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是做中国的Twitter，还是要做中国Facebook？ 新浪的难题不在于与竞争对手腾讯厮杀，更在于如何从门户网站向平台公司的转型中杀出一条血路。

“主席庙”的塑像故意只做成七分神似。

摘要：来宾均为高端政商人士，陈列包括珍贵文物，入会须有“十亿资产”，证据表明，复建后的故宫建福宫与普通公众无关，它是“顶级私人会所”。 故宫的商业化运作正在逐渐背离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建福宫这一典型案例之后，公众必须要求：对于每一个人，故宫都应开放无阻。 故宫内普通公众无法涉足的“高端活动”越来越多，这是否背离了博物馆的公共性质？ （樊甲山/CFP/图） 夜宴紫禁城——这是故宫最新最时尚的用途。只不过，这一时尚与普通人无关，夜宴的朱漆大门只向“拥有尊荣地位的高端人群”打开。 4月23日晚，故宫建福宫花园，建福宫会所开幕式举行。在上百人的来宾名单中，包括陈义红、沈南鹏、王中军、梁信军、苏芒、虞峰、胡永敏、沈南鹏、朱永兴、刘海峰、沈国军等京城各界大腕，还包括建龙钢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伟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盛希泰、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雄等商界人士。来宾主体则以长江商学院高级学员组成。 证大投资董事长戴志康是第一个明确承认自己参加了建福宫的开张招待会的商界人士，“三年前我也去过那里参加韩熙载夜宴故宫演出新闻发布会。” 为保护这些尊贵的来宾，故宫保卫人员加班保卫，甚至专门请来二十多个警察在宫外执勤。 一份颇具皇家气概的“诏书”在晚宴开始前被宣读：“建福”承运，特昭告曰：在兹辛卯春日，紫禁城建福宫修饰一新，堂皇揭幕！阳春景明，万象更新。名园落成，喜迎佳宾。当此“四美”足具、“二难”并至，务使社会贤达、精英人士，一体与闻。谨此！辛卯年三月二十一日。 皇家气度显然是晚宴的重要基调。在建福宫敬胜斋主宴会厅中，数条江南织造总局的“手织金缎”被分挂于两侧墙体，印有“紫禁城建福宫”的奏折和纸砚烫红大字摆放在黄缎覆盖的茶几上。 在主宴会厅旁的延春阁内，置放多件故宫重器，与这些国宝相伴的则是左右各一名身形剽悍的保卫。珍贵的屏风宝座亦悉数阵列，其中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清乾隆紫檀嵌玻璃画宝座屏风”。据一位参加了开幕式的人士获得的信息，这些珍贵文物从故宫博物院借调而来，“准备长期摆放”。 尊贵的宾客们在清宫宫女装扮的礼仪小姐引导下签到，之后欣赏民乐表演，晚餐结束后再鉴赏陈列文物，接近午夜，这一尊荣奢华的夜宴终于结束。 事实上，参加开幕式的多数长江商学院学员早已有过进入建福宫的经历。早在半年前，在建福宫里，一场隆重的晚宴便已举行。 一段清晰的视频资料显示，这是长江商学院第四期CEO班的年会。在这个俗称“长江四号”的班级里，绝大多数人拥有显赫身家。 2010年11月6日晚，在建福宫静怡轩门前，不大的院落里围出了一间宽敞的玻璃房，里面排布着数张餐桌。一支名叫“女子水晶乐坊”的器乐组合在玻璃房外的临时舞台上，演奏着如《印象中国》、《最爱茉莉花》等曲目。据称，这次晚宴正是建福宫会所开幕前的最重要的一次“预热”。 预热之后，会所筹备仍在进行。先期装饰一新的延春阁、敬胜斋及积翠亭已经开始不定期的接待，“隔三差五地会请贵宾吃饭参观。”一位参加过建福宫夜宴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此人士透露，此次年会由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组织。目的则在于为半年后正式开幕的会所聚拢人气，“这就是陈义红为建福宫会所运营所作的预热”。“那时候会所运作机制尚无定论，还停留在尝试阶段”。 在“4.23开幕式”后，建福宫花园进入正式运营。延春阁作为展览厅，空间最大的敬胜斋被开辟为主餐厅，其他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等亦为小型宴会酒会所用。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介绍，在会所开幕后几日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当时在场者有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故宫博物院的相关领导。 5月15日，三页建福宫顶级私人会所“入会协议书”被网友曝光。而故宫博物院方面对此决然否认：建福宫成为私人会所“不存在也不可能”。 从重建到私人会馆 建福宫的“复活”得益于香港知名企业家陈启宗在香港回归后的捐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1999年春的签字仪式上说：“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将填补紫禁城古建筑群的空白。”帝王时代曾经供帝后休憩娱乐的建福宫，焚毁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场大火。此后人们面对的建福宫，仅仅是由基座和石头构成的青灰遗址。作为一个王朝的角落，它仅仅存在于历史当中。 历经五年有余的重建是超级苛刻的。在捐助方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香港）驻故宫专员的参与下，建筑主张一切修旧如旧，施工会按照古法、气候和古建的节奏而调整。内中延春阁的一种石材甚至在国内寻访了两年之久。而在建筑的内饰，则依照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的意见，采用现代装修，接待贵宾之地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人们惊叹于它重建的质量和中港合璧的方式。