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野夫

他黄昏撞进一个破败的寺院，推门投宿，禅房内只见一老僧打坐。他问道：请问师父，此处可有歇脚处？老僧喝道：此处不合驻，行脚更何处？关河任千重，下山只一路。施主是要上还是要下呀？ 　　他恍然惊觉，若有所悟,迟疑说敢问师父，上又如何，下又如何？ 　　老僧笑道：上至层云难见日，下到黄泉已无家。五十年来学剑客，铁杖逢春不著花。 　　他如闻棒喝，怔住，忽然丢下行囊，纳头便拜：谢谢师父点化。我就此歇下了。 　　次日，禅唱声中，老僧为他落发。念叨曰：自此而后，汝尽形寿，皈依佛法僧三宝，赐汝法号，上铁下笔。 　　——以上，是我虚构的一个和尚出家的故事。这个人是民国年间的一个军官，久厌兵戈，忽然就出家了，这在那个还有道气的中国，是常事。 　　二 　　等到江山鼎革之年，这个寺庙周边，顿时又变成了两党的孤臣孽子拼杀的战场。剿匪的共军和也要剿匪的国军，都不免要随时来叨扰这方净土。来的人都想要请教师傅，这一带有土匪活动吗？ 　　和尚这时老了，只能冷冷答道，佛门清修之地，向来忌禁刀兵。老衲也从不过问窗外之事，不知何为官何为匪。还请施主包涵。 　　军人要借宝地休息。和尚也只能自言自语——寒鸟歇翅，白云驻脚，清风往来，皆是善缘。施主请便吧。 　　共军那时还有一点礼貌，其中一军官问，法师刚才可曾看见一个军人进门？老和尚凛然说，敢问施主何谓刚才？千秋一梦，万劫不复，眨眼之间，已成隔世。施主刚才何处来，因何刚才在？刚才在哪里，何时是刚才啊？ 　　军官解释他们追踪一个土匪来到宝刹，诚望法师指点。老和尚说佛门清净，魔道不侵。香火寂寥，无物可谋。老衲但见庭前花开叶落，不知人间匪去兵来。阿弥佗佛。老衲还有一言相赠二位施主，古语谓――穷寇勿追，各留一步。 　　那个被追的人，是他的旧部，突然遭遇，他就把他藏下了。那人感激地说，谢谢老师长救命之恩，真没想到，老师长竟然隐居在这里，可把弟兄们想苦了。老和尚毫无表情地说，没有老师长了，老僧现在法号铁笔。 　　那人随着铁笔和尚来到禅房坐定，感激涕零说老师长，您怎么突然就一走了之了，您就这样把弟兄们丢下不管了？和尚一边沏茶一边说老夫累了，厌了，该歇下了。你，也该歇下了。那人疑问，前辈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为何突然厌兵呢？ 　　和尚叹息说兵者，凶也。老夫从武备学堂开始从军，半生戎马，看见的都是国家久经战火，百姓迭遭兵燹，死者千万，流血飘橹。原以为自己可以匹夫报国，解民倒悬，最终却发现是犬奔豕突，虎去狼来。 　　那人还是不解地说，可是国家不能无兵啊。无兵则外侮凌辱，内乱横肆，前辈一生刚正不苟，原本军人楷模，怎能就此卸责呢？ 　　和尚感慨，原来我留学东洋时，也曾迷信武力救国。从辛亥首义，南北战争，再造共和，几度北伐，再到国共合作，共襄抗日，几乎每一场大战我都是身先士卒。可是结果呢？外敌才去，内战又起。我身上的血腥太重了，打来杀去，死在我枪下的却多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我们的罪孽太深了。 　　那人说前辈，卑职不解，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军人浴血奋斗，难道这个国家就会和平安康吗？您和我，都是有理想的军人，我们确实是在为中华民国而战啊。没有一个独立统一的民国，民众则仍然将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都错了吗？ 　　和尚苦笑道，可怕的就是所谓的理想军人。军阀有军阀的理想，政党有政党的理想，理想不一，而各方又怀抱利器，那势必刀兵相见，血流成河。在所谓理想的大旗下，多少热血青年横卧沙场，万里江山，如今已是枯骨累累，难道你还不该醒悟？ 　　那人陷入沉默，古寺的烛光也只剩残焰在闪烁了。 　　那人伤愈，轻轻地来到他身边坐下说，前辈，再次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和尚知他要走了，微睁双眼摇头叹息说，不，老衲没有救到你的命。因为你没有真正放下，一念放下即是佛啊；你却执迷不悟，看来老衲救不了你的命。他惊慌地说请前辈指点迷津，和尚叹道性命性命，有性才有命；人若迷失本性，如何能救其命？他问何谓本性？和尚答曰趋利避害，去恶向善，斯乃本性也。 　　那人质询——眼看河山倾覆，士民荼毒，身为军人，袖手旁观，这，难道是善吗？和尚说末法时代，在劫难逃。个人永远不足以对抗历史，只有菩萨才能普渡众生。想扮演救世主的人越多，这个世界的灾难就越重。阁下以为你是谁啊？ 　　那人追问——没有金刚手段，如何显菩萨心肠？前辈真能面对生灵涂炭而坐视不顾吗？和尚继续开示说，兰因絮果，前世今生，人世的一切皆有因缘定数，不是你我可以逆转的。即如眼前，老衲想要超度阁下都束手无策，况乎整个世界。 　　三 　　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因为身处变局，却成了一个暴动者的“匪属”。她去留两难，偶然来到了这个寺庙，准备离开时，和尚微睁眼看着她，心念一动说道，施主，人事匆匆，何不留步小憩呢？ 　　