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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南方周末:党的老人——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

编者按: 1982 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 1992 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任仲夷(左图)和于光远(右图)都曾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并在退休后依然影响广泛。(东方IC/CFP/图)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来源:南方周末)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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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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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犯人

2011年1月1日,特警出勤清空了寨桥村前的虹南路局部路段。 记者_ 季天琴 实习记者 吴思凡 发自 浙江乐清   摄影_孙炯 乐清寨桥村主任钱云会死后,赶到现场的王立权从其右手摘下了一块手表。随后,他电话告知远在北京的袁迪贵,钱云会的手上戴着一个能录音录像的手表。 在他看来,身在北京的袁迪贵熟人多,人脉广,村里的事能找他商量。 面对前来问计的王立权,袁迪贵告诉他,寨桥村“汉奸”很多,把手表藏起来,否则有些村民会把情况告诉警察。“汉奸”,在袁的语境里,意指村里为乐清警方通风报信的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袁迪贵曾坦然表示:我对乐清公安是没好感的。 在电话里,这个自诩“很懂法律”的农民告诉王立权,保护好现场和尸体,不要让乐清警方抢走,坐等上级公安和国土局来调查钱云会的死亡真相。 这天是2010年的12月25日。 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这两个人都站到了乐清法院刑庭的被告席上。王立权涉嫌妨害公务罪、伪证罪,袁迪贵则涉嫌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 6天前,站在同一个法庭上的是另外两个被告人,钱成宇和王祥球。 钱成宇和王立权一样,都是寨桥村村民,他也是这四个被告人中唯一的钱云会案目击证人。 王祥球是寨桥村附近华一村的农民,他被村民们普遍认为“运气不好”——钱云会死亡当天,他踢了一个身穿浅色衣服的人,事后得知,那是一名警察。 钱成宇和王祥球的罪名,都是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也是四个被告人共同的罪名。 “农民知识家”袁迪贵 十多年前,温州永嘉人袁迪贵到北京讨生活。此前,他有两段婚姻,留下了5个子女。子女们分散在安徽、浙江等地,每到逢年过节才能见上父亲的面。在北京,他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友。 现年65岁的袁粗通文墨,自认为是“农民知识家”和“业余法律爱好者”。寨桥村民钱恒勇回忆称,2007年,袁迪贵在北京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的。 袁称,这一年,钱云会和王立权找到自己,请自己帮忙递状子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刘此前曾在浙江任职多年,历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等职。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滩涂与田地,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对抗活动。 袁自述,在他接待钱云会后不久,“乐清公安局买通北京大红门派出所,把我拉到国家信访局,说我非法上访,后把我架到浙江省驻京办”。 此前,袁迪贵给钱云会安排了落脚之处,地方在大兴区六合庄一个大院的角落里,还送了他一台旧电视和一辆自行车,叫他小心谨慎。 作为钱云会的上访指导,袁建议钱云会和王立权“走法律途径,伸张正义和法制”,他和老乡周丕水带着钱、王找到了一位叫朱显理的律师,朱也是袁的永嘉老乡,在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次见面后,钱王两人和朱的律所签订了40万元的代理合同。 朱显理给了袁迪贵和周丕水各2万的介绍费,这令袁一度不满——原来说好提成30%。 王立权也回忆称,前后给袁迪贵汇了35万元左右,主要用在请客送礼、复印材料、疏通关系上。 钱云会出事十余天后的2011年1月7日,袁在北京前门大街被警方抓捕回浙江。 