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最后第五节。 ） 我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合约理论及分析，算不算是新制度经济学是无关宏旨的。从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到二○○八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比较称意的作品全部是以合约为主题。没有刻意这样做，只是走上了一条通道就继续走下去。可幸变化多，自己认为有趣，有满足感。走这条路的行家奇怪地少，只我一士谔谔，新鲜的题材俯拾即是。要说的是，《经济解释》的前三卷牵涉到的主要是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我把这些传统之见修改了不少，没有解释力的或可以被较简单理论替代的给我淘汰了。我喜欢简单的理论，但要搞出复杂的变化。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免不了在这里那里加进合约与交易费用的思维，跟传统范畴的分离因而再增加了。 需要补加一个理论架构 我认为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马歇尔传统提供的架构相当完整，只是在收入分配这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不能不加进去。马氏传统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漠视了交易费用，对假说验证兴趣不足——这些缺失大致上我作了修改与补充。还有的是，马氏的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我认为不对，简略地说过，本卷分析公司的合约性质时会再澄清。 本章写经济学的缺环，说传统漠视了合约安排这组重要现象，其实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约的一般理论，即是说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关于合约安排的理论架构。可惜为了一个头痛问题我迟迟不敢动笔。真的很难。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是我接受的假设，没有意图偏离或发明新的。然而，单是二十世纪的史实，有好几次人类差不多毁灭自己。我不怀疑人类自我毁灭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怎可以导致这样的悲剧呢？老师赫舒拉发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以星球大战的一个续集之名为题，称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黑暗的一面》），我对他说这名目起得好！这是以博弈理论处理人类的自我毁灭。师徒皆认为大悲剧可能出现，但徒弟认为博弈理论无从验证，因而不是好去处。 人类自我毁灭的合约安排 这就是问题。斯密的古典传统看不到悲剧；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也看不到悲剧。萨缪尔森说得好：「上帝铸造了什么？帕累托至善点！」原则上，一般而言，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只会改善社会，何来人类灭绝了？在马歇尔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个理论架构下，无论局限怎样转变，除非遇上考古家说的灭绝恐龙的天灾，大悲剧不会发生。换言之，逻辑上，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不容许大悲剧出现。然而，二十世纪的经验说人类自我毁灭是可以出现的。 我终于想到的答案，是大悲剧只能源于制度出现了问题，也即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了。这里的关键，是合约或制度可能带来大悲剧主要源于某些安排是众多的人不能不一起参与的，而参与后不能退出。你跟另一个人合伙做生意，破产收场，对社会不利，但为祸不大。数万人购买一间公司的股票，破产对社会更不利，但每个股民随时可把股票出售，退出，对社会整体的不利影响有明确的限度。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个组织的合约安排，不能选择不参与，也不能在中途退出——好比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灾难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合约安排，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国民要一起参与，退出走投无路，大家因而被捆绑在一起，是大灾难出现的一个必需条件。不是大灾难的足够条件，但是必需的。 我不要在这里分析那些不罕有的走投无路而又不能退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因为这类安排必然牵涉到政治，我不懂。然而，要推出一个有一般性的合约理论架构，漠视不能不参与也不能退出那部分是美中不足。本卷写到最后我会猛攻一下「走投无路」的安排，以之回应行内朋友期待已久我写的国家理论， theory of the state 是也。 阿师之见提供架构基础 我要从阿尔钦的思维说起。阿师之见，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必有竞争，而界定竞争胜负的游戏规则是产权制度。阿师也认为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是市价。价格决定什么因而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通过竞争的胜负选择，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就被市场决定了。 从这个简单而又清晰的角度看产权没有科斯定律那样看产权来得那么震撼，但阿尔钦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架构的基础，比科斯的远为容易发挥。作为后学我二者皆用。这里先从阿师教的发挥，从科斯定律发挥的是第二章的话题。我是唯一的得到阿尔钦及科斯亲自传授的后学——他们的主要学问大致上我都吸收了。是运情，天下只我一个。阿尔钦比我年长二十二岁；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前者教了我四年，后者是我的深交。没有一个同学或行内朋友有我的际遇。 只一种准则没有租值消散 发挥阿师的思想，我的延伸主要是三点。第一点，当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易，要获取他人的物品你必须自己先有产出，对社会有所贡献，才可以在市场通过市价交换。当时在西雅图华大我跟巴泽尔研讨了多次，想不出不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的任何其他准则——从排队轮购到论资排辈到人际关系等等的可以决定胜负的准则，某程度必有租值消散出现。你建议市价之外的任何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我可以告诉你租值消散会在哪里出现——这是当年巴兄和我的共识——只有市场的交换价格推不出租值消散。 