前几天(23日)已经把原先存放在 SkyDrive 的电子书全部同步到 Dropbox。另外, 电子书清单 已经补充了 Dropbox 的下载链接。想下载电子书的网友,今后可以从这两个网盘任选其一。   在此, 郑重感谢几十位帮俺扩容 Dropbox 空间的网友,你们的帮助会激励俺分享更多电子书 。   顺便提醒一下:   仅仅点击俺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并不会给俺增加 500 MB 空间;需要在注册成功之后,再安装 Dropbox 客户端才会真正扩容。   另外,根据 Dropbox 的服务条款 , 免费帐号如果连续90天不使用,可能会被强制销户 。目前俺不清楚的是:如果某个帮俺扩容的网友被销户,俺网盘扩容的空间是否被收回?   如果还有其他网友想要开通 Dropbox,可以继续点击 俺的邀请链接 ,双方都可以增加 500 MB(确实想使用 Dropbox 的再点击)。 ★名词解释   今天要讲的招数,其实在3月份的博文《 Google Reader 之死——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教训 》中已经稍微提到过了。当时俺承诺说:抽空单独写一篇介绍,所以就有了今天这篇博文。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稍微做一下名词解释。”网盘”就不用解释了吧?大伙儿应该都明白。”加密盘”这个概念,技术菜鸟可能没听过,俺稍微解释一下。   磁盘加密有两种常见的类型:物理加密盘 和 虚拟加密盘。下面分别介绍。 ◇物理加密盘   磁盘加密工具直接对你的某个分区(或整个硬盘)进行加密。加密之后,该分区(或硬盘)上存储的数据全部变成密文。即使有人盗取你的硬盘,也无法读取其中存储的数据。 ◇虚拟加密盘   加密工具先创建一个虚拟分区。这个虚拟分区其实对应于物理硬盘上的一个大文件(以下称”卷文件”)。你创建的虚拟分区有多大,这个”卷文件”就有多大。然后捏,加密工具可以挂载(Mount)该文件,挂载之后,你的系统会多出一个盘符。给你的感觉就好象多了一块硬盘(虚拟硬盘)。你存放到这个虚拟硬盘上的数据,都自动被加密。 ◇优缺点对比    “虚拟加密盘”的优点 和 “物理加密盘”的缺点   主要就是便于备份。因为”虚拟加密盘”说白了就是一个大文件,你只要把这个大文件 copy 到其它地方,就相当于完成了虚拟盘的备份。   而”物理加密盘”要备份,就相对麻烦一些。你需要使用专门的磁盘备份工具(比如 Ghost)    “物理加密盘”的优点 和 “虚拟加密盘”的缺点   对于操作系统的系统分区,只能采用”物理加密盘”的方式,而无法采用”虚拟加密盘”的方式。 ★”加密盘”搭配”网盘”的好处   所谓的”加密盘搭配网盘”,其实说来很简单,就是找一个 带同步功能 的网盘。然后把你本地的加密盘文件同步到网盘上(再啰嗦一下:是同步加密盘的”卷文件”本身,而不是加密盘里面的文件)。这么干有如下几个好处 ◇优点之一:”保密性”   这个好处是最明显的。因为你同步到网盘的是”加密盘文件”,别人很难偷窥你上传的数据。至少可以防止如下几种情况。    1. 防止网盘提供商偷窥   大伙儿千万不要相信网盘提供商,美国的网盘提供商会被 NSA(美国国安局)偷窥,中国的网盘提供商会被朝廷偷窥(金盾工程)。    2. 防止上传过程的网络监视   除了网盘提供商的风险,还有数据传输过程的风险。因为有些网盘在同步的时候,没有进行加密传输(比如某些国内网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对你的网络传输流量进行监控(术语叫”嗅探”),就有可能拿到你同步的所有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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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online backup Virtual encrypted disk

文件备份技巧:组合”虚拟加密盘”和”网盘” 如果你看到这行红字,说明你的博客阅读器无法显示修改后的博文内容 :( 可以考虑换一个阅读器 ★先插播鸣谢和站务通告   前几天(23日)已经把原先存放在 SkyDrive 的电子书全部同步到 Dropbox。另外, 电子书清单 已经补充了 Dropbox 的下载链接。想下载电子书的网友,今后可以从这两个网盘任选其一。   在此, 郑重感谢几十位帮俺扩容 Dropbox 空间的网友,你们的帮助会激励俺分享更多电子书 。   顺便提醒一下:   仅仅点击俺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并不会给俺增加 500 MB 空间;需要在注册成功之后,再安装 Dropbox 客户端才会真正扩容。   另外,根据 Dropbox 的服务条款 , 免费帐号如果连续90天不使用,可能会被强制销户 。目前俺不清楚的是:如果某个帮俺扩容的网友被销户,俺网盘扩容的空间是否被收回?   如果还有其他网友想要开通 Dropbox,可以继续点击 俺的邀请链接 ,双方都可以增加 500 MB(确实想使用 Dropbox 的再点击)。 ★名词解释   今天要讲的招数,其实在3月份的博文《 Google Reader 之死——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教训 》中已经稍微提到过了。当时俺承诺说:抽空单独写一篇介绍,所以就有了今天这篇博文。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稍微做一下名词解释。”网盘”就不用解释了吧?大伙儿应该都明白。”加密盘”这个概念,技术菜鸟可能没听过,俺稍微解释一下。   磁盘加密有两种常见的类型:物理加密盘 和 虚拟加密盘。下面分别介绍。 ◇物理加密盘   磁盘加密工具直接对你的某个分区(或整个硬盘)进行加密。加密之后,该分区(或硬盘)上存储的数据全部变成密文。即使有人盗取你的硬盘,也无法读取其中存储的数据。 ◇虚拟加密盘   加密工具先创建一个虚拟分区。这个虚拟分区其实对应于物理硬盘上的一个大文件(以下称”卷文件”)。你创建的虚拟分区有多大,这个”卷文件”就有多大。然后捏,加密工具可以挂载(Mount)该文件,挂载之后,你的系统会多出一个盘符。给你的感觉就好象多了一块硬盘(虚拟硬盘)。你存放到这个虚拟硬盘上的数据,都自动被加密。 ◇优缺点对比    “虚拟加密盘”的优点 和 “物理加密盘”的缺点   主要就是便于备份。因为”虚拟加密盘”说白了就是一个大文件,你只要把这个大文件 copy 到其它地方,就相当于完成了虚拟盘的备份。   而”物理加密盘”要备份,就相对麻烦一些。你需要使用专门的磁盘备份工具(比如 Ghost)    “物理加密盘”的优点 和 “虚拟加密盘”的缺点   对于操作系统的系统分区,只能采用”物理加密盘”的方式,而无法采用”虚拟加密盘”的方式。 ★”加密盘”搭配”网盘”的好处   所谓的”加密盘搭配网盘”,其实说来很简单,就是找一个 带同步功能 的网盘。然后把你本地的加密盘文件同步到网盘上(再啰嗦一下:是同步加密盘的”卷文件”本身,而不是加密盘里面的文件)。这么干有如下几个好处 ◇优点之一:”保密性”   这个好处是最明显的。因为你同步到网盘的是”加密盘文件”,别人很难偷窥你上传的数据。至少可以防止如下几种情况。    1. 防止网盘提供商偷窥   大伙儿千万不要相信网盘提供商,美国的网盘提供商会被 NSA(美国国安局)偷窥,中国的网盘提供商会被朝廷偷窥(金盾工程)。    2. 防止上传过程的网络监视   除了网盘提供商的风险,还有数据传输过程的风险。