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自由亚洲 | 广东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考核 专家质疑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广东省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最近宣布,将会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当中。不过有专家认为,有关的考核衡量标准不现实,也难以执行。 广东省社工委在星期二通过并公布了《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羊城晚报》报道说,该考核办法首次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多,相关官员的得分则越低。 根据这个考核办法,考核指标满分为一百分,共有三十七项指标,其中群体性事件占两分。广东省社工委官员解释说,每十万人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高,则分值越低。报道说,新的考核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地级以上的市级政府的社会建设工作,并在省内分区排名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将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年度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此认为,广东出台有关的办法是当地政府正视民意的一种进步。 “真的这样做,做得好的话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民意就不是一个能忽略的了。”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除了群体性事件之外,广东新的干部考核指标中还有:登记失业率、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财政比重、食品检测合格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指数等。 谢教授表示,广东出台的这个考核办法只是考核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社会建设工作,作为政府和官员整体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新办法执行时将存在很多问题。 “能不能给出客观的调查,如果(群体性事件)是针对公安部门进行的,能不能客观调查。如果一个群体性事件是针对上级部门进行的,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负责。所以它在设置上有一些问题,执行起来可能会有困难。” 谢教授也认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地方政策引起的,而是由省级部门甚至中央政府政策所导致,比如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就是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的结果,户籍制度不改革,许多社会保障工作就难以改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缺乏社会调解的有效机制,广东推行政府官员对当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负责的政策,可能导致政府更加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它如果纳入了对官员政绩考核,那么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加强早期的控制,所谓消灭在萌芽当中。感觉上这是当局要加强早期控制的一种措施。” 广东社工委的官员对中国媒体表示,广东正在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改革,并提出了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理念,并已在广东,甚至全国逐渐形成共识。去年,广东省率先宣布设立非政府社会组织成立的登记制度,一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成立不需要由政府批准,而只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这种措施,被一些专家称为广东省“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一种尝试,并在中国率先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不过夏明教授认为,从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看,中国政府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而是在全力加强当局对社会监管的力度,因此他并不看好广东的所谓社会管理改革试点的成效。 “以前上海搞过社区体制改革,后来在深圳盐田有盐田模式,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要让中共的党组织沉底,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我不觉得它是在减少国家政权的影响,让社会自己的体系发展,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广东省社工委的官员表示,现行体制中有些东西与社会公平是矛盾的,社工委的设立就是要改革这些东西,“让弱者得到照顾,社会才能更和谐”。他强调,最近两年,广东将在全省进行社会管理改革,推出423个社会管理改革项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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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美财政部长:将继续就网络商业侵权问题向中国施压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财政部长日前表示,将继续就网络安全特别是商业侵权及盗版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关注程度正日趋升级。 美国新任财长部长杰克・卢星期天出席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创意节”时发表演讲。他指出,必须把针对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实施侵权和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与其他互联网相关问题分开,网络安全始终处于美国对华谈判的重要位置。他还透露,近期的“奥习会”期间,美国已就此向中方表达了明确的担忧。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财长部长杰克・卢预计下周在华盛顿将主持美中年度战略经济对话。杰克・卢表示,网络间谍活动与互联网信息的交流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一问题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需要沟通的重要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网络间谍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来自舆论压力,目前是促使奥巴马政府日趋关注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 “作为财政部部长本身关注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财政部的管理之下,所以作为新任财长当然很关心这个问题。首先他面对国内很强大的压力,美国的企业家逐渐感觉到在中国做生意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最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没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想加强美国的出口、想保持美国高技术对其他国家优势的压力下,(杰克•卢)就感觉到特别的紧迫。” 