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作者： 冉云飞   冉按：这是应《南都周刊》所约，为在该刊专栏所写的一篇文字，可惜该刊几经努力，还是不能刊出。不论我所说的内容好与否，的确能够证明莫言先生所说，审查有利于创作。因为我这篇文字不能叫创作，所以不予刊布。这是莫言先生获奖以前，我写下的文字，现在我还是持与文章相同的观点。现刊于敝博，以飨关注者。2012年10月22日14：50分于成都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快颁奖了，中国的媒体一如既往地对中国作家获奖抱有很高的热情。有的人甚至不是从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所揭示的精神内核来看待中国作家，而是只要是中国作家他都支持，有的甚至把今年赌博赔率高居前两位的莫言与村上春树之争，看成是另一场“钓鱼岛之战”，民族主义的虚胖和泛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而我的原则是，文学无国界，只要是真正有份量的——在文学创作和道德担当等——作家得了奖，我都衷心祝福且高兴。 由于六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产生了许多令人厌恶的成果，如“三突出”、“高大全”等，使得大家在呼吁政治不要干预文学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生活能离得开政治，因为政治事关我们的权利及生活的许多方面。真正清明理性的政治固然不干涉写作和创作自由，但好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反应我们应该有的权利追求：对爱的渴求，对美的执着，对自由的热望，对民主的追寻，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人道主义的坚守。换言之，作为一枚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无不书写时代及人内心的黑暗：贪婪和无耻、颓废与绝望、欺骗与谎言、暴力和肮脏，等等。有一些人说我之所以不赞同莫言获奖，是因为我在用政治标准评判他。我认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得好：“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躲避当下中国政治常常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怯懦，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也不例外。 老实说，从艺术上讲，莫言小说的水准也远没达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程度。在我眼中，六十年来的汉语写作者基本上没有写出达到获得诺奖水准的作品。即便是已经获奖的高行健，从他出版的中文小说来看，被严重高估。当然你可以说他是用法语在写作，其作品回译成汉语可能打了折扣，那么我对此只能无话可说。我认为莫言在中国作家中写得不算坏，也承认莫言的作品曾反映过计划生育等现实灾难。但很遗憾的是，在我看来，莫言的小说从语言到结构，再到人物塑造，都并不是赞赏者所说的那般出色。比如《蛙》固然展现了一些计生的惨况，但其深层因素并没有揭示出来，这正是莫言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拿捏分寸，而导致的自我内在审查的必然结果。为了给“姑姑”在计生上的“作恶”下台阶，作者后来设置了她的忏悔，但这忏悔更像是作者为了提升自己作品境界的生硬“补丁”，根本不像“姑姑”这个人物的自然发展。与同样受制于高压政治下的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面当时苏维埃现实的勇气和艺术品格相比，相去甚远。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诺贝尔是个不懈的现实社会的批评者，同时他在遗言中也要求获奖作家有相应的道德担当。一个作家有道德担当，并不是将他往高线上靠，要他去做圣人，这不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不完美，但最起码一个作家应有做人的底线。如果是在没有选择的高压时代，像抄毛延讲这样的事，当然可以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对此“说不”的自由后——事实上也有被要求抄写的作家王安忆和阿来拒绝——还要去抄这样严重违背创作自由的御用文本，就不能用逢场作戏和敷衍应景的私事来搪塞，因为这是事关包括莫言个人在内的所有写作者之创作自由的公共行为。要写出自由的作品，必须要有争取自由的努力和一颗的自由心。有担当不一定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但伟大的作家没有相应的社会和道德担当与做人底线，则是不折不扣的笑话。 我尊重有的读者对莫言作品的主观偏爱，但我个人不认为他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再者，有人把我批评莫言包括反对他得诺奖，视为不宽容，这个说法混淆了关于宽容的基本判断。在谈论公共问题时，宽容只有面对权力之压制时，才是有效的说法。我们批评莫言，不等于不宽容，只是多元言论的一种，因为没谁不允许他反驳我们，我们更没有公权力的背景来压制他的言论。宽容不等于纵容，把纵容当作宽容是我们这个时代犬儒病泛滥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而是依旧过于一律。如果我们是善于思考的人，为何不想想关于莫言得奖与否基本可以公开谈，而曾经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为何不让公开谈呢？这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B门？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演讲道：“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总是和蛋站在一起》）作家拉什迪也说作家靠“形式化撒谎”，创造另类的现实，让我们反省当下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各个方面，而对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不仅自己所写的是从不创造另类现实的谎言，而自己就生活在无边的谎言中，不仅浑然一体，而且还甘之如饴。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形成一个了类同评论家王彬彬曾经批评过的，庞大的过于聪明的作家群体。不要聪明到以为别人看不出你什么糖都想吃到、什么便宜都想占到的心理，鱼与熊掌得兼的“理想”，很多时候是个可怕的陷阱和幻觉。 让我再引一段村上春树的话，来说明我们为何要真实地生活，即便你是靠“形式化撒谎”来写作的小说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你即便不时刻与蛋站在一起，也应该与中国的高墙保持一点距离吧，难道这对叫作家的中国人来说，就那么为难吗？ 2012年10月7日于成都

