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

云之 | 资中筠: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并公开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布鲁诺至此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比较开明,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利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和伽利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利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二百多年的中国,无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二十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着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学得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绝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或几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本文写于2001年,摘自《资中筠自选集》之《士人风骨》。)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5-30 | 责任编辑:左小刀   相关阅读:关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07jo.html           精英与民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8is4.html           差距来自学校和教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b74y.html           公民社会必须澄清的概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2dvy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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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对贺卫方“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演讲的点评

原文地址: 对贺卫方“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演讲的点评 作者: 守门老鹤 对贺卫方“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演讲的点评 丛日云   2009 年 12 月 24 日,我邀请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到我主持的“西方文明大系”讲座上做了“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的演讲,我做了简单的点评。由于前面有王人博教授做了点评,我讲得很简单,关键内容没有充分展开,但我觉得有些内容对同学们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在事后整理成文时做了大量补充。   论辩演说与法治的关系,看来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技术性问题。但背后是什么?是理性。贺老师这里说的是法治离不开理性,法治要由理性支撑。   现代政治文明与法律文明有共同的精神支撑,一个是人道,一个是理性。   人道,就是对人的尊重,实现和保障人的尊严。民主是对人的尊重,每个人是平等的,对于公共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法治是以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为依归。   所谓理性在这里是指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与论证方式。人的权利和自由需要理性来认识并以理性的方法来维护。论辩演说看起来是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但它背后是理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理性传统。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贺卫方教授谈到的一个中国古代辩论的例子:   在汉初,两位大臣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时景帝坐不住了。“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辩论到此结束。   从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中你可以看到,两人都不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讨论。   黄生只下结论不做论证。他提供的一点点论证,就是下不能犯上。但为什么在上者成为暴君时,臣下也不能推翻他,他却没有涉及。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针对辕固生的说法来反驳。他那个帽子鞋子的比喻,是用类比来代替论证。将两个表面相似的事物硬拉扯到一起,来进行类比论证。鞋子当然不能扣在头上,但这不等于臣民不能诛暴君。鞋子帽子的比喻适合于解释一个理论或命题,不能用它代替论证。按黄生的逻辑,对手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君主是帽子,推翻暴君只是帽子破了,我要换个新帽子,有何不可呢?如果这帽子掉进污水沟,或烂得不成样子,我们何必还要戴它呢。这样,争论只能在鞋子和帽子的关系上展开,也就是走入歧途。   如果你论证暴君不可诛杀,你应该提出别的论证。比如,暴君是一个人做恶,诛杀他引起天下大乱,会出更多的恶徒,许多暴君。革命带来的无序,比忍受暴君统治更坏,我们要两恶相权取其轻;比如,你还可以论证,制度的稳定多么重要,为了维护制度的权威,需要容忍一时的压迫,而破坏了制度的权威,社会将永无定日;一旦秩序受到蔑视,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打破秩序,社会将无秩序可言;再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判断谁是暴君,然后就可以动手革命,那么造反永远会有理由,即使汤武这样的“圣君”,也有人反对他,认为他们是暴君。等等。黄生没有讲类似的话,而是提出上下关系不可移易的说辞。但汤武革命并没有否定上下秩序,而是重建了这样的秩序。在上者换了人,但上下秩序并没有变。也就是说,并没有废除帽子,将鞋子扣在头上,只是换了帽子而已。   辕固生为人正直,声誉很好,而他的观点也受今人推崇。但在我看来,他与黄生一样,也是一脑子浆糊。中国古人都缺少逻辑思维的习惯,不懂得如何准确地给概念下定义,合乎逻辑地思考和推论,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前一段话还在讲理,但只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抽象到一种政治哲学的论证,但后一段话,却是直接搬出刘邦来吓人。在汉景帝面前,这个话题是个禁忌,黄生是无法继续他的推论的。辕固生事实上是把黄生的嘴堵住了,吓住了,不能再争下去了。   这样的一场讨论是双方在吵架,抬杠,没有理性的交流,没有思想的进步。以取胜为目的,而不是以获得真理为目的。这恰恰是中国人论辩的一个经典案例,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一个传统。   在不久前一次政治学的研讨会上,一学者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说:社会的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头问:社会不平等永远不能消失吗?那你怎么看共产主义?前一个学者就被噎住了,无言以对。按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甚至连平等这个概念都没有用了,因为不再有不平等。如果按前一个学者的理论,既然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但这个结论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是个政治禁忌。后一个人不是去讲理,而是依靠着政治话语的霸权,逼得前一个学者哑口无言。