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犀利公 | 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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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中国不会爆发革命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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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杀人者与被杀者谁更该同情?

2012年03月19日 13:59:27    杀人者与被杀者谁更该同情?            在内心深处,我更同情杀人者吴春艳。他可以说是被逼疯的——虽然没有精神鉴定他是“疯”了,激情杀人却是一定的,用的是水果刀;虽然逼“疯”他的不是舒照岭一人,也不是“美和劳务”一家,而是社会环境——他杀死“骗子”后,挥刀与警察对峙给亲友群发了条短信:“爸、妈、哥哥,我的亲戚朋友们对不起!永别了……我被骗够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太苦了,我的心也真的累了。”         《南方都市报》2月7日有则报道《应聘被骗三百,七刀闹市杀人》,说的是2月14日,东莞厚街汽车站前,湖南籍求职者吴艳春将贵州籍打工者舒照岭七刀刺死。案由是,两天前,吴向室友借钱凑够270元的报名费和100元的体检费,交给美和劳务公司,但该公司并未给他介绍工作,只肯退还他70元钱。他找中介公司说理公司不理,便找当初经手“招”他的公司招聘员舒照岭讨,舒没钱还他,他便掏出水果刀刺向舒,边刺边恨恨地叫嚷““让你骗人”!       21岁的舒照岭倒在血泊中,还被吴脚打拳踢。他的死是令人惋惜的,是他和父母亲人的悲剧。21岁的吴艳春,当时被警察制服,现在生死未卜。我很想知道,吴现时被关何处,状况如何,很关心此案如何了结,我希望看到此案的追踪报道。       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死一生死未卜,没有正常心态的人会不痛惜。我的问题是,他们两人的结局谁更值得我们同情呢?       如果凶案是发生在官与民之间——如邓玉娇案,如果凶案发生在疑似“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如西安药家鑫案,那么,在这个“仇官”、“仇富”情绪像雾霾一样弥漫,“民粹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的当下,很多人会不假思索,不等了解案情全过程与细节,就无条件地“站队”在邓玉娇和张家一边,将全部同情倾注给“弱势”者。可是,偏偏这场凶案发生两个“穷二代”之间,吴与舒用陕北方言说都是“受苦人”!       从结果来看,当然是舒照岭受害最大,他已被杀死,他即便有错有罪,也罪不至死,自然他及其家人是应予同情的;而吴艳春是血案的制造者,他即便有理也无权行私刑,他肯定是有罪的,且是重罪。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更同情吴春艳。他可以说是被逼疯的——虽然没有精神鉴定他是“疯”了,激情杀人却是一定的,用的是水果刀;虽然逼“疯”他的不是舒照岭一人,也不是“美和劳务”一家,而是社会环境——他杀死“骗子”后,挥刀与警察对峙给亲友群发了条短信:“爸、妈、哥哥,我的亲戚朋友们对不起!永别了……我被骗够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太苦了,我的心也真的累了。”       而舒照岭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应该受惩罚的,虽然现在这样助纣为虐的人极少被惩罚,虽然欺负打工者的骗子公司要负更大责任、更该严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骗子横行,让赵本山的东北方言“忽悠”一词,与吴思杜撰的“潜规则”一起,成了新世纪最流行的社会词语,就是因为对大大小小的骗子太纵容了。       报道说,据内部知情者透露,“美和劳务”招募基层员工,通过随机搭讪或设摊招聘等方式寻找求职者,将人带回办公室;除数百元职业介绍费外,美和劳务的工作人员还会谎称求职者已初步通过面试,要求缴纳体检费、服装费等各种项目费用。有时还会勾结专门调包盗取银行卡团伙,将求职者银行卡余额清空;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喷涂警用标识的摩托车、面包车将上门找麻烦的求职者送到偏僻地方丢下,以各种手段恐吓,使受害者不敢投诉自认倒霉。舒照岭自然是了解这种行骗内情的,他参与其中,分工是负责寻找猎物。——他与《白毛女》里黄世仁的狗腿子和《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打手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样没有良心的“狗腿子”现在太多了!如果是在旧戏和脸谱化的革命样板戏里,他们是跑龙套的家丁或没名没姓的“黑衣人”,我们不会同情他们。可是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却对他们的助纣为虐视而不见,甚至多所回护。比如,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里,那个为每天挣到50元而去做强征强拆打手与帮凶的小伙子。我们对他们心怀同情,至少不那么痛恨,就因为他们身在社会底层,处于不义的食物链的低端,而一旦出事,当“替罪羊”受严罚的往往就是这些“临时工”。       有学者说当下社会道德的崩败,一是精英的精神堕落,一是底层的良知沦丧。在我看来,二者同样是该受谴责的。以《水浒传》为喻,仗势欺男霸女的“镇关西”和西门庆固然可恶,开黑店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与街头寻衅的流氓无产者牛二难道不是同样可恨吗?       就在我写此文的今天(3月17日),南都报道广州工商部门在天河区横岗一巷,端掉一个用工业盐、假盐制作肉品的大型黑作坊;新快报报道工商部门在荔湾区捣毁了四个病死猪私宰窝点。