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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鉴于社会影响，很多都没有公开报道。2003年的官员外逃情况更是罕被报道。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也只是在8年后的今天才被正式确认。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在这个没有道德、伦理、信仰等等的时代，一切恶都肆无忌惮地在权利的羽翼下扩散……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最近外逃的包括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等人，他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 “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近年部分外逃高官名单：     蒋基芳2003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从上海秘密离境出走美国。     程三昌2003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携情妇跑到新西兰，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高达1000万元以上，他在奥克兰购有豪华别墅和汽车。     卢万里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杨秀珠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检察机关初步查明，杨秀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据悉，杨秀珠早已在纽约置办多处房产。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陈新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     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1亿元资金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颜旭东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林积赞福建石狮原人大副主任林积赞因涉嫌贪污犯罪，案发后已畏罪携带妻儿于半个月前潜逃出境。一直以来，林积赞都是石狮人背地里热衷议论的人物。知情人说，林积赞贫寒的身世，却暴富千万的反差，一直是石狮人心里的谜。     许国俊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     中共政府从未透露有多少官员外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陈破空分析，被捕归案的外逃官员比例非常小。     轰动全国的逃亡贪官就有：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外逃贪官主要去向     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     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     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     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以下是《广州日报》整理的部分名单外逃贪官名单。     蒋基芳：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     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许国俊：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     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董明玉：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2000年1月21日归案。     罗庆昌：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周长青：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各省部分外逃官员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据《世界经理人》）     蓝甫–原厦门市副市长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并且逐年上升。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事实上，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后，年案发量均在40000件以上；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1993年的57     件持续上升到2000年的1335件，达到最高峰，2001年后，则在每年1300件左右波动。     据课题组调查，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至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     课题组公布了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 出逃前职位 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卢万里 政府贵州省交通厅厅长  57岁 斐济 5500万元     2 余振东 国企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 38岁 美国 4.83亿美元     3 于志安国企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 63岁 菲律宾 1亿元     4 丁岚国企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岁 泰国 1.95亿元     5 程三昌国企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 61岁 新西兰 1000万元     6 蒋基芳国企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59岁 美国 2亿元     7 童言白国企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53岁 澳大利亚 不详     8 董明玉国企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55岁 美国 不详     9 陈新国企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 35岁 越南、缅甸 4000万元     10 杨秀珠 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岁 美国 2亿元     11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 42岁 美国 3385万元     12 陈传柏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 61岁 美国 1600万元     13 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 