但这不是理性的讨论,也不是理性的胜利。   你看,二千年后,辕固子的论辩方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内容变了。   中国历史上面临这个悖论:按照儒家理论,诛暴君是合法的,汤武革命一直是受到肯定的,当然,这是儒家没获得统治地位时的理论。当儒家成为皇家理论后,这个学说就面临着尴尬。儒家学说开始更多地倡导忠君伦理,甚至愚忠。但忠君伦理面临另一尴尬,每个朝代至少多数朝代的开国者都是反叛者,如何在肯定汤武革命的同时又不能给现在的臣民动辄造反留下借口?如何在否定臣民造反提倡忠君的同时又肯定开国皇帝造反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西方,围绕这个悖论,会产生许多大部头著作,为不同观点提供政治哲学的根据,如君臣关系是怎样一种性质?由此展开到政治共同体是怎样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君与臣的义务是什么?推翻暴君是否合法?在什么条件下合法?以什么方式才合法?等等。但在中国,都变成了上述黄生与辕固生这样的浅薄而短暂的口水战。从孟子到黄宗羲,争论了两千年,理论上没有进步。   黄生和辕固生的思维缺陷也存在同学们身上。我经常感叹,我们的同学缺少逻辑思维的训练,不懂得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比如有一次我讲民主时谈到,有一个农民出身的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是个文盲,当人大代表几十年没投过反对票并以此为荣。她一直成为媒体正面宣传的典型。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将其视为人大制度的一个耻辱。一个同学站起来很不满地抗议说:丛老师,我不同意你说的,你不知道,那个代表是个好人,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等等。我跟他说,她是不是个好人与我谈的话题无关,我说的是她不是个好的人大代表。人大树立这样的典型本身说明我们的人大制度有缺陷。这个同学的问题在于,他反对我的 A 论点,却在论证观点 B 。将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他合乎逻辑的与我争论,就应该说,人大代表就是不应该投反对票,从不投反对票的就是好的人大代表。   另有一次,我讲到美国关于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的争论。一个同学说,我反对在中国提倡同性恋结婚。我说,我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支持在中国同性恋可以结婚。介绍一个事实与表达一个观点,这是两回事。而在他看来,你介绍美国这个事,就是同意或支持这个事。他把人家对客观事实的介绍当作观点主张来否定。   在我的博客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批评者,你没办法与他讲理,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讲理。你说东,他在说西。有时还会强加你一个观点,再反驳你。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他过度地归纳和推演,把自己想像或联想到的内容强加给你,说那就是你说的,然后再反驳你。讨论和交流时,最怕遇到脑袋里一团乱麻的人,你没办法给他理清头绪。更不要说,有的人就是毫无道理的骂人。   其它学者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学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某个政策并认为美国这方面政策比较合理,,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你说中国不好,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你看,由批评中国社会的某种弊端,被归纳成“说中国不好”,然后再到质问“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这中间多少明显的逻辑混乱。   我们都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平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别人讨论或争论问题的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推论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否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混乱。   现在大学校园里的辩论赛很热闹,很多同学热衷于辩论赛,也经常有同学邀请我参加,当评委什么的,但多数情况下我都谢绝了。但由于不愿伤害同学们的感情,我从来没说过真正的原因,今天借这个话题可以说,我对现在流行的辩论赛很不感兴趣,觉得这种辩论赛强化了我们讨论问题的不良习惯。辩论赛上很少有理性的讨论和交流,表达观点的时间受到限制,而辩论一定要产生一个获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靠机智、声势取胜。我看过首届亚洲大专辩论赛,中国大陆的复旦队胜出,从那以后辩论赛在中国大学里流行开来。但如果我是评委,复旦队是失败的,胜出的应该是台湾队,因为复旦队不讲理。   思维方式和论辩方式是我们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我们争论起问题来,往往是不讲理,抬扛、顶牛、偷换概念、偷换或转移主题、裁脏、耍懒、指桑骂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观点优先于事实、以势压人、以高音压人、以情代理、丑化和漫骂,说得难听点儿,有点泼妇骂街的风格,只是文雅一点儿的骂街,不骂脏话。当我们面对着内外的所谓“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者时,我们的一些媒体经常用文雅的骂街方式。大多数场合,受众不知道对方的说法,或只知其一,不知其它,或只知对方的观点结论,不知它的根据和理由。只有我们一边倒地骂、泼脏水。当年中共与苏共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中共这边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我们吹牛说,九评多么厉害,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十评写好了还没发表,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我读大学时,认真地读过中苏论战材料,我觉得,苏联那边是在讲理,我们这边是在骂街。我们的调门总比人家高八度。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不能够反思它的缺陷,不知不觉中,就会对这种方式习以为常。   理性的讨论和论辩能够促进沟通和理解,能够带来思想的进步,产生合理的结论,而非理性的口水战则会扩大隔阂与对立,使荒唐的观点得不到有效的解构。威权政治和人治是非理性的制度,也塑造了非理性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民主政治是理性的制度,法治是理性的秩序。但在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时,威权政治下臣民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不会马上跟着制度的转变而转化,这是走向民主和法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说不上多严重,但也不是小问题。只有每个公民学会理性地思考和争论,民主和法治才能正常的运作。所以,民主和法治必然由理性来支撑。我们的公民如果不能学会理性地思考、讨论,戒除和矫正威权政治带给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上的老毛病,就不会建立起民主和法治。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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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艰难的文明曙光

