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 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 年 4 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 年 5 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 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 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 15 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 ? ’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 14 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蒋经国在俄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出奇，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    1927 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 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他后，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做为一代伟人，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廉。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 1944 年 8 月 1 日 他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 20 个月俸额为生， 1992 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 1937 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 10 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为政。蒋经国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亲民。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 11 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 200 次； 1950 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 1978 年到 1981 年，蒋经国下乡 197 次，与民同乐 155 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 21 次； 1980 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 以后不要再讲了！”。 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 胸怀。 1970 年 4 月 24 日 ，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 183 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 47 人，群众仅有 40 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 1 人判死刑，仅施明德 1 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 14 年以下有期徒刑； 1986 年 9 月 28 日 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政绩。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 20 年，在这 20 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1952-1959 年为 6.9% ， 1960-1969 达到 10% ， 1971-1980 年达到 9.4% ， 1981-1990 年达到 8.1% ，从 1951-1989 年 38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55 倍；人平均所得， 1951 年到 1970 年的前 20 年 从 136 美元上升到 364 美元，但从 1970 年到蒋经国离世的 1989 年已达 7518 美元，从 1951-1989 年 38 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 55 倍；失业率长期在 2% 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 0.3 ，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在距成都市市区以东约 60公里的 长松寺公墓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拖把为一座巨型豪华墓地清洁大理石地板。 中国成都——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表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来，中国大部分人似乎一直在拼命实现这一目标。不过，一些地方政府希望那些成功致富的人不要向其他人炫富摆阔——至少在殡仪馆向遗体告别或在公墓扫墓的时候不要显摆。  上个月，在中国中南部这座山区大都市的各个公墓里，价格适中的墓地比较受欢迎，豪华墓地的需求不多，而在某些地方，豪华葬礼也寥寥无几。  埋放骨灰的地块限制为1.5平米见方，即约4 × 4英尺大小。墓碑一般不应高于100厘米（合39英寸），虽然并不清楚这些限制是否会得到严格实施。特大墓地销售商已得到警告——违规者将受到高达墓地地价300倍的罚款严处。  郑文忠（ Zheng Wenzhong ，音译 ）在成都燃灯寺公墓的一座相对适中的墓地拜祭一位亡故亲属时说： “ 路过并看到这些过度奢华墓地的普通人可能无法保持自己情绪的平衡。 ” 显然，这正是许多官员所担心的事情。继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25年之后 ，富人那令人厌恶的过度奢华行为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忧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按照所谓“基尼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目前与一些拉美及非洲国家不相上下。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去年确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实表示，1988年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 10 ％人群的 7.3倍左右（译注：原文有误，应是7.3倍，不是12倍），而到了 2007年，这个收入差距扩大到23倍。  中国对贫富差距的长期解决办法包括持续市场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降低低收入家庭税赋以及严控非法收入。不过，在等待中国政府实施这一切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正在想办法掩饰贫富差距。  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上个月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项行政公告，禁止在户外广告宣传中宣扬一些 “ 不健康 ” 的倾向，其中包括 “ 享乐主义、封建帝王、崇洋媚外、天皇贵族、格调低下、用语粗俗”等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问题。  李实表示，对奢侈广告或豪华墓地的管治措施可能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对富人的普遍仇恨情绪 ” ，但基本上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如此，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陈昌文 表示，他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社会冲突。  “ 当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贫富差距这个事实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减轻它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减少突显贫富差距的广告宣传， ” 他说， “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富一代的奢侈行为。这确实激怒了公众。” 他说，那些炫富摆阔的墓地尤其令人厌恶，因为许多中国人发现——即便一个简朴的墓地都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有一个生动刻画出这一社会广泛不满的创新词把那些背负着沉重的墓葬费用的人称为 “ 墓奴。 ”   “ 有很多例子说明有钱人可以在墓葬上肆意花钱，但普通百姓则无法负担， ” 北京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 “ 这使许多人非常愤怒。 ”   一个非常惹人注目的例子就发生在上个月，地点是在上海以南、拥有约 500万人口的 海滨城市温岭。五个兄弟租用了当地一所中学的操场，以堪比国葬的隆重仪式为他们的母亲送葬。  上万名围观者观看了这场葬礼——但见有九辆 豪华林肯 加长 轿车身披纸幡 ，身穿制服的千人鼓乐队以及一字排开的16门礼炮。其中一位兄弟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希望能风光下葬。  但是，就在去年八月，温岭刚刚通过了一项禁止殡葬 “ 铺张浪费 ” 的 管理规定 。该规定限制 送葬汽车和花圈数量，并禁止送葬队伍经过学校和医院。据媒体报道，该所中学的校长、副校长及当地政府的殡葬管理处负责人都因此而被罢免，而该家庭被罚款450美元左右。  在中国南部的湖南省，去年继新闻媒体称一位前政府官员的家人修建的一座有 67级石阶通向墓塔的私人 豪华墓地堪比皇陵之后，地方 当局开始对此进行 调查。而在2009年，在中国中部的重庆，继当地报纸将市郊某村落的一座墓地比作有篮球场那般大小之后，当地政府下令夷平这个墓地。  价格上涨给中国整个殡葬行业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的色彩。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表示，各地方政府对丧葬费用暴涨应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限制了市场竞争。  他说，大多数公墓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其余的公墓则需要拥有土地的政府部门颁布许可证。中国民政部部长去年表示，民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墓1209个，殡葬管理单位853个，职工总数达7万多人。（译注：原文有误，应是 7万人而非7000人。 ）郑风田说： “ 民政部门控制着殡葬服务行业的所有一切——他们要么拒绝批准新建项目，要么就批准非常少的新建项目。” 在书面形式上，低价墓葬至少从1997年起就成为中国的国家政策——国务院 1997年第 225号令《 殡葬管理条例 》就已责令节约殡葬用地及提倡“节俭办丧事”。  成都最大的公墓寿松公墓（ The Pine Tree of Longevity ，译注：尚未找到确切中文名 ）“显然”没有拿到那份文件的备忘录。  该公墓的 “ 艺术墓区 ” 俯瞰着一座座和平树鲜花盛开的山坡，一排排巨型墓碑边上装饰有后腿直立的石马、开页状的巨大石书、花岗石的石桌和石凳。最近的一个早晨，该公墓销售总监周东妹（ Zhou Dongmei ，音译 ）小心谨慎地领着两名来访者绕过这个艺术墓区，来到一排排规模较小而又较简朴、售价相对便宜许多的墓穴的普通墓区。 “ 这是我们现在销售的唯一墓地， ” 她补充说， “ 让人们接受这种墓穴需要一个过程。 ”   事实上，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成都扫墓者对墓地的各种限制措施表示怀疑。在长松寺公墓，现年42岁的邝岚（ Kuang Lan ，音译 ）说： “ 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有钱建造大点的墓地，那就造一个大的墓地。如果没有钱，那就造一个小一点的。”  不过，现年 48岁、 在真武山憩园公墓靠凿墓碑月挣约150美元 的 杨斌（ Yang Bin ）低声对目前到处都是的 “ 资本家 ” 过度奢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 他穿着一双旧黑布鞋吃力地走下公墓内陡峭的山坡之后说， “ 如果他们有钱，他们想炫耀自己的财富，感觉很有面子。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就得打工。”  杨曦云（ Xiyun Yang ，音译 ）和乔纳森 · 凯曼（ Jonathan Kaiman ）从北京以及杰克 · 贝格（ Jack Begg ）从纽约为本报道的调查提供帮助。 

“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这句著名的俏皮话，看上去就像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的简洁描述。 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薪资大幅增长，人们普遍感觉中国“正在崛起”，但最新的盖洛普健康调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 基于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蒸蒸日上”、“勉强糊口”和“非常痛苦”。 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只有12%，“勉强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为17%。 和其它国家进行一下对比，可以让我们对这些数字有更直观的认识：中国有12%的人感觉生活“蒸蒸日上”，这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不过此次调查是在2010年完成的，当时也门还未发生动乱）。 71%的“勉强糊口”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 与此同时，感到“非常痛苦”的人的比率为17%，比苏丹、巴勒斯坦地区和伊拉克还高。 上述结果与最近的其它一些调查结果相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当中，绝大多数人对生活并不满意。当时，《中国日报》(China Daily)指出，人们情绪低落的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生活的严酷、竞争激烈、担心失业、偿贷压力和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最近几年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经高得令人担忧。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 “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逼近0.5——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全球范围内认可的这个指数的‘红线’是0.4，系数为0时，意味着国民财富能够公平分配。” 就在上周，北京的户外广告新规开始生效。在报道北京对高端产品广告牌采取事实上的禁令时，法新社(AFP)称：“北京禁止户外广告宣扬享乐主义或高端生活方式，因为政府寻求缓解公众对中国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的担忧……政府称，此类促销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氛围……。 “新规规定，户外广告上不得出现‘至高无上’、‘天皇贵族’、‘奢华’或‘高档’等词，而这些词语目前广泛用于中国的楼盘、汽车和葡萄酒的促销当中。” 随着巴宝莉(Burberry)等高端零售商在华销售的大幅增长，在中国，人们肯定能享受到“更愉悦的痛苦”——以及“购物疗法”——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才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