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欧盟就制裁叙利亚达成一致

布鲁塞尔 欧盟就制裁叙利亚达成一致,并于本周五(5月6日)宣布,将对武力镇压示威人群的叙利亚政府实施武器禁运。欧盟当天达成的制裁措施中还包括冻结叙利亚政府13名高级官员的财产,并禁止其入境。欧盟在布鲁塞尔的会晤代表称,将对如何制裁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另外展开讨论。本周五,叙利亚民众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抗议示威活动。他们要求叙利亚进行民主改革,称现任总统阿萨德和其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必须下台。同时,他们也要求解散无所不能的国家安全机构。阿萨德动用了大量安全力量应对民众的抗议活动。双方都表示有人员伤亡。叙利亚秘密警察已经在首都大马士革逮捕了反对派领导人赛义夫(Riad Seif)。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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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评论:中国无须用兵南中国海

菲 律宾正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加紧进行海底石油勘探。不久前,中国巡逻船开往礼乐滩水域进行阻止。菲律宾派出轰炸机前往该海域驱赶,中国巡逻船被迫撤离该海域。   马来西亚、越南早就在南中国海着手开发油气资源,积年以来,获得的经济利益眩人眼目,足以令马尼拉执政者心动。“利之所系,焉能不争?”另外,他们可能认为,“马来西亚、越南干得,为什么菲律宾干不得?”所以,他们也想赶上末班车开发南中国海油气资源。   何况,菲律宾总统府稍早表示,对于在南中国海同中国对峙的问题,将向传统军事盟友美国寻求军事支持。菲律宾的做法背后,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支撑,即菲律宾为争取其在南中国海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已经获得了美国的默许甚至某种承诺。   为了确保能源供应,各国领袖煞费苦心。即如北京领导人出访的宗旨之一,往往就是觅取油气的供应源,以及确保稳定的油气输送。作为中东主要产油国之一,利比亚爆发了内战,外部强权又介入其中,将严重影响该国能源生产,致使国际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南中国海角逐势必愈演愈烈,诚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和平解决纷争至少一时陷于无解。对北京而言,南中国海争扰不休,是否就意味着需要提升到“军事斗争”的层面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近日众多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发表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时,抨击北京领导人立场软弱,认为假如毛泽东在世,不会在领土主权上持如此态度。此说差矣。正是在毛独揽大权时,在领土主权上对东邻西舍作出了最多的让步。 毛泽东多次割让领土   1955年7月,解放军占领白龙尾岛,1957年3月将管辖权交给越南。其后,毛泽东为了给越南防空提供预警时间,增加战略纵深,同意把白龙尾岛划归越南领土。该岛位于北部湾正中,距离海南岛、越南海防均为120公里,谁占领了该岛,就意味着掌控了北部湾的大部份海空域,因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该岛同越南之间又是盛产鱼鲜的海域,经济价值颇大。   至于中、朝边界问题,毛泽东也是如此对待。对于平壤提出的中国让出一些领土给朝鲜的要求,毛大笔一挥,也就划归朝鲜了。1962年,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同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长白山连带天池约五分之三的面积划归了朝鲜,包括鸭绿江江心岛在内的61个沙洲、岛屿中的48个也划归了朝鲜。如果读者对照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地图,就可以发现中国东北的边界线已经有所变动了。   毛泽东如此做法,究其原因,始则是带着浪漫色彩的“国际主义”情怀,继则是出于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需要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支持的目的。在中国现代史上,毛固然是巨擘,可是在他手中若干领土让给了“兄弟国家”,毕竟也是史实。   1988年3月14日,中、越两国海军在南沙赤瓜礁盘发生海战。南海舰队502编队(由502号、503号两艘护卫舰组成)指挥员陈伟文当机立断,重挫了越军。本来中国军队可以乘胜追击,风卷残云,夺取越南占领的若干岛礁,也被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召回,给予纪律处分。   与此相对照,当代北京领导人尽管持有稳健的立场,在维护领土主权上,却从来没有对外国出让过管辖下的一寸土地。网民查一下历史,对此当有同感。   早先中国没有重视南沙群岛涉及的国家安全利益问题。 免责声明:本版所刊文章中的立场、观点、资料等,均由作者自负文责,与多维新闻网无涉。多维新闻网对文章内容所引致的任何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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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长骆家辉批评中国投资环境不佳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法规和行政程序对外国投资者多方限制,这是未来美中经贸关系的一大问题。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仅在极个别案例中因国家安全考虑才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但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美国企业(在中国)不断被排挤出整个产业之外,或者被迫放弃一些专属信息,以作为在中国运营的条件。法新社的报道说,骆家辉还表示,中国经过长期的市场开放,取得很多成果,但近期却出现了一种收紧商业环境的趋势,上述现象即是一例。 骆家辉还表示,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所有举措导致其经济的竞争力减弱,并且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不如此前那么好。