北京政法大学给大学生开办的西方文明系列讲座,由丛日云教授主持,演讲人荟集京城名校的名师。讲座文集《西方文明讲演录》已于去年三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很幸运地获得一本,高兴的同时也感到悲哀,本人幸运在八十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入读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分别修读工科和法科,其间却从未受过此等文明启迪。当然,虽然那时没有系统的启蒙,也有个别老师偶尔的引导和个人散漫的阅读,或许是由于缺乏人生阅历和悟性,当时不曾打开过那扇门。 我为今天政法大的学生高兴,也为自己蒙昧蹉跎的岁月悲哀。我网购几册给同龄朋友,希望与他们分享如此美好的收获,不知他们是否如我一样的心情? 该讲座内容包括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哲学、宗教、经济及文学艺术等,几乎涵盖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坦率而言,虽然这十几年来我通过阅读思考而自我启蒙,但感觉宁肯多花时间少读几本西方经典原著,也好过读多几本中国人写的书;也由于自己阅读少见识浅,这些名师超过一半我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两位分别讲述公法文明和私法文明的教授。这并未妨碍他们引起我巨大的共鸣。虽然他们似乎在网络上并不是太活跃,可能也不如贺卫方、张鸣、崔卫平几位教授般广为关心社会生活的网友所知,但他们却同样真实、悲悯,而且广博深邃,他们不仅读懂了西方,也深知中西方差异之所在。这实在是相见恨晚的收获。 这两天再次翻阅讲演集,感觉无论讲述政治法律文明、科学技术文明还是经济文明、西方文学的教授们,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围绕了一个主题,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其实这也是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差距。现代文明来自西方,这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既然是演讲,本身已经是经过名师压缩的内容,本人根本无力总结。在这里想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想。 我算是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的人,但甚至在十几年前,除了为了工作,阅读多半是驱除寂寞打发光阴的手段。我的阅读真正和人生以及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却是网上阅读特别是接触西方经典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发现原来人生并没有模板,同时也发现原来我一直那么努力地在否定自我。可以说这是我真正阅读的开始。真正的阅读,就好像在幽深黑暗的隧道中,开始看到隧道口的一点光亮,这个光亮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头脑越来越敞亮。对我来说,真正的阅读和思考,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对于令自己烦恼的每件事都能够进行梳理、发现原因,于是再没有什么事什么人那么容易伤害到自己。 或许有人会说,明白有什么用?你改变不了现实,还不是更痛苦?话可不能这么说,明白和不明白,正如智慧和蒙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知”“不知”的问题,现实如何却是“是”“不是”的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是不是,改变就更加遥遥无期。 个人的启蒙过程和一个异质文明的国度之现代化进程或许有点相似之处。 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文明,发源于古希腊,而这个文明的进程并非如中华文明那样一脉相承。西方文明类似接力棒,一个接替一个地向前发展,有人总结西方法律历史,认为美国是唯一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虽然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说起来,现在的新中国也才六十几年,但中华文明不是接力棒,而是一棒到底,接力的只是不同的王朝。 西方文明,对于晚清末年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就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看不见光亮(即使有人认为中华文明本身还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现代化的进程由西学东进开始,中国人开始看到西方文明在远方的隧道口发出的光亮。为了避免被认为贬抑中华文明,我声明,正如一天有白昼有黑夜,白和黑不过是各自截然不同的特点。从接触到了解到进而深刻理解西方文明,这是一个过程。在我看来,这本演讲录的讲者就像将隧道口的光引进隧道的人们,当然他们前面还有严复、胡适等前辈学人。 演讲公法文明的王人博教授有个说法,中国宪政研究者像西方宪政研究者那样研究宪政一点用也没有,美国宪政主义者无法理解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正如意大利球迷不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他以为,将西方宪政制度照搬到中国,必定会面目全非。我以为,从晚清到四九,其实中国人一直试图这么做,事实证明确实是面目全非。王教授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宪德”。 所谓宪德,王教授认为是政治道德,即宪政的伦理和道德。我试着来概括一下,宪政的伦理道德就是,一、个人是生而自由的,拥有天赋权利;二、国家是人性缺陷的产物,因为人性有缺陷,因此需要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行使权力;三、既然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也是不可靠的,为了防止国家滥权而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公权力必须被看管。 中国不仅没有这个宪德,而且,中国的政治伦理与此完全相反。观察中国的立法以及行政管理,处处可见“法家”的影子。秦晖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性恶论”比法家的“性恶论”更极端。法家假定,百姓的人性是很恶的,因此一定不能有自由,必须被管制。随便举个例子,外国当事人委托中国律师在中国办理法律事务的授权委托文件必须经过当事人所在国公证并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这一要求的假定是,中国律师会编个假公司或者冒名办理法律事务,而且,连国外的公证机构也不可信。那么谁可信呢?中国使领馆,即官家机构,经过中国官方认证的文件才可信。显然,这一政治伦理有双重标准,人不可信,国家才可信。这和宪政的伦理道德正好相反。 前面说到我在接触西方文明时的变化,首先我发现我一直有着多么错误的负疚感,原来我所有的人性缺陷都是正常的,所有人都会有,虽然程度不同;接着我发现,原来我一直在努力地自我否定,我一直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浪费任何时间,但是我就是不允许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而强制自己做“应当”做的“有用”的事。我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心理测试,测试结果的开始是一番美言,但结论是“你想唱歌,你就不让自己唱,你想跳舞,你就不让自己跳 …” 总之,我就是不允许自己跟随心愿。于是我明白了,我所有的天赋才能都无从发挥,因为我根本不认同我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是长期被中国伦理道德所压迫的人,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己主动地代替伦理道德压迫我自己,用我姥姥的话说,“被谁管着也不如自己管自己管用”。理性自制对于人类是必要的,但自我捆绑乃至自虐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今天我的同事向我抱怨最反感有些客户,特别是有些国有企业,他们认定的事实,那就算是板上钉钉了,无论你事先给他们任何保存证据的建议,他们都不愿花钱去做。曾经也有同行如此传经:对于客户不要太客气,先狠狠地把他们打晕,然后再慢慢地把他们救活,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听明白没?这就是利用中国人的政治伦理,只要你取得类似国家的强势地位,你就可以获得信任,甚至你也可以自信爆棚,占据道德制高点,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国人普遍罹患的顽症,虽然表现方式不同。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伦理道德,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自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刚才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怎么可以对父母如此粗鲁无礼?我对妈妈说,其实修养和学历并没有关系。中国教育是国家本位的,这就助长优势地位的人自我中心。