因为有些网盘在同步的时候,没有进行加密传输(比如某些国内网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对你的网络传输流量进行监控(术语叫”嗅探”),就有可能拿到你同步的所有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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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发展转型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小康·财智》:在目前的中国发展中,您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目前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又包括两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是指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等生产要素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必然造成投资率不断提高和消费率不断降低以及内需不足。为了弥补最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刺激出口的政策,可以在一段时间 , 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内维持 GDP 的高速度增长,但是,所有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加痛切地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甚至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和贷方不对应了,一些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甚至出现一批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     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如果不以较大力度实行紧缩政策,资产泡沫就会继续膨胀直到爆破,或者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紧缩到位,由于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没有后续资金注入,投资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工人失业,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面对这种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的方式。     《小康·财智》:对于经济增长模式,您认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吴敬琏:唯一的出路就是从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早在 1995 年制定 “九五” 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 10 年以后的 2005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 2006-2010 年五年的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 2007 年的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些提法都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强势政府控制下的粗放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小康·财智》:您认为中国发展与转型有哪些体制障碍?怎样消除这些障碍?     吴敬琏: 2005 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深刻的意见: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这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垄断重要行业;各级政府握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如控制银行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各级官员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GDP 作为政府的政绩。目前考察各级党政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是 GDP 的增长,整个社会也是有这样一种观念,促使他们向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投入大量资源来营造“政绩”。     财税体制。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因此各级政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而轻视公共福利,如教育和医疗。     行政干预使市场价格信号扭曲。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引导资源流向的机制。邮局行政定价和行政干预,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上游产品、原材料、信贷等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被行政定价所扭曲,这些资源只能直接或间接地由行政手段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误配和浪费。     总之,要实现转型,关键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经济转型要消除体制性障碍,这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而不能开倒车。     体制问题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小康·财智》:您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职能比较合适?有人认为政府就应该越不作为越好,您怎么看?     吴敬琏: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所谓“强势政府”即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赞成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小康·财智》:投资、消费和出口顺差是构成总需求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从而也被看作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目前出口顺差呈缩小的趋势,我们亟须拉动内需,但是现在依靠劳动力的收入非常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里分析过 19 世纪中期劳动者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原因。