49岁 美国 8000万元     14 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 27岁 不详 3263.2万元     15 高 山 国企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 43岁 加拿大 8.39亿元     16 谢炳峰麦容辉国企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 28岁 28岁 泰国 5250万元     17 萧洪彬国企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18 汪峰政府广东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 31岁 新西兰 3000万元     19 陈安民国企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厂长 45岁 匈牙利 200万元     20 尹国强国企北京市九龙商贸责任公司经理 42岁 罗马尼亚 711万元     21 钱宏国企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46岁 巴拿马 5亿元     22 徐晓轩国企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40岁 澳大利亚 4.6亿元     23 黄清洲国企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47岁 泰国 13亿港币     24 付普照 国企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总经理 45岁缅甸诈骗4035万元     25 余艾青国企北京赤艾商社经理 34岁 俄罗斯 诈骗900万元     26 蓝甫政府建省厦门市副市长 59岁 澳大利亚 505.76万     27 仰融国企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 46岁 美国 不详     28 陈满雄国企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 40岁 泰国 4.2亿元     29 周长青 国企陕西省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销售公司经理 44岁 厄瓜多尔 5515万元     30 钟武剑国企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岁 加拿大 5亿元     31 王德宝国企吉林省东辽县生产资料公司驻满洲里办事处副主任 30岁 俄罗斯 125万元     32 杨彦军国企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 32岁 蒙古 200万元     33 郑治新政府云南思茅地区孟连县国家税务局出纳员 36岁 缅甸 67万元     34 方勇国企浙江省宁波市交通银行办事员 25岁 加拿大 141万元     35 李化学国企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43岁 澳大利亚 1333万元     36 金力成国企浙江瑞安市建设银行莘腾分理处副主任 33岁 柬埔寨 123万元     37 艾合买提。依不拉音 国企 新疆建设兵团农行乌鲁木齐支行办事员 31岁 俄罗斯 233.8万元     38 林进财陈国强国企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0岁 31岁 泰国 950万元     39 马卫红国企云南省祥云县医药公司批发部主任 38岁 缅甸 39万元     40 刘佐卿国企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岁 美国 1亿 广州两名官员外逃传言调查：一人请假滞留美国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0月20日 作者：陈安庆 杨峻 　　广州“裸官外逃”传言冲击波 　　各种版本的内幕消息也开始在媒体曝光，顿时令两个区的党政部门陷入舆论“围攻”，不堪应付，党政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今年国庆节前夕，广州市花都和番禺两区几乎同时爆出“裸官外逃”传言：一是说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以旅游为名，在美国滞留近两个月，至今未归；一是说番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几个月没有上班，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因其妻在国外，有关他逃离出国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坊间传播。 　　这两个人虽然官位不高，都是正处级，但在区里也算是 “大人物”，在职期间突然失踪，一时间传言四起：“裸官出逃”、“畏罪潜逃”等各种各样的版本纷至沓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对这两位在职官员的去向也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加上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惹得广州地区各大媒体开始追踪、质疑、揣测和推断，各种版本的内幕消息也开始在媒体曝光，顿时令两个区的党政部门陷入舆论“围攻”，不堪应付，党政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如果早一点把事情公开通报，解释清楚，有关党政部门就不会面临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广州市一位政府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有些领导总是把不光彩的事情藏着掖着，认为越少人知道越好，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做到及时披露、公开透明，就等于把自己淹没在小道消息的汪洋中。” 　　“流连美国”的畜牧局长 　　今年9月25日，广州《新快报》记者接到一市民发来的短信称：“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以休假名义到美国旅游一个月有余，至今未归，而工资奖金照发，请媒体监督”。该短信最后强调：“绝对真实！”此后，该记者走访了区外事办、区组织部，都无法证实“刘荣福是否出国”这一情况。 　　这则市民爆料和消息顿时令舆论哗然，一时间，广州地区各家报纸和网络都开始转载、追踪“刘局长”的下落，各种关于“贪官外逃”、“裸官外逃”的小道消息开始在花都区盛传。 　　9月29日，花都区政府通过广州地区主要媒体发出一则简短的通报，称“刘荣福7月请休年假，然后于8月19日因私出境，后在美国遭遇车祸，向区政府再请休病假一个月”。 　　10月11日，花都区委宣传部向《望东方周刊》提供了一份关于刘荣福的最新通报：“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于2010年7月23日按规定向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请假，请求于8月18日– 9月7日期间休年假。其后，刘于8月19日持因私护照出境前往美国。刘在休假期间以遭遇交通意外受伤骨折为由，委托其单位再次向区政府分管领导请休病假1个月。在此期间，刘多次与单位保持联系并处理有关工作。” 　　花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小华告诉本刊记者，花都区有关部门正积极与刘荣福联系，希望其尽快返回。早前，区委组织部已明确，刘荣福休假期间区畜牧兽医局的工作暂由该局副局长李兆荣主持。 　　“刘荣福请休年假和出国旅游是经过区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同意的，但是他现在逾期未归，按照《公务员法》等规定是要处理的。”