子女小的时候,力量不够,父母年轻力壮,子女往往要看父母的脸色,子女长大了,父母衰老了,反过来,子女就给父母脸色看。如果像西方那样,父母和子女酌情往来甚至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也许许多中国人不得不自杀。我们喜欢亲密无间的好处,就不得不承受其坏处。 类似讲演录中的讲者们,他们就像传递文明之光的人,他们将两种文明的差异理解透彻并且进行传播,在“知道”了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选择“是”还是“不是”,才有可能去达成共识。 我冒昧地总结一下,中国要真正接受并进入现代文明,独立人格的建立是第一位的。建立独立人格,很重要的,就是要尽可能给彼此以空间,也许我的道德标准高些,但这不必成为其他人的道德标准,其他人可以选择低些的道德标准,但前提是不能侵犯我以及其他相对方的空间,因此我也无权占在道德制高点上。也许我的道德标准会因此下降,但我可能会开心很多,这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人不是神,要认清人性的本质,自己活得像个人样,也允许别人活得像个人样。不要要求自己如神明,更不能要求别人如神明,就好像尽管不能排除韩寒有写作团队的可能,你也不能要求他必须自证没有这个可能,否则就认为他羞辱了他所获得的名声。说到底,你没有必要拿他当神,你更无权因为他可能有人性缺陷就判他有罪,难道你就是无罪之人吗? 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懂得珍爱自由。否则,就如以前的我,甘愿放弃自由,成为功名的奴仆。好在我是个善良的人,还不会为了功名去故意损害和伤害其他人,也就是践踏他人的自由。 珍爱自由的人,必然会遵守规则,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和他人的自由之保障。无法无天的人,都是不懂得珍爱自由的人,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自我,要么妄想自己是神,要么自认低贱,不仅践踏他人,也践踏了自己的尊严。 为何美国富豪大多热衷慈善?如果你发挥天赋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赚取了巨大的财富,是否比你每天看官员的脸色、哄他们开心、甚至通过行贿或者将自己辛苦所得与拥有权势的人对分而赚取财富而更愿意和其他人分享你的财富?或者说,更好地发挥这些财富的功用。 如果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并自食其力,官员是否还会那么眼红房地产商比他赚取了更多的财富?个人感觉,虽然嫉妒是人的天性,但相对还是会好很多,毕竟你知道自己更喜欢从事公务、服务社会而不是做房地产商。 中国人除非特殊的家庭环境,公共教育中并无艺术教育和熏陶,虽然现在许多孩子上各种特长班。我有时怀疑,这是否会像中国教育败坏了学生的阅读兴趣那样让孩子对艺术也产生反感? 政法大丛日云教授主持的这个西方文明讲座没有忽视艺术启蒙。虽然讲演录中无法看到讲者所展示的图片以及带听的乐曲,相信这至少会帮助有兴趣的学生去发展自己的爱好而丰富他们的人生。这些有机会发展各种天赋的学生走上社会后,至少可以改善近乎全民拜物的可悲现实;这不仅能够丰富个人的人生,也有助于减少腐败。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优雅而投入地弹奏钢琴,网络介绍她是用做清洁工挣的钱来学习她热爱的钢琴演奏。她的幸福度显然要大过那些贪腐官员,因为她懂得人生有比堆钱好得多的享受。 祝政法大的西方文明讲座越办越好,并走进所有中国大学。也希望公民教育和艺术教育能尽早进入中小学课堂。   西方文明讲演录 丛日云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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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哪怕在奥斯维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林达

转按:在反右五十五周年、文革四十六周年的今天,百名中国大陆作家隆重抄写并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重读林达这篇文章,感动于这位最黑暗的时代中如此美好的灵魂,是否真实的爱必能战胜现实的恐惧?也不由得感慨,人,真的都有灵魂吗?抑或没有独立人格,灵魂没有落脚之处?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被纳粹谋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发掘这段历史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地在电话里讲给她 听。讲到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集中居住区,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今天的人们,才从汉娜留下的4幅画作中,记住了汉娜。没 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女艺术家,我在东京看过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查了各自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 朋友在东京看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60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人们 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维也纳的艺术摇篮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父亲是文具店助 理。他最喜欢看着小弗利德迷失在色彩和纸张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她成长的年代,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正处在黄金时期。公园、咖啡馆常常举行音乐 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博物馆,和名家对视,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昂贵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下来,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弗利德16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正常轨迹入学。她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女孩子选这个专业很罕 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技能和艺术眼光。她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也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她明白,人 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经过提炼、提纯、定格的场景,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       将近100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过程地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 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面层的浮华。其实,但凡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 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 弃的基本背景。       1915 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他相信,哪怕是个孩子,绘画的依据都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 动。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 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探索。