1月17日,在温州看守所,袁迪贵写下了8页的《我的交待和申诉》,他称,“我花了很多钱替寨桥村民寄申诉材料,不存在收受穷得叮当响的钱云会等人的不义之财”,落款是“罪民袁迪贵敬呈”。 袁还请求警方帮助联系自己“一生最为尊敬的樊平老师”,后者为从事农民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申诉里,袁还甚为深情地回忆了这个“高级谋士”请自己吃饭的往事。 樊平对这个上访代理人的印象则是,对方言谈中经常提及大人物的名字,有说大话的倾向。“他很聪明,懂得借势”,樊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 警方最终也拒绝了袁的要求——理由是“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为你打这个电话”。 藏手表的王立权 钱云会死后,王立权成了袁迪贵的主要指导对象。王既是寨桥村的纪检委员,也是村主任钱云会的上访搭档。 袁迪贵告诉王立权,把手表藏起来,等上级领导或记者来调查后再说。 不过,现场的状况已经超出预料。当天上午10点多,村民们误把派出所实习民警吕谢乐当做肇事司机,在追打中扒掉了他的上衣,在严寒中光着上身逃到田里的吕被村民逮住后,被押到了祠堂。直到吕出示了皮带上的五角星后,村民才相信这是个当兵的。 王立权承认,自己参与推搡了这个年轻人。 王立权的妻子黄雪芬期盼的稳定生活将再次落空。3年前,为了阻止王进京上访,黄雪芬在床上干躺了三天,她希望自己男人好好打工。这个家庭的窘迫是显而易见的,十年前造的楼房,一度连后门都没有,楼梯也是用简易的木条钉就。 2008年11月份,因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罪,王立权和钱云会一起被判刑——为了筹集村里的上访费用,村委会卖掉了村里的13间地基。去年正月初四,王立权出狱,他在邻近石矾镇的悦宏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在钱案事发之前,其26岁的大儿子王旭旭在乐清市路灯段上班,23岁小儿子王旭乐在本地工厂打工。 如今,黄雪芬避而不谈儿子的下落,只说在“避风头”。 钱案当日,去接记者的王立权被警方带走,1月13日,王立权交代了手表的下落。9天后,他继续向警方交代,钱云会死亡当天,自己看过录像后,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并且,当天下午四五点,他也打电话告诉袁迪贵,告诉他钱死于交通事故,是袁迪贵故意让他藏起了手表。 王立权还供述,小儿子王旭乐当天之所以“zf公然sha人”的ID上网发帖,也是袁迪贵的授意。 这与袁迪贵的供述并不吻合。1月9日,面对乐清刑侦大队,袁迪贵称,“我到现在为止,还对钱云会的死抱怀疑态度”——他甚至一度联想,认为钱云会是被附近保安的电棍电死。 警方问,你不是已经看了公安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吗,你为什么还持怀疑态度? 袁迪贵回答称,因为当时看到某报的报道在“交通事故”上加了双引号,照片的车轮下还打了个问号。 打了便衣的钱成宇和王祥球 在袁迪贵要求王立权保护好现场之前,作为钱案事故的第一目击证人,村民钱成宇已经用施工管道把出事的虹南大道拦了起来。 在村民看来,钱成宇是个不值得结交的“下世人”。十多年前,他的河北籍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了一个女儿,由其78岁的母亲抚养。钱的家人承认,钱成宇是个“混江湖的”,不过,“他很讲义气”。 起诉书显示,1993年,钱因敲诈勒索罪被判10个月;3年后,又因伙同另外2人敲诈他人200余元,被劳教了二年半;后因向另外一名吸毒人员提供毒贩的传呼号码,又被判刑2年;近年,还被勒令社区戒毒。 2010年12月25日中午12点多,穿着浅黄色便衣、到现场“摸情况”的乐清公安局治安大队长侯金海被村民们认了出来。人群中有人高呼:这是个当官的警察,打死,打死! 村民们拿着雨伞伞柄,以及路边拾到的八仙桌腿,开始围殴侯金海。当天在事发现场的钱成宇,被诸多警察指认曾殴打侯金海,并向警方扔了砖块。 这天,围观人群中的王祥球踢了几下侯金海,一个年轻人劝阻了他。王不知道的是,这个年轻人也是乐清公安局的警察。这位叫郑高风的警察当天随身带着一台“秘密取证仪”,正对“可能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拍摄取证”。 跟钱成宇的“刺头”形象不同,王祥球平时是个老实怕事的人。如果不是这场意外,王会跟老伴在家含饴弄孙,他有二子一女,小儿子目前还在美国读博士。 58岁的王祥球家在华一村村口,距离钱云会的出事地点约一公里左右。在这个村里,村民们对附近电镀厂的污染怨声载道。去年,其兄王祥金也因为土地补偿不足上访,被行政拘留30天。 当天下午4点多,回家换了一双雨靴的王祥球又赶回事发点,因其秃头、迷彩耳套的明显特征,马上被警方从现场带走。王祥球出事后,儿子王建旭抱怨他的缺点,称“爸爸就是爱看热闹”。 次日,在蒲岐高速路口,钱成宇被警察开车前后包抄。钱极力反抗,用身子顶着车门,最后被多名警察塞进了车内。 寨桥村部分村民在钱家门口长跪表达冤情,身后是大量前来围观的民众。 “于建龙” 1月9日凌晨,在乐清看守所,袁迪贵告诉乐清警方,自己想通过于建龙帮找个律师。 次日,警方答复称,“经我们查证,于建龙没有注册律师资格,所以他不能为你提供法律援助”。 袁坚称,于承诺保证自己“不受陷害”,“我相信这是国家的公信力,不容亵渎”。乐清公安跟他核实——这个于建龙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于建嵘? 