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2011-3-29 在人们意识到 政治 改革 尤其是 民主 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 中国 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 社会 和 经济 发展 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 政府 官员 ，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 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 国家 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北美、 日本 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再者， 世界 历史 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 温家宝 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 时代 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 腐败 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 关系 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 中央 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 学者 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 高层 ，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 美国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 互联网 、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 人大 和 政协 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作者：郑永年

原作者： 来源 China Backpedals 译者 译言文化 国有企业正在挤压私营部门——置中国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于危险之境。 按照那些中国政府代言人的说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国有和私营经济堪称“比翼齐飞”。他们指出，私营部门的产值、利润、雇佣人数以及增长率都超出了国营部门，所以否认国有企业的扩张是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他们坚称，对于国有、民间以及外国资本所拥有的混合和内联资产（注：译法仍存疑），政府仍然鼓励其存在。 但大多数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经济数据已经过选择，并不可靠。于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热议话题是，近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如今，国有经济是否已经卷土重来？（这一逆转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果真如此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一“进”一“退”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仍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很多核心产业，尤其是那些国企垄断行业；政府最近加大了干预经济的力度；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国有企业向竞争性行业扩张而且日益壮大。 19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开始引入市场经济，鼓励国民经济中私营部门的增长，国企的重要性有所下降。1984年中国正式宣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国企开始实行“生产管理责任制”。但是，国企没能扭转其亏损势头。到了1990年代，北京开始进行“抓大放小”的国企体制改革，即保留一些关键的大型国企，同时允许全国大多数中小型国企私有化。1999年，中央重新界定了国企的地位，只允许国企在三个经济领域发展：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由国家垄断的资源型行业，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行业。 许多国企不得不将竞争性行业让给民营企业去经营。在食品、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和其他消费品行业中几乎见不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法律甚至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汽油等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结果，国企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80%左右降到了2008年的30%左右。 然而，国企的命运远非从此板上钉钉。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该机构决心要对国企进行整顿，恢复其往日活力，通过重组和整合，实现扭亏为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告，包括发电和电力输送、石油和石化产品、电信、煤炭、民航、船运等重要行业，应当全部收归国有，不让任何国内私营实体插手。 与此同时，北京欢迎并吸引外资投资国企。的确，新政策改善了国企的绩效。它们开始盈利，2006年，实现利润1470亿美元。在国资委监管下的149家中央国企中，有19家名列财富500强。国企实力再次凸显。 中国政府用于刺激经济的5860亿美元，绝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承揽，它们同时享受到优惠贷款条件。 国有企业还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受益。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大部分预定用来重建或新建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都发包给了中央国企。而且，这些国企享受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2009年，约有80%、金额达9万亿人民币（1.4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国企。 大者恒大，强者愈强 由于经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拖累，中国出口下降，破产率和失业率上升。2009年初，北京颁布了“十大行业振兴计划”，鼓励从事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与其他中小型民营企业合并，从而将其打造成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巨头。 这些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融资支持的国企，在2008年后强势复出。以下是2009年的一些重大并购案例： * 钢铁工业方面，长期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了民营的日照钢铁，一跃为中国第二大钢铁公司。著名国企宝山钢铁集团收购了宁波钢铁。根据政府计划，截至今年，其他大型国有钢铁集团将通过并购拥有全国45%左右的钢铁产能。 * 石油工业方面，中石油收购了黑龙江省的大多数民营石油公司。在华北，现在几乎见不到民营的加油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还雄心勃勃地计划收购银行和信托公司。 * 中国粮油集团投资并收购民营的蒙牛乳业，成为中国食品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交易。中粮的业务远远超出了食品和饮料，它还进入了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领域，现在是北京高价地段的“地王”之一。 * 在山西，省政府指令煤炭行业进行重组，该行业的民营资本比重将不超过30%。 （ 本节译者： 珠江水长 ）   这样的国有企业并购几乎发生在每个行业，包括汽车、造船、民航和金融。目前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所有的资源型行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和保险业，并将民营企业拒之门外。 更甚的是，这些国有企业还有优先上市和融资的权利。大多数中央国企都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名单之中。它们的资本总额迅速扩张。借助于充足的财政资源和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轻松吞并其他公司，并在多个市场内实施垄断。而且，它们日益增长的资产流动能力已经扩张至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这也加剧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近期数据显示，央属国企利润的80%来源于不超过十家巨头企业，如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集团。大多数其他国有企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和信贷维持生存。 另一方面，许多非国有企业因得不到政府贷款和减税，境地十分窘迫，沿海地区已有多家私企倒闭。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令价格泡沫的危险加剧，也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平衡。 