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明報專訊】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 經濟 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更多的 國際 經驗、教育水平更高，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更有經驗。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非常強烈，會堅決維護共產黨的權力。 富國際經驗 民族主義意識強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在華盛頓時間3月23號公布這份報告，其中提到中共第五代領導層最高職位的官員將是第一代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官員，但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艱難痛苦的歲月，包括直接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害。和現任中共領導層內主要是工程師背景不同，下一代多數有社會科學的背景，而且比前任的教育水平高。此外，他們比上一代有更多的國際經驗，大多數人也有省級管理經驗，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非常強烈，會堅決維護共產黨的權力。 報告認為，中國政局變動對美國有很大影響。雖然今後幾年中國不會有巨大的政策變動，因為新的政治局成員要鞏固實力，他們也會受到中共集體 決策 的限制，預計在位置鞏固後，他們才會採取更強勢的經濟和外交政策。 中共十八大將於今年秋天舉行，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報告稱，這將是中共第一次在沒有革命元老指揮下作權力交替，意味共產黨成功實現換屆體制化。報告還分析，「太子黨」和「團派」雖然在政策傾向上互有不同，但任何一派都無力趕走另一派，所以必須相互妥協。 被視為中國下一代領導人的習近平（中）和李克強（左）被認為學歷更高、更有政策經驗。圖為他們3月8日出席全國「兩會」。（中新社）

作者 马丁 中国当局新闻封锁和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 致使活跃的网路公众舆论越来越焦躁。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及薄熙来被去职, 最近一周中国网路微博又盛传“中南海事变”等三大传闻。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中国公众面对信息封锁极度焦躁, 另一方面则导致网路微博中各种“传闻”满天飞。 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导致在重庆另辟“红色根据地”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而中共高层封锁消息，幕后秘密处理此一事件，对薄熙来解职的理由也没有向外公布多少信息，致使事件以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的情绪，网路贴文及微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反应出中国公众舆论对政治透明度缺乏达到空前焦躁的程度。而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信息封锁。 中国的互联网虽然遭到有系统的新闻审查，但当局对这个空间的管制也越来越困难。在新闻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公众从大量微博和贴文去“探取”信息，已经成为唯一的途径和自然的反应。而敏感事件及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这一有限的信息渠道热度骤然升高的原因。 最近一周以来，最震动北京的是网路贴出的“三大传闻”。第一条传闻是多个名人在网上帖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风雨满楼，有人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甚至有“消息”说内地知名记者杨海鹏透露，王立军事件后，政治局9名常委多数住在人民大会堂，有如当年林彪事变时周恩来坐镇大会堂应变那样。杨还“透露”，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两会的记者会上，怒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后，薄熙来及亲属随从等 38人即被中央警衞局扣押，关在河北某地。杨海鹏还称，“铁幕后角斗仍在激烈进行，至少50个以上关联圈子彼此缠斗，包括所有已退休或未退休的中共大老”。 第二条传闻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阴谋在北京“闯宫政变”，解放军军车开进首都。新浪和微博从3月19日深夜就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有的传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而北京文化人张志远更称“江湖大决战提前开始”。3月22日，中共政法宣传工作会在上海召开，而两天来被传出事的周永康未出席，于是引发外界猜测周永康可能已经“出事”。而此前一天（3月21日）一份民间流传的“内幕曝光资料”说，薄熙来被扣押后，周永康企图“闯宫政变”遭挫败，胡锦涛的军队司令早已提前安排部署好了“61889部队”进城。此后周永康就一直没有现身。中国国内微博上甚至有人贴出军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第三条传闻就更诡异了。3月19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18日凌晨发生在北京保福寺桥的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行驶中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3人被甩出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说是这条新闻被迅速删除，于是有网友爆料，称死者是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这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满天飞，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去职，暴露出中共内部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而在这铁幕般的社会控制以及习惯于党争内幕滴水不漏的共产党政治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这些政治事件必然引起公众舆论尤其网路空间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而当局严密捂盖的做法，更导致强烈要求知情权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 法新社指出，中共一党专政，党内问题从来没有任何透明度，这次爆出王立军事件以及薄熙来被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这也是导致国内网路公众舆论兴奋度大增而出现种种“传闻”的原因。 对于中国民间和网路微博出现的这种“猜测新闻”和“制造新闻”的动向，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薄智跃（Bo Zhiyue音译）指出：“中国人现在很焦虑，因为他们得不到信息”；“现在的中国公众渴望知道一切新的信息，但是官方不提供，于是他们就发明各种传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网路微博上的“传闻”不见得完全就是“传闻”，也有一些可能是有来路的；譬如网上传播的一份“官方正式文件”披露，薄熙来的一名家庭成员因腐败案已遭羁押，正在接受调查。而这件事，官方一直未予澄清。 香港中文大学林立和教授（Willy Lam）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失势，以及最近中共内部爆出的人事之争的种种迹象“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盖子最终是捂不住的。 中国公众舆论在政治敏感时刻出现极度焦躁，是近期的一个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不开放信息自由，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因为中国公民对政治知情权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也关涉到他们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下生活的权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 作者:童大焕，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