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广东省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最近宣布，将会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当中。不过有专家认为，有关的考核衡量标准不现实，也难以执行。 广东省社工委在星期二通过并公布了《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羊城晚报》报道说，该考核办法首次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多，相关官员的得分则越低。 根据这个考核办法，考核指标满分为一百分，共有三十七项指标，其中群体性事件占两分。广东省社工委官员解释说，每十万人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高，则分值越低。报道说，新的考核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地级以上的市级政府的社会建设工作，并在省内分区排名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将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年度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此认为，广东出台有关的办法是当地政府正视民意的一种进步。 “真的这样做，做得好的话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民意就不是一个能忽略的了。”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除了群体性事件之外，广东新的干部考核指标中还有：登记失业率、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财政比重、食品检测合格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指数等。 谢教授表示，广东出台的这个考核办法只是考核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社会建设工作，作为政府和官员整体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新办法执行时将存在很多问题。 “能不能给出客观的调查，如果（群体性事件）是针对公安部门进行的，能不能客观调查。如果一个群体性事件是针对上级部门进行的，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负责。所以它在设置上有一些问题，执行起来可能会有困难。” 谢教授也认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地方政策引起的，而是由省级部门甚至中央政府政策所导致，比如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就是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的结果，户籍制度不改革，许多社会保障工作就难以改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缺乏社会调解的有效机制，广东推行政府官员对当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负责的政策，可能导致政府更加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它如果纳入了对官员政绩考核，那么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加强早期的控制，所谓消灭在萌芽当中。感觉上这是当局要加强早期控制的一种措施。” 广东社工委的官员对中国媒体表示，广东正在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改革，并提出了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理念，并已在广东，甚至全国逐渐形成共识。去年，广东省率先宣布设立非政府社会组织成立的登记制度，一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成立不需要由政府批准，而只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这种措施，被一些专家称为广东省“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一种尝试，并在中国率先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不过夏明教授认为，从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看，中国政府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而是在全力加强当局对社会监管的力度，因此他并不看好广东的所谓社会管理改革试点的成效。 “以前上海搞过社区体制改革，后来在深圳盐田有盐田模式，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要让中共的党组织沉底，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我不觉得它是在减少国家政权的影响，让社会自己的体系发展，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广东省社工委的官员表示，现行体制中有些东西与社会公平是矛盾的，社工委的设立就是要改革这些东西，“让弱者得到照顾，社会才能更和谐”。他强调，最近两年，广东将在全省进行社会管理改革，推出423个社会管理改革项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财政部长日前表示，将继续就网络安全特别是商业侵权及盗版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关注程度正日趋升级。 美国新任财长部长杰克・卢星期天出席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创意节”时发表演讲。他指出，必须把针对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实施侵权和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与其他互联网相关问题分开，网络安全始终处于美国对华谈判的重要位置。他还透露，近期的“奥习会”期间，美国已就此向中方表达了明确的担忧。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财长部长杰克・卢预计下周在华盛顿将主持美中年度战略经济对话。杰克・卢表示，网络间谍活动与互联网信息的交流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一问题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需要沟通的重要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网络间谍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来自舆论压力，目前是促使奥巴马政府日趋关注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 “作为财政部部长本身关注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财政部的管理之下，所以作为新任财长当然很关心这个问题。首先他面对国内很强大的压力，美国的企业家逐渐感觉到在中国做生意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最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没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想加强美国的出口、想保持美国高技术对其他国家优势的压力下，（杰克•卢）就感觉到特别的紧迫。” 网络黑客攻击多年来一直是美中两国间争议的话题。“美国知识产权盗版委员会”委员、前参议员斯莱德•戈登近日出现国会相关听证时指出，海外知识产权盗版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至少每年30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年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总额。 夏教授表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系列违背自由市场规则的做法，也导致美国正试图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尤其从2003、2004年以后，也就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接任以来，表现出了非常保守的经济政策。进入世贸组织后，全球期盼中国能更开放、更自由化同时遵循世贸组织的法律体系，但中国不仅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在过去的五年有明显的反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和政策。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全方位的倒退，引发了对全球普世价值和美国的领导地位进行系统地破坏和攻击。我觉得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路透社的星期一的报道说，虽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目前仍受超过一百个领域的阻碍和限制，但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似乎找到了反击的证据。中方批评美国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且高调指责美国在处理网络安全问题上具有“双重标准”。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刘小兵教授认为，借助“斯诺登事件”的曝光，中国很可能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寻求一种与美国更为平等的对话机制： “网络方面的防范确实是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重点，包括经济利益、国际道德、国内政治、中美贸易都牵扯到了，甚至很多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些危机，包括‘斯诺登’还有其他。所以，中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中、美可以对等对话的一个机会，中国就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条件和美国进行对话。习（近平）访美强调希望中、美关系能有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这可能倒是一个机会：建立一种新的机制。” 