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昔日的天堂维也纳,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基本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 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Itten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 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       在Itten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不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 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 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仍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 求,仍在坚持。       走向成熟的女艺术家       师从Itten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由开创现代建筑的4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包豪斯的 目标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具体地说,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艺术想象力,又强调 学生有功能实现的能力,以及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后,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评价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 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艺术村,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戏剧。 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但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和创作。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钉机,作为学校成就,被记载在今天的 《包豪斯历史》中。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但弗利德是罕见的,她不仅能够消化包豪斯,又能从包豪斯“走出去”,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艺 术个性。       就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弗朗兹·辛格,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弗朗兹和她一起去包豪斯,共同度 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1921年,他们又一起参与组织一场歌剧,弗利德设计了海报。女歌手艾咪在歌剧中的演唱,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 朗兹爱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 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看上去,弗利德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恶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能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 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 计划都没有。”然而这还不是混乱的终结。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要成为她的情人。弗利德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20岁的单纯 初恋,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默契配合,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他们合作得 更加顺手。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揉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到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十分兴旺。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 的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喜欢孩子,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几次怀孕,最终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七八年后,弗利德终于孕育了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20岁的单纯爱恋,终于在扭曲中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19区租了自 己的创作室,远离了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在这段时间里,33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邀请,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这是她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弗利德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鲜活的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量身打造的——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竹子一般,先冒出笋尖,然后生长,最终,缓缓地展开它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关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辛格-迪克工作室”虽已不复存在,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 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Heriot女伯爵的客舍。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 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横行起来时,试图加入反法西斯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 海报。这些海报仍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       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当时的弗利德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她帮助朋友 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当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护照后,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定罪,她被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这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了下来。       弗利德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在内心深处,似乎也是对她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对各国政治难民张开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作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这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36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 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 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胜利了。       