这就带到后来我写公司性质时的一个意识：市价的采用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产权的界定、合约的履行等的社会或交易费用不菲。在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中，能通过市价决定胜负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也使我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时，采用的简单要点，是只要社会或交易费用略为减少，增加了一点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经济活动，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会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可以一日千里。当时舒尔茨、贝克尔、弗里德曼等大师不同意我对中国的推断，我无从向他们解释我用的是他们不熟识的思想范畴。是的，一九八一年我清楚地看到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社会费用的局限转变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又认为这转变将会持续。 竞争不可以没有约束 第二点，源于阿尔钦及奈特的思维，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我跟着想到毫无约束的竞争必会导致庞大的租值消散，足以导致人类灭亡，因而想到减少租值消散是社会的一般取向。虽然早知这点，但要经过长时日我才能把约束竞争的社会局限分为四大类：一、私有产权；二、论资排辈；三、管制规例；四、风俗宗教。 竞争一定要有约束这个观点，中国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见到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与干部的等级排列，示范着差距很大的收入享受，让我耳目一新。我当时的意识，是生下来人的天赋就不平等，在一个废除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能达到社会的均衡。几年之后，这观点得到明显的改进：以等级排列权利，是在没有产权约束竞争的情况下的一个需要的安排，因为可以协助减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从以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租值消散因而下降了。为何会成功地转换了竞争准则，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有详尽的解释。 所有竞争约束可从合约看 最后一点，算全部是我自己的吧（一笑）。这点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安排。 私有产权、论资排辈、管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为广义的合约安排，因为这些是约束着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接受的。合约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约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往往来得抽象，相比起来，合约的角度是比较直接地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不是说所有竞争的约束都要从合约的角度看，而是说可以这样看，好些时这角度看得比较快，也比较清晰。 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约束人类行为的局限；合约安排的约束也是局限。后者的变化源于前者的变化。有时我喜欢用前者，有时喜欢用后者，但不能二者一起用，因为是重复了。 一人世界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产权的问题因而谈不上。没有社会不会有交易费用，也没有租值消散。在好些情况下，把社会或交易费用作为租值消散看可以把问题看得清楚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约束竞争的费用看作社会或交易费用，也即是可以看作是合约安排与监管的费用了。上文说过，合约是为约束竞争而出现的。 本章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其主旨是说传统经济学对合约的漠视，带来的不幸效果是人类因为竞争而出现的多种行为我们解释不了。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困境。今天我们有了长进，虽然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如果同学们能用心细读《经济解释》的前三卷，会察觉到我对市场与生产行为的解释跟传统的解释有很多地方不同。这是因为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以合约及交易费用的思维来填补传统的互相矛盾或一片空白的地方。 （本章完）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节。 ） 「新制度经济学」（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一词是威廉姆逊（ O. Williamson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中国的朋友喜欢称我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不一定错。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他的论文结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天认为，一九六九年史提芬来到西雅图时，他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见。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而巴兄后来也是这范畴的一个重要人物。 今天回顾，六十年代时，从事产权及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是四个人：阿尔钦、科斯、德姆塞茨和我。 在此之前，在类同范畴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维德（五十年代口述）、 H. S. Gordon   （一九五四）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要，但过于零散，没有凝聚力，带不起一个思想范畴（ paradigm ）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有关交易费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时出现：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一九六○，其实面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写讯息费用（一九六一）；阿罗写发明的收钱困难（一九六二）。