她回身合十礼敬道阿弥佗佛，师父您好，师父有何指引吗？和尚指着对面的蒲团说，施主何不稍歇倦足呢？她过去拍拍蒲团的灰尘欲坐。和尚一笑道，呵呵，座上原无土，是你心中久蒙尘啊。 　　她惭愧地苦笑坐下说，愿听师父为我开示。和尚捻动佛珠说，施主愁眉深锁，想必是未破情关啊。她被击中心病，顿时关切地问，那敢问师父，如何是好呢？和尚淡然一笑说，前贤说过啊――好便是了，了便是好。施主了犹未了，终归好不是好啊。 　　她似懂非懂地说，原知不好，却是不知如何能了啊。师父有何妙法吗？和尚苦笑摇头说除却世法无佛法，锄尽心田即福田。眼前道路迷经纬，拈花一笑见南山。妙法只能在施主的心中去求啊。 　　她若有所悟地说，可是我心乱如麻，飞花迷眼，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该怎么办呢？和尚举起手中的念珠问施主，你看这是什么？她迷茫答道是念珠啊。和尚一把扯断，满地散珠，手上只剩一根丝绳，问道施主还见到什么？她答一根断丝。和尚紧逼问道念珠呢？她答道没了。和尚喝道——斩断一丝，方无一念。串珠成泪，断丝留线。一念既无，山水重现。山高水长，一丝不绊啊。施主还没明白吗？ 　　四 　　和尚总是难免要下山的。他稳健地行走到一座凉亭，坐下小憩。恰好一个暴动者也匆匆经过这个凉亭，在阶石上绊了一下，差点冲到和尚的怀里。和尚一把扶住他微笑道，年轻人，何必如此行色匆匆？他有些茫然地看着他说抱歉，差点冲撞了师父。和尚笑道吃得完的饭，走不完的路，当行直须行，当驻还得驻啊。 　　他似有所悟，在石凳上坐了下来。问道师父的道场在哪里啊？这是要行脚何处？和尚随口答道，云山深处，皆是道场；烟火人间，无不行脚啊。他不解地问，那此行总该有个方向嘛？和尚说托钵行乞，随喜四方，何处有善缘，何处即佛堂。出家人没有个方向倒是不打紧，老衲看施主却是不能也迷了方向啊。 　　此前那个剿匪的军官，在街上邂逅和尚，便邀请他去新政府喝茶。军官端茶相敬说，这是今年的松峰春雪，明前茶，法师品鉴品鉴。和尚用碗盖荡去浮沤，小酌一口，慢慢品味然后说呵呵，果然佳茗，今年的雨水不多，稍嫌采得早了一点。回甘钢而不绵，大抵三泡之后就形同白水了。 　　军官换茶，和尚端起先闻，再看，再品，然后说此茶确可列为神品，即以龙井云雾诸般名茶做比，也未见逊色。此茶性本清寒而失之香艳，错在不该加上花熏啊。正如村姑着旗袍，有婢学夫人之嫌，也算是白璧微瑕了。罪过罪过。 　　军官道歉说那天晚辈失敬之处，还请法师海涵。和尚合十谢答惭愧惭愧，承蒙施主甘露布施，老衲感激不尽。老衲看施主骨相清奇，宅心仁厚，而今驻跸一方，当为百姓造福啊。军官说听法师讲茶道，大开眼界啊。 　　和尚淡然地说老衲不过徒自好饮而已，哪里能辨茶中真谛。军官问相传佛门中的高僧大德，讲究吃禅茶，那是怎样的说法啊？和尚笑道看来施主还是博学之人啊，佩服佩服。那是本门的祖师公案，说来话长。佛门之中只有禅宗，原本讲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五祖之后，一花二叶，又分为南北两宗。南禅祖师认为劈柴担水，皆是参禅，饥食困眠，亦可成佛。成佛之路如恒河沙数，原不必苦修渐悟，但凡往内心去求，一茶一饭之间，一样是可以悟得般若正谛的。其实佛法不异世法，心田即是福田。施主所致力的社会改造，无非是要建立人间乐土；佛徒所追求的内外双修，总归是想转世西方极乐。原本也都是想要拯救众生，解脱苦海。虽然道同理不同，却也都离不开一念之善啊。 　　军官若有所悟，继续请教说，自古以来，这世间都是魔道消长，善恶争斗，如何才能惩恶扬善，除魔见道呢？和尚端茶慢品，缓缓说道——以恶制恶，难成善果；不除心魔，必见外魔。禅门眼中，豺狼蛇蝎，皆有佛性，六道轮回，皆能成佛。现在施主镇守一隅，却也手掌生杀之权，但愿施主放大仁心，护生慎杀，那一定是广种福田，必得福报的啊。 　　五 　　军官再去拜会那位和尚。走进铁炉寺，四顾无人，他径直向后面禅房走去。和尚独自正在坐禅入定，香烟缭绕，他也静静地在旁边蒲团上入座。半晌，和尚闭眼深呼吸，伸展手臂，喃喃低语道老衲就知道施主还要光临。 　　他诚恳说道，晚辈感谢法师的提示，免去一场浩劫。和尚摇头叹息，刀光未息，血光乍现，劫运前定，何时曾免？当年太子证心，舍身饲虎；济公说法，顽石点头。没有如此的牺牲和法力，何敢谓之播福人间。欲做诸佛龙象，先当众生马牛。但愿施主深明大义，福被苍生啊。不说这些也罢，且吃茶去。 　　来到茶室，和尚亲手泡茶斟来，军官先闻后品，只觉汤色沉郁，喝下有浊浪排空之感，回味中似乎又觉得清爽惬意，仿佛松风扑面。他问法师这是什么茶啊，如此霸道？和尚款款答道，这是松峰碧螺。这杯茶的意境是用的王摩诘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真正玩茶道的，首先饮此，意在洗心浣胃，所以又称之为入门茶。 　　他感慨说，法师让我大开眼界啊；如此好茶，才算入门？和尚说这算什么，又换上一种茶泡上递过，他再品觉得清香逼人，顿觉尘俗远退，好像山月独照幽人往还，这叫什么茶呢？和尚淡然一笑说，这是玉梅银针，水清澈似无色，香氤氲而不露，取的是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意。 　　接着和尚又换上一杯，他顿觉劲道雄奇，隐然有几分茶醉，实在妙不可言。和尚说，这才是老衲的珍品，名叫乌洞龙涎。