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14〕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p#分页标题#e#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15〕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M16〔16〕呢?”　他说，“M16可以。”我说，那我拿M16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M16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8]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需要制度化的渠道疏导化解 用户： mingjun 发表于：2011-6-13 12:35:36 支持 (0) 反对 (0) [7]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沈阳的浑河远看水面宽广、浩浩汤汤，走近气味难闻、水色发黑，不知环保部门的环保专款用来做什么了，不知环保部门监督什么了，呜呼哀哉 用户： 2wing 发表于：2011-6-12 21:01:45 支持 (1) 反对 (0) [6]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让上帝解决他们吧，自作孽不可活 用户： 采菊东篱 发表于：2011-6-12 19:31:00 支持 (3) 反对 (0) [5]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可不可以猜一下，，30年内必然，，结果大家都懂的 —————— 照这个速度败坏下去，30可能要用3或4或5来除。 用户： 石头 发表于：2011-6-12 15:31:15 支持 (26) 反对 (0) [4]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落后的官员提拔制为中国社会打造了一个特权官僚阶层，这是一个比资本食利阶层更加腐败、腐朽的阶层，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半以上都跟这个阶层相关。 用户： cardamom 发表于：2011-6-12 10:16:54 支持 (35) 反对 (0) [3]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可不可以猜一下，，30年内必然，，结果大家都懂的，， 用户： 普通公民1301 发表于：2011-6-12 7:41:44 支持 (31) 反对 (0) [2]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转发陈行之“ 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 ”陈行之 标签： 重庆 罪恶 权力 开发商 小康 2009-11-17 07:25 重庆“打黑”无意间掀开了社会帷幕的一角，善良的人们看到了社会深处的黑暗景象，人们不得不怀疑：重庆是这样，天津是不是这样？上海是不是这样？北京是不是这样？广州乃至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是不是这样？还有多民众成为了罪恶势力的刀俎？还有多少社会黑幕没有被揭开？我认为这种怀疑顺理成章，即使你动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也无法说明重庆仅仅是一个特例，你更无法用遮天蔽日的谎言消泯人们内心的种种疑问。 还有—— 在21世纪的这个世界上，在号称实行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地方，为什么存在如此大面积的社会罪恶？在所谓的礼仪之邦，为什么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人性扭曲？在一个据说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是何种力量在大地上横行而无人能够阻止？谁假借改革鲸吞了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什么人在制造骇人听闻的黑帮式的社会罪恶？是谁在强奸法律使其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什么人有力量让成千上万工人下岗而禁止人们谈论国家补偿？谁能够动用武警保护黑心开发商强拆民众的房屋？谁豢养了虎狼“城管”追打在马路两边讨生计的小贩？未经人民同意，谁把形形色色为非作歹之徒安置到了各级政府领导岗位上？什么人在遮掩滔天洪水一般的腐败案件？是谁下令禁止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出版？谁划下禁区不允许对“反右派”、“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做任何形式的描述和研究？谁在设置障碍阻止电影、电视剧、美术、戏剧、舞蹈反映现实中的丑恶？哪种力量在封锁网络屏蔽留言关闭博客而无人能够声讨？谁把巨额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却还在谆谆教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哪些人在用中世纪手法世袭权力而让子女承担“太子党”的美名？太子们难道真的智力超群天生优异活该就是民众的牧人？谁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500个家庭掌控中国社会”仅仅是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诽谤和诬蔑？何种社会条件导致民众被自愿被捐款被就业被幸福被失踪被上吊被自杀被开心被小康被和谐被繁荣？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冒社会崩溃的危险维系并进一步扩大着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 答案极为简单：权力。 是的，是权力。 不需要哲学社会学的高深论证就可以断言：所有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权力罪恶，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一个正派社会没有什么别的秘诀，就是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一个不正派社会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就是权力横行在大地上。把权力关在聋子里的社会被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权力横行在大地上的社会被称之为专制主义社会。 答案就是这样简单。 2009-11-17，凌晨 用户： 赵家庄 发表于：2011-6-12 7:24:22 支持 (70) 反对 (0) [1] 回复：民怨是如何积聚的？ 各地已经加快了掠夺、整治老百姓的步伐，是否正在验证“最后的疯狂”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6-11 23:25:30 支持 (62) 反对 (0) 加载中…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