这三位皆大师人物，但我不能把后二者算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分析产权，没有进入制度的范畴内。 「旧」与「新」的分别 有「新」不可以没有「旧」。旧制度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呢？有两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主要是问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什么好什么不好，概念模糊，内容空洞。那些是二战后的「冷战」学问，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学的胡说八道盛极一时。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一颗亮星掠空而过，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好去处：经济学可以解释现象。科学方法的大辩论在经济学从那时开始，持续了约二十年。 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历史。我很喜爱这部分，因为其中的表表者考查史实严谨详尽，而历史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般是有趣的话题。经济历史搞得深入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吸引着我。很不幸，当时的经济历史专家一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对假说验证的法门赶不上潮流，因而被操作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制度经济学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其出现是为了解释现象，是为了验证假说，历史与事实的考查受到重视，从事者对边际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点是引进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这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的发展，跟着的我失望。 合约结构源自捆绑销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进入洛杉矶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开始细读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机会认识科斯，那是我写好《佃农理论》之后了。起码有三本书介绍科斯定律之后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应用该定律的示范，可见科斯对我的影响隐瞒不了。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下章才说。其实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对我的佃农理论的影响可能更大。这是因为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有结构性的合约——只有一个价而没有其他条款的交易合约没有结构。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一个明显的价，所以我逼着要从有结构性的合约那方面想。佃农理论动笔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舒拉发与阿尔钦。我重复地听他们的课听了三年，而佃农理论是在他俩指导下写成的。 德姆塞茨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矶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竟然完全不记得我替他改过卷！在加大时他的著作不怎么样，但六三年转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与科斯的影响，一下子变作天才。六四年初阿尔钦偷偷地给我一份说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写的（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对我影响很大。德兄是难得一见的文笔表达得清晰绝伦的人。受到科斯的影响，他把交易费用的考虑带到阐释帕累托至善点那边去。得到启发，我后来把问题推到尽，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放进分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得到满足，无效率或浪费的出现，是因为某些局限没有放进分析，而解释行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满足帕累托。换言之，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引进的局限，不需要满足帕累托，而无效率的出现永远是源于有不需要指定的局限的存在。这教我后来分析问题时必用如下法门：凡是足以解释行为但没有满足帕累托的假说，我必定停下来考虑是哪些局限条件我没有放进去，而这些被排除的局限与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没有关系的。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转谈阿尔钦的贡献吧。两年前某媒体问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是弗里德曼还是科斯？我回答说都不是，是阿尔钦。我历来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尔钦当年算不上是名满天下（今天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过于分散，没有主题。其二是他的伟大思想主要是授课时的自言自语，以及跟他研讨时听者得到的启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写进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去，没有像在正规的学报发表那样有系统地发挥。例如今天在中国好些同学欣赏的一句话——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我只是从阿师的口述听到，发展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发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减少租值消散那边去。阿尔钦历来高兴我拿着他的口述用文字发挥——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来源是他的。 一个例子可让同学们知道阿尔钦思想的惊人深度。在课堂上教需求定律，他不画曲线，不用方程式，不教弹性系数，不教消费者盈余，不谈等优曲线，不管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只谈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五个星期！天下没有谁可以做到。我重复地听了他的课，次次不同，加上凭自己的一小点本领，作修改，加补充，推出无限变化，就成为我今天教同学的洋洋大观的需求定律了。 我认为阿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着的两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传统。这传统在《科学说需求》第三章我写过，本章第五节会再深入地发挥。今天阿尔钦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的学生传开来的。 （未完待续）

