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博客

华盛顿 —...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2014年正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由于东海防空识别区与南中国海捕鱼新规的颁布，中国与周边邻国本来就不轻松的关系更趋紧张，因此，“甲午年中日必有一战之说”开始流行。于中国而言，各种总结甲午海战的文章早已不局限于总结历史教训，已进入中日两国现阶段战争实力的评估，以及战术、战略的讨论，成为“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午战败讨论中的现实投射* 中日两国都因甲午海战而改变国运。日本因胜利而加快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清朝廷的失败使洋务运动蒙上恶名并破产，革命情绪迅速蔓延，中国近现代化道路更加曲折多艰。也因此，甲午战败的原因几乎是近百年经常讨论的话题。 直到1980年代以前，几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都是这样总结甲午战败教训：北洋水师军舰装备、军队训练比日本落后，战力太差；朝廷落后腐朽，积贫积弱，洋务派极其腐败，层层贪污；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上述各种原因导致军备不修，战时才发现炮弹里装的是沙子；英美俄等帝国主义袖手旁观，不愿调停，坐观战争爆发，等等。 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于这场战争的新说法通过互联网开始日益普及。有人考证出当时北洋水师的规模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甲午战争之时，中国海军完全有彻底击败日本海军之实力。还有人考证出北洋水师曾有机会在朝鲜全歼日海军，但却轻易放弃。更有以下质疑出现，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却败给了经济上远为落后的日本——这个说法当然是这些年来“GDP代表综合国力”这一说法谬种流传所致。 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2013年中国讨论甲午战争寄予了更丰富的现实投影，有从战术方面总结的，威海军分区司令前几天发言称：甲午海战北洋舰队排阵错误，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以横阵迎敌，严重限制了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舰船协同混乱，指挥不力。中新网则刊文称“美刊称中国海军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环球网转发“甲午海战启示中国海军：必须有积极进攻意识”，大意是甲午海战爆发及结局，“虽然是尖锐的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水平的时代落差，作战思想的严重滞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海洋认识的混沌、海洋观念的淡漠、海洋意识的弱缺，则是甲午海战惨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日冲突中，必须树立战略进攻意识。 *时隔120年，中日两国形势大逆转* 时隔两甲子，中日两国面临的形势发生大逆转。 1、中国对外寻求资源的内在压力加剧。 120年前，中国地大物博，不用“人均“这一概念衡量，资源尚称丰富。而日本国土面积相对狭小，资源贫乏，需要向外扩张寻求资源，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兴盛的主要原因。但到现阶段，中国已成了一个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度，在非洲等国资源行业的投资正引起“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在内部人口扩张与资源对外依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将目光对准与周边邻国有争议的岛域，成为必然态势。南中国海捕鱼新规宣布的“声索面积”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甚至驻军的一些岛屿（包括钓鱼岛），这些岛屿周边海域邻近国际最繁忙的航道，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石油、天然气。 2、与日本这一历史“宿敌”开战，易于完成国内动员。 专制极权政治的立政之本就是不断制造敌人，视情形不同，这“敌”可以是内敌，也可以是外敌。毛时代在国际社会备受孤立，资本主义与苏修虽然都是敌人，但中 国并无几面开战的实力，所以只能将重点放在本国“阶级敌人”与党内“反党集团”身上。现阶段中共不能大规模制造内敌，将日本视为虚拟战争对手，因为有两国历史恩怨上的便利，易于完成国内动员，也能有效地将国内人民的视线转移至国际冲突上去，有效地减轻政治压力。 而日本不同，“二战”最后带来的覆灭之痛导致日本民间极端厌战，目前这种状态下，日本政府要废除《和平宪法》可能性甚微，为扩充军力需要增加投入引起的加税亦会受到强烈反对。中日两国在战争动员上的差别，从舆论战来看，中方明显占了上风。 3、与120年前甲午战争时完全不同，目前中国完全处于主动态势，日本只能被动应付。二战之后，和平主义成为《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因此这部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 中国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费投入，包括宣战等，都拥有完全的主动权。中国军队战力如何，有待检验，但持续多年的军费投入相当可观，装备现代化业已完成。日本则只有国民自卫队，其战力如何，只有日本与美国比较清楚。 4、中国如果对日开战，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不可能获得声援。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基本处于被动守势。即使在河流生态、中国移民大量涌入的问题上与中国有较大矛盾，但也不可能结成对抗中国的联盟。这些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因而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只有一点相同，即希望美国能够出面帮助它们。 中国在中日战争的沙盘推演上，唯一不能确定的因素是美国的态度。如果是以夺回钓鱼岛为战争终极目标，美国可能不会参战，因为美国人会反对为了一个岛屿将美国青年送上战场，并在高筑的债台上再加上一大笔沉重的军费开支；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在钓鱼岛回归中国之后，中日之间就可以维持和平。如果战争扩大升级，美国是否能置身事外则很难预测。 *谁能控制战争的规模与格局？* 尽管现阶段中国在中日冲突中居于有利地位，但在不断“擦抢”的过程中，北京应该重温近代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有时又表述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话出自克劳塞维茨那本被誉为“西方战争艺术的奠基石”的《战争论》。与以往军事学家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看到了战争的复杂本性中包含着社会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国家政策的重要因素，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指交战国当中的一方因国内政治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将对外的军事行动看作解决本国政治问题的工具。 为“雪日本侵略中国之耻”开仗，能够成为北京解决国内问题的有效工具么？必须看到，对外战争可以成为强国向外宣示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病根深种之国暴露本国弱点的过程。如果没有一战，沙俄帝国也可能不会覆灭。中国政治高度腐败、官民矛盾尖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失业人口庞大、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复杂问题，应付一次小规模战争或者不会引发并发症，但战争规模升级就很难说了。更何况，几十年前的宿仇成为现在的战争理由总有点不够理直气壮，谁都明白历史旧恨只是中国扩张海洋资源的借口。亚洲人口超过42亿，占世界人口比例60%以上的人密集地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所有亚洲国家都面临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之压力，一国所得就是另一国所失，这种资源之争一旦开始，亚洲的和平格局将无法维持。 