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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六四惨案33周年祭

我们不禁要问:当年的学生运动仅仅是建议为了使执政党和政府更加廉洁地为人民服务,难道需要采用军队镇压的方式,可以无辜剥夺国民的生命?北京的学运波及到全国,也是国民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对政府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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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声援团:西安女大学生胡开巧声援工人已被刑拘!

坪山维权工友和声援群众30余人已被捕超过48小时,警方声称将以寻衅滋事罪起诉! 在危急关头,需要我们的工人、同志和他们在一起!共同打退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我们年轻的工人代表梦雨已经去到坪山区声援佳士工友, 愿意前往坪山的热心人士请与梦雨联系18816788751/13378452250 微信号(MY个人微信号二维码) 同志们!请赶往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和佳士先进工人一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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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天安门母亲:致信两会代表如对牛弹琴

(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28日,代表着六四事件中死难者家属的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网发表了一封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信中开头写道,“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此期望补充说:“我们不抱幻想,也深知两会不可能立刻就解决‘六四’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公开讨论此事,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但是这个铁盖子一捂就捂了25年,我只能说极权政治的本事真大,只能看他们还能捂多久了。” 已近乎“无话可说” 天安门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一直坚持给两会写 公开信 ,今年的公开信相较以往篇幅却较短,丁子霖解释说:“信的全篇都没有说理的部分,全是判断句。从信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封批评和谴责两会代表的信。因为我们19年来一直致信两会,却从未收到任何回应和答复,他们也从未公开提过六四。如果还要继续给两会代表写信的话,我们已到快无话可说的地步了,要说的都说了,根本好比对牛弹琴。” 公开信结尾处附有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联署者的名单,共35人。丁子霖介绍写信背景说:“我们今年的心情尤其悲愤,因为去年一年里就有三位难友去世,这些曾经一起奋斗的战友年一个个因为年老多病离我们而去。我们在痛心疾首的情况下写下这份信,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为89年被杀的亲人以及一个个逝去的难友伸张正义。”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为89年被杀的亲人以及一个个逝去的难友伸张正义。” 绝望但不言弃 公开信表示,“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2013年”六四”24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发文《 “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指出,”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新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极为失望。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他们不提,不等于六四不存在。他们不提六四终将付出代价。他们身上流失了道义和良知这些普世价值。我们作为受难者家属,虽然力量微薄、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守住了道义和良知的底线,而这是人世间珍贵的东西。”现年78岁的丁子霖向记者继续介绍,语气颇为激动。 “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 不求血债血换 只求公平公正 天安门母亲群体最后在信中重申其一贯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并表示“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丁子霖回忆说:“有位老先生曾提到,当今的中国谁怕谁,我们不怕当局,但是当局25年前在全世界面前杀了这么多人,欠了血债,早晚是要清算的。我们不提倡血债血换,但是要用法律手段追究问责。” 这封公开信有128人签名,其中包括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他们的儿子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遭军队枪击遇难,时年17岁。丁子霖最后再次强调难属在信中发出的共同心声:“ 四分之一个世纪都过去了,作为当政者连面对事实和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就只剩下懦弱和愚蠢了。” 作者:安静 责编:洪沙 中国人权网首发的公开信全文: 天安门母亲: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 ——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 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 一 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又要召开大会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 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 进步。 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我们天安门母亲栉风沐雨,筚路蓝缕,不气馁、不放弃,已先后寻访到了202位“六四”死难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至今已有35位同难者倒下了。他(她)们直到临终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于他(她)们离去的被害亲人。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最近,我们天安门母亲分三路走访了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一些难友,访问归来者深有感触。其中,有一位被访难友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 二十五年来,日日想,天天盼,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但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但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难道让我们带着 这种绝望离开人世吗?这种绝望、等待已折磨我们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个,偌大的北京,有千千万万人亲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了解这一切!二十五年 了,那些直到今天都还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才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千言万语,就是这么几句话。“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在这里我们特地重复引述这几句话,是为了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能听清楚这位受访的“六四”难属说了些什么! 我 们在去年“两代会”期间曾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后来到了“六四”时期,我们经反复考 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今天呢?我们依然看不到一点希望。那些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确确实实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这长长的二十五年,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你们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流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世 界上,一个人说你无道义、无良知,你可以说此人瞎说;两个人说同样的话,你还可以说不可信;三个人、四个人说同样的话,你心里就会打鼓;很多人都说同样的 话,甚至还有人连说都懒得说,只是像潮水般地往国外涌,那就说明无人相信你了,你就只剩下了懦弱、愚蠢。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 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 而我们呢?尽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但是,我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贯诉求,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世上事,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总得沿着道义、良知走下去;你唱着反调,你倒退着走;你能唱多久,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疑问。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请你们三思,再三思! 签名者: 尤维洁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尹 敏 郝义传 祝枝弟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赵廷杰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韩淑香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王惠蓉 邢承礼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朝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共 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共35人) 2014年2月28日 天安门母亲致信两会:终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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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天安门母亲两会前夕再发公开信