黄小华对本刊记者说。黄小华强调，刘荣福是正处级干部，按照目前的出境手续和程序，如果没有区政府分管领导的签字同意，他是不可能出境去美国的。 　　“刘荣福不属于‘裸官外逃’。”花都区纪委常委伍颖涛告诉本刊记者，刘荣福的妻子目前仍在花都区计生委下属部门工作，没有发现她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每天都按时上下班。对于“刘荣福子女是否在国外”的疑问，伍颖涛表示不知情，原因是刘荣福每年的述廉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这些。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区政府官员有家人在外国定居是必须向区纪委报告的。伍颖涛表示从没有接到刘荣福家人在国外定居的报告。 　　对于“刘荣福是否属于畏罪潜逃”的质疑，伍颖涛也予以否认，他表示花都区纪委此前并没有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至今也没有发现他在花都任职期间违法犯罪的事实。 　　花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小华表示，刘荣福滞留美国未归一事，给花都区政府干部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今后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国的审批管理，省委巡视组也要求区里想方设法联系刘荣福，劝其尽快回来。 　　本刊记者试图通过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李兆荣来了解刘荣福的近况，但是李兆荣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只是说：“此前一直通过手机短信与刘荣福联系。”记者希望了解这些短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李兆荣不愿透露。 　　据介绍，刘荣福是退伍转业干部，曾任花都区安监局局长，两年前才调任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 　　“一度失踪”的副部长 　　今年8月5日，时任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的刘新宇，在参加番禺工商联十届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后，即失去踪影。有市民向媒体记者报料说“番禺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已经多日不上班，因其妻在国外，他有可能逃到国外去了”。 　　对于“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失踪或出国外逃”的传言，番禺区纪委副书记郭轩宇于10月11日向《瞭望东方周刊》予以澄清，他明确表示：“刘新宇没有失踪，也不是出国外逃，而是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番禺区纪委和区检察院联合办案进行查处。” 　　据介绍，刘新宇此前曾担任番禺区政府秘书长、番禺区科技局局长，今年初才调任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并兼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案发前，他还是番禺星海合唱团团长。 　　“据调查，刘新宇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都是发生在其担任番禺区科技局局长期间。” 郭轩宇介绍说，在外界看来，刘新宇在科技局“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由于科技局掌握很多科研项目扶持经费的审批权力，国家近几年对各地高科技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很大，如何用好这笔钱，科技局长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 　　“刘新宇的涉案金额并不大，”郭轩宇表示，“据目前调查发现，刘新宇案件涉及的总金额约为20万元左右，贪图小利的他每次涉嫌受贿的金额也不高，最高一笔是5万元。” 　　对于外界有关“与刘新宇相熟的番禺区大石街道办主任、党工委书记黄标也神秘失踪”的传言，郭轩宇也予以澄清，他表示：“黄标因涉经济犯罪已移交广州市检察院，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也已被罢免。”郭轩宇强调：“刘新宇与黄标两人涉及的案件没有关联，不是外界传言所谓的窝案。”据了解同属“正处级干部”的黄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7月，因为顾忌负面影响，此前，黄被立案调查和经济犯罪的情况，官方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披露，坊间仍在风传黄是“裸官外逃”和“神秘失踪”，有本埠记者多次去有关部门核实，都被告知“不方便透露”。 　　一位熟悉刘新宇的番禺区干部说，刘新宇平时给人的感觉是忠厚老实，在任番禺科技局局长初期，十分重视高新科技的发展，工作上颇有成就。但是后来，他将很多资金批给了“科技含量并不高的项目”，局里一些干部敢怒不敢言，这次出事可能与资金项目审批有关。 　　番禺区纪委副书记郭轩宇介绍，纪委在刘新宇办公室和他正式谈话后，刘将其一起重要受贿经历很快坦白，并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刘在番禺任职多年，即将退休，属于典型的“59岁现象”。 　　悬疑尤在，传言难止 　　调查至此，广州两区“裸官外逃”的传言可以得到部分澄清：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并非“贪官或者裸官外逃”，而是“出国休假逾期未归”。番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也并非“畏罪潜逃出国”，而是“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 　　耐人寻味的是，有关两个官员动向的信息，最初都不是有关党政部门的公开通报，其传播途径竟然出奇的相似：都是通过“市民向媒体报料—记者调查—有关部门回应—媒体报道”的方式向公众公开的。也就是说，在媒体追问、舆论围攻的情况下，有关党政部门被动和被迫地公开信息。 　　真相不彰，官方失语，流言蜚语所以爆发，这是一个当然的结果。正如一位网友在当地论坛上提出的质疑和不解：“刘副部长的情况，有关部门是掌握的，只是没向公众公开，他们一贯都是这样的，这次也不例外；而刘局长的问题，有关部门显然有失察、失职的嫌疑，一个局长长期不上班，组织部门居然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算怎么回事呢？” 　　值得深思的是，两个正处级的“基层官员”，居然让广州两个区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身处此次舆论围攻漩涡中的区委宣传干部对本刊记者说：“有些事情早就应该及时披露，及时澄清，很简单的事情被搞得神神秘秘，出国就是出国，犯案就是犯案，不想回国就是不想回国，但是有关领导和部门就是要遮遮掩掩，这就不能怪小道消息盛传了！” 　　目前来看，“刘新宇不知去向”的情况已经澄清了，但是“刘荣福出国不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方面并没有完全澄清，还有许多悬疑之处：一、刘荣福如果真的遭遇车祸，应该能够提供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证明；二、刘荣福如果真的受伤骨折，也应该能够提供医疗证明；三、有关部门应该要求刘荣福将遭遇车祸、受伤骨折的证明材料通过传真发回国内，没必要等他回来再提供；四、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刘荣福更应该回国治疗；五、刘荣福的直系亲属既然都在花都，就可以向他们了解刘荣福的真实情况，澄清刘荣福不能回国或者不愿回国的事实。 　　