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北京担忧中国社会稳定

近来,中国的中央高层就维护社会稳定连续表态,并在国务院星期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方政府严格管理拆迁征地。但有媒体说,中国地方政府对此却似乎并不积极。本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讨论中国社会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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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局势与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在韩国访问,同时还将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峰会。中国领导人如何处理朝鲜半岛上涉及多方的紧张局势,继续是国际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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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工程师和出家人

夏明

美国时事评论人士

玉树当地以及来自外地的喇嘛在玉树地震后成为救灾主力

玉树当地以及来自外地的喇嘛在玉树地震后成为救灾主力

近一个月,中国有两件世人瞩目的大事:“4.14”玉树地震及后续工作和五月一号开幕的上海世博会。它们前呼后应的吊诡关系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有惊人的相似。中国政府举国动员的形象工程都由撼山动地的大地震拉开帷幕,它给政府极力想做得尽善尽美的喜事抹上了浓重的悲情色调。

玉树僧侣的英勇救灾

更有意思的是,2008和2010历史演绎的相似还在于它们都与西藏僧人扯到了一起。前者的奥运火炬传递刺激了海外流亡藏人组织抵制和抗议,并引发了藏历新年前后拉萨主要寺庙僧人的游行,最终导致骚乱和流血冲突。后者出现的玉树寺院喇嘛僧侣积极救灾救人,形成一道亮丽的的风景线,几乎抢了技术官僚们在上海的风头。以至中宣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命令媒体要少报道玉树的僧侣,多报道世博会的工作。

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同时操办好红白喜丧都不容易。但能将丧事喜办、喜事丧办绝对是中国特色。所以,地震变成了成功的、伟大的庆功典礼;盛会变成了防范敌对势力破坏、打压异见声音的维稳重点。对此,即便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许多官员难以全面认同。在当今中共高层中最具有慈悲心、保留了最多的真诚的当属温家宝总理。在世博会开幕那一天,工程师出生的温家宝没有到上海去锦上添花,而是到玉树雪里送炭。也许他知道得最清楚,玉树需要工程师。

当人们看到成百上千的身披袈裟的僧侣在参与营救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顿生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同时,我们也会急切地盼望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到达参与营救。此时此刻,有一位叫岛津洋一(Yoichi Shimatsu)的日裔美国人在“新美国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后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更少的出家人”的评论。在谷歌上搜寻后得知,此君原为《日本时报》主编,曾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讲学,被那里的“新左派”学者奉为上宾。想必他对中国和中国的工程师政治(尤其是“清华帮”的工程师)都有所了解。

岛津洋一先生这样写道:“上周玉树大地震后,大量身着酱紫色袈裟的僧人在挖掘受难者;尽管他们行为英勇可嘉,但救援工作却因缺乏适当的设备和专业的训练而受阻。几十年献身于静坐修行、辩论读经并不能替代开推土机、操作吊车和用焊枪等世俗的技艺。简言之,西藏社会需要少一点僧人、多一点工人去应对危机时期棘手的繁杂事务。”

在同一篇评论中,岛津洋一先生还写道:“达赖喇嘛格鲁派的僧人们用原始的体力劳作的场景,正是往后看的浪漫主义的问题所在,它把西藏高原的人民束缚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乏力的状态中。尽管同样面对外部的恶劣条件和内部强大抵抗,其他的佛教社会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藏人却沉溺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幻觉中。”