争取传世可以看为无聊玩意：真正的传世要讲逾百年，什么身后声名今天不值钱，他朝自己不知道。我不怀疑好些人这样做，而自己也尝试。 他人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可以解释一下，是后话。 中国诗人的传世传统可能天下罕有。一两句可以朗朗上口的诗可以被传诵逾千年。不止此也，诗以地名，地以诗名，今天的游客还是抢着付钱去看什么白帝城、黄鹤楼、乌衣巷、滕王阁、岳阳楼等——当然不少是假货，而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应该不是诗以地名，而是地以诗名。这传统可能神州独有。怀旧或怀古是炎黄子孙的美德，老外可 没有多少这样的兴趣。 有时我在遐想，写得出几句绝妙好诗可以传世，作个诗人倒也不错吧。事实上，不少算得上是诗人的到处吟诗赋词，希望诗以地名，或地以诗名，因而传世去也。这些诗人一律失望。几年前到张家界一行，在路旁买了一册厚厚的咏诵张家界的诗集，内里诗、词数百首，诗人也数百，但我找不到一首曾经读过，也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听过。可见一首诗之所以传世，可不是写得好写得妙那么简单。诗人本身需要是伟大的。除非你是孙髯翁，写得出那首大观楼的一百八十个字的千古绝联；或者是写黄鹤楼的崔颢，有李白说写他不过。 思想要传世应该比诗作困难。不会难很多吧。当年我喜欢长驻图书馆，专于经济书籍那部分，作者的名字十之八九我没有听过。发表于大名鼎鼎的学报吗？发表后三年还有人记得很不容易！ 为什么我这个老人家还在尝试以学术思想的文字来博取传世呢？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有机会传世的本领。其二是这些日子无所事事，而从不少朋友的例子中知道，到了这把年纪脑子不频频使用会退化得快。这二者皆负面因由。其三属正面：我的思想文章不容易死掉。从来没有发表过大红大紫的，而作为炎黄子孙文章在西方多被引用不容易，但令巴泽尔啧啧称奇的，是我发表了的英语文章不容易死掉。有些被遗忘了十年八载又再被提及。我于是幻想：如果四十多年还有人记得，再来一个四十多年就近于百年了。当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但幻想一下不是罪，何害之有哉？有点无聊，但人总要有点希望，无聊一下，可以活得较有趣吧。 学术思想要传世当然渺茫，但经济思想史上我看不到谁像我今天那样遇到那么有利的形势。是的，今天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中国学子可能比整个地球其他国家的加起来还要多，而他们的经济学课本教的只是一些公式化的学问，说不上是有挑战性的思想。我可以用中文下笔，而什么互联网、博客之类的传播广阔度人类历史只今天才有。再者，同学们关心世事、国事、自家事，我收到他们的关于经济的问题多得不可能回应。我只希望能有一小撮老师或同学能看得懂我写的往往不容易读的比较严谨而又变化多的分析。只一小撮足够，因为他们会把我写下的扩散开去。 「经济解释」这一词今天在中国内地变得流行了。我采用集中这个法门：只问为什么，不问好不好——这是指散文或评论时事之外的四卷本《经济解释》。只管真理，简单的理论与概念务求用出变化，而现象的细节与假说的验证不断地推出。这一切皆为集中于解释，别无他求，应该可以增加传世的机会吧。 昨天去信给科斯等几个老朋友，说他们屡次要求我把《经济解释》的几卷翻为英文，今天可以考虑，但翻出来会愈千页印刷文字，我是无能为力的了。有一个基金可以出钱，不知能否找到上选的译手。也头痛是《经济解释》完全没有图表，没有方程式，也没有注脚，违反了经济学论著的规格，要找到西方大名的出版社接受恐怕不容易。 我历来不重视把自己的中语论著翻成英文。思想不论国籍，而只要能成功地攻进神州，早晚会传到西方去。其实翻译也无聊。我希望能读到译作而还健在的旧师友中，最年轻是巴泽尔，他今天八十岁。 传世玩意是一种幻想游戏。你可以幻想自己投资凡投必中，变得很富有，但其实不是。这后者的「投资幻想」与前者的「传世幻想」的不同处，是投资的效果你在生时会知道，可能要面对惨淡收场的现实。思想传世呢？效果如何你不会知道，因而可以不断地继续幻想下去，原则上，只要还活着你可以想得开心。老师阿尔钦曾经问：「史提芬，假如你有万斤黄金，收藏起来，但被人全部偷了，你不知道，以为自己还有万斤黄金，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我回应：「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万斤黄金而不断花钱，总有一天图穷匕现。」思想传世这玩意是幻想着自己有万斤黄金，全部被人偷了自己永远不知道，怎样乱花一通也不会图穷匕现。很有点无聊，但何乐不为哉？

（ 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的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首两节。 ） 二○○七年五月至八月间，我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十一期文章，目的是做一些「热身」运动，让自己的脑子进入状态，因为答应了科斯写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自二○○二年旧版《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结笔后，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没有继续，恐怕脑子不中用了，所以先写那十一期操练一下。当时觉得还可以。然而，二○○八年的春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完稿后，反复重读，察觉到在合约的思维上自己进入了一个此前没有到过的层面。尤其是《制度》的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科斯读后认为重要。这新层面的出现使我今天意识到《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修改，而是要从头再写。事实上，这重写在卷二《收入与成本》修改了一小部分就开始了。 第一节：缺环的阐释 「经济学的缺环」是指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加进失业、货币、通胀等话题就成为「宏观」。合约的安排这组现象被漠视了，成为一个重要的缺环。