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

发现新闻 | 德国电视记者河南遭袭 特警解救

德国电视一台驻华记者上周六(8月11日)前往河南焦作,报道当地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就在他们拍摄工业园区外景时,从一家化工厂内突然冲出大量保安及工人,将摄制组一行4人团团围住。在这家叫作”多氟多化工股份”的工厂外,工人要求德国记者交出已拍摄的资料,遭到记者的拒绝。摄制组遭到扣押,同时也报了警,并通知了中国外交部。 随后,焦作警方到场,一名当地外事办的官员也出现在了厂区。在他们的护卫下,德国记者一行四人得以转移到工厂的食堂暂避。但是,食堂外,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起来,试图冲进大门。德国电视一台的官方消息称,当时,工厂的管理人员显然对工人进行了煽动,工人指责这些德国人是间谍,试图刺探多氟多化工的技术资料。为数不多的警力拼力死守食堂大门,但终因寡不敌众,导致大门失守,工人破门而入,围攻了摄制组,并抢夺了摄像机。 后来,厂方向记者归还了摄像机,但强行收缴了摄像带,摄制组4人也依然被围困在工厂内,工人高呼”打死外国间谍!” 最终,在遭扣押9个小时后,一支全副武装的精锐特警部队出现在厂区,方才成功解救德国电视一台摄制组,并护送他们离开厂区。 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没有特警部队的协助,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厂区。 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站摄制组前往河南拍摄节目 德国记者大惊小怪? 中国著名媒体人李大同认为,德国媒体对此事未免有些大惊小怪。李大同指出,记者在进行调查报道时,被工厂或地方政府官员袭击,这在中国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曾经对浙江乐清的钱云会离奇死亡案做过揭露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也表示,揭黑报道中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孤立现象。 刘建锋指出,在中国,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时,境外媒体遇到困难可以寻找外交部门,持有新闻出版署签发证件的记者有时也能从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得到协助;但是,有些记者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官方记者证件,他们在进行报道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得多,而他们能求助的,只有所供职的媒体以及微博: “甚至有宣传部的人尾随、跟踪,公安局、派出所以查证为由,把这记者拘押。这样,这记者就只有向所在媒体请求核实信息,希望能尽快解救,然后,同行也会在微博上通过网络舆论施加压力。” 而刘建锋本人作为持证记者,此前在调查报道陈光诚等敏感事件时,也遇到过非常粗暴的阻拦。他在报道钱云会案件时,也曾经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有意思的是,当我摆脱跟踪后,当地宣传部就打我手机了。所以我充分怀疑,宣传部的人与跟踪者有直接关系。” 刘建锋同时还认为,境外记者在中国进行相关报道时,其遇到阻力有时会比中国记者更大,境外记者往往会遇到尾随与监视;相比而言,本土记者只要不暴露身份,就能够更容易地进入现场。但另一方面,国内的媒体都挂靠在体制内,宣传部门更容易对其记者编辑进行控制;而对境外记者,宣传官员往往会顾及外交影响,生怕引起国际影响,而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因此不会采取过分极端的手段。 报道:文山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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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闻 | 北京日报:举国体制是好体制

伦敦奥运激战正酣,中国健儿捷报频传。在国人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不少人公开声明对奥运“漠不关心”,甚至表达了对中国体育的某种“反感”,指责举国体制是花纳税人的钱买国家的名,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对金牌的膜拜,而没有对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当举重队出了“交白卷”和“夺银痛哭”等事件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会,也是竞技体育的最高形态和较量平台。正如奥运会宗旨所言之“更快、更高、更强”,想必没有哪个国家派 运动 员来伦敦是为了喝下午茶、开party的,既然来了,为的就是争金牌、拿冠军。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不仅是竞技体育的特征,也是其魅力之所在。忽视这一点,以反“惟金牌论”为借口,否定国家备战奥运所做的各种努力,否定举国体制在培养优秀运动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有失公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一种体制优劣,光靠嘴上说说不能服众,最根本的还是要拿事实说话。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去空谈什么举国体制劳民伤财,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大国,实在有些混淆视听。 任何一种体制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和国情背景。我们的这种体制,是中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体育发展模式,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可有那么一些人,骨子里就只相信洋和尚才会念经,认为西方的那套体制就是最好,是惟一标准,并不断借此对中国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实际上,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才是真正错误的。西方的体制我们不是没学过,但水土不服也很明显,足球就是实例,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市场化运作的竞技项目,最终换来的却是国内联赛赌黑不断,国足水平一泻千里。 对于我们的体制,国人应有自信,而且这种自信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如今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对于不同的体制模式,各国都应有所借鉴,而非全盘否定。不可否认,以前西方在体育运动方面实力很强,可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这些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中国军团能够在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刷新纪录,离不开我们的体制优势,以及对外国先进训练技术的积极萃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加入奥运会大家庭中,运动员的培养体制也应当更加丰富多样。如果实践证明中国的这套体制是有效的,这何尝不是我们对世界体育运动做出的贡献呢? 诚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举国体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在运动员培养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导致出现为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比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衔接还不到位,一些主流项目的群众基础还略显薄弱,等等。但也要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体制是完美的,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逐步化解这些难题。如今那些唱衰举国体制的论调,无非是唱衰中国论的又一变种,我们必须头脑清醒,走好自己的路自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长石) 责任编辑:NN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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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市委书记之裸