他认为,这种机会不均等是美国和中国商贸关系继续改善的一个主要障碍。报道说,这是骆家辉这位已经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为下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近期对中国的最严重批评。 总部在美国的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经济师丁力博士介绍说,长久以来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商人都不断投诉遭到不公平待遇,骆家辉这一最新批评,可能预示着美国商人已经无法忍受: “去年世界银行做过一个报告,外商要在上海办一家新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话,你要通过18道手续,花99天的时间。在东亚地区它的平均数是11道手续,68天时间。全球的平均数是10个手续,42天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个外来的开发商去中国去办手续要多麻烦;第二,中国会强制外国企业去转让它的核心技术或者向政府公开它的核心技术。有些外国企业到中国去做生意,却被迫公开核心技术。现在核心技术就是这公司竞争力的生命,它不能轻易公开。” 骆家辉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去年12月份的贸易谈判中,同意取消针对外商投资目录中的美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但新发布的针对不同行业投资规定的草案,距离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的承诺相差甚远。中国审核外商投资的新制度包含很多可能被滥用的政策,这些政策允许中国的企业对外商企业的竞争对手提出审核提议。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就此表示,其实中国对外商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只是外国官员和商人现在才有所察觉: “其实中国从来就不是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打算建立真正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对外资的态度,用官方的话语叫利用外资,在中文里‘利用’这两个字我想骆家辉先生可能未必懂得。所谓‘利用’的意思就是说用得着就用,用不着一脚踢出去。” 丁力博士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尚未恢复,需要大量外国投资,因此看好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目前中国很难会有大规模的对外投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环境不是一个像西方一样的市场经济环境,它的企业也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它公司里面的治理结构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运行是不透明的,然后是比较低效的。你到西方国家去投资,其实就是面对面的和西方企业去竞争,你是竞争不过人家的。” 有外电报道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远远不如欧洲和日本,甚至不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程晓农指出,因为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无法大量投资美国: “中国的企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是靠官商勾结发展起来的。除了房地产以外,比方讲一些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中国在美国上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小企业,在中国基本上走的是和政府合作获得一些政府合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那么中国对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其实是国有企业设法占有原材料能源市场。这些投资多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被记者问到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批评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时表示,在中国依法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问题上,我们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程晓农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只是套话,并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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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国家的革命贵族——太子党的兴起

来源:《经济学人》 原文链接: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561005 译者:tony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7847.html 校对:南山 据报道,一名退休军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道:“有些酸臭的知识分子非常可恶。他们攻击毛主席,提倡‘去毛化’,我们必须努力击退这种反动逆流。”在两个月以前,这位退役上校的强硬言辞兴许带着一些逝去时代的味道。而在今天,一场针对异议人士的沉重打压,让他说的话听起来带着残酷的预见性。 艾未未是最近被国家安全机构逮捕的数十人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艾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艺术家,4月3号在北京机场准备登上前往香港的航班时被捕。现在还没有关于他下落的官方确认。