作者： 冉云飞   冉按：这是我新近发表在《南都周刊》的专栏文字，该刊删节刊出，易名为《从抵制日货说起》。我这些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无论怎样，要有更多理性和真实探讨问题的声音，才是我们社会的福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批评。2012年10月2日19：47分于成都 　　　　 　　中日围绕钓鱼岛引起的争端，已经有数十年之久，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和做法，比如同样是游行，日本只有少数右翼游行，虽也有不理智的话语出现，但并未发生暴力行为，更未发生打砸抢等极端事件。但在鲜有游行机会的中国，却有几十个城市发生游行示威事件，尤其是青岛、长沙、西安、深圳等地还发生了极端的打砸抢和暴力伤人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爱国而砸自己同胞的车，伤害同胞的财产及生命，这里面的吊诡并没有人——包括情绪汹汹的抗议者——愿意去仔细思索。一个不会用理智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其面临诸多困境和可以预料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实一个国家的国民群体又何尝不如是呢？ 　　 　　别人欺负你，你不是联合自己的亲人朋友，理智地来讨要说法，运用理性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合理的利益。你却使劲砸烂自己的家用电器，打自己的老婆，甚至自残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这种愚蠢可笑的行为，路人皆知。可是放大到国土争端时，一些参与游行的人，却以砸烂同胞的日系车，打伤和逼迫日系车主为己任，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却被有些人视为高尚的“爱国”行为，实在不可理喻。广东江门市从9月14日起发生7人砸烂车子（大多是日系车）而盗窃财物78宗，至18日始告破；而西安日系车主遇示威人群，被重击头部砸穿颅骨一案，至今尚未告破。青岛和长沙的打砸抢烧，至今也还是悬案未决。有理智的人能否问一问，在高度强调稳定和极有实力维稳的中国，为何能出现这样明显的管理漏洞？这就像你的家人用自残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你作为理智的人却平静看着他自残而不救，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或许有人会说，游行示威者只是想用砸日本车的方式，来让大家减少买或者抵制日货。由于中日的仇怨，百年来抵制日货有相当的历史，你只要看过美国学者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就不难了解此中细节。在全球化程度不高的百年前，抵制日货给中国经济的损失不大，还给国货带来了生存空间，但在今天抵制日货就大有不同。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和广阔程度远高于许多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媒体主张中日经济战，那么日本就会倒退20年，真有这样邪乎么？日本对华依赖的40%多是在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没有高附加值，可寻求他国替代，而中国依赖的20%全是高科技及相关创意方面，有高附加值，可替代程度低。如此一来，打中日经济战对中国的伤害恐怕超出一些人的想像。在尚未出现激烈反日抗争前，据路透社调查400家大中型日本在华企业，有41%的日企想离开中国，可能在此次反日浪潮后比例还会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一些日企工人亦因紧张的中日关系，而非劳资关系而罢工，导致一些日企心灰意冷，就此撤出，对工人本身利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吊诡后果：即失业人数增加，而工作机会减少，就业薪酬降低。 　　 　　由于反日游行带来的恐惧，有不少日资企业停厂、关门闭户，与日本有关的中国企业还插上中国国旗希求保护，日本商品下架隐藏。但反日也成了一些人难得的商机，甚至难免流于表演政治正确的嘉年华会。从踏平和血洗东京等过度情绪化的标语，再到一系列非常搞的商业反日广告，无不彰显出利用钓鱼岛之机来博眼球出位，赚取利益的用心。“凡进店顾客大吼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打8．5折，大吼一声，‘日本也是中国的’，打8．0折”；一烤肉店贴着“禁止日本人与狗入内”，有卖月饼的每个月饼上嵌入“咬死小日本”、“痛恨小日本”、“赶走小日本”、“打倒小日本”的字样，作用类同于巫师的咒语，类人孩的特质展现无遗。就连当当网这样大型的、以卖书为主体的商业网站，也不忘在你订书时玩附赠一面国旗的活动。此一活动遭到一些读书人的抗议，有人认为违背商业契约，同时也违背了不能用国旗做广告的法律规定。看来以清明理性的读书人作为消费主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为了反日，更有奇招拿来应对。日本新闻网报道，中国官方近日下达通知，暂时中止出版日本作家撰写的著作和与日本相关的书籍。中国移动通讯公司对日本动漫、杂志提供的阅读服务也已停止。如此一来，像今年7月东方出版社想“透过华侨华人的书籍，推助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的举动就可能停滞不前。按常理，要反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必须对一国有精细之了解。