时至今日，按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的评价，复活后的建福宫“本身就是一座文物”。他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两三年后，未对公众开放的建福宫迎来了很多贵宾，包括基辛格和老布什。它也举办过商业名流的宴会、展览和交流。仅从内观而言，一位建成后几次到建福宫的人士说，当年室内装饰的设计师以比较灰的色调处理内部装饰，朴素而低调，没有特意突出什么主题，“意在为将来流动展览或举办活动预留了空间”。 古代与现代的冲突，也让另一位到过建福宫的人士明显感觉到了异常：建筑内部（似乎是敬胜斋）装修比较现代化，颇具艺术气息，和中国古建筑宫、殿、楼、阁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陪同的工作人员承认，今后可能会搞一些“高端活动”。 对于这种高端活动的属性，熟悉上流社会的人士早在2009年即已耳闻。有一种说法，在今年5月被曝光的建福宫会所之前，一位广东人和北京人极尽低调之能事，在这里开过一个私人会馆，但因定位不准和人脉不广等原因关门大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为了建福宫会所的筹备，它的内部在2010年年底招投标进行了一次重新装修。 所谓低调筹备还包括，提出收购中外顶级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与外国政商上流人士努力接洽。流传在上流社会的建福宫会馆，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全球精英俱乐部”，将更侧重于中美政商交流，而对中国名额非常有限，传言中10亿以上的有产者方有资格进入预审。一切都是低调的，仅仅流传于狭小的领域。 会所的“操盘手” 专业人士表示，单凭故宫自身无法运营一个顶级会馆，做高端会馆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财团支持，垫付先期的运营成本和尤其重要的人脉支持”。 多位知名人士在会所曝光后于网上发表言论，均将如今的建福宫会所的真正操盘手指向了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红，陈拥有长江商学院学员背景，这也是预热与开幕均与长江商学院学员有关的原因。 经营建福宫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媒体的造访之地。但他们发现注册地址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公司。查询工商资料可知，这家公司至少换过三处办公地点，还因私自更换办公地被工商部门开出5万罚单。 事实上这家公司名称中原本并无故宫二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注册资本为700万的公司由两部分构成，成立于2005年，法定代表人为陕西籍人士张群言。中方的出资单位是故宫下属的事业单位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之合资的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仅为1万港币。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秉承故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传承、整合、创新、价值’为经营理念，担负起发扬和创新故宫文化产业的历史使命”。 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是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在2009年9月，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新任主任，接替她的前任成为副董事长。中外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不复杂，故宫以品牌投资（“紫禁城”、“故宫紫禁城”、“紫禁城御膳房专造”、“紫禁城御膳房监制”等商标），而香港公司投入全部现金，也将因此拿到35％的收益。 按照规定，合作期满后，商标和专利使用权将不属于故宫，而属于公司。 成立后不久，这家公司便开始大力发展宫廷产品，向杭州的一家丝绸企业、北京一家家具企业和食品企业订购产品。它的经营并不好，第一年亏损263万后，资产仅存350万，只比负债多了一万。从账面上看，这是一家滑向深渊的企业，到2009年，它已经净负债近600万。 公司资料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叫马超斌的年轻人，以及一位叫马彤的人。故宫内部人士曾经看到过，建福宫会所筹建期间，马彤开着陕西牌照的红色保时捷跑车多次出现。至少有三个消息源指向，31岁的来自陕西的马超斌是建福宫会所筹办的实际主管者，“他是故宫一个大领导的亲戚”。 而更多出现在筹办场合的马彤是马超斌的“执行者”，据熟悉故宫内情的人士介绍，马彤以房地产商的身份为人注目。以他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不仅有已于2011年3月被注销房地产企业资质的西安金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还包括“陕西金鑫拍卖行”。此间拍卖行自1997年成立，为陕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级单位。 不过电话那头的马超斌坚决否认了这一切：“我几年前就离开故宫了，建福宫不是我做的。我走之前还没有开始做。”他说自己曾经经营的主要是御膳房食品研发，本人不是故宫的编制。