他指出,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是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目前投资率已经提高到 45% 左右的惊人高度,资本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也相应提高到惊人的水平。在中国,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再后是私企,特别是那些同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得到政策“照顾”或分享特权的私企。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上。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结构的问题,光靠政府“削富济贫”的再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何况政府出手愈大,就要从纳税人那里索取更多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最近两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已经达到 30% 以上的畸高水平。这样下去,只能压缩中等收入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白领)的收入空间,甚至造成国家问题: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小康·财智》:您经常提到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本质上来讲,腐败是行政寻租现象。有人说腐败的蔓延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这种说法无法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欧洲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是 17-18 世纪的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时代。采用国家干预手段积累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是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776 年出版)对重商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强化重商主义,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就不能避免。现在贫富悬殊特别严重,一个原因是粗放增长模式,再一个就是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普遍寻租的基础。     不独中国,二战后采取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经历过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吹胀和最终破灭的灾变。当然,即使出现了危机,也不是永远不能自拔。如果能够痛下决心,厉行改革,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重现繁荣。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用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来重塑体制,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得到很大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小康·财智》:对于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缺失您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一些中外学者早就指出,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在中国往往被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到省、市、县一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 70% 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有必要和有理由多方设法弄钱,扩大财政的盘子。比如我记得 2002 年一次讨论农村工作的座谈会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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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时和兴:复杂性时代的多元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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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性功能。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性功能,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复杂性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宏观系统的复杂性可归结为微观个体行为的适应性。就复杂系统适应性意义而言,公共治理正在演化为一种网络化治理,要求“把各种参与者都看成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作用”。⑥兴盛于20世纪末期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是复杂性治理网络的主要表现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共管理克服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简单分离倾向,走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线性区分逻辑。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已经形成,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治理模式。多中心的概念最早见诸迈克尔·博兰尼对社会秩序的研究,现在看来,他关于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的区分恰恰说明了简单性治理和复杂性治理的两种不同状态。在奥斯特罗姆等人那里,多中心的涵义进一步扩展,其外延囊括了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治理模式。