就采自后山乌龙洞前的那几棵百年古茶树。用的乃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呵呵，此茶只应天上有啊。 　　他感叹平生未曾喝过这样的好茶，法师真是令他受益多多。和尚不以为然地说，人生百年，二十知酒，四十知烟，六十方能知茶啊。老衲这些茶，虽然可谓世间罕有，但到底也不过凡品而已。遥想当年跟松坡将军喝过的一种女儿茶，那才算是世外仙茗啊。他一惊，问道松坡将军，哪位松坡将军啊？铁笔和尚伤感答道蔡锷，蔡松坡将军啊。他张口结舌，不胜佩服地看着眼前这位和尚，不知说什么是好。 　　和尚默默地将残茶倒进茶海，收拾茶具。他嗫嚅着说前辈，这就是传说中的禅茶吗？和尚说，茶无僧俗之别，人有清浊之分。老衲看你根器端正，尚属可交的茗友。军官说法师，我受政府的委托，希望能邀请前辈参加我们的民主协商大会，不知法师能否屈驾光临？ 　　和尚缓缓说道，施主的美意，老衲心领了。四十年前，老衲和阁下一样，痛恨时弊，心怀天下，自以为手提龙泉，怀抱利器，就能安邦定国，实现共和。一次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抗日，老衲皆曾躬逢身与。哎，最后看到的却是将士血染战袍，政客红透簪缨。党派相争，多为一家之鼎爵；权术攻伐，何关百姓之福禄。于是只好洁身远引，避居林泉以享天年。老衲已厌倦了任何政治，唯望古寺寒斋，为民祈福；不求通衢高衙，闻达于世。施主是天性纯良之人，还望鉴谅老僧孤怀。阿弥佗佛，善哉善哉。 来源：网络转载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1892 喷嚏网图书推荐： 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唯一一本facebook的创始神话)(数字主义)   |   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   |   家:我的私宅论 罗永浩：我的奋斗   |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别告诉我你懂PPT   | 给你一个亿:你能干什么 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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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 …

土地改革是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重要的事件之一，台湾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属于温和改革，而大陆的土改则属于暴力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当然不是共产党心血来潮，从其早期的理念和行动来看都是如此，只不过因时势不同而有所收敛罢了。抗战军兴，共产党为了摆脱自己被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除了接受将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外，还接受了国民党要求不能没收地主土地的条款，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得以实现。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共产党也从没有停止过对地主土地的暴力没收，只不过在那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地公开化而已。 到了国共内战转折的1947年，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加紧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以便争取许多包括无业游民、地痞流氓等无地者的支持，从而补充对国民党作战的兵源。对于1947年的土改，官方一手培养的作家刘绍棠曾说：“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我是刘绍棠》） 这样的观感和认识绝非刘绍棠一个人所独有，曾经参加过1947年土改的机械部退休干部冯志轩就曾痛心地在《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里回忆起一系列残暴的做法，包括他亲自看到自己的地主父亲的惨死。作家鲁顺民的《“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对晋冀鲁豫土改的残暴性，有非常如实的描述。其中最为残暴的细节是，斗争大会将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荫冠的鼻子，用铁环穿起来，令其儿子、党员牛友兰牵着游街，牛因此被活活斗死。