不引进合约分析，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被处理得拖泥带水，我们无从深入地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例如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我从公司合约的角度分析失业；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六章我提出合约结构的变化主宰着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所到之处前无古人，是贡献，传统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严格来说，漠视合约这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容易——往往不可能——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解释些什么。 我们可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释鲁宾逊在他的一人世界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交易费用的确是零。但转到我们大家活着的社会，我们要怎样假设交易费用才对呢﹖我说过，在化验室做实验，指明要用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脏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试管是洁还是脏是一个需要指定的条件，自然科学称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交易或社会费用是局限条件的一种，要解释行为这条件的假设不容许与事实不符。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不能像在人造的实验室那样，把脏试管清洗一番。我们要在实地考查那些有关的验证条件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种考查永远不易，而牵涉到交易或社会费用一般困难。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一定错，但如此这般地假设真实世界的局限是近于无聊的玩意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先以交易费用解释合约的选择，然后从合约的局限约束再解释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来，因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就有了一条可走的通道。 选择问局限 不问好不好 合约与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通常牵涉到较为广阔的范围。同学们要注意，我说的制度选择不是问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而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制度，即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合约了。问为什么工业会有件工合约跟问昔日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质相同，虽然后者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想来远为难于处理。至于人民公社带来饥荒则远为容易解释，是公社合约带来的效果。解释公社合约是制度选择的分析，不容易，但经济学不问：饥荒是好还是不好？ 饥荒可以是合约或制度的后果。当然没有谁会选择自取灭亡，但我选走的经济学范畴，解释或推断行为只能从选择这个基础假设入手，局限有变其选择会跟着变。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人类不幸的理论，而以经济理论混合着博弈理论来解释自取灭亡的分析，三十年来颇时尚。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验证，从个人信奉的科学方法看这些理论不是有解释力的学问。说过了，我选走的路是以考查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推断行为的转变。自己肯定走得对，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或经济现象的方法。 制度是合约的安排，我的处理是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是伦理道德的话题，不是科学可以协助找到答案，我管不着。令人遗憾的是：绝少经济学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说漠视合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严重缺环也是说制度的理解也是一个缺环了。不能说这缺环今天还存在：事实上「合约」一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下变得朗朗上口。然而，我不认为这新发展的路向走得对，是后话。 第二节：自然淘汰的思维 一些行内朋友说关于合约的经济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应该不对。瑞典的沃因（ Lars Werin ）说合约牵涉到一个结构起自我的《佃农理论》，可能对。合约（ contract ）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一般只用于描述帕累托至善点的合约曲线（ contract curve ）。回顾经济思想的历史，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农地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即是农业合约安排的演进了。 斯前辈之见，是原始的奴隶制度是最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因为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论，佃农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隶；然而，因为分成要分一部分产出给地主，有政府抽税的效果，经济效率也不善。他于是认为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比佃农分成优胜。再推下去，斯密认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往为期短暂，耕耘的农民没有安全感，在生产效率上还有问题。他于是认为，最有效率的农地使用制度是一个有永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制度，但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的农业独有。这个英国农地制度优胜的看法在经济学行内持续了很多年，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卜凯教授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才提出有别之见，而逻辑上的反证可能先见于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 断章取义误解前辈 这里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话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演变的主旨，可不是有没有经济效率那么简单。