网络黑客攻击多年来一直是美中两国间争议的话题。“美国知识产权盗版委员会”委员、前参议员斯莱德•戈登近日出现国会相关听证时指出,海外知识产权盗版活动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至少每年30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年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总额。 夏教授表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系列违背自由市场规则的做法,也导致美国正试图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尤其从2003、2004年以后,也就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接任以来,表现出了非常保守的经济政策。进入世贸组织后,全球期盼中国能更开放、更自由化同时遵循世贸组织的法律体系,但中国不仅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在过去的五年有明显的反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和政策。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全方位的倒退,引发了对全球普世价值和美国的领导地位进行系统地破坏和攻击。我觉得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路透社的星期一的报道说,虽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目前仍受超过一百个领域的阻碍和限制,但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似乎找到了反击的证据。中方批评美国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且高调指责美国在处理网络安全问题上具有“双重标准”。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刘小兵教授认为,借助“斯诺登事件”的曝光,中国很可能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寻求一种与美国更为平等的对话机制: “网络方面的防范确实是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重点,包括经济利益、国际道德、国内政治、中美贸易都牵扯到了,甚至很多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些危机,包括‘斯诺登’还有其他。所以,中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中、美可以对等对话的一个机会,中国就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条件和美国进行对话。习(近平)访美强调希望中、美关系能有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这可能倒是一个机会:建立一种新的机制。” 今年2月,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经过对全球141起黑客攻击事件分析后指出,中国军方在上海的一只番号为61398的部队是当前网络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但中国官方否认实施黑客攻击,并强调其自身也是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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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陈光诚离纽约大学 中国对美学术界影响力受关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目前正在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纽约大学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他将被迫于近期离开纽约大学。这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对中国政府在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迅速上升的关注。 美国纽约大学上个星期表示,该校提供给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计划,本月底到期后不会延长。 陈光诚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对纽约大学施加重压的结果。 纽约大学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陈光诚对该校的指控“并不真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 原居山东临沂的陈光诚,去年中成功摆脱当地政府对他的软禁,从家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发中美之间一场外交纠纷。北京当局最后同意陈光诚赴美就学。去年5月起,陈光诚成为美国纽约大学亚洲法学院访问学者。 这个事件引起不少有关中国政府对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影响力的担忧,而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于去年正式开始招生,也成为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的焦点。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他不清楚陈光诚和纽约大学之间的具体情况,但中国政府积极在美国学界扩展影响力却是事实。 “中国政府是否直接介入纽约大学我不敢判断。但我知道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有很多来往,一个是收中国的资金,包括研究资金,接受访问学者,和收中国学生。还有就是学者要去中国做研究,也有担心签证的问题,另外就是和中国合作,去中国办分校等。这样的话,很多学校会产生一种自我审查的问题。”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表示,美国很多大学都希望增加和中国方面的学术合作,因此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大学影响力近年迅速增加。 “实际上中共美国整个学术界试图增加影响,实际上也成功地施加了影响,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多家美国大学为流亡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帮助,包括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大学工作,或直接提供奖学金,接受年轻的中国流亡人士进入大学读书。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作为私立大学的纽约大学正在积极拓展中国的市场,而中国政府对该校施加压力是肯定存在的。 “中国政府和纽约大学接触过程中,一定会提到合作有些尴尬,有困难或者是不方便等等,因此纽约大学一定会得到各种暗示或者各种意向。” 陈光诚曾经表示,希望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课程。 夏教授表示,从各种条件看来,陈光诚的这种愿望较难实现,但他认为,如果纽约大学愿意,应该可以更多地帮助陈光诚。 “一个学者计划一年三、五万,别说纽约大学,就算是城市大学这种公立大学,应该也没有问题。但纽约大学不愿意,说明背后有其他的复杂因素。”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纽约大学表示,过去一年该校从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都尽力帮助陈光诚,不过一些接近陈光诚的朋友则指责该校对陈光诚的活动限制很多,也一直在尽力限制陈光诚参加各种批评中国人权现状的公开活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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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夏明:与中国学者谈藏人自焚