此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通过为访民立传,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传播符号。2010年12月28日,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组织公民观察团,赴乐清实地调查寨桥村钱云会一案。在于建嵘动身去乐清的前一天,经《财经》一位记者介绍,袁迪贵在宋庄于家里和其见了一面,并向其递交了寨桥村的材料。从乐清回来后的2011年1月6日,袁迪贵和于建嵘再次会面,这次会面是在北大博雅宾馆。 袁迪贵还是坚称于建嵘“就叫于建龙”。袁称,乐清之行后,“于建龙”开玩笑称袁走漏了风声,搞得自己在寨桥村被四个老太婆抱着腿,说是包青天,他还掏出四千元,每人分了一千。 “于建龙”告诉袁迪贵,钱云会的死和乐清土地问题是两回事,接下来,他要重点研究乐清的土地流转问题,“于建龙让我们放下包袱,他可以请四十多个律师给我们免费打官司,限我在六天之内搜集寨桥村土地问题的所有材料。” 对此,于建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否认,“找四十个律师干吗,又不是打架。” 袁迪贵还通知身在乐清的另一个上访户丁齐会——搜集一切上访资料,这些资料将来会转交给“于建龙”。 1月7日在北京前门大街,有自称是记者的人约见袁迪贵, 袁称后来发现该记者就在押他回来的警车上。乐清警方顺藤摸瓜,截获了丁齐会的上访资料。帮丁齐会制作上访光盘的村民王汉义也被警方带走。 1月8日,王汉义的女儿王小琴找出家里2张有关钱云会案的光盘,上交到乐清公安局刑侦大队,并请求警方对其父“从轻处理”。 市府顾问团 袁迪贵的女儿袁晓秋也跑到乐清看守所寻访父亲,但被告知“查无此人”。与此同时,于建嵘在微博上替袁寻找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王兴、王斌律师主动联系了于,介入到袁案。 2月9日,北京律师张凯和杨学林也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钱成宇家属的委托。这一天,张凯告诉记者,估计钱成宇在里面受到了酷刑,如果他介入的话,“一定要掀桌子”,意即会对当地警方提出控告。 2月21日,张凯和杨学林会见了钱成宇。张凯用手机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录像,他问钱,手伤哪了?脚哪?还有哪?钱成宇出示了自己的伤痕。因为紧张,视频画面抖动厉害。 3月中旬,张在网络上曝光了该视频。但此举并没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两个月后,张凯和杨学林联系乐清检察院,被告之,钱成宇已经重新聘请了当地律师。 钱成宇的家属告知南都周刊记者,“政府的人”曾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花2万块钱聘请个本地律师,将来放弃上诉,这样便可随时去看守所会见。家属一口回绝了这个建议,法院随后为钱成宇指定了辩护律师。钱的律师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舟。 4月11日,乐清市检察院拒绝上海律师张雪忠会见王立权。张同样被告之,王已经自行改请了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张建义,“因外地律师把事情闹得太沸沸扬扬”。 王祥球的家属则保持着刻意的低调。其子王建旭认为,应该顺着政府来,因此,家属一直未请律师。后被告之,其父在看守所已经聘请了浙江合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叶飞。 在开庭前一天,叶飞让王建旭去法院先期缴纳了3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并告之,这个案子敏感,开庭时不要带外人进入。王建旭悉数照做。 至此,除袁迪贵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外,外地律师全军覆没。 作为硕果仅存的外地律师,王兴认为,除了袁本人的坚持,这可能也得益于自己和王斌的谨慎和低调,他们从不在微博上臧否案情。4月中旬,他们甚至拒绝南都周刊记者跟随他们进入乐清市检察院的要求,理由是不想旁生枝节。 2011年1月,乐清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团的通知》,通知显示,张建义、叶舟、叶飞都是顾问团成员,为市委领导提供“一对一”法律服务,张建义对应服务副市长杨书元,叶舟对应服务副市长方青,叶飞对应服务副市长吴云峰。 知情人透露,今年温州“两会”期间,温州市委主要领导会见乐清市委书记、市长、人大主任,称赞钱云会案乐清处置得当。 庭审 5月25日,检察官称,“钱成宇、王祥球的行为不仅妨碍了公务,也授人以柄,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作为炒作的内容”。 一直低着头的王祥球当庭认罪,一再表示自己将好好改造。 钱成宇则当庭伸手比画,称右手三个指头粉碎性骨折,根本没力气打人。公诉人则称,经乐清公安局鉴定,钱成宇的右手能用拳头打人。 当庭宣判时,钱成宇高喊“要换律师”。随后,家属联系上海律师斯伟江进行上诉。