垄断形成房地产泡沫  国有部门扩张的危害之一，是房地产泡沫。   中国法律规定，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地方政府可以将一定面积土地的使用权（不超过七十年）转让给私人或国家投标方。中标者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将该片土地的使用权转卖给开发商来作住宅或商业之用。   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型行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和保险业。 自从1992年北京市政府开放了房地产市场，非国有企业就成了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但国有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一直逐渐增长，从最初的8%增至现在的60%。许多从未涉足过房地产业的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都意图在发展迅速的房地产市场中分一杯羹。官方数据显示，136家央控国企中的70%以上，包括中国化工、中国铁路和中国冶金，都已进入房地产市场。    在全球经济衰退发生后，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公司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们意识到，在房地产市场可以轻松获取利润。于是靠着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贷款和高信贷等级，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土地拍卖中纷纷夺标，一次次刷新地价记录，一个个成为“地王”，此情此景引发了公愤。 尽管人们对住宅有着迫切需求，中国的新“地王”们并不急于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 这些新“地王”们并不急于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做住宅用地。因为供应有限，他们通常囤积土地来垄断市场，期望自己的土地继续升值。因此，尽管房屋供不应求，许多城市的土地却空在那里。近日有新闻报道，许多大城市中新建公寓的空置率已超过50%，而85%的居民却连一套房也买不起。过去四、五年里，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已经翻了两番甚至更多。住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民营企业——中国发展的引擎 许多中国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应该仅仅是调控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们担心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有倒退回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他们特别担心的是： * 在多个行业，国企的垄断使资产和权力结合起来，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市场失灵和普遍腐败。 * 由于国有企业的收入依赖政府开支多于市场需求，所以其活动可能无助于拉动消费或促进国家经济平衡。这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交易成本。 * 国有企业依赖于政府贷款和补助，而不是依靠创新和科技进步，所以效率很可能低于私有企业。 * 国有企业发给管理者和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很高，也就意味着分给政府和股东的钱就少了。 *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一旦泡沫破裂，就会使坏账增多，导致银行危机。 （ 本节译者： verus ）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民营企业现在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5%，新增就业的80%，以及政府税收的65%。2009年，就工业产值而言，私企增长了18.7%，而国企只增长了6.9%；营业额，民营企业增长了18.7%，国企却下降了0.2%；毛利润，民营企业增加了17.4%，国企下降了4.5%；雇用人数，民营企业增长了5.3%，国企只增长了0.8%。 鉴于这些数据，很多学者呼吁政府放松管制，恢复私营部门的合法权益，振兴非国有企业。 北京似乎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作为解决严峻的住房问题的第一步，国资委于2010年2月下令76家核心业务非房地产的大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一举动现在被认为是政府让国企脱离这个市场以便控制快速增长的住房和土地价格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而且，中国政府看来还采取了更广泛的措施来应对国有部门的发展。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同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以促进就业，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和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了一项重要的新政策，也就是媒体所称的“温四条”。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北京政府开始思考如何结束经济刺激计划，削弱政府的角色，鼓励私人和外国投资。“温四条”包括以下方面： *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公用事业、国防科技计划、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当前国有资本控制的领域。 * 推动民营企业投入研发以实现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参与国家主持的科技计划。 *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参股、联合参股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 * 建立健全的行政体系来为民间投资提供服务和指导，并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的法律和条例。    北京已经开始行动，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下令76家大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 同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承诺，国有企业将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 一些分析家指出，如果这些新政策全部实施，将会逆转“国进民退”的趋势。约值6.7万亿美元的民间资本将取代政府的刺激计划，成为中国后经济危机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 本节译者： zuo ）      本文作者：张家林，1995-1996年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中国经济改革和中美贸易关系。现居中国上海，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还是设在上海的政策和战略委员会的主任。他也是胡佛研究所另一篇论文《中国对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衰落的回应》（1994）以及发表于《当代历史》（1994年9月）的《引导中国市场经济》文章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oover-digest/article/62771       参与本文翻译的译者： 珠江水长 、 verus 、 zuo 。 审校： jiantou 、 沈逸尘 、 Raymond 。       后记： 首期协作翻译在大家的支持和译者的辛勤劳作下算是大功告成了，在此对参与协作的译者表示各种感谢，并请大家在看完文章后留下宝贵的 “顶” 和 评论 吧，这是对他们无私奉献的最佳鼓励！ 大家也可以进来围观一下首期协作翻译的“战场”： http://sync.in/N5kKrvLFwu http://sync.in/6wGAXrKUlN 在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协作的力量和美好的翻译讨论体验。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百度关闭在线电子商务平台[有啊]    中美之间的赶超    中国足球 避之不及    中国利比亚政策：道义代替韬光养晦    关于谷歌的新书揭示其在中国的失策

朝鲜手机服务本身的功能十分有限。 韩国媒体称，为防止中东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朝鲜，平壤当局近日加强了对网络和手机通信的管制。 报道引述首尔政府消息人士称，朝鲜从年初开始由劳动党中央主导，对各机关和家庭拥有的电脑，以至于U盘和MP3播放器等进行排查和登记。 消息人士称，在排查过程中，朝鲜人民保安部对未申报者进行逮捕，并给予刑事处分，大量机器被没收。 此外，朝鲜居民在使用手机前必须获得国家安全保卫部的许可，且严禁使用或流通从境外引进的手机。当局并向在朝鲜工作的外国人通报此规定，要求遵守。 目前，朝鲜只有由埃及投资的“高丽键接”公司提供的3G手机服务。据此前报道称，目前这个网络共有用户30多万人。 至于互联网方面，据韩联社称，只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及其亲属，以及保卫部的特权人员才可使用互联网。 此前朝鲜驻外公馆职员和商务人员可以偶尔登录互联网，但据韩方消息称，最近平壤当局以思想污染为由，也禁止了这些人员上网，并要求他们互相监视。 然而，韩国《朝鲜日报》引述一名变节朝鲜人说：“在朝鲜的一些地区能收听韩国广播，如果不没收所有电视机和收音机，就很难彻底阻止外界信息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