当被问及是否故宫一位主管者的亲戚时，他连续说了三个不，随后挂断了电话。 至今故宫只是部分对公众开放，未开放场所中还有多少被用于“商业开发”？ （北方/图） 喧闹行乐，早有先例 在建福宫会所曝光之前，故宫承办商业活动其实早有先例。 此前引发争议，当属某大型通信公司举行的成立五周年庆典。一篇名为《500人在故宫吃“大排档”》的博文披露了相关内容：2007年5月17日晚，故宫宁寿门广场，宴开五十多席。该公司领导、大客户和合作伙伴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这场规模浩大的露天夜宴。 作为参加者之一，该作者在博文中写道，“故宫是国之重器所在，国之瑰宝所在，在这里杯盘狼藉、喧闹行乐，实在稀奇”。 事后得知，参会者甚至获准在非开放时间参观部分故宫。而这些待遇的得来则在于“故宫与其属‘战略合作伙伴’”。 事实上，因为这些活动均在非开放时间内举行，如果不是参与者自行发文披露，外人其实难以知情。 彼时争议之下，故宫博物院文保处主任梁金生曾表示，只要安全措施得当，故宫在不开放时间搞关门活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显然，对商家最大的吸引，便是“故宫”两个字无可取代的政治意味和权力象征，甚至于奢侈品牌也有进入故宫珍宝馆展示的经历，在公司的媒体宣传上着重提及。 努力进入故宫进行商业活动，成为各家高端品牌的共识。同样是在宁寿门广场，2010年9月的大众新辉腾赏车会便在此举行。这是在皇城范围内第三家搞商业活动的汽车品牌。 “尽管先前已有另外两家汽车品牌在太庙举行了活动，但这次毕竟是进了故宫，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彼时一位汽车界人士如是表示。 事实上，相比频次并不高的高端品牌广场活动，数量更为庞大的经营单位在故宫的聚集则是故宫商业开发的活力之源。一则来自故宫内部的数据是，在2007年，故宫内有经营网点34处，参与合作经营的外来企业一度达到三十六七家。 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经营管理处，作为专门的机构管理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的经营和发展。就基本的合作模式而言，当时还是由企业出资，故宫博物院以品牌或人才技术入股。 事实上，在“星巴克事件”成为关注焦点前，故宫统一规划经营活动的“收权活动”便已展开。2006年，故宫方面便以招标形式选择了专业机构，为故宫的经营网点进行规划，而“故宫”、“紫禁城”两个商标也被批准为驰名商标。 “收权活动”所确立的两大方案是：一方面开发具有故宫特色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任何经营主体都必须以故宫品牌为主，以“树立故宫的整体服务形象”。 而在过去一些与故宫开展合作经营或者独立运营的网点则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选择——或服从收编，改用故宫品牌继续在此经营，或彻底退出故宫。事实上，诸如“大明宫”和“王府”等在外国游客中有显著知名度的品牌，最终与星巴克的命运相仿。 然而，对于如此开发，故宫高层领导始终在多个场合对“商业”概念予以回避。“这是一种服务，面向公众的服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如此着重强调。 一个数据显示，目前故宫博物院的特色商品已经超过了2500种。而这些商品的开发被拆分给十数家公司。而这些公司基本是故宫以自己的品牌与民间资本合作，但并未有实际的资金投入。在工商系统中，随意输入“故宫”、“宫廷”、“紫禁城”等字眼，能够检索得到的公司，基本有故宫背景。 尽管商品数量已经客观，但在郑欣淼看来，“还远远不够”，与台北故宫尚有差距。早在2006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履新前，郑欣淼已经让一位副院长主管文化产品开发的诸多事宜，“甚至让其到台北去学习”。 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的名声和地位，已经被一些商品或商家利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文史学者葛剑雄如是表示。 在葛剑雄看来，故宫名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业广告中，故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一些‘金书’、‘金画’、‘稀世珍宝’的广告，也都或明或暗显示它们与故宫的关系，或称仿自故宫珍藏、皇家秘宝，或称得到故宫特许，限量编号。”葛剑雄撰文称。 这里面不乏引发文史界人士强烈反弹的事例。2004年底，一套重印的《四库全书》进入拍卖市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部特藏本上，加盖了“文渊阁宝”和“乾隆御赏”原玺真印。其中乾隆的御用藏书印“文渊阁宝”自1781年首次启用之后，已封存了223年。 时至今日，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依旧难平心中块垒。“加盖了皇帝原玺真印的《四库全书》显然具有了文物价值，还能上市交易吗？而且一个地方文物部门何来权力批准动用国宝？” 建福宫会所开幕所用“诏书” （南方周末资料图） 对每一个人开放无阻 5月16日晚，故宫的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回应备受质疑的建福宫富豪会馆。 故宫方面首先重申了此前三天的说法，“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而后笔锋跳转，“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尚未实际开始营业”。对于发生在4月23日的开幕夜宴，则只字未提。 