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2011年08月25日 16:51:43 　　 闲暇出智慧与鼓励懒惰有什么不同？     　　    　　    　　许锡良     　　    　　    　　有学生读了我的文章《 为什么说闲暇出智慧 》一文后，感觉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闲暇与我们常说的懒惰有什么不同？感觉似乎很难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   　　这确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闲暇为什么能够出智慧，其核心要害就在于，智慧是人心智自由的产物，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忙碌之中，那么，他的大脑就为有形的事物所束缚，或者为繁琐的杂事所困扰，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会有时间与心情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因此，中国古人造字将“忙”字用“心死”或者“心丢失”来形容其状况是有道理的。   　　闲暇出智慧是不是在鼓励偷懒呢？这其实是完全两码事。人的勤奋与懒惰有两个基本大类。一类是身体上的忙碌或者懒惰，另一类是思想上的勤奋或者懒惰。当然，也有人思想与身体上都勤奋或者懒惰。闲暇的状态，也许不是身体上的劳碌，但是，闲暇时光并不等于他不勤于思考。所谓“人闲心不闲，你急他不急”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这是因为“心之官则思”，人的大脑天然就是喜欢思考，喜欢琢磨，喜欢遐想的。而思想智慧又是需要有时间与心境来涵养的。过去常常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文明，而劳动人民又专指体力劳动者，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人类真正的文明应该是那些闲暇人士创造的。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发现与发明，几乎都不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体力劳动者就一定愚笨，而是因为他们的身心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摧毁，不可能会有那个闲暇时光，更不会有那份心情。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的发明创造，一年之内的发明专利与新的发现，就可以超过过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时间里的发明、发现与创造。那是因为，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大量的机器生产代替了人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连人的部分脑力，比如记忆力与计算能力，都可以用电脑来代替。这样一来，人类闲暇时光就更多了，将更多的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拥有闲暇时光的人越来越多，会思考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人类进入互联网之后，知识信息与思想，达到了人类空前的低成本，且跨越时空的共享境界。可以想见，过去只停留在精英贵族里的知识与思想见解，今天早已经随着互联网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知识与思想的垄断越来越困难了。甚至专业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过去人们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病人很少质疑问难。但是，现在新生代的病人在看病之前，有许多都会对自己的病上网查阅一下，包括这个病的性质、症状、病理、用药情况，以及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的治疗水平，都会事先摸清楚。专业知识的垄断也不容易了。   　　其实，人的真正懒惰是思想上的懒惰。身体上的忙碌，如果缺乏思考的内涵，那种忙碌，其实是可怕的。人类的文明不是靠简单重复机械的体力劳动就可以创造的，而是靠人在闲暇时光里思考，探索与实验，人类的文明才得以进步。   　　这就不得不让人又想到了中国人对于勤奋的痴迷。在谈到学习的时候，关于勤苦的说法真是不计其数，但是谈方法，论思想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比如，“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学苦练”，“勤能补拙”，“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一份的灵感”之。类。其实，这一份灵感常常比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要重要得多。因为，汗水每个人都有，而灵感却未必每个人都有。显然，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技能上的训练，或者动作上的简单重复。至于勤奋的经典案例更是不计其数。什么“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有些故事在强调勤奋的时候，真的是到了病态的地步。然而这样一个强调勤奋的民族，却没有能够为人类创造出像样的文明来。发明创造少，思想贫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太勤奋了——不过，这个勤奋只是强调体力上的，而且是不动脑筋的。中国千年的愚民政策与愚民术，将一个民族用劳碌的身体防止他们活跃的大脑出现。统治者最喜欢劳苦大众们，芸芸众生们，只是埋头苦干，而不过问世事，不去作出思考与探索。这对他们的江山来说是最安全的策略。因此，孟子不惜将整个国家的人分成“劳心者”与“劳力者”，而且说“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动脑筋的人不动手，动手干活的人不动脑。身体与大脑分离，结果动脑的人因为没有与这个世界接触，而只有从“格物”转移到“格心”，而动手的人，大脑被孔孟之道的愚民术阉割了。就这样，数千年来，中国人就这样变成了奴役的工具。千年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是拿着铁锤在思考的。人的手脑与社会，与大自然，始终是密切接触着的。