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在“廣場活碑 ”网站为所有自焚藏人建立 “人物志” ,并在脸书上发表这张照片写到:“末日倖存者為西藏自焚殉道者供燈念誦大悲咒,祈願離苦超渡和平安祥。今天重讀「西藏生死經」,記下達賴喇嘛尊者訓示:在今日高度互相依存的世界裡,個人和國家都無法自己解決。我們彼此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培養世界性的責任感。保護和滋養我們的世界家庭,支持弱勢的成員,並保存和照顧我們所生存的環境,是我們集體的和個人的責任。” 与中国学者谈藏人自焚 作者:夏明 文章来源:《阳光时务周刊》总第 035 期 从 2009 年二月起,截止今年 12 月 4 日,已有 92 名藏人在中国境内自焚,境外(印度和尼泊尔)还有 5 起自焚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为 77 。今年年初,在我写作《雪域血红自由火》(收入《浴火袈裟》一书为导论)一文时,中国境内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已有 20 起(截止 2012 年 2 月 4 日) ,但短短的十个月,又新增 72 起。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令人震撼的事件。 作为在多民族国家一员的藏民族经受如此灾难,占据全国人口 92% 的汉民族有责任和义务了解事件的真相,倾听藏民族的诉求,努力做出回应和改进,立即消除藏人生不如死的苦难根源,从而制止自焚事件的再度发生。 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反应还停留在“阴谋论”的思维定势里:首先指控海外势力(所谓的“达赖集团”和“反华势力”)“组织”、“操纵”和“唆使”藏人自焚。其次,大规模动用警力和武力,驱散民众集会、围攻寺庙和抓捕僧人、重判所谓的“协犯”(其实大多是牺牲者的亲人或寺庙的僧人)。最后,在地方上又用重金(例如甘肃省甘南州公安局出价人民币 20 万)悬赏举报自焚“幕后黑手”。中国政府不仅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把新的“罪名”强加给藏人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 面对藏人的灾难和中国政府的不义,汉人的集体表现没有体现出“仁、义、礼、智”的传统美德。 2012 年 11 月 13 日《纽约时报》记者杰安迪从北京发出报导,题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集体沉默”。如果意识到《纽约时报》在国际舆论中的领导地位,以生产、传播智慧和思想为业的知识分子不能不集体反思一下,为何汉人对藏人的苦痛缺少慈悲的情怀和道德情感上的敏感。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藏人历史学家茨仁夏加( Tsering Shakya )(见 The Struggle for Tibet ,第 91 页)曾写道:“想要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官员、自由派民主人士或异议作家,去用客观和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西藏,似乎就是要求一个蚂蚁举起一头大象。这是超越于他们的能力和意境的。他们的悟性被种族偏见所钝化,他们的想象被殖民主义主子的信念和定见所蒙蔽。” 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概言“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否认个别的中国学者为改变西藏人民的处境发出的吶喊和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艰难,恐怕与藏人也有相似之处。如一位署名“林冰谦”的深圳读者在读完杰安迪的报导后,给《纽约时报》的来信中写道: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官办大学和研究院的教授、官办媒体从业者等” ,“他们因政府的选拔和控制制度,不存在合理的独立性。其人本身就是政府组成部分,亦即藏人自焚的罪魁祸首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沉默作为政府的信息封锁政策的一部分,是一种必然。”如果是指自由知识分 ​​ 子,“中国大陆能够突破中共金盾工程的阻截而在 Twitter 上发言的人们的自身和家人仍在这个北京政府的威胁下,随时会因在 Twitter 上发表的意见被秘密逮捕甚至处决。”所以,作为身处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藏人其实都是专制政治的牺牲品,他们都面临着深刻的身份认同和本体价值的危机。对于藏人,它涉及到如果藏人没有了佛教“三宝”(佛陀、佛法和僧团),藏人是否还是藏人的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了独立、自由的思考和追求正见的使命感,是否还配知识分子的名分。也正因为这种相通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关注和支持藏人的诉求。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藏人的灾难经常成为汉人灾难的预演。 1962 年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不仅详陈了中共在藏区的“左倾”政策和对文化宗教的绞杀,也预见了未来全中国的“文革”浩劫。 1989 年三月胡锦涛在拉萨开枪杀人和实行长达一年的“戒严”,测试了汉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为同年北京的“戒严”和天安门广场的“六 ∙ 四”大屠杀做了预案准备。现在,中共维稳镇压的“卡特尔”(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国安和政法系统)又在藏区和维族区试刀演练,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汉人就不会遭遇自焚(“强制搬迁”已制造出内地自焚悲剧)、断网(“微博”也已被关闭过)、和被武力弹压的残酷(汕尾、石首、乌坎和什邡都已见证)。同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苏东共产主义垮台消亡的历史经验,就会看到民族矛盾和族群危机成为摧毁极权专制体系的重要动力机制。以藏人的宗教炙热和牺牲精神、寺庙的组织体系、藏民族视为观音菩萨化身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国内和国际威望来看,中国的民主希望恐怕还寄托在藏人的自由抗争运动中。 但对于藏人的抗争,在汉人学者中间存在着普遍的误解和冷漠。在此,我们可以把汉人知识分子分为三类:第一,官方的御用学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藏人藏学家,他们对藏人或达赖喇嘛领导的海外流亡小区进行谩骂和诋毁。例如今年春季官方的“中国西藏新闻网”发表了无署名的《七问达赖喇嘛》,给达赖喇嘛贴上了一系列的侮辱性卷标:“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叛国者”,“不是有病,就是有鬼”。该文还说:“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它还写道:“达赖在旧西藏的所作所为,连希特勒都相形见拙。”在这篇代表官方立场的文章中,藏人自焚成了达赖喇嘛“蓄意鼓动”和“屡次唆使教唆杀生造下的恶业”。 我们都知道, 1950 年中共宣布西藏“解放”,是年年底,年仅 16 岁的达赖喇嘛亲政。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 1959 年 24 岁的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不知已经在中共控制下的达赖喇嘛有何所作所为可以“连希特勒都相形见拙”。且不说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路线”明确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寻求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且,非暴力路线也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政策。西藏的自由抗争本质上是一个有虔诚信仰的民族与推行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的冲突,与新疆的维族抗争、汉地“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维权都有相似之处,并非是汉、藏的种族冲突。