故宫内部人士透露，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办公室，离建福宫“很近，也就50米”。对于半年来建福宫内的熙熙攘攘，“不知情”实在说不过去。 故宫是天地文雅的现代博物馆，首务应为传承文化、服务公众，一位不愿具名的文物界人士认为，商业营销不应排斥，但“第一，不存在欺骗。第二，不伤害文化遗产本身。第三，不侵害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力。第四，不贪污腐败”。按照他的标准，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底线都将不可容忍。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可以进行合理的商业开发，不能轻视自由市场的商业力量，这肯定能给文保和事业带来助力，“卢浮宫大都会也有比较像样的餐馆和咖啡馆”。 他的观点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不一样，谢辰生是直接反对在博物馆和其他名胜古迹中建设会馆的一个。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保守：“不是保守和先进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在他看来，文化产业的内容必须是文化，比如出版、讲座、展览、印刷、复制品等，博物馆绝不能产业化，“如果为了挣钱，那绝对错了。为大款服务，我坚决反对。博物馆不能变成百货商场啊。” 在法律与职业准则层面，也不难找到对博物馆商业化的规定。 在中国，文保单位的经营受到以下条例的保护：文物保护法第23条和第24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其他用途的，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亦明示“在参观游览区内设置服务项目，应当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管理要求，并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相协调”。 对于商业援助，《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亦明确规定了机构的道德准则：“如果从商业或工业组织或从其它外界途径寻找并接受经费援助或其它援助是博物馆的一项方针，便需十分小心地对博物馆与赞助人商定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商业援助与赞助可能会涉及道德问题，博物馆必须确保其标准及目的，不会因此类关系而受到损害。” 即便有时存在分歧，但各方一致的看法是，博物馆面对的必须是普通公众。“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在故宫方面的官方说明的结尾，故宫感谢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监督者们。“管理和使用上，我院明确建福宫花园按照由故宫博物院直接管理、委托专业公司承办的思路开展活动，这是与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管期间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也是在探索保障建福宫花园的高标准维护、高标准服务，真正成为故宫博物院与社会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的妥善途径”。 多位文保界专业人士表示，重建后的建福宫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故宫应该重申它的定位：用于贵宾接待、举办新闻发布会、小型展览、主题沙龙、讲座等文化活动的场所。而面向的人群必须是“多样多层次的”。 无论如何，故宫是属于公众的博物馆，对于每一个人，那里都应该是美好和开放无阻的。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侯德健从来都认为《龙的传人》就是一首“红歌”，他也从不介意任何人、任何团体以怎样的方式运用它。“好莱坞也有爱国歌曲、爱国电影，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是官方组织做这些事，而是在自由市场中，由民间自己去做。那样，效果肯定会更好。” 　　许多80后、90后知道歌曲《龙的传人》，是因为台湾偶像歌手王力宏。2000年，王力宏在专辑《永远的一天》里翻唱了《龙的传人》，中间还加入了一段英文说唱（Rap）。王力宏的歌迷追根溯源，追到了王力宏与李建复的甥舅关系，一部分铁杆顺势刨出了歌曲的原作者——侯德健。他们不知道的是，1988年侯德健在央视春晚上亲自弹唱了《龙的传人》。 　　2011年5月2日，侯德健在鸟巢与李建复合唱了《龙的传人》，这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30周年的纪念演出。“滚石”老板段钟潭本是侯德健的老相识，近些年两人失去了联络，“滚石30”想请侯德健，托李建复捎话。李建复是台湾校园民歌早期的代表人物，也是《龙的传人》首唱者。侯德健听说之后当即表示“没问题”，他很想体验一下在鸟巢唱歌的感觉。 　　侯德健的出场成了这台6小时超级演出的最大新闻。压轴时段，周华健以简短介绍引出侯德健、李建复，前奏响起，现场九万人开始大合唱——这也是他22年来第一次在北京登台演出。 　　前中央领导人习仲勋（右二）、杨尚昆（右一）接见侯德健。 （侯德健/图） 　　“姑息” 　　时至今日，提起《龙的传人》，侯德健忘不了一件事和一个人。 　　1978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那一年，侯德健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从会计转修国语的他正打算退学。