“有效的信息公开是对政府形象的保护，反之，不公开不透明就会伤害政府的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目前公开的信息数量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知情的要求，这其中有政府官员观念的问题，一些官员担心，有些不利于政府形象的信息一旦公开，可能会导致另外“不良”的后果，社会效果可能不好，因为有这种担忧，所以不予公开。 　　马怀德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了解信息的渠道呈现多元化，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部门更应该有效推动信息公开，多从便于公众知情、公众监督的角度出发去完善，包括公开的方式、公开的频率、反馈的渠道等等，因为，每一次公开，政府“晒”出的不仅仅是政务，更是一种态度，是公共权力的运作，是政府的威信。 链接：加息无改大趋势 链接：因感动而泪流满面 链接：大道至简之八：透过现象看本质（房价） 链接：无题 链接：日本放还我船长背后藏着什么？ 链接： 九一八，忍不住哭泣 链接： 钓鱼岛危机与突围之路 链接： 钓鱼岛：日本的大阴谋与生死博弈 链接：大道至简之七：透过现象看本质 链接：大道至简之六：透过现象看本质 链接：大道至简之五：透过现象看本质 链接：大道至简之四：透过现象看本质 链接：大道至简之三：如何准确把握趋势（视频） 链接：以史为鉴，谈通货膨胀危害 链接： 强烈谴责通过欺骗方式炒作楼盘 链接：前行中的民族最懂自省与反思 链接：爱心图书馆捐赠及游嵖岈山（35张照片） 链接：云南二次爱心捐助行动（含30张照片） 链接：三剑客向高房价宣战郑州行感言 链接：云南抗旱救灾感悟（含44张照片） 链接： 贵州助学·感悟  

中国当局要求出席基督教世界福音大会的香港代表介绍中国宗教事务的“真实情况”。中国家庭教会成员表示，真实情况就是中国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 基督教第三届世界福音大会星期六在南非开普敦开幕。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4000名基督教领袖将讨论传播福音、脱贫、以及预防艾滋病传播等问题。 中国官方教会因拒绝签署体现自由传教原则的“洛桑信约”而缺席，大会邀请的200名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则由于中国当局的禁止而未能前往南非出席会议。这样一来，和前两次洛桑福音大会一样，拥有数千万基督徒的中国大陆没有代表出席第三届世界福音大会。 *北京要求香港代表反映中国现实* 据香港南华早报透露，北京宗教事务官员要求出席第三届世界福音大会的香港代表团成员在会上介绍中国宗教事务的“真实情况”。报道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宗教官员就开始向香港宗教界打听哪些人将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将在会上表达什么样的观点。报道援引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香港宗教界人士的话说，北京官员“希望我们说，外界有关大陆存在宗教迫害的指控是不真实的。” 香港舆论普遍认为，北京希望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是禁止和阻挠受到邀请的家庭教会代表出席洛桑福音大会留给世人的印象只能是适得其反。 广州良人家庭教会的牧师王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阻止家庭教会出席这次世界福音大会的事实表明中国缺乏宗教自由。 *北京担心家庭教会扩大国际影响* 他说：“他们主要是缺乏安全感，害怕中国家庭教会能够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承认和公开，害怕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出去以后把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的真实情况会更加清晰、更详细地向世界公布。他们害怕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地拦阻。”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家庭教会激增，这些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照中国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处于“地下”或“非法”的状态。而经过登记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则需要遵守官方制定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被称为官方教会或“三自教会”。 *三自教会“有党支部”* 为什么家庭教会不去登记而成为合法教会呢？广州良人家庭教会牧师王岛说：“关于三自教会，我们家庭教会的观点一直不承认它是一个纯正的教会，因为它是以政府为头的，听政府的。我们知道每个三自教会基本上都有党支部，以此来控制教会。而家庭教会是民间的，以圣经为主的。所以他们一直把家庭教会认为是非法的，不承认它存在的事实。” 中国2010年9月首次公布的宗教蓝皮书宣布全国现有基督教徒共有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但是研究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民间学者范亚峰认为，蓝皮书的数字包括的仅仅是经过登记的官方教会的信徒，而没有把家庭教会庞大的人数计算在内，它的最大失败之处就是根本否认了家庭教会的存在。 *家庭教会渐成主流* 根据范亚峰的估计，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应该在5000万人左右，加上官方统计的2000多万，以及天主教徒1000多万，中国基督徒总数应该介乎7000万到8000万之间。 王岛牧师说，目前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的主流教会，这个事实得到国际基督教团体的承认。他说：“家庭教会最近发展很快，比如说在广州，听说有1000多个家庭教会，几乎有教会的每个小区、每栋楼都是家庭教会的形式，发展很快，形式也很灵活，很受欢迎。” 黄小佳是广州一个家庭教会的普通信徒，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完全是凭圣经的教导和自己的信仰：“我觉得加入教会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教会不是以信仰为中心，而只是作为一种精神的活动中心，我就不能接受。” 中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不久前在庆祝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的纪念会上说，60年前，老一辈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顺应新中国成立这一变革，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宣告中国基督教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逐步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路。

美国国防安全专家预测，台湾老百姓在近期内不愿意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进行统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和方雷克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