他以一整章示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重要思维。斯密被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其实是断章取义地理解错了他。如果细读这些话之前的文理，我们会察觉到斯密说的是自然淘汰（ natural selection ）：人类自私是因为不能不自私！这样看，跟他早一本小书（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的论点加起来就变得没有矛盾：早一本说人类天生有同情心，后一本说可惜不自私不能生存。 真巧，动笔写这章时我读到林行止的《信报》专栏，题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达尔文取代斯密》，内容提到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一百年后，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经济学的智性奠基者，是达尔文而不是斯密！」有点奇怪。五十年前我读斯密与达尔文，认为后者的「适者生存」意识源自前者。当时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辈皆这样看，怎么今天徒弟变作师傅了？ 达尔文是数世纪一见的科学天才，精彩的论著无数，其中屡次提及生命的经济原则（ the economy of life ）。他是富家子弟，用不着打工为生计，正规的生物学训练不是那么好。天才绝顶无疑问，受到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也无疑问。今天，衡量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不少认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思维。这思维源自斯密：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 适者生存要从局限转变看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斯密分析农地使用制度演变那一章，以事实衡量，近于全盘错了！奴隶制度不是那么无效率，佃农分成没有遭淘汰，而斯氏高举的英国独有的永久固定租金制度，在中国宋代起有记载，称永佃制，生产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后渐被遗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中国八个省份，得到的结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农地使用租约百分之十一。相比起来，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约无期限——每季收成后可以终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同样地区与地质，每亩的产量大致相同。这些数字因而不支持斯密之见。 原则上，适者生存这个论点不可能错，因为可以阐释为套套逻辑（ tautology ）。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合约或制度的转变源于局限条件的转变，尤其是交易或社会费用这种局限。这样，适者生存要从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于局限转变而变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有时近于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种类近于灭绝又再兴盛。这后者现象达尔文当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大转变，牵涉到的局限转变当然是惊世骇俗的了。 我跟踪过中国的人民公社从大镬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约、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县际竞争制度，等等，皆可以看为合约或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中的局限转变是明确的。恨不得自己还年轻，可以从头详尽地考查与分析中国六十多年的局限转变带来的制度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当清晰的。人类历史很少见到这么精彩而又有明确连惯性的经验。 回头说达尔文的自然淘汰或适者生存观，去年我给沃因的信说，我搞不清楚是理论还是套套逻辑。他回信说欧洲有不少学者也这样问，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问题其实不重要，因为套套逻辑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提供着一个范畴约束及引领着我们怎样想。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引用达尔文的思维而得到石破天惊的贡献的，是老师阿尔钦一九五○年发表的《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该文回应当时行内的一个大争议：前景无从确定，我们怎可以用争取财富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来解释行为呢？阿师答得简单精彩：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人的意图为何大可不论，结果是支持着个人争取收入极大化这个假设。如此类推，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也是局限转变约束着的适者生存了。 马歇尔与约翰逊皆中计 斯密之后，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学者不少（见拙作《佃农理论》第三章），可惜他们的分析没有从合约结构的角度入手，这里说的经济学缺环因而没有被填补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马歇尔。此君知道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认为变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马氏作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时，把一位名为 Henry Higgs 写的《法国西部的佃农分成》放在首位，高举这篇文章。可惜该文作者只调查了一个农户，而此户的佃农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马歇尔听到这分成率可以变，但 Higgs 误导了他，使他同意密尔提出的佃农分成比率是由风俗决定的说法。如果马氏知道佃农分成的比率有大变化是实情，以他的天赋，找到多年后我分析的答案用不着两分钟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约翰逊（ D. Gale Johnson ）告诉我，这个佃农分成五十、五十的「风俗」传言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佃农的文章也被这风俗之见约束着，跟阿罗以方程式证来证去也得到无效率的结果。 缺环依旧，主要是因为经济学者没有深入地考查合约结构。约翰逊当年知道我是在填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环，不断地鼓励，我终生感激。 （未完待续）