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和暴力镇压愈加把它演变成了族裔性质的冲突,正如著名汉人藏学家王力雄所言,尤其在 2008 年后,中共“反分裂的官僚机器”把藏汉关系转变成了“种族对立”,制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不幸的是,许多汉人学者对官方的宣传和偏见不加分辨地照单全收。例如,有海外的华裔学者接受“万恶的奴隶制”、“奴隶主”等不实判断,把毛泽东在西藏的作为与“林肯解放黑奴”相提并论,并把毛和林肯并立。又例如,许多的汉人学者总是用西藏的经济发展来代替和回避对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的讨论,无视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和人权问题,从而涉及到的藏民族的生存问题。还有,许多汉人学者无视流亡藏人小区在民主化上的成就和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事实(可参见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培养出的台湾学者苏嘉宏所写的《流亡中的民主》和《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两书),向中国人灌输“达赖喇嘛要复辟农奴制”和“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之类的谎言。在我任教的大学也有教授依赖自己家庭里“援藏干部”提供的信息,来对西藏问题进行权威论证,全然不顾援藏的“党政干部”、“国企员工”或者“军队官兵”做为殖民主义体制的核心所带来的偏见。 官方的谬误宣传和诋毁之所以还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学者属于我要说的第二类: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有意识地要去伤害藏人利益,但对西藏问题漠然置之,无意识中行方便,成了谬见的寄居体和无意识的谎言传播者。许多人不知道佛教的真谛,轻易用无神论把宗教信仰贬为无知和落后。许多人不知道达赖喇嘛为何人,他有何著述和教导,他在藏人中和在国际上受到何等的礼待,却随意侮辱他的成就和名誉。许多人不去深究藏人自焚的诉求,聪耳不闻他们在生命燃烧时仍然不忘心发善念、远离贪嗔,而是草率地把他们看作“极端狂热分子”,甚至“恐怖分子”。 毫无疑问,藏人自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今天的藏人并没有如此的奢华,只是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藏人的困境和苦难在于,他们的“选择集”里,只有“坏”和“更坏”的选择。比自焚还要坏的选择就是西藏人民失去佛教三宝:佛陀、佛法和僧团。中共政权对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肆意侮辱和诋毁,禁止在寺庙悬挂他的画像,把坚持信仰达赖喇嘛为上师的僧人逐出寺院,在寺庙建立党组织直接控制的“寺庙管理委会”和进驻“工作组”,把百万份所谓的“四大领袖像”(毛、邓、江、胡)强行送进寺庙,都是西藏人必须面对的危及他们根本宗教信仰的威胁。自焚的僧人追求的目的就是要献上个人身躯,捍卫藏民族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生存的权利。由于不理解这一困境,我们看到一些汉人学者尽管对藏人深怀同情,但仍然未能逃脱曲解藏人的 ​​ 思想误区。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三类汉人知识分子。 例如,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发表过不少论著。近日读到他的两篇文章:《中共政府与十四达赖真的无法劝阻藏人自焚吗? 》和《燃烧的身体与身体政治学之辩:关于部分藏人持续自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感到有必要与汉人知识分子对话沟通。姚教授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共并不具备立即阻止藏人自焚的威信,”也不同意政府的“一味严控”和“升高了对达赖喇嘛的攻击”,甚至认为这些措施“进一步激化了藏人的情绪,也客观上影响了自焚的不断持续。” 但姚教授的下列观点却值得商榷:第一,他试图站在“生命价值的高度来设法劝阻自焚”。第二,他以为,自焚是一种极端行为,远离了佛教不杀生的戒律,超越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界限,聚集了“民族仇恨”。第三,他认为,“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在西藏并不存在,藏人“作为一般人的生活权利并没有被剥夺,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权至少也还存在,”“传统藏族文化、藏地山河并没有面临即刻毁灭的危险。”第四,“心硬”的达赖喇嘛“刻意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他应该明确表态、甚至不惜以绝食就可以阻止藏人的自焚。 首先,如果要体会到藏人感受到的文化灭绝的危机,我们就不能把藏人看作汉人界定的“一般人”。藏人是有炙热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是与汉人主体的最大区别。他们各自领悟到的生命的意义由此分叉,也就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和有精神信仰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因此,在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法华经》的“药王菩萨本 ​​ 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燃臂供养”的论述。但今天的中国文化人难以理解佛教 ​​ 的“生死一体”的内涵,也难以理解我们先人“舍身取义”的士大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已经忘却了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不自由、毋宁死”早已感到陌生,甚至无法理解共产党人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了。电影《南京!南京! 》的编剧和导演显然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塑造出了一个悲剧英雄,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日本士兵角川。在他帮助电影中的姜老师尽快脱离生命的苦海后,又听到唐先生在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刻兴奋地告诉他,“我老婆又怀孕了”。我们不难理解,角川说出了:“活着比死亡更艰难。”他让两位中国幸存者逃生,然后开枪自杀。对于给予他们重生的恩人的死亡,两位中国人没有任何反应或反思,只是陶醉在生还的狂喜中。这可能又是中国人“生存智慧”与日本人“武士道”的差异了。 在佛教看来,肉体的生命终有离散的一天,而意识和精神却会永生。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无法从超越性的高度来认识人类生命进化追求的精神本质,我们就无法领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更无法领悟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Albert Camus , The Rebel ,第 22 页)从此高度,人世间目睹藏人自焚,忍受精神折磨和痛苦最深重的莫过于达赖喇嘛,因为,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爱他的信众,也没有任何人比他为他的人民和宗教付出得更多。所以,作为汉族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有资格去“美化”或“丑化”自焚行为,更没有权力去谴责和指导达赖喇嘛。面对不断的自焚,我们集体需要的是勇气去发现、实践和捍卫正见。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没有追求“真、善、美、圣”的意识、冲动和勇气。