5月31日,在看守所等待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向斯出示了钱成宇的签名,称他将继续聘请叶舟及其同事洪震为自己辩护。 同日的乐清法院,王立权当庭承认当天自己确实动了手,但是他否认自己知道对方身份是民警。辩护人张建义提醒他:你自己考虑,想清楚了再说。 王立权迟疑片刻后,最终含混承认知道对方的警察身份。但他否认自己有做伪证的意图。坚称把手表藏起来,是为了等待前来调查的记者。 5月25日,法庭当庭播放了2段时长10秒左右的视频片断,第一段为群众围殴侯金海,取自民警郑高风的“秘密取证仪”。第二段为村民向警方扔石块,取自编号为“999蒲岐镇寨桥村3”的监控录像。证据来源显示,这段录像是事发当日蒲岐边防派出所的值班室民警通过寨桥村的监控进行的录像,时间为当天上午10点半。 袁迪贵的辩护律师王兴认为,公安机关在现场监控录像问题上说谎。当地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曾介绍,事故发生时,村头的监控只能浏览,不能存储。乐清移动杨林建的证人证言也称,事发当天12:53,才完成视频监控的录像功能。 对此,公诉人回应称,移动公司的证言是说明不能“自动录像”,跟派出所的“手动录像”是两回事。 面对律师的诸多质疑,公诉人则称,“辩护人的表现不利于被告人,也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造”。 5月25日庭审中,南都周刊记者被法警带出庭外,随身物品被搜查,对方客气地称,“有人举报你在录音”。 结局 律师的当庭抗辩,并没有改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成为钱云会案中悲哀的尾声: 两次庭审都是当庭宣判,四个被告人的指控罪名全部被判成立。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记者陈东升甚至数分钟内即拿到了当地事先打印好的新闻通稿。 袁迪贵是钱云会的上访代理人,事发当天给寨桥村打了几个指导电话,犯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获刑二年; 王立权是钱云会的上访搭档,藏起了钱云会手表,推搡了民警,犯妨害公务、伪证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钱成宇是钱云会案的目击证人,被现场警察指认参与殴打民警、扔石头,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八个月; 唯一没判实刑的是王祥球,这位钱案的围观群众,因脚踢便衣,赔偿被踢警察5万元,犯妨害公务罪,获刑一年,缓刑一年半。 这四个乐清犯人里,除了曾经接受过央视采访的钱成宇,其他三人,外界甚至找不到一张他们的照片。 当寨桥村的四个村民站在被告席上时,另外一位犯人、钱案肇事司机费良玉早已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在数月前获刑三年半,早已收监服刑。 4月28日,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诉费良玉民事赔偿一案,在费良玉服刑的金华监狱开庭。费戴着手铐脚镣出庭。休庭期间,钱顺南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转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让桌面正对着费良玉,桌面上是钱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斯问:你能不能对着这个老人,说说钱云会死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费良玉不说话,仰头长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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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言论自由| Present & Future

我觉得,一个真正和谐的 国家 ,应该是这样:民众能够 自由 地对公共话题、公共事件发表 言论 ,媒体能够 自由 地报道,且大家都无需对此负来自政治/政府的责任。从这点而言,美国堪称和谐社会的典范:美国宪法强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 … 实际上,如吴思在《潜规则》中所记载,中国数千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并不是解决之道,因为同一个体制之内的人具有共同的 利益 、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用我的俗话说,就是:就像黑社会的小弟干了坏事,受害方只能去找黑社会的大佬出面主持公道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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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原文地址: 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作者: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见证人合影。