在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制度学派的努力和倡导下,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除去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制度学派的推动,多中心治理的实践还受到以萨拉蒙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伙伴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也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密不可分。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处理上开辟了新的思路,它强调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分担公共问题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我国从1992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公共管理借鉴了不少多中心治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概念得以确认后,新一轮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主体的作用。新世纪伊始,第三部门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事业单位的改革正如火如荼。这表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依赖、互相协商、协同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形成,多中心公共治理的范式正在进入国人视野。     多中心治理意味着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协作伙伴关系。在线性思维的简单治理模式下,当发现“市场失灵”,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治理;当看到“政府失灵”,人们求助于市场逻辑;而当“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乃至作为市场失灵特殊形态的“合约失灵”均被发现时,人们看到了第三部门在公共治理当中的意义,指望通过既不同于政府控制,也不同于市场盈利机制的社会自组织治理来遏制两个部门失灵之恶果。事与愿违的是,也如第一、第二部门的失灵一样,“志愿失灵”在第三部门不幸发生了。于是,人们又开始反思“志愿神话”。⑦2011年名噪一时的“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与其说是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的表现,不如说是第三部门治理危机的端倪。只是围观郭美美,并不能解决第三部门的治理危机,需要克服线性思维,系统反思公共治理主体的制度安排。当前的事业单位改革,在积极推进的同时,还要保持冷静头脑。向政府回归的事业单位,需要防止“政府失灵”。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需要防止“市场失灵”。专司公益的事业单位,也需要防止第三部门的种种失灵。     多中心治理要求宪法秩序的新的制度安排。从逻辑上讲,存在一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并存的可能性。如果单纯采取线性思维进行公共治理,必然导致这种结局。只有一种失灵存在,可以说是一种局部的“治理失灵”。但是,如果三种失灵同时并存,那将是严重的公共治理失灵,或曰公共治理危机。克服治理危机的出路是新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宪政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克服各种治理失灵问题。良好的治理离不开制度化的秩序保证。中国学者俞可平综合概括了良好治理的制度要件,并称其为善治要素,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有效性。在这里,有效性是前五个治理制度要素共同的结果。按照多中心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的有效性必须解决制度设计中的三大难题: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⑧这三者,归根结蒂需要在宪法秩序中得到解决。治理失灵是无限权力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有限权力,才能实现有效治理。无论政府,还是市场,拟或第三部门,只要行使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在权力共享的同时,必须保持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这是多中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准则。     多中心治理推动着参与治理制度的新发展。治理失灵带来了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危机。在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克服合法性危机的根本性出路在于民主治理的创新与发展。民主治理的关键是参与治理。在民主发展历史上,参与治理形式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在简单治理模式当中,参与治理只是作为代议民主的补充形式而存在的,或者说是通过直接民主弥补间接民主的不足。在复杂性治理体系当中,参与治理不再是代议民主的侍女,而是成为协商民主的内在机制。所以,在复杂性时代,民主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共识,更重要的是达成利害相关者相互协商的治理。回顾中国公共治理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一元治理,到市场主义的政府与市场二元治理,再到福利主义的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三元治理,直至21世纪复杂主义范式下的多元治理,治理主体已经演化为多种利害相关者协商治理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参与远远超越了简单政治行为内涵,而扮演了制度演进中信息流的角色。这不再是线性的量的突破,更主要的在于它已经成为治理互动机制的基本单元,发挥着治理网络中的节点作用,影响着开放系统沟通过程中的意见涌现,改善着治理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协同进化的制度创新积累能量。          多层级治理的结构体制优化          复杂性适应系统的结构是立体多维式的、网状传导结构。从逻辑上看,这其中既包括由正式组织系统构成的显性结构,也包括由文化和社会关系构成的隐性结构,还包括透过其他媒介表现出来的映射结构,又包括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客观真实结构。不同主体之间通过信息传导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又反过来影响到结构分布。⑨从治理实践看,正如道格拉斯·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时所看到的,制度结构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治理主体存在状态,它是动态化的过程,而非静止性的存在。