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核心提示： 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 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 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 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明显的事情： 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 原文： Tiananmen after 23 years: Unfair and unjust Things 作者：T.P. 发表：2012年6月5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图片来源：AFP） 1989 年 6 月 4 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涌入城市、结束学生领导的游行示威时，我正在北京。解放军使用坦克和自动武器杀害了许多人。从此以后这件事便留存在我心里。像许多外国记者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每年的 6 月 4 日 作为一个纪念日，纪念人们如何铭记那终结了几周的骚乱、大规模抗议和高层政治闹剧的流血落幕，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寻求公开地纪念那些事件，以及政府如何直接地阻止纪念。 在 1996 年，我开始发现六四事件的纪念不再是强制的。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一个同学，她曾是 1989 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和她的交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们有其他的事情操心，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还要考虑七年后我会在哪里，而不是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她说。 从那时起，纪念的方式和途径普遍地少了些担忧与紧张。 1999 年和 2009 年十周年的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香港总会以守夜的方式纪念。当然，大陆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核心小组为了纪念、责任与赔偿， 也坚持在压迫下进行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她们是由 1989 年镇压中受伤或者被杀学生的亲属组成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抹煞 1989 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成功。通过他们对媒体和教育资源几乎垄断的控制，以及他们对那些挑战关于历史事件官方版本的人的恐吓与打压，政府已经让故事褪去，比时间前进的速度更快。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强行遗忘将是痛苦的。 然而今年的纪念日表明，宣传部长没有成功使六四事件完全消失。尽管今年不是引人注目的十周年， 23 周年纪念日却在六四的相关新闻和纪念上有所上升。香港守夜吸引了数千人，在大陆的一些城市，试图纪念 逝者的小型 纪念活动 也在增加（被迅速解散）。 鉴于前几天的周年纪念，网速由于过滤和监控的加强而变慢。不仅天安门广场，很多更远的地方都部署有大量警察。在我周日 开车从天津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两个警察检查站。我也 在周一 看到警察紧张地在围观街头艺人的人群周围看守 ——离天安门 15 公里 远。 奇怪的是，官方于昨日（指6月4日） 屏蔽了对于“上海综合指数”这一术语的搜索。此事发生时，中国的主要股票交易指数当日下跌了 64.89 点。这一数字的于1989年 6 月 4 号 （即 “6/4/89″）的 怪异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隐秘的纪念活动，则 无疑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些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的人指出，当天开盘指数是 2346.98 ，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所有当天最敏感数字的结合。 沉重的是，”天安门母亲”于五月下旬 宣告，组织中一位 73 岁的名叫亚伟林（音）的男性， 在地下车库上吊自杀了。他在绝望中死去，他 22 岁大的儿子亚爱国（音）在 1989 年被杀害，但一直没有得到死亡赔偿。据该组织消息，亚伟林是一名在健康时便退休的公务员，他”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抗议政府的暴行”。 6 月 1 日，一位曾在 1989 年”学潮”中掌权的重要官员，公布了他对于这一事件的重新定性。陈希同当时是北京市市长，和其他人一样，他成为官方争论的代言人：抗议是被少数国外支持的”黑手”操纵的反革命阴谋；政府的反应是正确和必须的。 陈希同在 1995 年在一件巨大的腐败丑闻中失去权力，与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无关。他 在 香港出版的新书中说到， 六四事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悲剧。然而他承认， 事情处理不当，在决策过程中他无能无力。暴力过后不到一个月， 他成为大声宣读政府报告的人。在新出版的采访中他坚持说， 声明中的每一个字——事实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别人写的， 他没有选择，只能宣读。 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明显的事情：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六四运动，陈希同说，”它来源于顶层内部权力的争夺，并且导致了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至于今天，陈希同指出，最高领导人对 1989 年历史的决定仍在继续。他对过程的陈述高度利己，而且无法证实。即使如此，此类的暗示对于他现在的同事来说极其不受欢迎。今年年底，中国正在准备十年一次的领导人交接，这只船已经因为薄熙来的名誉扫地而摇摆。薄熙来曾是成为新一届领导人一员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现在他却处于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地带，他的妻子因为谋杀而被起诉，他的前任副手在绝望中冲进美国领事馆而涉嫌叛国。 