我们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也因为在 1997 年白宫欢迎宴上,向同坐的江泽民提醒中国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政策有待改进,结果上了“黑名单”,好几年不予以去中国演出。所以,西藏问题是一个学术雷区。要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保持理性和客观是不易的。在接受了要付出的代价后,我有缘与达赖喇嘛有过无数次会面(一次是在他达兰萨拉的寓所),并多次听到他的讲经会,也在我的学校为他举办过两场座谈会。通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我可以告诉读者,达赖喇嘛是一个有慈悲、有智慧、有童心和有幽默感的老人。通过阅读他的著述(有上百种),我认识到,达赖喇嘛是打开藏民族心灵之门的钥匙。企图隔断达赖喇嘛与藏人的精神关系、谩骂和诋毁藏人精神领袖,不能解决藏人自焚问题。所以,中国政府若要真正解决藏人自焚问题,必须从尊重藏人的宗教领袖和上师达赖喇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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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夏明 弱主惡政與民主轉型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近平、李克强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胡、溫「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强人政治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並不能排除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而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强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强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 80 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1992 年「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 4> 3> 2> 1 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4> 3> 2> 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 1 (注: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强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够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借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 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 80 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决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 萬,穩定 20 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綱。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强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抵抗和沉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着「强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强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况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强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 (見圖表 2 ) 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麽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强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强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强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復到收緊的專制方向, 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寬鬆的專制」( 5 ) > 「維持現狀」( 4 ) > 「收緊的專制」( 3 ) > 「民主轉型」( 2 ) > 「暴動起義」( 1 )。而反對派的選項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 5 ) > 「寬鬆的專制」 (4) > 「維持現狀」 (3)> 「暴動起義」( 2 ) > 「收緊的專制」( 1 )。(見圖表 3 )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在圖表 3 中,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强大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决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着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社會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减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 21 世紀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開啓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减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况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麽,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麽,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麽,最終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强大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 2011 年)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 20% )「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 40% 。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士兵嘩變會牽發清朝垮台和促成民國建立。 1989 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 席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 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 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啓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决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决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强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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