在复杂性时代,公共治理的纵向结构、横向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条块关系、集权分权模式,都属于简单治理的线性范式。面对复杂性治理范式的冲击,“一个能够在复杂、不确定、快速变化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其关键特征是内部单位的‘自治’、‘关联’和‘变革’,具有比环境更高的复杂性”。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那种线性的控制与服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地方政府自主性迅速扩大,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地方政府之间、政府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已经远远超越简单管理意义上的控制和协调,呼唤着复杂性范式下新的治理方式。区域间的跨行政区划合作、市场部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第三部门向公共服务的介入,都在冲击着原有的治理结构。各种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竞争与博弈,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权力运行轨迹。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迫使我们在公共治理结构中进行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之间关系的重塑。可见,当代中国面临着公共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说到底,这是一个复杂性时代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问题。     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多层级治理模式,可以说是复杂性治理结构的有益尝试,对我们或许多少有所启迪。源于欧洲的多层级治理模式,业已成为复杂性治理结构探索的典型范式。典型意义上的多层级治理受到“没有政府的治理”、“开放系统协同机制”和“多层网络治理”等理念的影响,指跨国层级、国家层级、区域层级和地方层级等不同层级治理主体之间呈现的谈判性、非等级性制度互动,其主要特征是强调网络治理,主张决策主体的多层性、治理主体的非等级性、治理体系的动态性、治理机制的协商性。【11】多层级治理在探索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思路,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两种基本模式。模式一偏重于结构,放松集权官僚体系的单向约束,在相对稳定的辖区,以社区为基础提供多种形式的管理与服务。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多层级治理模式。模式二偏重于功能,以政策问题为主,针对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围绕特定功能变换治理结构,而非集中于固定的政府层级。这是一种变动性的多层级治理模式。【12】     无论多层级治理的模式如何演变,其本质都在于不同特性和不同规模的公共物品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提供。这是在复杂性时代公共治理结构与功能创新的必然结果。由于结构扁平化和权力等级弱化,不同层级的治理主体在互动中实现网状连接,并通过权力转移促进了公民参与和地方作用的崛起。治理主体相互之间谈判也好,协作也好,其目的在于提升公共治理体系的整体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多层级治理并不意味着治理主体层级的繁多,更不意味着治理层级的增加,而是意味着不同层级治理主体自组织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治理结构弹性的增强。所谓决策主体的多层性,治理主体的非等级性,治理机制的协商性,其意涵就在于此。就此而言,多层级治理不仅具有改善纵向治理结构的意义,而且具有增进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功能。在多层级治理模式中,处在各个层级的治理主体,其行动不再受制于单一的计划目标,而是根据相应的行为规则进行治理,并交互发生作用,彼此互动,改进自我行为,从而提升整个系统的治理效能。与此相关,多层级治理模式需要防止“一刀切”的同构现象,上下未必同构,处在同一等级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也要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差异性本身就是治理结构弹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不同层级公共治理主体因地制宜处理本层级公共事务的要求。主体灵活性带来治理的有效性,保持公共治理结构体制的弹性至关重要。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多层级治理也不只意味着自上而下地单向分权。除去自上而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社区,它还包括当地方自行处理公共事务不经济之时把权力向上移交。而且,在权力相向移动的同时,多层级治理模式还要对地方进行赋权、对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促能,帮助地方、协助社区与社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以实现各层治理主体相互之间协同进化。从复杂性范式的意义上理解,治理主体是一种智能体,能动性是其本质特征所在。在混沌边缘,治理主体的能动性让“每一个智能体在它自身的环境中活动以增加收益或改进与其环境的匹配关系”,并且能够根据系统的输出结果调整自己的行为。【13】治理主体能动性是治理体系协同的基础。从主体自身相对独立的运作,到主体与环境之间信息与能量交换所需的能力,再到主体作为系统单元在整体中配合行动的能量,都离不开主体的能动性。因此,探索多层级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与其关注分权,孰若注重赋权和促能?     我国刚刚开始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不能仅仅考虑财权和事权的再分配,应该特别重视对县级政权自身的赋权和对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促能。在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进行强县扩权的过程中,既要增加县级政府的自主权,又要增强县级政府的自主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县级政权在整个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协同作用。为此,一要加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战略规划和策略设计,二要认真处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三要认真处理职能、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四要规范县级政府权力的运行机制,五要着力提升县级政府与政府不同层级主体之间、与社会公共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能力。