(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28日,代表着六四事件中死难者家属的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网发表了一封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信中开头写道,“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此期望补充说:“我们不抱幻想,也深知两会不可能立刻就解决‘六四’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公开讨论此事,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但是这个铁盖子一捂就捂了25年,我只能说极权政治的本事真大,只能看他们还能捂多久了。” 已近乎“无话可说” 天安门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一直坚持给两会写 公开信 ,今年的公开信相较以往篇幅却较短,丁子霖解释说:“信的全篇都没有说理的部分,全是判断句。从信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封批评和谴责两会代表的信。因为我们19年来一直致信两会,却从未收到任何回应和答复,他们也从未公开提过六四。如果还要继续给两会代表写信的话,我们已到快无话可说的地步了,要说的都说了,根本好比对牛弹琴。” 公开信结尾处附有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联署者的名单,共35人。丁子霖介绍写信背景说:“我们今年的心情尤其悲愤,因为去年一年里就有三位难友去世,这些曾经一起奋斗的战友年一个个因为年老多病离我们而去。我们在痛心疾首的情况下写下这份信,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为89年被杀的亲人以及一个个逝去的难友伸张正义。”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为89年被杀的亲人以及一个个逝去的难友伸张正义。” 绝望但不言弃 公开信表示,“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2013年”六四”24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发文《 “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指出,”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新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极为失望。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他们不提,不等于六四不存在。他们不提六四终将付出代价。他们身上流失了道义和良知这些普世价值。我们作为受难者家属,虽然力量微薄、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守住了道义和良知的底线,而这是人世间珍贵的东西。”现年78岁的丁子霖向记者继续介绍,语气颇为激动。 “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 不求血债血换 只求公平公正 天安门母亲群体最后在信中重申其一贯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并表示“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丁子霖回忆说:“有位老先生曾提到,当今的中国谁怕谁,我们不怕当局,但是当局25年前在全世界面前杀了这么多人,欠了血债,早晚是要清算的。我们不提倡血债血换,但是要用法律手段追究问责。” 这封公开信有128人签名,其中包括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他们的儿子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遭军队枪击遇难,时年17岁。丁子霖最后再次强调难属在信中发出的共同心声:“ 四分之一个世纪都过去了,作为当政者连面对事实和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就只剩下懦弱和愚蠢了。” 作者:安静 责编:洪沙 中国人权网首发的公开信全文: 天安门母亲: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 ——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 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 一 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又要召开大会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将打起精神,拭目 以待,看看这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有何作为,能否弥补以往的错失,果断地把“六四”问题提到大会讨论;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 进步。 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我们天安门母亲栉风沐雨,筚路蓝缕,不气馁、不放弃,已先后寻访到了202位“六四”死难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至今已有35位同难者倒下了。他(她)们直到临终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于他(她)们离去的被害亲人。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最近,我们天安门母亲分三路走访了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一些难友,访问归来者深有感触。其中,有一位被访难友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 二十五年来,日日想,天天盼,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但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但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难道让我们带着 这种绝望离开人世吗?这种绝望、等待已折磨我们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个,偌大的北京,有千千万万人亲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了解这一切!二十五年 了,那些直到今天都还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才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千言万语,就是这么几句话。“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在这里我们特地重复引述这几句话,是为了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能听清楚这位受访的“六四”难属说了些什么! 我 们在去年“两代会”期间曾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后来到了“六四”时期,我们经反复考 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今天呢?我们依然看不到一点希望。那些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确确实实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在二十年前,江泽民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锦涛不说“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也不说“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 这长长的二十五年,你们不提“六四”,你们流失了什么?你们流失了道义,流失了良知,流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世 界上,一个人说你无道义、无良知,你可以说此人瞎说;两个人说同样的话,你还可以说不可信;三个人、四个人说同样的话,你心里就会打鼓;很多人都说同样的 话,甚至还有人连说都懒得说,只是像潮水般地往国外涌,那就说明无人相信你了,你就只剩下了懦弱、愚蠢。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 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 而我们呢?尽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但是,我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贯诉求,它们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世上事,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总得沿着道义、良知走下去;你唱着反调,你倒退着走;你能唱多久,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疑问。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尊敬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请你们三思,再三思! 签名者: 尤维洁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尹 敏 郝义传 祝枝弟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赵廷杰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韩淑香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王惠蓉 邢承礼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朝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共 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共35人) 2014年2月28日 天安门母亲致信两会:终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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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致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的公开信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 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 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 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   ( 博讯北京时间 2012 年 2 月 29 日 转载 ) 来源:参与作者:天安门母亲 (参与 2012 年 2 月 29 日讯)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此次大会将是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年任期的最后一次。 我们不希望把重新评价“六四”、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们始终认为,二十二年前的那场“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这决不是当年流血惨案的制造者邓小平、李鹏等人罔顾事实、违背民意所作出的“结论”能够一笔抹掉的。 在以往二十二年岁月里,国内外各界民众,包括我们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 89 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辞,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这是国人不可移易的责任,也是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向国人偿还的一笔血债。 最近几年里,中国的当政者大肆宣扬“大国崛起”、“经济腾飞”、“ GDP 世界第二”。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六四”惨案的血迹已被谎言和欺骗抹掉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世界上扮演“大国主权立场”的主角了?中国有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都不过是极端缺乏自信的色厉内荏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不能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本国民众的强权者逍遥法外。国家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人都不能躲在国家主权后面肆意侵犯人权。当年利比亚的卡扎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这位独裁者转眼间灰飞烟灭。什么道理?很简单:卡扎菲没有人性、不讲人权;他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现在叙利亚的阿萨德同样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他的下场也不会好。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当政者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委员们警醒和深思吗?