这方面，日本从百年前以来就做得比我们好，至今仍令我们瞠乎其后。应对中日关系的过度情绪化，其实在日本研究中也是由来已久。以前就有把“知日”说成“亲日”再说成“汉奸”的传统，于今也没有什么变化，否则你就难以理解官方为何要暂时中止出版与日本相关书籍的这种自残行为。难道你真要应对日本带给你的危机，你两眼一抹黑，无须知己知彼，反而更好吗？ 　　 　　还有好玩的在后面，作为体制外的独立个人李娜前往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便被网友骂成是汉奸。同样到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体制内的彭帅参赛就是爱国。在一些人看来，除了领土之争，好像所有中日之间的交往都应该停摆，其情绪亢奋到没日没夜，什么事都不做要来应对钓鱼岛之争的地步。似乎在他们看来，过任何正常的生活，你都是不爱国的。但未曾想到的是，这二位不停摆自己的生活，到日本去参赛的网球运动员，得到的评价却大不一样。原来爱国与否，还得看对方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恐怕会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爱国者大跌眼镜。西安碑林大队抓获参与砸车的网友“超级赛亚人”，是个与母亲租住十平方米的打工仔，这就像资料显示有的参与砸车者来自西安城中村一样，爱国恐怕只是个由头，借机发泄社会不公和底层怨气罢了。李娜与彭帅参赛之别，以及参与游行打砸抢的人，与争取钓鱼岛的关系度实在有限。不少人在反日上充满内在紧张与精神分裂而不自知，这样下去，国没爱到点子上，却制造了不少精神病人，甚至使自己锒铛入狱。 　　 　　几年前日本作家嘉藤加一和中国学者刘柠分别写过《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和《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的文章，谈了中日之间互相不能失去的重要性，实在是值得认真倾听的理性声音。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太稀缺了，因为不理智情绪不仅是我们几十年仇恨教育的结果，更是有些持有媒体话语权者，不理智滥用自己话语权的结果。《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连篇累牍地以威胁口吻谈到对日开战，甚至有个别媒体人主张核平东京。如此狂妄不智的行为，从媒体人嘴里不羁地说出，这会给民众不理智的情绪火上浇油。我对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绝对持批评态度，若在彼时，我也会参与抗战。我从来不曾忘记这段历史，但现已无仇恨。二战后，日本已成民主国家，其再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何况改革开放后，日本给予中国不少帮助，且双方互惠互利到无法离开。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钓鱼岛之争，两国都理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法等来进行谈判解决，而不应妄启战端。 　　 　　2012年9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

作者： 冉云飞   冉按：评周质平先生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本是应凤凰网读书频道而作，现在刊在此请读书会诸友及有兴趣的朋友们指正。虽然只是一个书评，但自认为涉及到胡适先生一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在读胡先生著述的同时，更深广地了解他人的看法。2012年9月22日8：52分于成都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近三十年内的中国大陆，除了五十年代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的脸谱化攻击外，对胡适根本没有像样子的研究。我记得从七八年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发表了耿云志《胡适小传》、七九年《历史研究》发表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同年《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胡适关于《水经注》的文章开始，逐渐有人开始做些政治正确的“研究”了，如像朱文华的《胡适评传》。此书现在看来，学问不扎实，观点很老套，但在1988年的大陆却也有点报春的味道。 　　 　　此中尤以耿云志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个人也是因研究胡适而自我成长的一个标本。耿云志早期对胡适的评价，和大多数人一样，宁左毋右，有令人失笑之处。可是耿对学问有着知识上的诚实，其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真诚，从史料中得出。后来他编有《胡适秘藏书信》（四十二册）和《胡适书信集》（与欧阳哲生合编，三卷本），为胡适研究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91年胡适诞辰百年之际，耿云志组织了四九年后大陆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胡适研究纪念会，结出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与闻黎明合编）一书之果实。相应地，海外亦开始注意大陆的胡适研究，如在美学者李又宁作过胡适在大陆四十年之类的综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胡适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如欧阳哲生、谢泳、罗志田、胡明、章清、陈平原、孙郁、陈漱渝、智效民、程巢父、沈卫威、沈寂、廖七一等。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胡适研究者如余英时、唐德刚、周质平、江勇振、周昌龙、张忠栋、李又宁、陈之藩、王汎森、费海玑、潘光哲的作品和文章也传到国内，形成了一股研究研究胡适的合力，使得胡适的研究在大陆呈现一点“显学”的意味。 　　 　　