1978年12月16日早上，侯德健还在睡觉，同学推醒了他，告诉他：“出大事了，外国广播说美国和我们断交了。”那天，学校陷入一片悲情之中，不少同学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抛弃朋友。侯德健对周遭的悲情不以为然，在他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悲情笼罩，受外国人牵制，他愤怒于这种懦弱的悲情，写下了《龙的传人》。“海峡两岸的矛盾冲突是兄弟之间的纷争，容不得外国人在其中挑拨离间、渔翁得利。”33年后，侯德健回忆起创作初衷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它当然是一首爱国歌曲，宣扬的是民族主义，只不过，我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与许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和当时的台湾当局更是大相径庭。” 　　当时，正值台湾校园民歌浪潮的高潮，侯德健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龙的传人》很快在以挖掘校园民歌著称的新格唱片录制完成，由李建复演唱，推出后立即成为热门歌曲，被迅速传唱。国民党政府于是也大力推广，十天后，台湾《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 　　那时台湾依然处于“戒严时期”，歌曲的出版发行需要交由“新闻局”审查。原词中“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被改为“姑息的剑”。侯德健感到哭笑不得，他认为，被修改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奴才”二字过于敏感，对鼓舞士气不利。 　　侯德健(左）和李建复2011年在鸟巢演出合影。 （庄平/摄 滚石/供图） 　　之后不久，宋楚瑜出场了。那时候的台湾大学男生在入校前，都要在台中的成功岭进行为期六周的军训，《龙的传人》诞生后不久，宋楚瑜在成功岭向正在军训的学生演讲，题目干脆就叫“龙的传人”。 　　对于《龙的传人》，宋楚瑜在原词第三段后面又加了一段，以表达自强不息的斗志。歌词里添加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词句，新闻局官员通过唱片公司传达了修改的意图，侯德健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宋楚瑜没有甘心，先是叫人把侯德健、李建复请到办公室，对两个年轻人的创作进行了一番表扬，然后又请侯德健的老师和长辈们吃了一顿饭，席间提出想让大家一起帮助劝说侯德健修改歌词。侯德健的师长们当场反过来劝宋楚瑜，如果非要表达另外一层意思，不如另找人写歌。 　　当时的台湾，政治人物亲自修改歌词并非新鲜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蒋纬国就曾对刘家昌写的歌曲《梅花》的歌词“动过手术”。政治人物们认为这是为歌曲增色，显然侯德健并不买账。他认为，宋楚瑜的词是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他无意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宋楚瑜最终没有成功。 　　《龙的传人》 　　词曲：侯德健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过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1990年由作者本人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奴才（1978年由台湾“新闻局”改为“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1990年由作者本人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叛逃” 　　1983年，侯德健做了一个震惊华人世界的举动：在台湾依然处于戒严状态下，在香港新华社的帮助下，绕道英国来到了北京。 　　由于侯德健拒绝按照宋楚瑜的意思对《龙的传人》进行修改，很快，台湾“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开始派人出面游说，邀请他写一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还定好了演唱者邓丽君。据侯德健回忆，当时，尽管“文工会”没有强人所难，但他也没敢当面回绝。 　　1983年3月，侯德健申请到香港参加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示威活动，被台湾有关部门拒绝。此时，“文工会”传来消息，说是“老板”想请他吃饭，侯德健以为是“文工会”的负责人，仔细一问，要请他吃饭的竟然是幕后大老板蒋经国。侯德健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公，外公说怕是“鸿门宴”。侯德健由此下定决心出走台湾。 　　侯德健的出走在当时的台湾宛若一颗炸弹，被台湾官方认为是“叛逃”，《龙的传人》从此被打入冷宫，禁止在任何场合公开演唱。这一禁令直到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后才失效。 　　“我们家在台湾的境遇一直不好，我的祖父是国民党空军，祖父曾告诉我，当年执行轰炸延安任务时，他老人家把炸弹都扔到了秦岭上。也正是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1949年到台湾后，一直不被重用。”