官员声称,他是因为涉嫌“不明的经济犯罪”被逮捕调查,但是《环球时报》(一份北京的报纸)警告说,艾未未先生常常用他桀骜不驯的行为挑战法律的“红线”,换句话说,很明显的,他过于频繁地挑衅共产党。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从毛泽东极权主义扭转过来之后,中国经历了数个从对异议的相对宽容时期到随之而来一段压制言论自由时期的周期。但是最新的这次反弹,始于去年年底并且在今年二月末期加剧,势头更加猛烈。它包括了警察对国外记者的系统性的骚扰,其频率超过了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不祥的是,像艾未未这样的异议活动人士更经常的是突然地消失而不是正式地逮捕。 这是一次异常严厉的行动,并非针对任何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最近在互联网上发出匿名号召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不能算数)。这表明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权力转移很可能在此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因为中国准备明年年末的大规模党,政,军高层的换届(译者注:十二大),正在进入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这是十年的剧烈社会变化以来的第一次权力转移。而在国家内部,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为中国的新统治者设立新的待办事项。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太子党“。这个词指的是中国的革命创始人和一些高级官员的后代。现任国家副主席、被安排在明年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就是其中一员。而对于他的政策偏好外界知之甚少。一些“太子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西方教育背景经营着利益丰厚的商业生涯。其他的“太子党”对中国“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译者注:“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常常用来形容中国三十年来的污染严重,贫富分化剧烈的发展过程,如同狄更斯描写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且呼吁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也有一些太子党成功的横跨这两个阵营。“太子党”在商业领域中的佼佼者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他掌管着生产机场扫描仪的一家大型供应商。还有国家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他是一位金融家。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的Cheng Li认为,保障自身利益的共同需求将这些“太子党”绑在了一起,尤其在当前公众对裙带关系的愤恨程度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2007年的政治局换届,太子党占据了25席中的7席,而在2003年,他们只占据了3席。 那位喜爱毛泽东思想的前上校,是对一个名叫“延安子女北京联谊会”的组织讲出那番话的(延安是毛泽东在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之前的根据地)。不难猜出,这个组织热衷于社会主义的正义。其主席叫胡木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之女。胡乔木曾是1980年代政治局的强硬派,死于1992年。其他的“太子党”也是协会成员,但是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现任或未来的高层领导人。在她的集会演讲中,胡女士拒绝承认“太子党”这个词,反而宣称:“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我们党,国家,人民的命运以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党面临危机的时候置之不理。” 在她看来,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共产主义理念的崩溃构成了一场危机。胡女士和那位退役上校的演讲的详细内容,发布在由中国残存的毛泽东思想强硬派所控制的一些网站上。而这些人创办的杂志在十年前被当局强制关闭,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犀利批评。然而,早在逮捕开始很久以前,这些网站就持续以长篇大论激烈地谴责、攻击艾未未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毛泽东主义者挥之不去的影响,近几年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面积和苏格兰相近)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中国最有实力的太子党之一、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发动了影响巨大的运动,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它包括了让公众“唱红歌”,发送毛泽东语录的短信。一个当地电视台更是开始在黄金时间播放“革命节目”。去年,重庆市可怜的媒体把一名女士从严重抑郁症中康复归结于她的唱红歌行为。 这些活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薄先生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被认为在明年的换届中是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强力竞争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最高机构。他成为了毛派最喜爱的人(他们的网站说,那位上校对薄熙来提出点名表扬,听众们也鼓掌赞同)。在很长的时间里,薄熙来和习近平被认为不合。然而在12月,习先生视察了重庆并说红色文化复苏已经“深入人心”。它获得的赞誉名副其实。 几乎没人——包括薄熙来先生和其他的权力竞争者——呼吁回归毛时代的独裁,并且结束市场经济。但让很多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是,这些人认同毛泽东对法律的高压干涉。在重庆对其黑手党似的黑帮以及他们的官方保护势力进行的清扫活动中,薄熙来赢得了来自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很多喝彩。