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他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联系上了住在维也纳的父亲,得知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弗利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 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1936年4月29日,38岁 的弗利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长途的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灯。弗利德在青春时期的挚烈情爱,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       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 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黑画展”开幕 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都已被世人遗忘,而那个“黑 画展”的画家们,则被今天的人们反复提起,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 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个安全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 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大肆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玻璃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悉数被砸光。她所有的朋友都在作进一步逃亡的准备,一片惊恐气氛。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布拉 格。       可是,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 书;而她手里也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写道:“ 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 。”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从1938年到 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 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仍在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着弗利德。1940年,伦敦的美术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展,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同年,他们再次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鼓励丈夫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随后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不准养狗,上街必须配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1942年,希特 勒铁下心要大规模扫除犹太人。在那里最后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1942年深秋,他们的遣送通知也终于到达。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 套,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幅画。       朋友希尔德闻讯赶来,为给老朋友一点支持。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她染着被单说,这也可以给孩子们演戏作道具,染成绿 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她还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去足够的纸和笔。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 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时只有52人幸存。       这里原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6000人口的小镇。1942年,纳粹把居民强行迁出,迁入6.5万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有8.8万名被送往死亡营。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集体居住,其中有1.5万名儿童。所有教育课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 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面对这些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 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转 回头来,孩子们依然看到她眼中满含泪水,止不住流淌。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她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经历,都有过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不仅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着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引导孩子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顶楼窗口,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我曾在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但直到读过她完整的人生篇章,才对集中营这一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从心理上被疏导释放,那是她一生迷恋的事情。孩子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没有走向枯竭。       与其它所有集中营的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世界。她问道:“ 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 ”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她让自己 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世界。也让孩子通过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仍然健康和自由。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个伟大的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 。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仍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仍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 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弗利德的遗产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 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4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 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 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附记:       4500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这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本文作者介绍集中营儿童画作的书《像自由一样美丽》,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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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儿子请你帮帮我』4-社会 / 王馨语