侯德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小时候，家里有整套的《鲁迅全集》，“你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十分罕见的事。” 　　来到北京后，侯德健被安排在王昆领导的“东方歌舞团”。那几年，他曾在团里的演出中唱过《龙的传人》，他也才得知，这首歌曲在大陆也很受欢迎，包括当时很红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内，有不少歌手在各种晚会和演出中都唱过这首歌。没多久，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产生了矛盾，于是南下广州。 　　1988年，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听说了侯德健的遭遇，向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推荐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那一年是中国农历龙年。 　　那年的春晚已经采用直播方式进行，之前进行了许多次彩排。“我想他们是要确保安全播出，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侯德健回忆，春节晚会的几乎每句话都是事先写好脚本的。但在一次彩排时，主持人蔚华忽然脱稿即兴发问：“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创造的，希望中国人在龙年里有更多新的创造。”这段脚本里本来没有的即兴发挥被导演认为十分不错，就在除夕之夜的直播中采用了。那晚，侯德健抱着一把吉他，以缓慢、抒情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当年李建复的首唱版本采用的是进行曲节奏，侯德健一直不喜欢这首歌被配以昂扬的进行曲节奏，因此，他自己在各种场合演唱时，都会改为舒缓的抒情节奏。 　　1990年1月，侯德健出版专辑《下去不》，收入他自己演唱的《龙的传人》，其中一句“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被他改回为“奴才的剑”。原词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红歌” 　　1990年之后，侯德健一直在新西兰和台湾两地居住。但这个四川人显然更想回大陆，他从来都认为自己的根在大陆，这一点从未改变过。1999年，他患上了一种不常见的恐慌症。 　　那段时间，侯德健进入了迷茫期，大陆也有传闻侯德健竟然干起了算命的事。事实上，那几年，侯德健以研读《易经》寻找精神出口，也将其中一些心得整理成书出版，这些书也于2010年获准在大陆出版发行。 　　侯德健是2006年从新西兰搬回北京的。回京五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是个北京人”。侯德健一直想做音乐现场，他在国外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无论是音响技术上，还是艺术家方面，他希望能做出最好的中国音乐现场。几年来，他先后到广州、上海等城市考察，当地政府也表示支持，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地点。 　　2010年底，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重庆市南岸区的政府官员，很快，南岸区给侯德健在商业繁华地段划了一块地，于是侯德健梦想中的首个音乐现场落在了重庆。 　　把重庆的音乐现场叫做“龙的传人”，也有当地政府的意思——早在2009年5月，《龙的传人》就曾被选入中宣部推荐的百首爱国歌曲，与《东方红》、《延安颂》、《歌唱祖国》一起，被称为“红歌”。 　　这一次将要举行的“龙的传人音乐现场”，侯德健是主动要在重庆搞“红歌”演出：“建党九十周年要到了，重庆提出能不能办一台这方面的演出。我们就找到了一支俄罗斯合唱团。”侯德健说，这支合唱团以演唱苏联“红歌”知名，也有中国“红歌”的保留曲目。 　　“我不排斥‘红歌’，尽管我听的不多，但未来的音乐现场，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侯德健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歌”的看法。在侯德健所听的不多的“红歌”中，有苏联的《三套车》、《喀秋莎》，他相信重庆一定会有不少年长的观众对这些“红歌”有怀旧情结。由于演出成本不高，公司还拉到了赞助，因此，这次演出的几千张门票都是免费的。 　　6月的这场“红歌”演出算是侯德健与重庆方面合作的一次实验。 　　侯德健登台鸟巢后第三天，就坐着飞机“回”重庆了。这半年，他跑了好多趟重庆了，他的“音乐现场”近万平米的建筑面积，现在还在设计草图，到明年春节，这座建筑将拔地而起。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里“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挑衅中国，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经济持续增长，国计民生成为最重要的。侯德健强调自己不是社会观察家，但他觉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最初阶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再是口号，而是会转化为具体的东西，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侯德健说。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