但一名黑帮成员的辩护律师因涉嫌试图说服被告提供伪证而被逮捕,让很多人们担忧引重庆的法庭会不惜一切措施来防止律师对公诉人提出质疑。北京大学著名法律专家贺卫方,本周撰文说最近在重庆发生的事情“威胁到一个法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近期对于异议者的打压方式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薄熙来的手段(包括大量的投资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北京的青睐。这也是国内安全机构自2008以来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一个表现——当时中国尽全力防止任何影响到北京奥运会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认为,随着他所掌管的部门得到了政府大幅度的投入,负责安全方面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加。 更加自由的思考却没有被完全抑制。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是政治局常委(非太子党)的另一位有力竞争者,被广泛认为是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深圳是广东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它已经试着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加自由的发挥空间。广东省的报纸媒体是这个国家里最有良知的媒体(这也是他们被左派网站激烈攻击的原因)。但汪洋也在谨慎地处事。官方媒体本周报道,八万名“潜在的不稳定的人“已被逐出深圳,为这里在今年夏天的体育赛事做准备。 对这种趋势最有力的批评来自茅于轼,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四月八号在财新网站(一家直言不讳的出版集团)上发表了一篇博客。茅于轼先生指责中国领导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错误的忽略了政治改革。他说,花费更巨大的预算在维稳上,只会让公众对政府更加敌视。然而,由于决心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扰明年的高层政治会议,中国领导人愿意为此承担这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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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统治者:太子党和警察国家

国家的革命贵族——太子党的兴起 核心提示: 2007 年的政治局换届,太子党占据了 25 席中的 7 席。而在 2003 年,他们只占据了 3 席 。   来源:《经济学人》 原文链接: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561005 译者: tony 校对:南山       据报道,一名退休军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道: “ 有些酸臭的知识分子非常可恶。他们攻击毛主席,提倡‘去毛化’,我们必须努力击退这种反动逆流。”在两个月以前,这位退役上校的强硬言辞兴许带着一些逝去时代的味道。而在今天,一场针对异议人士的沉重打压,让他说的话听起来带着残酷的预见性。 艾未未是最近被国家安全机构逮捕的数十人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艾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艺术家, 4 月 3 号在北京机场准备登上前往香港的航班时被捕。现在还没有关于他下落的官方确认。官员声称,他是因为涉嫌“不明的经济犯罪”被逮捕调查,但是《环球时报》(一份北京的报纸)警告说,艾未未先生常常用他桀骜不驯的行为挑战法律的“红线”,换句话说,很明显的,他过于频繁地挑衅共产党。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从毛泽东极权主义扭转过来之后,中国经历了数个从对异议的相对宽容时期到随之而来一段压制言论自由时期的周期。但是最新的这次反弹,始于去年年底并且在今年二月末期加剧,势头更加猛烈。它包括了警察对国外记者的系统性的骚扰,其频率超过了自 1990 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不祥的是,像艾未未这样的异议活动人士更经常的是突然地消失而不是正式地逮捕。 这是一次异常严厉的行动,并非针对任何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最近在互联网上发出匿名号召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不能算数)。这表明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权力转移很可能在此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因为中国准备明年年末的大规模党,政,军高层的换届(译者注:十二大),正在进入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这是十年的剧烈社会变化以来的第一次权力转移。而在国家内部,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为中国的新统治者设立新的待办事项。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 “ 太子党 “ 。这个词指的是中国的革命创始人和一些高级官员的后代。现任国家副主席、被安排在明年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就是其中一员。而对于他的政策偏好外界知之甚少。一些“太子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西方教育背景经营着利益丰厚的商业生涯。其他的“太子党”对中国“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译者注:“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常常用来形容中国三十年来的污染严重,贫富分化剧烈的发展过程,如同狄更斯描写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且呼吁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也有一些太子党成功的横跨这两个阵营。