民间也没闲着，2007年我和一干朋友在天涯社区开了个“网上胡适读书会“的博客，每个月请一人做研究胡适的心得，坚持了五年，从未中辍过。以今年为例，除了学界继续研究胡适思想及相关问题外，《东方早报》等发表了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的文章，而《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分别做了专辑，更有邓康延和高小龙等纠合民间力量，拍摄了大陆第一部胡适的录片《重回适之路》。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胡适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州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周质平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算是适时而来。 　　 　　 一 　　 　　我关心和研究胡适，大约也有十年的历程了，读过不少关于胡适的东西，但周质平这本依旧有他不可替代的新意。周质平利用他在普林斯大顿教书的方便，搜罗了胡适与其女友韦莲司的信，写出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胡适的情缘与晚境》等著述，对研究胡适的情爱世界和留学时期的生活、思想等，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更为难得的是，他搜罗了散见各报刊（包括未刊）胡适所写的英文著述，细大不捐地编成三卷本《胡适英文文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更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人们了解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胡适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我们都深知胡适在中文著述里，从最早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文字开始，非孝、提倡妇女解放、反对早婚及包办婚姻，几乎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可是他留学四年后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之婚俗》却为包办婚姻和早婚提供辩护，反而认为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成婚是不堪的社会习俗。事实上胡适早已奉母亲之命，与江冬秀订婚，并对这桩婚姻在骨子里并不认可。即便他在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后，他依旧写信给族叔兼朋友胡近仁说，他对这婚姻只不过是不愿违抗母命。我认为胡适在《中国之婚俗》里所说早婚及包办婚姻好处之理由，如可以避免女子暴于婚姻市场而除尴尬，可以解除年轻人寻找配偶的焦虑等，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对此周质平说：“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姻制度辩护，不如说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来一个理由”（P354）。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周延地解释胡适为何几乎在所有英文著述里，与中文著述里的观念如此不同乃至完全相反。 　　 　　在《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一文里，周质平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胡适为何在英文著述里，对中国许多他批评的事物，如此曲为回护。除了“前言”和“结论”外，周质平从“从逻辑到科学”、“民主与自由”、“妇女问题”、“中国在进步”四个方面分析了胡适英文著述的内容。比如在中文著述里胡适说理学杀人，在英文著述里却说“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点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比如1951年写作的《中国传统的自然法》里，胡适不仅将汉代的《五经》解释成“自然法”，而且认为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圣经》，这与他在中文著述里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胡适是个有着健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有他们那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思想。只不过胡适的理智和学问，以及民主自由的常识，可以使他不会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深渊而不能自拔。但他的父辈及自己都身受外国凌侵、战争的毒荼，国家如此贫弱，使他无法不在情感和实用上尊重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富强所起的现实作用。胡适大部分英文文章发表的现实语境是：一是抗战时期，作为大使为游说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二是四九后中国大陆进入铁幕之中，台湾亦在威权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适难免要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里民主自由的资源，让世界上的同情者不要舍弃在灾难里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有“为宗国讳”的嫌疑，也难免在“国界”与“是非”之间陷入一定的内在紧张。 　　 　　换言之，胡适浓厚的民族主义，以及为争取民主国家的理解与奥援，使得胡适不得不大量发掘中国文化里的正面因素——这些在中文著述往往被批驳得很厉害——以使世界上的友善之国，不至于目中国毫无可救之余地而舍弃之。也不妨说，胡适一生都有这样的“国界”与“是非”的无解之矛盾，以及在学问上有着体用两方面的内在紧张。