今年2月，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经过对全球141起黑客攻击事件分析后指出，中国军方在上海的一只番号为61398的部队是当前网络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但中国官方否认实施黑客攻击，并强调其自身也是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目前正在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纽约大学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他将被迫于近期离开纽约大学。这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对中国政府在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迅速上升的关注。 美国纽约大学上个星期表示，该校提供给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计划，本月底到期后不会延长。 陈光诚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对纽约大学施加重压的结果。 纽约大学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陈光诚对该校的指控“并不真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 原居山东临沂的陈光诚，去年中成功摆脱当地政府对他的软禁，从家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发中美之间一场外交纠纷。北京当局最后同意陈光诚赴美就学。去年5月起，陈光诚成为美国纽约大学亚洲法学院访问学者。 这个事件引起不少有关中国政府对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力的担忧，而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于去年正式开始招生，也成为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的焦点。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他不清楚陈光诚和纽约大学之间的具体情况，但中国政府积极在美国学界扩展影响力却是事实。 “中国政府是否直接介入纽约大学我不敢判断。但我知道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有很多来往，一个是收中国的资金，包括研究资金，接受访问学者，和收中国学生。还有就是学者要去中国做研究，也有担心签证的问题，另外就是和中国合作，去中国办分校等。这样的话，很多学校会产生一种自我审查的问题。”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表示，美国很多大学都希望增加和中国方面的学术合作，因此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大学影响力近年迅速增加。 “实际上中共美国整个学术界试图增加影响，实际上也成功地施加了影响，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多家美国大学为流亡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帮助，包括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大学工作，或直接提供奖学金，接受年轻的中国流亡人士进入大学读书。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作为私立大学的纽约大学正在积极拓展中国的市场，而中国政府对该校施加压力是肯定存在的。 “中国政府和纽约大学接触过程中，一定会提到合作有些尴尬，有困难或者是不方便等等，因此纽约大学一定会得到各种暗示或者各种意向。” 陈光诚曾经表示，希望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课程。 夏教授表示，从各种条件看来，陈光诚的这种愿望较难实现，但他认为，如果纽约大学愿意，应该可以更多地帮助陈光诚。 “一个学者计划一年三、五万，别说纽约大学，就算是城市大学这种公立大学，应该也没有问题。但纽约大学不愿意，说明背后有其他的复杂因素。”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纽约大学表示，过去一年该校从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都尽力帮助陈光诚，不过一些接近陈光诚的朋友则指责该校对陈光诚的活动限制很多，也一直在尽力限制陈光诚参加各种批评中国人权现状的公开活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近平、李克强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胡、溫「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强人政治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並不能排除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而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强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强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 80 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1992 年「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 4> 3> 2> 1 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4> 3> 2> 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 1 （注：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强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够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借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 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 80 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决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 萬，穩定 20 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綱。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强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抵抗和沉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着「强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强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况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强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 （見圖表 2 ） 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麽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强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强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强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復到收緊的專制方向， 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寬鬆的專制」（ 5 ） > 「維持現狀」（ 4 ） > 「收緊的專制」（ 3 ） > 「民主轉型」（ 2 ） > 「暴動起義」（ 1 ）。而反對派的選項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 5 ） > 「寬鬆的專制」 (4) > 「維持現狀」 (3)> 「暴動起義」（ 2 ） > 「收緊的專制」（ 1 ）。（見圖表 3 ）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在圖表 3 中，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强大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决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着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社會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减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 21 世紀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開啓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减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况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麽，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麽，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麽，最終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强大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 2011 年）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 20% ）「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 40% 。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士兵嘩變會牽發清朝垮台和促成民國建立。 1989 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 席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 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 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啓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决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决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强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