官多害民的制度弊端

我完全赞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师”的观点。但我想就岛津洋一的评论讨论下面一些观点:西藏是否应该少一点僧人?如果西藏的僧人减少了,是否工程师就会增加?工程师增加了,是否西藏人民就会生活得更安全幸福?根据中国官方数字,1959年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庙2676座,僧尼114925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解放西藏史》第23-24页)。到1998 年底,西藏人口已超过二百万,共计宗教活动点1700多处,住寺僧尼共约34000多人(“中国西藏新闻网”)。如果以1959年前的十分之一强为比较,今天西藏的僧侣当为二十多万。依据绝对数和相对数来看,西藏的僧侣都已急剧减少。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每年大学毕业工程师最多的国家,也是技术官僚治国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汶川大地震时,我们没有看到身披袈裟的僧侣,但代之的并非是会开铲车、操作吊车和用电焊枪的专业人员在第一时间去救灾,而是学生的父母和普通农民用原始的双手在废墟堆上寻找亲人。为什么那么多汉人设计师、工程师不把四川的房子校舍建得更牢更好?为什么没有“达赖喇嘛格鲁派的浪漫主义”的四川灾区汉民族仍然被深深地“束缚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乏力的状态中”?可见,把西藏地区今日的抗震问题归于僧侣或达赖喇嘛的格鲁派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中国工程师和出家人的多寡比例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他们可以为社会解决不同的身心二苦。中国人有一个至上的人生准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物。身披袈裟的出家人冲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不仅是利益众生、推动佛法,也是在身体力行这一准则。从工程师队伍中走出来的温家宝总理能远离都市浮华和权力光环,不顾年近古稀和高原反应,两周内重返玉树,也是可钦可佩。

我们又设想:假如清华科班出身的胡工程师在做西藏最高封疆大吏时,不是头戴钢盔、亲自上阵去弹压西藏的僧侣,而是更多地贡献他的“世俗的技艺”,西藏人的房子一定会建得更牢、救灾工作也会组织得更快捷。我们还设想:如果政府不用把积极救灾的僧侣看作潜在的敌人而予以驱赶,他们的世俗参与一定会减轻西藏“社会乏力的状态”。

最后我们又设想:当近万死者的亲人急切需要僧侣的帮助来超度死者的亡灵顺利升入上界时,如果政府不去驱赶来玉树援助的僧人,恐怕西藏人民会感到更多的今生今世的温暖,他们的“避世主义”和“宿命论”(岛津洋一先生把他们归罪于达赖喇嘛)也会减轻许多。

上海世博的精神缺失

世博会的功能有三:展示科学技术成就、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提升主办国家和城市的知名度。尽管没有类似电话之类的发明,中国的工程师治国展示了第一项成就,中国大国的崛起也在完成第三项功能。其实把藏传佛教在世博会上推出,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示中国的多元文化,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达赖喇嘛在全球声誉隆起就是多多少少受惠于此的。

再说,世博会就是一个国际大庙会,中国的大庙会从来没有缺少宗教内容的。据说上海世博局的官员就吃了这一方面的苦头。有报道说,由于世博会开场诸事不顺,上海市委常委开会决定,要玉佛寺的僧人为世博会重新开光,并彻夜诵经,“请求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保佑上海世博会平安、顺利和风调雨顺”。

如此看来,不仅僧人有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工程师也有需要僧人、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读者反馈

郑重申明: 四川汶川地震时,西藏僧人也曾屡次申请前往灾区救援,但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僧侣救援是好事,不管作用大与否,始终是第一线者,值得敬佩!张智, 德国

BBC 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很有学问 很有智慧!他们讲的都是实实。不要侮辱BBC反过来是侮辱你自己而已!天下谁不知中国是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无名者, 西藏

BBC中文版选用的文章是越来越差,看了这种文章,我情不自禁的有一种智商的优越感!bai

Absolute rubish! 未署名

此人也算其口中“左派作家”的另一个极端“右派作家”写照,人家自由的日本作家写的不过是事实,居然也能被其查到祖宗八代硬是蒙上“中共”的背景。说了半天,这名作者也只能在“不知不觉”中将内地工程师救援的行动偷换成了“头戴钢盔、亲自上阵去弹压西藏的僧侣”——也算“潜移默化泼粪”的又一个新例!作者明显没去过西藏,当地人很多人拒绝现代观点,抵制“劳动致富”,一心(愚顽)修行,寄希望以“来生富贵”的黄教信仰他一定没体会过——将这些东西归罪于中央政府,只能说对中国各民族的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此文作者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极端的西方田园诗歌“理想”来脱离现实的“想当然”罢了!Z aus