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多元的思考，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生。然而读中国的书，就感觉那不是在谈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生感觉。也难怪，鲁迅在上个世纪时在介绍“青年必读书”的时候特意这样提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看似偏激的言论，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内涵的。后来这场论争时过一年之后，鲁迅曾还慨叹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鲁迅“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在当年并未得到国人的认可；七十多年后，仍然有不少论者将鲁迅的主张视为“玩笑，愤激之辞”而予以“批判”。鲁迅先生是饱读中国古书的人，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如此的痛苦不堪。如果读中国这样的古书，即使勤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越是勤奋，越是容易读成一脑袋瓜子的浆糊。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做正确的事情，确实远比正确地做事重要，而勤奋只是鼓励人光拉车不看路，思想方法论上从来没有什么创见的中国人，只会沿袭圣人的老路，重复前人的陈辞烂调。   　　    　　一个人处于闲暇状况的时候，他可以是处于思考状态。学习与其说是勤奋的样子，勿宁说是一种思考的状态。而思考只有闲暇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一个人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是不可能会有什么思考的。而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平民百姓竟然有闲暇时光。让老百姓整天劳作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愚民术。一方面不用害怕老百姓思来想去，时间一久竟然琢磨出：凭什么皇帝家族可以占据整个天下？凭什么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是他一个人的？另一方面，整天劳作毕竟还可以为他们生产贡品，增强朝廷的财富与国库的银两。其实这种效果，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唐尧古谣中就有了很好的展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一个人整天为生存而劳劳碌碌，他是没有时间去想帝王的事情的。这样对于历代帝王将相来说是最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最为安全。再想想中国“文革”时强调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劳动（体力劳动）最光荣，将思想、知识与文化看成是祸害，而且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专制者要那样仇恨知识，害怕人们动脑筋了。今天，中国教育的管理者们，仍然喜欢把学生与老师折腾得起早贪黑，两头不见阳光，并且美其名曰：刻苦勤奋。其实这也是剥夺他们心智的最好办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机器，让老师成为考试的机器，让他们共同成为分数的奴隶。其实是一种伪教育，甚至反教育。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都害怕人们独立思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过：专制者害怕通过教育提升人的心智，因此，他们阉割真知识，用伪知识代替，以剥夺人的思考力。真正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英国作家阿尔杜斯·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中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独立自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果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把教育变成学生的自主行为，而反对那种把教育当成一种训练，迫使“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主张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思考，充分发挥“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反对那种对学生进行硬性的灌输和宣传。他强调说：“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这样想来，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勤奋的品质，并且将勤劳定格为体力上的勤劳，而不是大脑里的反思，那也是因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有方，愚民有术吧。   　　   　　2011年8月25日星期四   上一篇： 说话讲场合，已经成为过去时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8)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鲍勃·迪伦们 周云蓬   今年鲍勃·迪伦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5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参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的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维索斯基，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智利的歌魂比奥莱塔。