但正如周质平所说：“谈胡适而不能抓住这点‘中国情怀’，谈的都不免只是他的影子，他的躯壳，而不是他的内涵和精神。这点‘中国情怀’是胡适一生安身立命之处。”（P353） 　　 　　 二 　　 　　虽然《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真正新我耳目的章节，是周质平解读胡适英文著述何以与中文著述有诸多矛盾。但也许对大陆了解胡适不多的普通读者来说，最令他们惊讶的一章，无疑是《胡适的反共思想》，因为这不符合读者们心照不宣的阅读预期。众所周知，出版审查中充满着神秘主义的管制方式，你觉得它断无可能出版，但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而《胡适的反共思想》这种“漏网之鱼”会让读者、作者都充满惊讶，同时出版者也有着提心吊胆的顾虑。 　　 　　周质平在书中的其它文章里，常常批评大陆出版胡适书籍特别是《胡适全集》，删除了不少反共及相关违碍文章。他在《胡适与林语堂》一文里述及了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重印英文版《吾国吾国》时删除违碍文字时的“出版说明”：“林氏的某些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这绝不代表我们作为出版者的观点，希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为指导，慎审明辨。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个别地方的删节也请读者理解。”出版者写这样的“逃责”说明诚属不得已，除了有掩耳盗铃之功效外，还向官方作一种公开的输诚，以表明“我们也是听话的”。正是用这样的方式使鱼网网眼变大一点，以便漏网之鱼得以与更多读者见面。 　　 　　上面如此多的词费，是为了想证明读者的惊讶是有道理的，因为作者周质平亦同样有点惊讶。“有些文字，在10年前，我绝不敢寄望能在大陆发表，这次能和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欣慰”（增订版序），此话诚非泛辞。出版者也玩了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更有“味道”的“出版说明”：“本书所收个别文章写作时间较早，世易时移，仅代表作者当时的一家之言，为了便于参考研究，内容仍然保留全貌。”这个说法固然有使鱼网网眼更大的功能，但并非全是托辞。因为有的文章发表较早，但后来有新资料出现，作者不及更改。如《胡适与钱玄同》一篇里周质平说钱玄同少有人研究，没有传记，又没有日记，为其编年谱困难等，都不是事实。作者2002年撰写此文时，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吴锐的《钱玄同评传》1996年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文章撰写的当年9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巨册《钱玄同日记》。 　　 　　但我还是要认为《胡适的反共思想》的确是周质平此书里最重要的文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适倡导民主自由，批判极权政治，是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批评者，但究竟是怎样批评的，很多人却不甚了然。即便胡适研究者，大多也只是零星读过一些胡适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何况周质平说“胡适重要的反共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更为更困难了”（P201）。一如既往，胡适批评中共依旧是有理有节的，散发着理性平和的光辉。关于此点周质平从“胡适反共思想的哲学基础”、“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从思想史上反共产”、“对现实的直接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条分缕析地解释了胡适反共之所由来。“多年来，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把胡适反共歪曲成是为了讨好国民党来打击共产党。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诬蔑。在胡适的思想中，‘党’之上是有‘国’的，‘国’是‘千秋’，‘党’只是‘朝夕’。胡适的反对共产主义和他毕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共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他是为了人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P224） 　　 　　 三 　　 　　胡适与鲁迅的关系，大陆有很多人研究，谢泳还曾编过一本学者之间的争论集《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不少人停留于非鲁是胡，非胡是鲁的阶段，而无法深入研究进去。很多人认为胡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鲁迅更体恤下层民众，其实这是只知见树木，不见森林。“‘群众’在鲁迅眼中，是愚昧、无知、自私的同义词，而他自己是自居于‘超人’的。在铁屋中呐喊，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这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共产党的批评家总想把鲁迅的伟大建筑在‘群众’和‘左’上，其实这两点正是他最不值一提的。”（P5）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吹捧的鲁迅，并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木偶与工具。 　　 　　但问题是，鲁迅为何容易被共产党利用，而胡适并未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利用，甚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边都不待见呢？大陆吃鲁迅饭的人特别多，因为官方的支持，鲁迅和曹雪芹一样成了就业机构。