夏明无理胡绞乱缠, 又在放臭屁,这是BBC中文的水准?也太差了。未署名

这就是谣言啊,垃圾。""有报道说,由于世博会开场诸事不顺,上海市委常委开会决定,要玉佛寺的僧人为世博会重新开光,并彻夜诵经,“请求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保佑上海世博会平安、顺利和风调雨顺” "" 未署名

宗教信仰是纯洁的,很多都是劝人向善的,是很容易叫人信服的。政治是肮脏的,再善良纯洁的人在政治场上滚几年也会变得肮脏。当宗教参与到政治就是灾难。读者们你们放眼看看这个世界吧!有多少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人民有好日子过的?
老冼,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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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下月重启人权对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本周四宣布,中断两年的美中人权对话将于5月13至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希望与中国讨论宗教自由、网络自由,以及司法的公正性等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11月访华后,与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决定在今年2月底以前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美中人权对话。但是今年年初以来,美中关系由于受到美国对台军售和人民币汇率争议等因素的影响,一度陷入低谷,美中人权对话也因此未能按期举行。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张业遂日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本月12号来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目前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美中关系已开始回到正常轨道。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美中恢复中断两年的人权对话,体现出两国正在加深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对话的目的是加强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在这方面的一些共识。人权问题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是关于人以生俱来的一些固有的权利以及一个体制怎么赋予人怎么能够获得这些权利的保障。我觉得中美能够在经过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波折之后,能够恢复进入下一轮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这样一种发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参加本次美中人权对话的美方代表是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中方代表是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双方对话的主要议题将涉及宗教信仰、网络自由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克劳利强调,由中国政府信息审查制度所引发的谷歌撤出中国大陆,以及最近发生的数起中国维权律师办案受到中国司法部门阻挠,甚至被取消执业资格等事件都将是美方关注的问题。有国际人权组织一直批评奥巴马执政以来,没有将人权问题置于对华关系中的重要位置,忽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与人权状况改善相互脱节的状况。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在推动改善人权状况的问题上,美国目前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奥巴马总统因为他的整个执政理念和美国它的整个外交呢在目前它有一个新的风格,而目前的人权问题显然中国政府是世界人权问题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当国际舆论压力增加的时候呢,它会改一些,当国际压力没有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它的持不同政见者要么流放,要么关监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在玩一个很实际的、很实用的‘太极拳’。所以我觉得美国在维护中国人权问题上应该有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夏明教授指出,回顾历次美中之间相互关注的人权议题,中国更多的是就美国的社会问题提出批评,而美国所提出的则是“国家”即政府对人权状况所应付有的责任,美中双方关注的角度有实质性的不同: “当然中国它会提出很多反批评意见,而且美国的人权问题呢确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无缺。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应该值得注意。当中国提出对美国的人权提出各种批评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些人权报告在美国我们都可以读到。是不是中国也允许中国的听众、观众和读者能够读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系统的评论和批评呢?美国批评中国人权的问题,它是以国家赋有直接的责任的人权的灾难。而中国批评美国的人权问题呢,许多呢它是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问题。比方说像美国的枪支泛滥,他是个人选择愿意佩戴枪支,愿意拥有法律上给他的一个根本的权利。但中国它在回避人们对它的国家政府的批评呢,那么它再扯出其他国家的社会弊端和个人的这种堕落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美国、欧盟等中国的主要出口国也意识到,中国政府对于本国公民在宗教信仰、信息流通和司法公正等政治权利方面的限制,对世界人权的状况也产生着日趋直接的影响。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就此表示: “中国这个大国就应该有责任对人类做较大的贡献,就应该承担较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人家要给我们,是应该我们主动去承担。有的人权组织说应该把人权问题放在跟经济问题同等重要。我们应该重视每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利的发展都不应该偏废。那么这些东西相互关联。政治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的发展。” 美中两国的人权对话始于1990年,到2002年底一共举行了13次。在2008年5月,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夕,美中人权对话重新恢复。下个月的会谈将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美中人权对话。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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