转按:作者好像是留法学生,至今仍在法国生活,因为其母被卷入地方政府官员站台的投资项目,又因官员暴死才发现所投资项目乃空手套白狼,又因企图解套的侥幸进一步陷入困境和一系列法律纠纷。这令作者从中思考问题背后的文化问题。这篇文章角度独特、很有见地。显然,作者没有辜负留学的岁月。 作者博客 http://www.my1510.cn/author.php?guillemets   『儿子请你帮帮我』4-社会 / 王馨语 2012-03-27 07:11 | 阅读(1156) | 标签: 社会 , 背离 , 主体 , 客体 , 哲学 , 然 , 关系 , 做人 |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妈说:“这是什么社会啊?” 然,烧也。《说文》如是说。后为燃,盖后人增加也。《玉篇》又说,然,如是也。今天看然,有人说左上角是“肉”,或“月”(还是肉),右上角是犬,下面是火,整字就是“烧狗肉”。不过如果细看然字金文字形,再看看《文劉績曰》对然的解释,我们就能知道,然字左上角和下面都是柴,下面是已经烧着了的,左上角是还没有烧着的,而右上角是烟,或火苗。 也就是说,然字是我们老祖宗们对自己的成就的纪念。那一天(也许是很长的一个时期),他们发现,烧火的时候,柴和柴之间留有空隙,把已燃的放在下面,没着的放在上面,这样有助于燃烧。然字就是纪录这个常识的发现。因而,然,即“就这么烧”,因而有了“如是”的意思。 那时候,字内结构还有意义。今天,字已退位,字变成了构词的单元,其内部如何也只剩下与书写有关了。这种退位偶尔会引起人的注意。一次写鲸鱼二字,我就在想,鲸看到右边的鱼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它也许想说“老子一人足矣”。 今天再想知道像然这样的抽象的字的字义时,不能只看字内结构,还要看它的“一生”。然的一生留下的“关系”不多,然而,然后,自然,天然,显然,当然,忽然,飘飘然等。把所有这些关系的含义做一个交叉,可以得到然在今天的含义:当下的状态。 然后(然=前面几段被写下的状态),我说,然从从老祖宗时代的“个性坚强”到今天“不得不靠别人来决定自己的身份”,它跟老祖宗的后人们真是同样的命运。原来,我就是然。 受限于时间的我只是我当下的状态,我的过去和我的未来都成了虚幻的东西。我就是在这一刻的我,在这一刻,我有多少钱,我什么职务,我什么学历,睡了多少女人,长相如何,有什么知识,有多少个朋友,电话本里可用的人有多少。所有这些交叉成“我”。我在社会里,我要适应社会,“不然” … 就会被否则代替。我这个“然”就会虚弱一些。 从我被“燃”这个只管烧不管怎么烧的“题目”代替的一刻起,我迷失了。 我茫然不知所措,只能钻进书本里充当副词。那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与我有相同遭遇的拉丁语兄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显然,它被五马分尸了,连以一个独立的声音说话都不可能,而是要五个部分轮流说。 在我面前,它们五个轮流做自我介绍: 第一个说:“我叫affect,英法等好多拉丁系语言里都有我,人们很喜欢我,把我叫做“影响”,“感动”,不过他们更喜欢我儿子affection,把它叫做“爱”。” 第二个说:“我叫perfect,跟affect一样,但是我代表“完美”,而且我儿子perfection比我还完美。“ 第三个说:“我叫infect,人们很怕我,说我会“传染”,惹上我儿子infection的人没好下场。” 第四个说:“我叫defect,有人说我有“缺点”,有人说我“背叛”,我儿子defection离开我好多年了。” 第五个说:“我叫confect,我“混”的不好,因为我是被“调制”出来的,我的儿子confection没出息,在甜食店工作,小孩们叫它“糖果”。” 我问它们,“你们的祖先呢”。它们说不知道。我说,“不是fect吗,它人呢?” 它们说,“没有fect呀,从来没有过。不过我们几个,生下来身上就带着这个痕迹,所以我们彼此以兄弟相称。” 看到它们,我悲从心起,但是我还是告诉它们:“你们的祖先是fect,fe指“客体”,ct跟我的祖先相似,指“然-后”,你们的悲哀在于你们祖先的“主体”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到了你们,你们只代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也一样,生活在关系中。” 他们很惊讶,还不相信,让我证明给它们看。我说:你们的祖先fect是指“客体后”,但主体从来没有现身。因为你们的祖先知道,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无数个,有限的只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他只生了你们兄弟五个,因为你们就够了,他要你们成为社会的骨架。 它们让我具体说说。我说:主体分本体和本体的附着物,比如感情,兴趣;客体可以是任何物或人。 Affect:你指的是主体保持本体,而把本体的附着物给予客体。当这个附着物是感情的时候,主体爱客体;当它是兴趣的时候,主体喜欢客体;当客体是人的时候(他也是他自己的主体),主体的附着物还能影响客体,比如被爱的人感到幸福或厌倦。 Infect:你指的是主体把本体和本体附着物全部都交给了客体,你是“入迷”,反过来看就是客体完全“感染”了主体。当被感染的原因是感情时,你会让人为情自杀,因为这个人的本体丧失了。 Defect:你是Affect的反面,是Infect的解药。你指的是把本体附着物交给客体的主体把这附着物再收回来。只有你能保证主体本体的完整。你能让人离婚,你能让人绝交,你能让人上法庭,你能让人叛变。但你绝不是缺点。只有在主体为了另一个附着物而收回已交给某个客体的附着物时才是缺点,比如为了钱出卖朋友。 Confect:别自卑,你不比它们差。你是一个过程,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你指的是,主体通过把本体附着物交给客体而达到的主体本体与客体的同时提高。一个人把兴趣和努力交给了糕点制作,他把一堆面粉鸡蛋变成了精致的蛋糕,而他自己也变成了糕点师。大家在说“良师”,“益友”的时候,都是在说你。 Perfect:你比较复杂。你指的是主体本体把主体附着物本身作为客体,你是主体通过对自己的审视来提高自己。有了你,主体也会在它的那些个附着物中找到平衡。有了你,人会在离婚之前问,“我给他/她的感情是否够”,“我做蛋糕的时候是否太着急”,“我是否欺弱怕强” … 还会问“我是否工作太多,感情太少”,“我是否有偏见”,“我是否偏心”,“我是否看重升官而忽视了做人” …但是要小心啊,Perfect,因为你并不完美。当主体把主体本体而不是主体附着物视为客体时,你会导致“自恋”或“自卑”。 听完我说的话,它们五个很信服,决定回到岗位上实现它们祖先给它们留下的遗愿。临走之前,我还跟它们一起制定了行动方案。经过激烈地讨论,各自都作出了让步,得到了这样一份计划: 考虑到做为主体的人的愚昧,大家推选defect为首,目标是建立一个以defect的“可能性”为基础,以affect向confect再向perfect的过渡为目标,以infect为宣传和监督机制的社会。 这个蓝图还没有实现,在不同的地方也遇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比如在美国,defect的基础打的比别的地方牢;在法国,affect和confect不是过渡发展而是平行发展;在英国,perfect的负面作用比较明显;在意大利,infect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等等。 可是我,然,我在我这里该做什么呢,我的祖先只留给我烧火的常识,没有告诉我什么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我在想,也许我该请那五兄弟也到我这里来,帮帮我,它们的蓝图也是适合我这里的。 后来我还真把它们请来了,先做个诊断。它们探访回来后对我说,“你这是啥地方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嘛”。我说,“然”。 Defect说:你们这里根本没有“背离”的基础。父母离不开孩子,孩子离不开父母;被下级官欺压的百姓只背离“下级”而不背离“官”本身,还要找什么上级;上了瘾戒不掉,干上一行就跳不了槽;婚前私奔,婚后自刎;交上坏朋友一辈子作恶,交上好朋友一辈子提携 … 我看,你们这里要是不把defect的基础打好,一切都是白搭。