“太子党”在商业领域中的佼佼者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他掌管着生产机场扫描仪的一家大型供应商。还有国家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他是一位金融家。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的 Cheng Li 认为,保障自身利益的共同需求将这些“太子党”绑在了一起,尤其在当前公众对裙带关系的愤恨程度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 2007 年的政治局换届,太子党占据了 25 席中的 7 席,而在 2003 年,他们只占据了 3 席。 那位喜爱毛泽东思想的前上校,是对一个名叫“延安子女北京联谊会”的组织讲出那番话的(延安是毛泽东在 1949 年夺得全国政权之前的根据地 ) 。不难猜出,这个组织热衷于社会主义的正义。其主席叫胡木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之女。胡乔木曾是 1980 年代政治局的强硬派,死于 1992 年。其他的“太子党”也是协会成员,但是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现任或未来的高层领导人。在她的集会演讲中,胡女士拒绝承认“太子党”这个词,反而宣称:“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我们党,国家,人民的命运以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党面临危机的时候置之不理。” 在她看来,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共产主义理念的崩溃构成了一场危机。胡女士和那位退役上校的演讲的详细内容,发布在由中国残存的毛泽东思想强硬派所控制的一些网站上。而这些人创办的杂志在十年前被当局强制关闭,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犀利批评。然而,早在逮捕开始很久以前,这些网站就持续以长篇大论激烈地谴责、攻击艾未未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毛泽东主义者挥之不去的影响,近几年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面积和苏格兰相近)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中国最有实力的太子党之一、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发动了影响巨大的运动,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它包括了让公众“唱红歌”,发送毛泽东语录的短信。一个当地电视台更是开始在黄金时间播放“革命节目”。去年,重庆市可怜的媒体把一名女士从严重抑郁症中康复归结于她的唱红歌行为。 这些活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薄先生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被认为在明年的换届中是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强力竞争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最高机构。他成为了毛派最喜爱的人(他们的网站说,那位上校对薄熙来提出点名表扬,听众们也鼓掌赞同)。在很长的时间里,薄熙来和习近平被认为不合。然而在 12 月,习先生视察了重庆并说红色文化复苏已经“深入人心”。它获得的赞誉名副其实。 几乎没人——包括薄熙来先生和其他的权力竞争者——呼吁回归毛时代的独裁,并且结束市场经济。但让很多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是,这些人认同毛泽东对法律的高压干涉。在重庆对其黑手党似的黑帮以及他们的官方保护势力进行的清扫活动中,薄熙来赢得了来自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很多喝彩。但一名黑帮成员的辩护律师因涉嫌试图说服被告提供伪证而被逮捕,让很多人们担忧引重庆的法庭会不惜一切措施来防止律师对公诉人提出质疑。北京大学著名法律专家贺卫方,本周撰文说最近在重庆发生的事情“威胁到一个法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近期对于异议者的打压方式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薄熙来的手段(包括大量的投资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北京的青睐。这也是国内安全机构自 2008 以来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一个表现——当时中国尽全力防止任何影响到北京奥运会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认为,随着他所掌管的部门得到了政府大幅度的投入,负责安全方面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加。 更加自由的思考却没有被完全抑制。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是政治局常委(非太子党)的另一位有力竞争者,被广泛认为是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深圳是广东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它已经试着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加自由的发挥空间。广东省的报纸媒体是这个国家里最有良知的媒体(这也是他们被左派网站激烈攻击的原因)。但汪洋也在谨慎地处事。官方媒体本周报道,八万名 “ 潜在的不稳定的人 “ 已被逐出深圳,为这里在今年夏天的体育赛事做准备。 对这种趋势最有力的批评来自茅于轼,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四月八号在财新网站(一家直言不讳的出版集团)上发表了一篇博客。茅于轼先生指责中国领导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错误的忽略了政治改革。他说,花费更巨大的预算在维稳上,只会让公众对政府更加敌视。然而,由于决心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扰明年的高层政治会议,中国领导人愿意为此承担这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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