如是,公共治理结构的整体效能方可得以充分发挥。          多维度治理的功能机制创新          在体系的功能机制意义上,治理系统表现为全息分形模式。全息乃复杂性科学中描述复杂相似系统的一个概念,“系统工程与信息化相结合而成为全息系统工程”。【14】全息是复杂性科学提供给人们的一种多维视角,意指在局部中包含整体信息,或者透过局部代表整体,不管是显见的代表,还是隐性的代表,犹如细胞之于生命体的意义。全息理论认为系统进化是物质、信息和能量追求平衡的过程。在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信息基本处于等量的状态下,系统组合的平衡过程相当于信息复制过程。全息理论树立了一种新的整体观念,要求组织体系进行整体化战略定位和动态化系统控制。在全息视野当中,治理主体的交互作用改造整个治理体系,作为整体的治理系统反过来又影响到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方式。治理主体的整合以信息等量复制为依据,建立一种全息协同组织。全息与分形相联袂。分形又和混沌密切相关。“它产生于系统在稳定和非稳定之间的相变过程中,是有界非稳定性的一种形式。”分形包括结构分形、过程分形和功能分形等类型。分形化的治理机制要求具备自相似性的系统、层次复杂而精细的结构,以及相对稳定的评价尺度与约束条件。【15】     复杂性科学的全息分形理论,对研究国内大部门制改革颇具启发意义。大部门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看,大部门制是公共治理主体功能的复杂相似组合系统,是一种全息公共组织体系。它要求在政府功能结构中把职能相近、业务相似的部门合并,以整合政府宏观治理结构。当代中国系统工程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宋健概括了全息系统的七大特点:即“系统庞大、海量信息、运行可靠、科学决策、在线监控、节约资源、效益优化”。【16】构建中的政府大部门制,或许应该照应全息系统的这些基本特征。     基于全息模式的大部门体制建立,不能采取简单合并同类项的线性思维。一方面,应当考虑大部门制当中不稳定的边界。大部门制的复杂相似组合是一种动态组合,随着经济社会事务的发展,大部门制也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大部门制建立过程中制度分形的层次效应。大部门制作为自相似系统,需要在层级之间保持协同。国内有学者从分形理论入手,研究了湖北随州市大部门制改革的七年之痛,提出的观点发人深思:根据分形原理,大部门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对基础度高的制度进行变革,同时也深入到制度结构中派生制度层次,深入到基础度较低的层次,而不能停留在基本制度这一层上”。【17】从复杂性的多维视角看,大部门制的建立,不可能指望在某一个层级上真正完成,需要上下联动。     在复杂性科学看来,以全息分形模式为特征的大部门制的建立,是一个涌现过程,具有复杂的生成机制。根据复杂性科学专业杂志《涌现:组织与管理中的复杂性问题》的破题性解释,涌现指“不能由系统已经存在的部分及其相互作用充分解释的新的形态、结构与性质的兴起”,它发生的条件有三:其一是当组织系统,亦即它的整体秩序显得比部分更为重要,而且与部分有所不同时;其二,当部分可以被替换,同时又不损害整个系统时;其三,当新的整体形态或性质相对于已经存在的部分来说是全新之时。由于这三个条件的作用,涌现是复杂系统中主体行为总体模式的产物,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其生成的整体模式具有不可还原性。【18】显而易见,目前在中国政府中建立大部门体制,符合整体性系统涌现的条件。比如,“大运输”作为一种整体秩序,开始变得比其相关部分诸如公路、铁路、水运、航运等分离秩序更加重要,而且整体的“大运输”秩序和各种分离的秩序又有很大不同。又比如,公路等大运输的组成部分可以被运输大部门当中的相应部分替换,大运输的整体系统功能不受影响。再比如,新的大运输部门整体系统形态比起之前的公路、航运等部分来说性质是全新的。方向已经明确,条件已经具备,当代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大部门制改革。     用复杂性理论来分析,大部门制的建立殊非易事。涌现过程既包括“生”的过程,也包括“成”的过程。【19】“生”的过程是大部门制开始建立的过程,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来实现这种变革。大部门制的建立是当代中国一场深刻的公共组织变革,是彻底告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加快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步骤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囿于线性思维模式,公共组织的变革过分依赖领导者去设计并决定组织变革的方向,往往忽视既定的条件和组织演化的复杂性。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大部门制的建立需要摈弃线性思维,秉承复杂性范式的逻辑,将其视作一种涌现过程。从涌现过程的结果看,大部门制的建立又是一个“成”的过程。“成”的过程将自相似系统变为现实,达成显现系统的结果状态。这就要求改革者不仅要看到涌现过程发生的条件,而且关注涌现结果的特性,其中包括全局模式的整体有序性、复杂系统的历时新颖性、非迭代模拟的不可推导性和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部门制建设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宏观秩序,建成从简单中孕育出来的复杂新事物,建成非线性结果的职能相关关系,建成具有新的宏观自主性系统互动机制。     尊重新生事物的涌现规律,将全息与分形相结合,大部门制的建立还应该催生一种“横向集中、纵向分散”的治理结构。横向集中一方面体现在大部门制的建立做到集中管理类聚公共事务,以减少职能交叉和权责冲突。另一方面,横向集中体现在同一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发挥行政首长中心协调的作用,建立起大部门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冲突解决机制,切实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机制,以克服因部门利益所引起的无规则行动。所谓“纵向分散”,就是要防止线性推导和上下演绎,避免大部门制的“上下对口”、“左右看齐”,要充分发挥各个层级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之成为公共管理复杂系统中真正的“智能体”。否则,难以避免“下改上不改,改了又回来”的无效行为,也难以达成不可还原性的大部门制的真正涌现。          余论          在复杂性时代,不仅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资源、生态和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价值观交相辉映,信息网络又拉近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在这个多元世界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差异性程度正在加深;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利害相关性程度正在提高。