(2012年7月30日) 一、无与伦比 郭金龙鞠躬哀悼的瞬间刊登在周六每一份北京报纸上,通稿中,这位北京市委书记承诺“必须深刻反思,永远铭记这个教训”,并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一场16个小时的狂风暴雨带来了狂风暴雨般的一个星期,在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几乎没有什么周年祭的背景下,这是一年以来引发最强烈公众不满情绪的事件。 “头七”之后,正是周末。 虽然有人微博叹息“奥运会一开,北京大雨的事就被冲进下水道了”,虽然网易今晨还坚持把《北京红十字会首发遇难者慰问金》和《亲人遇难运尸被收620元,红会:收费于情不合已退》放在新闻首页头条,虽然《中国新闻周刊》、《新世纪周刊》、《看天下》等都在这个周末聚焦“北京逝者”——但是,铺天盖地的毕竟已是来自伦敦赛场的消息。 首先当然是开幕式。周六凌晨4点起床收看直播的中国人看到了与4年前张艺谋作品迥然不同的手法,赞美其“平民化”“展现自由”的声音陡然响起,2008年鸟巢里的那场盛大演出再次被贬为“团体操”。在陶醉于“女王”纵身跃下、摇滚乐队登台、“憨豆”插科打诨、无名青年点火的“英伦范”时,影评人谭飞突然醒悟:“看伦敦奥运开幕式重播,多元、开放、幽默、平实,每个细节都渗着人性,感觉四年前罗格在北京的预言成真了,他当时说,北京奥运无与伦比——就是无法跟伦敦比的意思。的确如此。” 这种赞美从网络延续到了周日的《新快报》上。虽然已经比电视直播晚了整整一天,这份广东报纸还是要用近乎整个封面的大图来表达立场:“它是平民的,很多人都喜欢”。编辑们在“深奥”、“壮观”、“严谨”、“神秘”、“华丽”这些通常用来形容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词汇前面统统加上个“不”字,来介绍这场伦敦奥运的“温暖开幕”。 5个整版截取“莎士比亚”演讲、J•K•罗琳朗读童话以及披头士成员起身欢呼的场面,在那个伊丽莎白女王严肃到皱眉的肖像上方,这份广东报纸专门摘录一句台词:“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 胡锡进因为在微博上欣赏“英国人的幽默和自信,令中国知识分子们着迷的自由主义”而被杜建国、孔庆东们批为“糊涂”,但他预测“对它评价最高的,估计是中国舆论”看来是基本准确的。在那些倾心于英伦文化的“粉丝”们讲解带动下,这场开幕式征服了太多已经厌倦了大场面“集体美学”的中国人。 “伦敦开幕式在中国众口交赞,在境外却遭到不少吐槽”——不出媒体人信海光所料,他就此概括在中国讨论问题的大环境:“对伦敦开幕式的评价确实很多体现的是政治态度。右派表示赞扬,主要是因为对时局和京奥运作模式的反感;左派不以为然,是因为右派发出的赞扬。中国的右派混合着自由派(左)基因,左派混合着民族主义基因(右),所以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分不出左右。”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使是在“右派”知识分子主导风向的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受不了对北京一面倒的贬损,认为“妄自尊大固然不对,妄自菲薄也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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