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5月28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举行“心系祖国，高唱红歌”主题歌咏比赛暨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常驻代表何亚非大使、副代表易小准大使和王群大使以及驻日内瓦代表团、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 何大使首先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党正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何大使说，红歌是伴随党和新中国的诞生发展起来 的，是中国人民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精神的精彩写照。举行红色经典歌曲比赛，既是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也是对革命传统的传承。希望同志们以实际行动构建和培育 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把唱响红歌激发出来的力量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创先争优，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 易大使在致辞中说，两个代表团的同志们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投入极大热情，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排练，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希望同志们在比赛中唱出新时期外交官的风采，唱出对伟大党和祖国的深情。 易小准，姐姐 易小冶嫁给江姐儿子成了美国人，如今弟弟又跑到国外 唱红歌！ 随后，六支参赛队伍先后登场。他们服装整齐，精神饱满，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我和我的祖国》、《绣红旗》、《打靶归 来》、《长江之歌》等十多首经典红歌，有的激情高亢，有的深情舒缓，有的斗争昂扬。两团文艺骨干也献上了歌颂党和祖国的歌舞和诗朗诵。现场气氛热烈，高潮 迭起，不时响起雷鸣般掌声。经评审团认真评选，驻日内瓦代表团妇女合唱团、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大合唱队等队伍分别获奖。 活动在全场高唱《歌唱祖国》中圆满落幕。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认为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会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品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这样的增长率能使她变落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难道只是在抗战以后? 在政治方面，现在的“重新认识”倾向于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有人说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国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说法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从基层到国家整个就是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大家庭。 经济如此先进，政治又不专制，伦理道德那更是我们的专长，远非人欲横流的西方可比。这样看来，晚清国人何以要学西方就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来有些人说，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中国被打败后便“短视”起来，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俄国就难道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为什么清以前的国人不崇拜“强者”

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北京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然  1月15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观察家年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但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表示，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他说，“最近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但秦晖认为，实际上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当权利的问题。 他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红顶商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另外一方面不能允许无权无势富人成为刀俎的与鱼肉，权利和金钱树立一个屏障，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群己权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公共领域讲民主原则。如果群己权界得到遵守，民主和自由各得其所，就不会产生冲突。 秦晖表示，当国家的财富真正被国民所有，不是为政府所有。权利就既不能带来财富，也不能剥夺财富，那么到时候公平致富的人们就可以在依法履行对社会义务的条件下享有充分的财产保障和经营自由，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权。他们的进取精神得到社会尊重，他们超义务的奉献，得到社会赞赏。 秦晖认为，“所谓超义务奉献就是慈善，这是不能要求的。能够要求的是税收，那么纳税以后他们还可以搞慈善，这个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社会就要感谢他们。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这是国家吗？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老实说这就是强盗。用强制权利来为自己办事，这是强盗，不是政府，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他说，“政府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如果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指出，“义务的轻重实际上也就是税收高度，这体现着群己权界的弹性区间，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这是可以讨论，也是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群己权界怎么划，无论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都比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规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什么？                                             南方周末报社有个得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旨在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最困难的部分被清退的代课老师而命名为“燃烛行动”的公益项目。5月中旬，我随报社实施该项目的同事黄君、支持这个项目的民间组织“平行公益”的义工张君，一起走访了选定的支助点陕南宁强县的两个乡镇。         我们在县红十字会和两个镇的干部引导下，翻山越岭走访了7家曾经的“代课老师”，最困难的两户状况睹之令人心酸。但是，这与他们是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关系不是很大：69岁的李“老师”家境艰难，主要是因为他35岁的儿子患“甲亢”，无钱治病，不仅娶不到媳妇，还得出外打工。56岁的冯“老师”两个儿子都有间歇性癫痫，28岁的那个在深圳打工时没挣到钱，还被人欺负，徒步沿铁路走回家用了4个多月，途中因不愿加入抢劫团伙而被打伤头部；为让26岁的小儿子在外打工不因发病出事，年纪已不小且有结核病的冯老师不得不抛下老母亲和有病的大儿子，陪小儿子一起出门。甲亢与癫痫这类不轻不重、虽然可以治好而钱少了肯定不行的疾病，对于医保水平还很低的农民就是过不了的坎；而打工者家庭“妻离子散”，亲人难以互相照顾则加剧了生活的艰难。         在走访中我们痛切地感到，比上述因病致困更普遍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打工者家庭特别是子女教育的伤害。         我们选点宁强县，一是因为它是陕川甘三省交界的偏远山区，二是它乃汶川大地震时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县。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可以说因祸得福，宁强的学校重建真的实现了“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学校硬件建设的标准和质量无疑成了当地最高的。县城里有天津市对口援建、投资过亿的“宁强天津高级中学”（原来的一中让给了初中）、邵逸夫捐建的“逸夫小学”。我们去的代家坝镇徐家坝村中心小学，有捐资128万元建的“何家英博爱教学楼”、捐款14万配置的“万鼎电脑教学室”，有县政府“教安工程”投资120万元建的办公和宿舍楼；阳平关镇小学则是台湾金门县同胞捐款133万元人民币建的教学楼。——学校在当地建筑中是那么漂亮那么出众，真该赞一个！           然而，令人不安是，学生中“留守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与在外打工的父母之间亲子情感的疏隔是一方面，更直接的问题是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镇上的孩子且不说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来自附近的山村，周末与节假日回家爬山涉水，危险性更大。徐家坝小学有学前班，孩子们四五岁很可爱。我问放假怎么办，答称家长来接——这家长一般就是爷爷奶奶了。学校旁边就是一条河道，平常有水洼，我们的面包车是趟水走过的。要是下雨涨水呢，孩子们怎么过？在双河中心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有学生在爷爷接回家的路上遇到大雨，被水冲走淹死了。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可以在打工的城市里落户，哪怕是住棚屋(所谓“贫民窟”），他们也是愿意让孩子在身边读书的吧——当然，同时学校不得排斥孩子们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如果说“60后”、“70后”的打工者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面临中考、高考，若是留守在乡，会有情感困扰；若是随父母在打工城市“借读”，则有一个如何回原籍参加高考的问题。招生指标按户籍分配是一种利益分配，对这种不公平的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人为地造成各省市教材与录取分数线的不兼容，给随打工父母在外省市读书的学生造成的困境。         如果说“80后”的打工者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到了上学前班和小学的年龄。难道我们还要让他们及其子女接受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世界各国罕见的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上世纪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且不谈国民权利应当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单从今天要发育市场经济的角度，也要求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打算向父辈那样回归乡村，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取消户籍壁垒，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样，他们的子女不用“留守”在乡村让做父母的牵肠挂肚；带在身边也不用为如何上学发愁。         “新生代农民工”官方表述的出现，说明政府高层已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上了社会管理变革的议程；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关心这个社会问题的人们，所期待的是相关改革的时间表及各地启动户籍（包含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际行动。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普遍减少，城市学校已“空”出不少学位可以接纳打工者子女入学，城市管理者的因袭观念才是最大的障碍。         5月6日北京市教委宣布，今后非京籍生在京借读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原籍户口证明，这表明北京是有条件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可是第二天又宣布收回成命，退回到要“五证”齐全的老路上，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的“幼吾幼及人之幼”虽是一种道德训示，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公平，谁也别指望社会安定。有些城市人有对“外来人口”的优越感，殊不知古代政治家早就说过，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衣食足知荣辱（反之“饥寒起盗心”）；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且心理不平衡的“流民”，让你有安稳日子过才怪了！你有什么权利排斥他人？你有可能让他们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在家呆着种田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