破坏旧格局容易，建立新格局很难。中国趁欧盟衰落、美国国力疲软之际改写美国努力维持的世界格局不是没有可能，但迎来的新格局恐怕比目前要糟糕得多。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   从朝鲜处决张成泽到中国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捕，都显示了一点：在独裁专制及威权体制下，百姓们没有权利、饱受煎熬只是硬币的一面，从政者的高度不安全则是另一面。 *威权体制下，从政者缺乏政治安全感*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为消解“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开了一个头。20世纪以来的威权统治失去“天命论”这一保护之后，无论是获取权力还是维护统治，都高度依赖政治暴力（即对臣属及平民的伤害能力与控制能力），其脆弱性远远超过前代的君王们。 现代威权统治者始终而临两类威胁，一是来自人民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使他们的“王冠”落地，有时还得赔上脑袋，如曾经荣耀无比的“喀尔巴阡山的雄鹰”齐奥塞斯库，还有曾自称“万王之王”的卡扎菲。另一类威胁来自内部因相互猜疑与防范而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种黑箱作业式的政治博弈，与丛林式撕咬无异，失败者往往身败名裂。 就以刚发生张成泽事件的朝鲜来说，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清洗非常频繁，如果不看《自古伴君如伴虎：盘点朝鲜建国后被清洗高官》一文，中国人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个社会主义小国从建国初期清洗“朝鲜甘地”曹晚植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大清洗。仅围绕一场朝鲜战争，金日成就进行了好几次大清洗：战争进行中，清洗苏联派首领许嘉谊；停战时，以“未遂政变”为由清洗延安派首领朴一禹、大将方虎山；战后，为推卸朝鲜战争的责任，清洗其政敌南方国内派大将李承烨。 当外部人被清洗完毕之后，就轮到金家人自个掐了。金日成驾崩，金家内部叔侄争位，金正日成功当上继承人，其亲叔叔金英柱遭遇离奇“车祸”身亡，反对金正日接班的南日大将亦同样死于神秘车祸。“驸马爷”张成泽在帮助金正日清洗文成述、徐润锡的内斗中没少出力，作为回报，金正日让其做了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但兔死狗烹，2004年金正日将张成泽驱赶出权力中心，张“消失”两年后再度复出。金正日死后，张作为其“托孤”的顾命大臣风光了一阵，终于在2013年12月12日，被其妻侄金正恩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到底死于何种方式，至今成谜。 看到“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如此行事，中共统治集团成员也许要额手称庆。邓小平垂帘听政之时，曾两废总书记并“拿掉”国家主席杨尚昆，但并未将三人判刑入狱。其中原因，只是因为刚过“文革”，一班被毛泽东修理得七死八活、在牢房里熬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留得一命的开国元老们痛定思痛，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再步毛的后尘，比如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的理由就是“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才算是结束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血拼历史”。 *民主政治既驯化权力，也让从政者安全*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权力更替主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以中国而言，每次权力更替，基本上都是血腥拼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难逃死亡命运，“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就是战乱的真实写照。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为人类开创了一种非暴力的权力转移方式。再经过一两百年的探索，人类发现，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不仅规范着普通平民，更重要的是能够规范掌权者。虽然分权制衡体制下扯皮的事情多，但是政治透明度高，大大降低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除了保证普通公民的权利之外，对从政者来说，至少有几大好处： 一、民主宪政体制为从政者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 在民主宪政体制下，从政者自参加竞选开始直到整个执政过程，政治对手的责难、媒体的批评、公众的挑剔尽管伴随始终，但却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政治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想当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都不是什么“野心”，无须象薄熙来那样，需要在法庭辩述中澄清自己“没有取代李克强同志成为总理的意图”，更不会象张成泽那样，因“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而赔上性命。可以说，对于从政者来说，民主宪政进有道，退有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一种从政方式。 二、民主政治比威权政治付出的社会成本少得多。 独裁（威权）政权是苛剥天下以奉一人（或一集团），这一基本常识在中国却被严重歪曲。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经费达到创纪录的24亿美元，中国官媒大肆宣传美国民主政治浪费资源，列举了从1860年以来的几轮总统竞选经费，论证了“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成为了一项价格不菲的活动”，以此证明民主政治的无效率与浪费。结果，有人写了评论，认为“美国大选经费：来得明白，用得清楚，不用纳税人埋单”，还有评论称“贵，但可以接受：选举总统的投入与美国人在口香糖上的花费相当”，一边倒的批评中国专制的浪费，并赞扬美国选举的清廉。还有网站详细介绍美国竞选筹资的相关规定及美国的选举常识，介绍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如认为大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活力，是选出合格领导人的必要花费等等。由此可见，对外开放之后，“愚民宣传”的效应已逐渐在递减。 中国维持威权体制的花费昂贵，远远超出了美国。以下几组数据可以证明这点：一是每年付出的巨额维稳经费惊人，自2011年起，中国的维稳经费已连续3年超过军费，2012年为7017.63亿元，当年的军费为6702.74亿元；2013年维稳费为7690.8亿元，国防支出预算为7406.22亿元。二是每年的公款吃喝，《人民论坛》（总第398期） 报道，中国的公款吃喝支出，自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以后逐年快速上升， 2010年和2011年每年至少1万亿。1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只要比较同年全国财政收入就知道了：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万多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万多亿元。至于腐败造成的损失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主动转型比被动转型更显高明* 中国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君主权威，但由于共和制有名无实，共和的权威即法治也因此始终未能真正建立，“共和”只能堕为掌权者手中挥舞的一块政治遮羞布。此后百余年间，中国的国号不管是称为“民国”，还是冠以“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威权统治，毛时代更堕变为最坏的极权统治。这种“强人政治”或“伟人政治”，都难脱“人治”窠臼，与共和权威的核心法治相距甚远。 中共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形成了权势者通吃的利益格局，社会对抗日趋激烈。