上星期发表《思想传世的玩意》后，突然想到一件事，叫一位同学到网上替我找一些经济学的中文用词或术语被提及的次数。事缘二〇〇七年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要捧他一手，嘱该同学到网上找「科斯定律」在华文世界被提及的次数。结果是「科斯定律」与「科斯定理」二者加起来有十多万次。还健在的西方经济学者没有谁在华文世界有科斯的功力。科斯的东西是由我单枪匹马引进中国来的，不由得沾沾自喜。跟着（也是二〇〇七年）叫该同学搜查老人家发明的「经济解释」一词，逾百万次，记不清楚了。 几天前为了好奇再叫该同学到网上搜查，「科斯定律」与「科斯定理」加起来逾五十万次，大有长进。「经济解释」呢？飙升到一千八百万次，网上懒得提供细数了。该同学复核几次，没有错。网上这类数字有时上升了又下降，不知是搞什么鬼的，但这样的天文数字只出现一次也让老人家开心吧。 我跟着再查几个我认为是大热门的术语，得到的结果如下：「剩余价值」，八百一十九万；「三民主义」，三百五十五万；「无形之手」加「看不见的手」，四百八十九万；「基尼指数」，三百四十八万。是的，「经济解释」看来遥遥领前，十分过瘾。 我是一九七三年想出「经济解释」这一词的。二○○○年为《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写的《序言》中我有下面的回忆： 「 上文提到的文稿，华大一位同事把它谱入他写的课本中，说明是我的发明。一家美国出版商—— Prentice-Hall ——的经济编辑读后，找到文稿的原文，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 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也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他要我先给他一个书名，我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 Economic Explanation （经济解释）。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 当年华大的一些同事很喜欢这个书名，但认为有争议，因为没有人会说物理解释、化学解释、生物解释……为什么我提出「经济解释」呢？我当时的回应，是人的行为惹来的不同解释无数，是对是错专家的处理各各不同，就是经济学行内的派别多过华山论剑，「经济解释」是我个人在一门学问上的处理方法，其他的我管不着，也懒得管。其实「经济解释」这一词是从二十世纪哲学逻辑大师卡尔纳普（ R. Carnap ）   那里搬过来。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矶加大作本科生时我听卡大师的课，听到他几次用「科学解释」（ scientific explanation ）一词，知道他认为解释的方法无数，但科学的是独立的另一回事。解释人的行为的方法无数，我的经济解释也是独立的另一回事。这「独立」是指方法独立与理念独立。我用卡尔纳普教的科学方法，加上后来进了研究院得到老师普鲁纳（ K. Brunner ）的教诲。我见到普老师旁听卡尔纳普的课，知道他教的是维也纳学派的一脉相承。一九八九年我写的《科学的方法》只是加上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变化。天下的学问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多，分别主要是看你怎样用出变化。至于理念独立，稍后我会以钞票失踪的例子解释。 我与「经济解释」这词结下不解缘。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的讲座演辞，我取名《 Economic Explanation ： Let Us Ride with the Surging Tide 》。一九八九年上述的《科学的方法》在《香港经济日报》刊登时，是《经济解释》的第一章，由周慧珺题四个字，发表了十二期因为母亲在街上跌倒而停笔。可能因为这十二期写得特别好，要求我继续写下去的读者无数，终于二○○○年以三卷本的计划续笔。九十年代后期，两位中国内地的朋友翻译了一部分我的英语文章，出版前问我该结集用什么名字，我建议《经济解释》。二○○五年出版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书名是 Economic Explanation 。今天快将出版的《受价与觅价》，是《经济解释》的卷三。 疲劳轰炸！重写《经济解释》，一位同学每期放到网上几个博客去，虽然很少提到「经济解释」，读者的点击总数约一亿，加上转载无数，同学们早就被炸得昏倒吧。 听说几年前我的一位旧学生也用《经济解释》之名在报章写专栏，我没有见到；收到一些内地学子以《经济解释》为题的文稿，我没有时间读。几次内地的朋友要以《经济解释》为名出版刊物或搞学会，要求我同意。我回应说《经济解释》这词我没有注册专利（一笑），但要真的集中于解释才有意思。在今天的中国内地，要获得批准搞刊物或学会不是那么容易。 上文提到，「经济解释」一词有理念独立性。让我用一个以前说过的浅例子示范吧。假如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地上，没有风，我可以肯定地推断，没有警察在旁该钞票的失踪机会远比有警察在旁为高。小孩子也知道，小孩子也有解释。问题是众人的解释可能各各不同。 钞票失踪，我的经济解释只一个，基于两点。一、需求定律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价也。没有警察，把钞票占为己有的代价是下降了。 同学们会问：这样简单的现象，小孩子也知何解的，为什么要用到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呢？杀鸡真的要用上牛刀吗？我的辩护是：浅的、深的现象或行为我皆用这两把简单的牛刀处理，虽然深的要用出复杂的变化。解释也是推断，二者只有事后与事前之分。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准确的，用的还是上面那两把简单的牛刀。不是说经济学的其他理论毫无用处，而是把有用的归纳起来就只是这两把刀。活学活用，变化起来同学们可能感到天旋地转了。这是我选走的路，走得用心，半个世纪过去，我对自己的选择与处理是满意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解释」一词看来会传世。这会把老人家带进传世之境吗？如果会，不是我希望的事。我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不希望因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而传世。我是个讨厌创造术语的人。另一方面，「经济解释」一词在神州大地风行是好事，因为早晚会给今天时兴的经济学当头一棒。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同学们在课堂上举手发问：「老师呀，你教的经济理论解释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