四九年后，牛友兰虽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但其惨淡的荣华全是父亲的尸骨奠就则无疑。至于四九年得鼎后，中共土地改革的血腥，也有不少人描述，其中最出名的是作家野夫的《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实》，一方面他父亲代表新朝参与土改，另一方面他们家也毁于土改，这样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何止野夫一家？如学者顾颉刚1951年3月3日便记载有：“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共产主义本要打倒资本家，无如帝国主义保卫之，打不倒，乃移其祸于我国地主。地主中固有恶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网打尽，讵非冤也？”（转引自余英《未尽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P72，联经出版社2007年3月版）为地主鸣不平是对的，但顾先生也太小看中共为恶的能量了，资本家不是他们打不倒，而是还没有到时候，他们收拾起人来还是满有战略上的秩序感的，远非山贼样的乌合之众可比。 像这样的人间惨剧，官方主宰的宣传体系和文学话语是如何表述的呢？只要看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小说的人，就不难知晓他们是如何为掩盖自己暴力夺取别人土地而涂脂抹粉的。土改的惨剧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为止依旧没有产生过与这样的人间惨剧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张爱玲反映土改的《赤地之恋》和《秧歌》不错，但还算不上伟大；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则只是关于土改的回忆和纪实性作品——与同样悲惨的苏联产生过《日瓦戈医生》、《癌症楼》等伟大小说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官方从无认错检讨、高压管制有关，而近二十年来，官方则用经济收买让作家们对这样的历史事件视若无睹，而健忘的国人和知识界自然也很少有人愿意重新去审视这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官方对土改的叙述策略是什么呢？学者张英洪在《“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以湖南溆浦为例》有非常详细而清晰的阐述，其步骤如下： 诉苦：“预热”革命斗志；批斗：宣泄阶级仇恨；没收：瓜分胜利果实。 这种说法，不仅在许多史料上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在作家《茹志鹃日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里也有清楚的记载。作家茹志鹃不多的土改日记里非常曲折而真实地记载了她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如何苦心孤脂地去唤醒乃至煽动所谓贫雇农的阶级斗争意识，写出了“积极分子”的势单力薄。茹志鹃多次发动农民对地主的举报揭发，都没有发动起来，使她异常苦闷。正好反过来证明农村所谓的阶级对立根本不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般势不两立，而是为服从他们暴力革命的需要。茹志鹃说：“该村仍旧在旧势力的掌握下，群众还不敢出头说话，还不敢翻身，还是怕。基本上是军事力量与土改的关系如何密切，若写一个农村变革，若是忽略了军事力量的背景与动态，那是错误的。”（P13）这进一步表明，不少农村所谓的阶级对立，是他们挑逗起来以便于进行暴力土改的必要，因为必须以军事力量的高压作为土改的背景。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下，群众也并不主动响应，更不用说积极工作了。 如果说1947年的土改是为了争取兵源，来达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那么1949年得鼎后的土改，则是为了肃清农村不稳定势力，增加粮食收入，为了干部和军队的开支，特别是为了抗联合国援朝（官方说的“抗美援朝”）的军粮之需。