后排左起: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叶选基、胡德平;前排左起:法学家张思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法学家贺卫方、学者易中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精彩视频集锦   昨天,也就是 2011年5月22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在北京御园汇会所联合举办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   让我极为感动的是,84岁高龄的法学家、大律师张思之先生,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夫人赵燕玲女士,81岁高龄的法学家江平先生、历史学家资中筠先生,78岁高龄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以及叶剑英元帅之侄叶选基先生,陶铸副总理之女陶斯亮女士,胡耀邦总书记长子胡德平先生,都亲临现场,见证首发,刘道玉先生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实际上,这八位见证人,都是我一向极为崇敬的前辈或长者。他们的到来,是我受之有愧、终身难忘的荣耀。更让人感动的是,八位老人和其他嘉宾一起,坚持两个半小时之久,全程见证了整个流程。这太不容易了。在此,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没有想到的是,合影留念时,按照原定的方案,是八位见证人站成一排,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主持人和我,蹲在前面。然而,最年长的张思之先生,却也坚持要蹲在前面。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这将成为一张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故不能出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姜文、李承鹏、韩寒,则发来视频祝贺。吴老的视频,是在上海录制的。据工作人员说,当时吴老正在给中欧商学院EMBA学员讲课。课间休息的时候,81岁高龄的吴敬琏老先生,从容坐定,娓娓道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不但让人肃然起敬,而且让我们感到惊异、惊叹、惊喜!   我的好朋友、法学家贺卫方友情客串,担任了首发式的主持人。他的主持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儒雅风趣,让人叹为观止!我谢谢卫方!   到会祝贺的其他嘉宾,也都是我素来敬重的人。仍以年龄为序,他们是:政论家马立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秦晓,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何迪,哲学家邓晓芒,文献学家李零,教育学家杨东平,出版家贺圣遂,历史学家秦晖,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张鸣,企业家冯仑,媒体人万卫,社会学家于建嵘,出版家刘瑞琳,批评家五岳散人。他们的光临,以及在现场发表的精彩谈话,为首发式平添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含量。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正在青岛调研的于建嵘先生,特地匆匆赶来,又在会后匆匆飞回青岛,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如此仗义,实当涌泉相报!   因故不能出席,但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历史学家雷颐,歌唱家王宏伟,媒体人柴静。我已将全套签名本《易中天文集》分别寄给了他们,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发表的讲话,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文集责任编辑赵南荣的光临,感谢海淀区西苑小学李一桢同学向我献花,感谢许多媒体的朋友参加和报道首发式,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Mix match乐队,他们真是棒极了!   专题地址: http://book.sina.com.cn/z/yztwj/index.s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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