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股全球化多元化浪潮中席卷向前,毫无退路。现代科学、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无论你是否心甘情愿,都不得不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今天,像中国、古巴、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了。近期,连中国南边的“胞波”缅甸也在变。缅甸的昂山素季也要参加今年四月的国会补选。这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我们在此重提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离不开当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谋求“六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朝野双方的协商对话。这种协商对话应该是对等的、公开的、无先决条件的。我们不主张违背法治原则的所谓“私下了结”。作为二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始终怀有诚信和诚意,以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搞“暗箱操作”,不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如果各位代表、委员有诚心在最后一年任期内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热诚地期盼诸位能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中国政府与我们天安门母亲开始面对面对话,以求妥善解决“六四”问题。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 122 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共 28 人) 2012 . 2 . 29 .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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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摘要: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 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 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歷史。” 天安门母亲: 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 (首发于 参与网2011年5月31日 ) 今年正当北非、中东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迎来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2周年纪念日。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死难者亲属,回顾当年那旷世劫难的惨烈后果,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其痛。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 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 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歷史。 回想起1989年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中国军队在夜幕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一路扫射、追杀,所经之处,学生和市民死伤惨重。当示威学生于4日凌晨列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军队又开动坦克从身后追赶、碾压,致使十多名学生当场丧生或碾成重伤。直至6月6日,政府仍未停止军事行动,这一天仅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就被打死三人、打伤三人,受伤者年龄最小的仅13岁。整个北京城,在刹那间,天,坍塌了;地,下陷了。到处是哀嚎,到处是抽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英俊的身躯,顷刻间化为尘土,从他(她)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 在我们已知的203位死难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有名有姓,有性别,有年龄,有工作单位,有职业;其中凡学生者都有家庭所在地,有所在学校、年级。他们死得惨烈,死得悲壮!每每想起他们,不禁黯然神伤。 让我们——你们未亡的父母、你们的丈夫和妻子、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为你们哭泣、哀悼吧!让今天的一些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你们默哀、致敬吧! 古语云:“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逭”。“六四”血案,决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事件的最高决策者,有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现在,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有死。他们作下的孽,不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作为这笔旷古巨债的债权人,我们谁都明白“欠债要还,天经地义”这条不移的铁律。 二 十多年来,我们为了死者受损害的名誉,为了安抚他们至今未能安息的灵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抗争。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死 者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做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难属们的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 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可是,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 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六年来一再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诉求,政府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今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然而,这份迟到的回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且只想通过私下来了结,那么,这样做究竟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到了2006年,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一项补充决议,这就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 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 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政府有关部门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实施纯粹人道性质的救助……等等六个问题。这个补充决议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其底线就 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 我们要求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凡 事总是开头难。为体现政府方面的诚意,它应该派出或委托负责任的相关部门来谈,而不是指派平日里监控、跟踪我们的公安、国保来谈,这样做“名不正、言不 顺”,徒费心力。为体现对话的广泛性,我们希望不是个别交谈,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难属来谈,不是一个,不是二个,而是三个、四个甚至与难属组成的对话团来 谈。我们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谈,有什么问题都放在桌面上,不掩盖事实,不掩饰分歧,力求对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 并不幻想“六四”问题的解决一步到位,要谈,就踏踏实实地谈,谈一项,落实一项,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结论。 今 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很多国家爆发了争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把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统统说成是“动乱”,绝口不提要求“自由”、“民 主”。为什么?这是出于恐惧。他们惧怕中东、北非的事态蔓延到中国大陆,担心在国内勾起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由此,他们收紧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镇 压,以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来,更倒退到“六四”以来最糟糕的状态。中国出现了“六四”以来最强硬的时期,全国上下变得鸦雀无声。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现了公安部门与个别“六四”难属的私下沟通、对话,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共23人) 2011.5.31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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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美国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拆迁

红旗下的美国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拆迁 [ 导读 ]美国人阳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誉为“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母亲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父母在中国的理想和践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1967年,这一美国家庭在中国生活的合影。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张丹彤 张一龙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 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 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 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 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 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 “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 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 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 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 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 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   1949年,陕北,瓦窑堡,阳早(左),寒春(中)和张根野(翻译)在窑洞前。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 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 “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 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 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 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 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 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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