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编《贵州农民翻身影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翻身农民新气象”、第二部“在反封建斗争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三部“组织起来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其中第二部包括有“军事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缴爱国公粮”等，就可以看出土地改革与这些事情是紧密相连的。第三部则有“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这种以小组共同劳动，合作社统一来销售的做法，被官方认为是提高效率的很好方式。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土地未分多久，就出现了互助和集中劳动的现象，虽然土地暂时尚未集中，但我们也不难侦知 1955年后的农业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渊源。也就是说，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刚分得的土地，就已经埋下以后被强令统收的远因。 1949年后，很多著名人物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如陈垣、潘光旦、冯友兰、沈从文等。很多人回来或写过散文纪实作品，或写过与思想改造相关的土改思想汇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与土改同时进行，或者说让知识分子参与土改，是改造其思想的催化剂，而费孝通的书《我这一年》（三联书店1950年8月初版）和集众人之手而合成的《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4月25日初版）——《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的作者计有裴文中、费孝通、叶浅予、王芸生、冯友兰、罗常培、吴晗、萧乾等——也算是与土改同步进行的思想改造汇报。此种现身说法，是为了便于帮助官方令更多的人尽快走进思想改造的大熔炉，从而彻底使知识分子噤声，并利用这种寒蝉效应，来达到使整个中国毫无异议之声的目的。 作家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就受到左倾作家的围剿，1948年郭沫若更是在《斥反动文艺》里对沈从文出言不逊。到了1949年新朝得鼎后，沈从文不能不为之颤栗惊悚，一度近于发疯。后在华北革大学习，那些抽象无味的、假大空的东西令他郁闷不快。接着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九十四天里，于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积累了不少关于土改的素材，作有速写《远望卢音寺》和报告《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同时写的四十九封家信里，有多处谈到土改和文学创作的情形。后来他还写了两篇小说，一为《中队部》（其实名为杂记更准确），二为《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但终其一生，不曾给任何人看过，连至亲好友在他生前都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中队部》所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土改工作人员接听上级电话时的工作汇报，而《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则塑造了一位“活宝”财主的形象。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两篇小说都应算是失败之作。但我要说，正因为它是失败之作，才成全了沈从文的声誉，否则像丁玲、周立波那样歌功颂德的土改小说，有何荣耀可言？ 这当然不是沈从文有意想把这两篇小说写得失败，其实从他的主观想法和生活氛围来看，他何尝不想尽快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新朝的认可呢？但沈从文身上固执的人道主义却成了他无法抒写“新社会”的障碍，这在四十九封家信里多有留露。这就像学者张谦芬在《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里总结道，他之所以不能适应新朝的文学抒写要求，主要在于他关心“非政治化的日常审美”、“非阶级论历史描述”、“事功之外的个人抒情”，这样的写作路径，完全与新朝的意识形态要求大相径庭。沈从文转行研究文物、服饰等传统文化，而无奈地放弃其写作，从这里已“先天”地注定了。 2010年8月17日下午于成都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