这些丧尽天良的黑作坊,有许多加工的打工者,我觉得他们与老板同样“该死”。我不解的是,老板是为暴利铤而走险,按马克思的观点那倒符合资本家逐利的本性;那些收入菲薄的打工者又何必打这份工?记得去年有篇报道说,一个熬地沟油的打工者,被油锅烫伤,老板不肯付医药费,他才愤而举报——真教人不知怎么说他好!       宗教讲悲悯情怀,同情一切生命:因为没有谁是天生的恶人,如果他是天生的恶人,那就是造物之责。同时,无论社会环境有多大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基督教讲末日审判,有上天堂下地狱之别;道教有“司命”录每个人每天的功过;佛教讲业报和六道轮回。       让我们牢记,“底层”、“弱者”并不享有豁免权,一句谋生艰难、情非得已并不是参与为非作歹的有力辩护词,不论是在法院审判时,还是在道德“法庭”里。     上一篇: 转贴 谢文: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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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关键词:革命与改良

【选荐】 张铁志,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二十二期——音乐改变世界?文章《让子弹飞——台湾选举中的暴力与黑金》收录于选出来的民主?——一五一十周刊第36期,《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收录于也说民主与素质——一五一十周刊第43期。   推荐书目: 《国家与社会革命》 这本原先出版于1979年的书,打破了过去以社会条件(如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而把焦点放在国家能力,包括财政和镇压能力,并且认为这才是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此书是研究民主转型的经典著作,案例包括南欧、拉美和中东欧,几乎是此前政治社会学界关于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讨论了转型路径、政权型态如何会影响民主化的结果。 《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在革命与改良的辩论中,台湾的民主转型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宁静革命”,亦即一个渐进式的转型。这本新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学者,对台湾民主转型提出了各个面向的讨论,虽然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未必都让人赞同,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论】 潘浩宇 : 革命和改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手段是为解决问题来服务的,至于运用什么手段来解决问题,主要是看问题。手段之间有优劣,问题之间有差异,问题的差异性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手段的时候,选择最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在说的深一点,需要看国情,看我们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就像托克维尔说的,美国的宪法,墨西哥生搬硬用,墨西哥也出不来美国的宪政。 法国的问题,选择的是革命的手段,以卢梭右手之称的罗伯斯庇尔这些雅各宾人,从平等出发,从人民主权出发,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革命埋葬了自己的孩子,人人平等,变成了代表的平等,变成了阶级的平等,最终以拿破仑恢复帝制来解决问题,从专制走向了皇权,革命带着对专制的厌恶,对恐怖的迷恋,最终走向了对强权的拥抱。因而,法国大革命很多时候成为了我们反对革命的一个佐证。 美国的问题,五月花号承载的流民都是新教徒的信民,而不是一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信仰就有敬畏,有敬畏就有妥协之心,另外潘恩的《常识》作为革命的纲领,所以北美的革命,信奉的是北美的国王即法律,争取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北美还有乔治 华盛顿这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北美的革命最终走向的是伟大的妥协,造就的是北美的宪政。北美革命很多时候成为我们支持革命的一个依据。 前苏联的问题,由于受斯大林-列宁主义影响深远,白色恐怖+颠倒黑白的宣传使得民众犬儒化,懦弱化,再加上统治者对控制局面的力不从心,于是体制内的强权人物戈尔巴乔夫,走了一步拯救宪政埋葬党治的休克时治疗这一棋,避免了前苏联的革命动荡,壮士断腕般地推进了前苏联的民主化,但缺少法治的传统,以及转型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约束机制,改良的前苏联,新生的俄罗斯在宪政和民主化得轨道上走向了权威主义的路径,催生了很多政治寡头和经济权贵,如普京和石油大亨阿布这些的人物。俄罗斯的不成熟宪政转型,为我们支持改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还有台湾和东欧有些国家的转型,也是我们借鉴的很好案例,至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就暂时不说了。另外这里插一个话,以上这些都是为我们解决问题借鉴的方法,都是对于我们目前问题的种种可能解,至于能不能解,当然可以,不过我们需要的不是众多的可能解,我们需要的是众多可能解中的一个最优解,借用博弈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纳什均衡。 