如何在差异中实现融合,在分歧中寻求共识,需要具有超越差异和分歧能力的复杂性公共治理。复杂性的公共治理不仅表现在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也表现在治理结构的多层级化,还表现在治理功能的多维度化。也就是说,复杂性治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制度、体制和机制共同构成。制度是规范治理主体的各种规则的总和,主要包括一系列相对固定的组织原则和行为准则。体制涉及一个体系内部的各种机构及其格局,主要是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状态和组织形式。机制则强调治理体系的功能,强调动态的程序和过程,包括由治理方式和方法构成的工作原理。改善公共治理,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完善治理制度,健全治理体制,改进治理机制。为此,要充分考虑公共治理的主体、结构和功能之中的复杂性范式。在复杂性时代的今天,深化改革需要全方位创新整个公共治理体系。对于多元治理新的发展态势,公共管理者不可不察。          注释     【1】Hawking,Stephen,citedbyJohnUrry:“TheComplexitiesoftheGlobal”,Theory,Culture&Society,Vol.22,No.5,2005,P235.     【2】美菲利普·海恩斯:《公共服务管理的复杂性》,孙健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3】英拉尔夫·D·斯泰西:《组织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宋学峰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2~195页;杜海峰等:“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秦水若:“信息时代行政权力发展的六大趋势”,《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12期。     【5】复杂性图式的概括见尼古拉斯·雷舍尔:《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吴彤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7~18页。格里·斯托克提出的关于治理理论的要点,可以从主体、结构和功能角度进行理解,参阅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     【6】穆瑞杰,朱春奎:“复杂性网络治理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3卷,第3期。     【7】美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3~51页;王俊华:“新公共管理学视域中的第三部门失灵:类型、治理与模式”,《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     【8】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11页;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69页。     【9】许正权等:《组织复杂性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第54~57页。     【10】刘洪:《组织复杂性管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0页。     【11】GuyPeters&JonPierre,“Developmentsin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TowardsMulti-levelGovernance”,Policy&Politics,No.2,Vol.29,2003,Pp131-133;吴志成等:“欧洲联盟的多层级治理:理论及其模式分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     【12】LisbetHooghe&GaryMarks,“UnravelingtheCentralState,butHow?TypesofMulti-levelGoverna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No.2,Vol.97,2003,Pp233-243.     【13】刘洪:《组织复杂性管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页。     【14】宋健:“信息时代的全息系统工程”,《?望》,2006年1月23日,第62页。     【15】英拉尔夫·D·斯泰西:《组织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宋学峰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范如国:《制度演化及其复杂性》,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2~66页。     【16】宋健:“信息时代的‘全息系统工程’”,《通信市场》,2003年第12期。     【17】范如国:《制度演化及其复杂性》,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5~66页。     【18】【19】黄欣荣:《复杂性科学与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第152~153、163~166页。     来源:《人民论坛》    进入专题: 复杂性时代 公共治理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时和兴:复杂性时代的多元公共治理 相同主题阅读 时和兴:复杂性时代的多元公共治理 奥斯特罗姆:超越国家与市场:第三条道路 王锡锌:透明度与中国公共治理变革 于建嵘:区分公共治理中政府与公民的边界 黄少卿:“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公共治理转型陷阱” 李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教育公共治理 茅于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彭小兵:城市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 姜明安:完善软法机制,推进社会公共治理创新 汪玉凯:选好用好县领导将对公共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茅于轼:改善公共治理 保障人民权益 沈联涛:从公地悲剧到公共治理 钱振明:公共治理转型的全球分析 巫继学:公众治理是国企改革面临的必然选择 陈潭 武玲婷:艾滋政治、社会重组与公共治理 陈潭 倪明胜:政治博客与博客政治 周业安:度量公共治理 贾西津:“伙伴关系”——英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旷烛:从社会公共治理的瑕疵谈信访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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