关于天安门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的内部斗争，将可能会成为领导层想要克服的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陈希同的话是真的，他们迟早如此。陈预测，在政府撤销关于 1989 年信息的密级前，这仅仅是时间问题，撤销密级也对不同领导人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描述。用他的话说，”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平反。”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唐纳（Mark TONER）6月3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1989年春季天安门广场示威遭到暴力镇压二十三周年之际，美国与国际社会一同悼念死难者。美方鼓励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至今仍因参加这一示威而在监狱中的人。 华盛顿还要求北京，停止对这一示威参与者及他们家属的骚扰，公布被杀者、被关押者或被失踪者的全部名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美方再次呼吁中国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停止对人权活动者的骚扰。 法新社报道指出，根据人权活动者的说法，中国当局周日在南方对纪念天安门事件二十三周年的活动人士采取了行动。 法新社还说，在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夜间，中共为结束发生在北京，历时七周、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示威活动中，动用了坦克，有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死亡。  

【明報專訊】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柳下惠在魯國當法官，三次被罷免。別人對他說﹕「先生難道不能到別的國家做官嗎？」柳下惠說﹕「如果我堅持做正直的事，去到哪裏不會被罷免三次？如果我願意妥協自己的原則，又何必離開祖國呢？」 這則故事出自《論語》，原文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問成敗，只問對錯 我聽了這故事，對柳下惠有了新的認識。從前我只聽說他是個「坐懷不亂」的聖人，對他無甚好感。現在我了解到他天真固執的一面，便看出他的可愛來。不僅如此，這故事還為我解開了一個心結﹕讀過歷史書，我總感到自己對康有為和譚嗣同雖然同樣尊敬，內心卻偏愛譚嗣同。正如我看黃興和孫中山，明知後者的功績彷彿大些，也還是更欣賞黃興。原來，我的這點感情分，並不是因為人家在革命的路上死得比較慘，而是直道的魅力。 直道就是﹕不問成敗，只問對錯。「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論背景多麼宏大，時勢如何趨使，在那具體的「生」與「義」不可兼得的一刻，渺小的個人必須選擇。這是原則的較量，沒有迴旋的餘地。所謂「曲線救國」，有時只不過是怯懦的藉口，良心的補償。我想，如果「枉道」體現的是人性的弱點，「直道」便是人性的光芒。 在網上看李旺陽的訪談，第一印象是他清晰的思路和洗練的語言，真教人眼前一亮。多年刑罰眦壞了他的身體，卻絲毫沒有使他混沌。在這險惡亂世，他無所畏懼，直道事人。當我對他的經歷多些了解，再看訪問，便認識到他的美德。他自己當年拒絕逃亡，但是從不貶低別人的選擇，對待曾經逃亡的朋友依舊像春天般溫暖，真誠地視他們為同道中人。他既不偏執，也不酸楚，他的憤怒毫不誇張，他的樂觀絕不煽情，他只是在堅持個人的道德。這樣一位真的猛士，長年受到非人的折磨，已然被摧殘得形如槁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短短幾日之後，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自殺了，我感覺就像兜口兜面被當局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有些價值判斷，並不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只需要一點常識和良知。我雖不會口若懸河評論「六四」，可是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分別還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次，一個盲人腳踏實地上吊身亡，得要多聰明的人才能看出事情的蹊蹺？問題是在一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裏，說句真話都能要命。所以，內地人每逢在「民主自由」的事情上被人「干涉內政」時，總是閃爍其辭辯解一句﹕「國情不同」。 價值判斷只需一點常識良知 國情的確不同。我小時候對「六四」的啟蒙認識，來自偷聽父母閒聊身邊熟人的八卦。當年我家遷居廣州，很快便結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張三和李四兩家人，他們都在本校工作，但是據我父母說，是「從北京『貶』到南方來的」。 1989年，張三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李四剛開始走上講壇，一場運動就這樣把他們「花了底」，從此檔案裏記一筆不特止，戶口亦永不能遷回北京。後來，他們在南方找到工作，但是沒有黨的信任，升職是不可能的。好在兩人都有精明能幹的老婆，幾年間四處活動，上下疏通打點，終於悄悄「洗底」，改了檔案。 那時兩家人都住在簡陋的平房中，夫妻間吵起架來，總要我父母去勸。我既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對於這兩個參與者並沒有一點同情。張三是我父親的牌友，打得比我父親還兇，天天通宵打麻將，簡直不用上班似的。李四和老婆離婚之後，不斷和女學生傳出緋聞。他們評職稱的學術論文，都是花錢在期刊發表的。 我對於「六四」的印象，總是朦朧地和這兩個人牽連在一起。10歲的我看這兩個人，只覺得個人修養比國家大事更值得關心。現在看來，張三和李四在90年代的那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時代感的消沉，我也許永遠無法想像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再以後，我看了很多資料，才終於把「六四」和柴玲分辨開來。 「六四」也不是李旺陽。他只不過是堅持自己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價值判斷。他是一名君子，「六四」是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他不願枉道事人，不願去父母之邦，結果他的遭遇比2000多年前的柳下惠更慘無人道。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政治審美疲勞，但是當我聽說李旺陽的故事，我無法不把他記錄下來。如果今天的中國還能夠寫一部《論語》，孔子跟他的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大概每一次都要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