邹谠在《20世纪中国的微观和宏观政治》里说的,中国没有妥协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历史的周期律里面自己打圈,走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另外我最近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结论是,中国人向往法治,又喜讲人情,向往简朴,又讲究排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崇尚中庸,又在关键事情上好走极端,总之中国人是复杂的人。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度,再加上我们又是这么复杂的人,这两个一加,相权之后,由此感到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没有妥协的传统,使得零和博弈成为常态,阶级斗争的思想余毒,消逝了思想的多元化,使得思想站队成为一个结友树敌的关键。复杂人性,使得国人很多事情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制度设计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就跟吴思说的一样,中国人玩的都是潜规则,说的是明规定。 在所有的时候,你可以欺骗一些人,当然你也可以一些时间,欺骗所以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以得时间欺骗所以的人。现在乌坎人民用行动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玩就是要玩真的,人大代表就是要人民选,人大代表就是要为人民,我们不仅需要在制度设计和名义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人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人事和财政必须由人大来解决,党委和组织部必须退位,实现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 乌坎的模式为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选票,而是我们没有把选票变为真的,汪洋书记在两会上也有过表示,需要好好研究乌坎的模式,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即使他说乌坎的模式没有新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执政党,最终解决中国宪政转型问题,又回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论上。乌坎问题的解决,走出了一条适合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就像胡适说的一样,争自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乌坎人民争自己的选票也是在争取国家的选票。 邓小平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加上几句话,不管什么制度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如果好的制度,没有人执行,那么好人也会变坏,制度之争还是人之争,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制度不好,我们就慢慢改,好的制度没人执行,我们就加强执行,制度和人,需要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制度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万能的,好的制度加上有人很好的执行,那么这就接近万能了。   【余谈】 相关周刊 :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编辑 :柏蔚林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于一些原本已经固化的概念开始重新思考。这一进步的重要意义,早晚将会体现出来。与不少人想象中的“革命”的轰轰烈烈相比,似乎“改良”是一个很有些畏畏缩缩感觉的概念,大体上等同于“投降”或者“妥协”,因而为很多人所不屑于谈及。而且“革命”往往被认为更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并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层面的正面含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想当然,也已经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 如果回首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及其后果,恰好是对“革命”这尊神像一次次不折不扣证伪的过程。哈佛学者裴宜理极为精准地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人”,而不是控制整体社会结构的“原则”的行为,不构成革命。这样的解释完全颠覆了常规意义上对于“革命”的解释与理解。也就是说,暴力之下的政权更迭,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就不能被定义为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改良”却有可能做到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协商与合作,达成改革社会弊病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才是真正的革命。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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