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做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的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允许一条倒淌河 文/周云蓬   前一阵，网上有帖子，说歌手张浅潜在成都某酒吧，只唱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场。帖子挺火，跟帖的人大多表示不满，并指出自己曾有同样有关她的遭遇：演出迟到、不在状态等等。其实国内很多大音乐节邀请歌手时，都有一个潜在的黑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不是唱的不好，而是不好驾驭，属于个性歌手。据我所知，其中就有张浅潜的大名。 我跟她同台演出过好多次，有时候，她也会唱很多，比如2005年，深圳民谣音乐节，每个歌手限定三首歌，但张浅潜那天发挥的好，观众掌声不断，她就多唱了好几首，气得主办者张晓舟在台下直蹦。 张浅潜，比起我们现今活跃在前线的民谣人来讲，算是老前辈了。1996年签约红星音乐，2000年获MTV最佳摇滚女歌手奖、最佳编曲奖。她同代的音乐人，张亚东、许巍、郑钧，早已占据了娱乐业的各个制高点，凡人难得一睹真容，出场费也是大数字的。时代的动车，飞速向前，留下一个张浅潜，撇在我们这个靠演出为生的民谣新军里，还有日趋更没落之势，实在让人扼腕。 张浅潜给我们贡献过那么多好歌，比如她经典的“倒淌河”，我认为是最好的民谣歌曲之一。还有她那张专辑《灵魂出窍》，我称其为“破碎虚空”之作。可她的境遇却越来越糟糕，20世纪，她还徘徊在北京东三环的团结湖，进入21世纪，已经退居至东五环外的高碑店的平房里，而且备受房东刁难。一次演出完聚餐，快结束时，听她发愁，说晚上回家，那一带很荒凉，路太黑，想找个网吧坐一夜，早上再回去。 她的境遇窘迫，我想，是九十年代唱片公司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那时有经纪人、制作人、企宣，歌手什么也不用操心，甚至有人可以帮你背着琴。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歌手不但要能唱歌，而且也要会谈判，会调音，会算账，还得自己写文案。她的个性，显然不适应这种“十项全能”式的竞赛规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时代留那么一两个有个性的歌手？当我们听她唱片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一个艺术家能给出的最好的果实，这个果实是由她的个性、她张扬的性情、她充满悖论的感觉生出来的，也包括她不谙世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往往会奢望，又能吃到奇特的果子，又能看到一个四方周全、八面玲珑的人，岂知这是不可能的。 张浅潜的问题是，她的音乐做得非常好，但她不会经营自己。今年她一月份有个巡演，二十天她安排了十场演出，有时候三天中要跑三个城市，这需要很强悍的神经和体力。像我这种流浪歌手出身的人，都觉得吃力。所以造成了巡演状态不好，每一场观众不是很多，演下来还要赔钱，而且还招骂。 在我们的时代，音乐界一个共识就是，唱片不好卖，但歌手还能通过现场演出活下去。然而，唱片中表达音乐的细腻、精雕细琢的多层次是现场无法替代的，而且有些人更适合坐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在唱片上绣花。 还是希望有个唱片公司或者经纪人，来帮她策划好的演出，帮她维护唱片的版权。让她即使演出少，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继续做音乐。希望歌迷或媒体不要过于苛责她，给这个时代保留些许孩子气、神经质、浪漫主义。就像我们大地上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但也允许一条倒淌河独自向西。  

　　民谣界中忧伤的手风琴手，张玮玮扬言，在家乡兰州只要一个深呼吸，他就能嗅出两条街外的拉面馆是否正宗。然后，他写了一首情歌《米店》，背景却是南方的米店。 　　三月的烟雨 飘摇的南方 　　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 　　你一手拿着苹果 一手拿着命运 　　在寻找你自己的香 　　窗外的人们 匆匆忙忙 　　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 　　你的舞步 划过空空的房间 　　时光就变成了烟 　　爱人 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 　　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 　　我会洗干净头发 爬上桅杆 　　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这首歌，应该被舟山或者泉州这样的海边小城买去，作为市歌，在细雨如斯的清晨广场上播放，整个小城都能隐隐地听到。人们懒洋洋地吃上早点，悠闲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 　　旋律慢悠悠的，仿佛曲曲折折的窄巷子，两边斑驳的门窗，流水般起伏而过，我们骑着单车，一路向前，爱情不纠结，风轻且云淡，天边外，有北京上海们，在自恋地推动这个世界旋转。 　　情歌最怕流于空泛，而米店是实实在在的爱情，葡萄嫩叶织成的家，清贫的工作，小天小地的，大海也温顺得像城外的牛马。阶梯般的节奏，缓步而下，跟随卖杏花的、卖米酒的，下到巷子的深处，小儿女的小城之恋，不足为外人道。 　　张玮玮出生于1976年的兰州，那年很多领导人去世，他一来到人间就听到满耳朵的哀乐，他回忆小时候，整一个愁容骑士，上学的时候，成为问题少年，敢跟体育老师对打。后去广州闯天下，狂唱张楚，占领了某地下通道。又转战到北京，发奋练习手风琴，荣幸地成为“野孩子”乐队的成员。接着加入美好药店乐队，客串左小祖咒王娟钟立风李志等乐队的乐手。 　　他是民谣界的小灵通、立交桥，加上为人随和，所以经常见到，几个乐队演出，一波波地上上下下，只有他在台上下不来。如今，他戴上了眼镜，好读书，温文尔雅，长得越来越像民国时的胡适或蔡元培了。最近响应音乐人离开北上广的号召，携女友江南完婚，还要发行第一张个人唱片《白银饭店》。 　　烟雨飘摇的米店，生米做成了熟饭，白银饭店就顺理成章地开业了。

    母亲节/周云蓬     妈， 你不知道有个母亲节 如果今天我说，母亲节快乐 一定会吓你一跳 我曾大言只要你高兴 上春晚也可以 其实 从没对你说过 春晚只是一台电视机   你生了个黑暗儿子 把他养活成亮堂堂的希望 今夜, 我在香喷喷的南方 想到你的铁西区 化工厂的黑烟 爸爸整天躺在床上抽烟 你照顾一个男人长大 照顾另一个男人衰老 我和爸爸都欠你的 国家欠你的退休金 东北欠你的好空气 文革欠你的好教育 我想起了这一切碗里的酒洒了一楼梯   妈， 如你年轻时候 嫁给一个识文断字的老师 时代一样会从另一个角度碾过我们 你可硬硬啷啷的锻炼好心脏 等待中央电视台让我上春晚 等你激动完了我会向你解释 我有更大的荣誉还没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