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能适应民众的权利需求，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产生高度危机感。因为在一个腐败泛滥、贿赂公行的社会中，从政者不腐败，根本无法在官场立足。但腐败本身就导致腐败者产生严重的政治不安全感，于是官员们拼命寻找政治保护伞，如果说各种资源、利益、特权的分配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那么这些寄生于食物链的官员就构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这种内部利益分裂的格局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每次权力斗争之后，总有人成为身败名裂的失败者，现阶段的失败者就是薄熙来与周永康。 民主宪政于国有益，于民有惠，于从政者有利，如何选择，只能看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了。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11月12日，联合国改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中、俄、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当选为新任成员国，新华社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以176票（得票率为91%）当选这一业绩。此消息传出，中国网友唯一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Twitter沸腾了，不少人讥讽说这是“蛮族入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漫画家巴丢草@badiucao画了一幅“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早已套上“中国结”*   中国网友不知道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就一直处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在此只要回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需要在2006年改组，以及改组后保留的原机制，就会明白“熊猫”为何能够归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功能是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不仅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非正义同盟，还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与非洲、拉美等会员国结成了利益同盟，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中国操控下，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 漫画家巴丢草画的“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巴丢草授权非商业使用） x 漫画家巴丢草画的“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巴丢草授权非商业使用）   上述暴政国家在人权委员会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会员国，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一“战果”，中国新华社欢呼说：“此间舆论认为，美国此次落选表明，许多人权委员国理事国对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 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这些暴政国家获得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人权”二字深深蒙羞，导致该委员会出现功能性瘫痪，引发世界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联合国不得不于2006年3月将人权委员会改组为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日内瓦，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各占13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东欧占6席，西欧和其他地区占7席。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中国曾在2006年至2012年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这个人权理事会除了比人权委员会少了6个会员国席位之外，在挑选成员国的办法，以及申斥违反人权者的程序等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尽管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在人权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心知肚明，但鉴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可能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新的理事会之外。因此，一些人权专家担心人权理事会将会重蹈当年人权委员会的覆辙。   *中国在联合国的“纵横术”*   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智慧之集大成，外国人只了解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对战国时代以“利相交”为核心的纵横之术了解甚少。但中国历代政治家对此却是淬炼甚深，代代相传。中国在联合国玩上了这套纵横之术，待各国外交官明白其中三昧之后，一般已经无法摆脱其桎梏。   《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曾发表一篇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 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 ”，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让一些第三世界小国为了中国给予的利益而不讲任何原则：   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例如，中国曾用各种方法，让人权委员会的功能近于瘫痪，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二，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三、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三缄其口。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很多人权专家都有菲丽丝·盖尔这样的经历，但不是每一位都愿意将其公开。这篇专访中英文都有，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   可以说，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换届选举中，出现多个暴政国家重新集结的现象，是中国利用了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缝隙，并成功施展纵横术的结果。“熊猫归来”是利用了人权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可寻求新任期的规定。至于如何寻求到176个国家的支持，方法不外乎“利相交”，让这些投票国觉得投票给中国有现实利益甚至预期利益即可。   只是这样一来，未来三年的场景未免可笑：这些暴政国家基本都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主体，当国际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谴责动议时，这些暴政国家组织的非正义同盟将会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名义予以否决，犹如羊向狼议会投诉其中某只狼吃了羊一样，是中国访民历尽艰苦到北京上访的情景在联合国再现。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