一成就业机构，那里面的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真能研究出东西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来，如果有鲁迅研究的真课题，无非是“鲁迅为什么被利用”和“鲁迅为什么不高兴”，前者可以做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后者可以做心理学解剖，可惜至今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一文也未及此点。 　　 　　鲁迅为何晚年参加左联？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我觉得周质平的一段话，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说鲁迅入左联全是出于哗众媚俗，固然不甚公允，说他完全没有被群众牵着走，也未必是实情。许多自认为是青年导师，领导群众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被群众带着走了，失了自己的故步。鲁迅入左联之后，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从领导群众到被群众领导的最好说明。”（P25）知识精英往往思考“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利用的问题，但知识精英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自己被“乌合之众”利用的问题。“杀人马者，道旁儿”，谁都知道，但当有人使尽鼓掌时候，你未必就一定不是那匹跑死了的马。而且即便跑不死，也会在不愿跑的时候被哄着跑。你不一定同意周质平说“与鲁迅相比，胡适是比较耐得住寂寞的，是比较能够在掌声喝彩之后寂寞度日的”，但这点足够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在《胡适与赵元任》一文里，周质平特别拈出赵元任的家庭和胡适的家庭进行对比，尽管并没有深层地涉及家庭教育问题，但我认为他已敏锐地观察到家庭教育问题对两家的不同影响。胡适算得上是教育家，但他的家庭教育恐怕并不完美，他很少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与赵元任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在英文中为包办婚姻与早婚辩护，除了有可能为自己的婚姻辩护外，还在现实意义上反证了包办婚姻在某种意义上的缺陷。胡适与江冬秀婚姻好坏，他人说起来容易隔靴搔痒，但胡适应酬太多，自己的学术工作和社会活动也要做，而江冬秀不少时间在麻将桌上，未免减少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胡思杜惨死大陆的悲剧因素很多，家庭教育之缺失，在这里面有没有一分原因——胡适影响了万千人，独在左倾思潮弥漫的时代无法影响自己儿子的价值选择，这里面可解释的意蕴太多了——值得人们思考。看了赵元任的家庭之乐，1939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给江冬秀写了封信：“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意识得到是一回事，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这点为人父母者想必都深有体会。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并非完美无缺。如上所举《胡适与钱玄同》一文就有一些可正误的地方。关涉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常常提及“打倒孔家店”的事情，很少有人怀疑“打倒孔家店”之说法的有无。为了写作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我查了不少原始文献，至今没有查到“打倒孔家店”的原始出处，更不知为谁所说。后来在《国家历史》杂志上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0-02/720342.html)一文，真是于心有戚戚焉。对于“打倒孔家店”一说，大陆上以讹传讹者固然不可胜数，如冯友兰在五十年批判胡适时曾说胡适：“他也说是跟着别人打倒‘孔家店’，可是实际上他是‘孔家店’的保护人。”（转引自《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40）冯在这里想剥夺胡适“打孔家店”的发明权，以便不把他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却讹成了“打倒孔家店”。 　　 　　但海外一些研究五四和胡适的重镇如余英时等，讹传的也都是“打倒孔家店”。与胡适多次通信的陈之藩说：“先生（胡适）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想法现在是否有些商榷，有所修正，如冯友兰先生似的。先生说的善未易明，善未易察是什么意思？”（《陈之藩文集》一之《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第二封P45，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陈是一位科学家，行文做事也特别严谨，读胡适著述甚多，依然袭用旧说。“批评胡适‘打倒孔家店’的人何止千百，在这里他独举冯友兰而不及他人，正可以看出他很在乎冯是不是了解他的意思。”（《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39）我们不说批评“打倒孔家店”正确与否的问题，关键是，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一说。“打倒孔家店”之讹传是由胡适给《吴虞文录》作序，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名言而来。且不说“打倒”是个完成时，“打”是个正在进行时。大家都知道胡适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著称，但根本没有多少人想过胡适会不会把话说满到孔家店已被“打倒”的地步。虽然这只是个小细节，传讹以至习非成是，终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纠正的。 　　 　　2012年8月15日至1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