我探访了一圈,遇到了不同的例子,他们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幸好我最后想通了。我遇见了一个自杀前的妻子,我问她为什么要走绝路,她说他不要他了。我说“你可以再开始新生活啊,你也可以再找一个”。她说她没有工作,没有样貌,为他打胎已没有了生育能力,当初不顾父母反对跟他走,已跟他们断绝了关系。她说“我没有生活能力,也受不了别人的眼光,而且我要让他后悔,让他付出代价,我要死在他的面前”。我无言以对,只能对她说“你继续”。我见到过一个杀人犯,我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他欠我工资不给”。我说你可以告他呀。他说“他有钱,我告不动他”。我说你们这不是流行上访吗,你也可以去啊。他说“他找人做假证,说我干活时偷东西,没人相信我”。我说那你干脆不要钱了,再找个工作重新开始,也不用杀人啊。他说“孩子等钱开学,老娘等钱开刀,媳妇等钱开伙,结婚的时候还有一万块钱债呢。我说”也是“。那天我遇见四个人打麻将,他们一个是赌鬼,一个是酒鬼,一个是烟鬼,另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问赌鬼为什么赌,喜欢钱就去赚呗。他说他不喜欢钱,喜欢赢钱,输五次赢一次也行。我问酒鬼为什么喝,他说他不喜欢酒,也不喜欢喝酒,但是喜欢喝酒之后,喝酒之后他能感受到他的身体,他的脑子,他的胆量,他的悲喜,总之只有酒后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说你看你媳妇脸上的瘀血,想必她也感觉到你的存在了。我问烟鬼为什么抽,他说“我跟他们不同,我喜欢烟,喜欢抽烟,也喜欢抽烟之后,连没有烟抽我都喜欢,抽烟就是我的存在。买烟,挑烟,点烟,夹烟,吸烟,吐烟,闻烟,发烟,接烟,掐烟,想烟,这就是我的小世界”。我问最后一个人是什么来头。他说他不好赌,不好酒,不好烟。我问“那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打发时间”。我问他“那你现在打发掉多少时间了”。他说“三天”。我又问“那你用了多少时间打发掉这三天时间的”。他先是没答出来,然后瞪了我一眼,说“三天”。见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我发现我这个基础不是天然的,不是现成的,而是要靠所有人一起来建设。你们所说的社会,是由无数个主体组成的,这些个主体之间不是主体和主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无数个具体的或抽象的物(如钱或身份),这就是社会了。这个社会要想健康发展,就需要有一个“背离”的可能性做基础,使任何主体都能随时与任何客体背离。然而,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基础,需要每个主体都成为主体,需要每个主体的完满。给家庭妇女生活的能力(社会承认她做的也是工作,经济条件-工作就该有工资),给民工伸冤的路,使他们不再须要以了结主体的方式“背离”;引导赌鬼把兴趣转向事业的成功,让酒鬼有清醒的自尊,让烟鬼也能有个“大世界”,让打发时间的人也能产生兴趣,不再有这愚蠢的企图。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重要了。 Affect说:我看你们这里可比法国浪漫多了,要给就是给一切。命能给,尊严能给,身体能给,时间能给,自由能给,财产能给,啥都能给。我喜欢这小说一样的地方。别管好不好,起码魄力你们是有的。我的概念是把主体本体留下,给出去的是主体附着物,是由主体本体自己生成的附着物,比如感情,兴趣。可你们这里完全反了,你们留下主体附着物,把主体给出去换外在的附着物。有的用命换感情,有的用尊严换生存,有的用自由换太平,有的用财产换孝顺,有的用命换名声,有的用时间换打发时间,有的用独立换帮助,有的用权利换职业,有的用道德换钱财,有的用正直换地位。结果搞研究的不爱研究,做学问的讨厌学问,上班的厌恶工作,下岗的谴责空闲,当官的不在乎职责,当百姓的无所谓民权。在探访期间,我化身成为一个男生,我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她问我爸爸干啥,有无房车,帐户几位;我说我有感情,她说敢情你啥也没有!我学聪明了,变成“高富帅”,结果妻妾成群,各各都对我说“如果你不要我了,我就死给你看”。那天我开车撞死一个少年,警察来了我说我是高干,家属来了对我说他们养儿子花了20万,我的审判结果是“以后请别这么干”。唉,我只能说你们这里主体沦陷。 Confect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土壤,可以说你们把我祖先留给我的概念发挥到极致了。只可惜,原本应该是主体本体与客体的同时提高,但是在你们这里,提高的只是主体的附着物,还是外在的附着物。你们做牛奶的把牛奶做成了毒药,做牛奶的最后也变成了犯人,如果他侥幸没有成犯人,提高的只是他的财产。你们这里有人爱码字,东抄抄,西改改,知识没多,就是人成了教授,拎着的是一兜垃圾。我也化身去实践,变成职员,老板说成本最低才能赚钱;变成工人,厂主说能省一根线是一根线;变成厨子,有臭味也不敢闻见;变成学生,老师告诉我抄也要过分数线;变成建筑工人,工头告诉我别管地基太浅;我也变成了公务员,大家都告诉我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在我的概念里,他人也是客体呀,我就去找友谊,找了半天就是找不见。我给自己弄来了千万种身份,分别印成卡片。这一招真灵,现在我朋友一片又一片。有人妈妈病了跟我要病床,有人孩子上学跟我要重点,有人犯罪跟我要宽大,有人要做生意问我要贷款,有人出门跟我要卧铺票,有人排队问我能不能往前站,有人挨打让我去报仇,有人想升官让我来铺垫,有人让我帮忙找几个妞,有人找我陪同去捉奸,有人请我吃饭,有人给我塞钱,领导让我欺瞒,下属让我行行方便,媳妇让我照顾娘家,小秘让我多拿绫罗绸缎。我一一满足了他们,问他们可否说出我的名字,他们却说回头见。我只能说,你们这里深奥啊,怎比做糖果简单! Perfect说:我从没见过这么自卑的人,你们不敢把主体本体拿给别人看,自己也不敢看,只是拼命地找无数个附着物把本体包裹起来。你们就像天空中的一粒沙子,飘啊飘啊就为水分把你们丑陋的自己包起来,等天冷的时候掉下来“砸人”。我的概念是最难的。主体最难做到的就是面对自己,把自己当成客体。有的人一辈子都学不会与自己相处。探访期间,我没有像它们一样疯狂,我只是找一些时机躲在角落里偷偷看。比如说我偷看过一个领导洗澡,他在水里朝他媳妇喊“这个热水器的问题你要好好抓一抓嘛”。我还钻进了一个家庭妇女的梦,那夜她梦见了她的初恋,她对他说“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他反问“你不是不会做饭吗”。有一天看我见一个小孩在哭,我问他哭什么,他说开学没有新衣服,我问为什么没有新衣服,他说爸爸不给买,我问爸爸为什么不给买,他说爸爸没有钱,我说爸爸为什么没有钱,他说爸爸没工作,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工作,他说爸爸没上过学,他说爸爸的爸爸没有钱。我没有再问下去。面对自我是很难的,尤其是扒掉一切附着物看赤裸裸的自己。我就不敢面对自己。自我提升,自我完美是一级级的,这必涉及到时间。可是逆着时间一层层剥,我究竟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一个“然后”(ct),可我这个然后之前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主体一层层扒光自己,最后只剩下虚无吗,难怪人人都不敢这样做。不过最后我明白了,虚无不是悲剧,而是一个希望,因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主体总还有一个“然后…“的机会。 Infect说:我爱你们这里,在你们这,我有种撒旦的感觉。没错,主体一旦沦陷,人人都是撒旦。这是我的世界我的城,充满谎言,充满欺骗。在这里,我不是预警机制,而是宣传手段。我一开口,你们的大脑就感染。我说东方红亮亮,你们就众口齐声赞,我说我们在腾飞,你们立刻就有失重感,我要你们和谐,你们就不敢蛮干,我说你们是砖,你们就把宏伟工程建,我要你们奉献,你们就流血又流汗。想自杀的自杀吧,想完蛋的完蛋,今生做完赌徒,来世再做强奸犯。没有主体的主体最自由,少了自我的媳妇才够贱。爱我就给我全部,恨我你就自己玩完。我才发现我的力量,从此我要跟defect对着干 … Infect激动得昏了过去,好在如此,否则它真有可能兽性大发,不好收拾。我问剩下的几个怎么办?它们异口同声,“先背离吧,背离一切,做回只有本体没有附着物的沙子,然后才能有转机。主体没有消失,只是被过度地附着了,抛开一切附着物才能找回主体的本体,然后再决定本体应该制造什么附着物,主体应该如何面对客体。这是唯一的路。” 我说,“然”。 我说:“妈,这个社会是在酝酿一场冰雹,每个人都拼命地往身上裹呀裹呀,裹满水份,等时机一到下来”砸人”。在这场竞争中,你我都没有抢到什么附着物,在空中飘啊飘啊,再黏在一颗大雹子上,随它砸下去。砸了,然后化了,大家一起变回尘土,等着新一轮的攀升。还有一条出路,背离,背离这循环的系统,与其他沙子一起,不受水份包裹,而受它的滋润,变成土壤,孕育绿色生命,在这绿色的生机下实现我们的perfection;或者变成岩石,击碎一切砸下来的冰雹,保护身下生命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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