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中） 进入专题 ： 林彪事件    ● 高华 （ 进入专栏 ）   　　 　　“文革”中叶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点，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一定要迟一个小时，甚至要迟一天，等太太的意见， 　　 　　叶群如何成为林彪的当家人 　　 　　叶群这个人物在林彪的身边特别重要，她是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属于1937－1938年去延安的革命女性，那时去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其中之一。 　　叶群在延安整风中被整过，整的时候不知道是神志昏迷还是半真半假，曾经把面盆当成尿盆，用一个盆，那个时候比较困难，这个盆洗脸用，打饭用，尿盆用，三用，也就是说被整得不轻。当时叶群曾经是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所以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找一棵大树，找一个大锤，终于找到了林彪。 　　她是有文化的，懂俄文，曾经在50年代翻译过俄文的东西，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中，跟她的夫君一同韬晦，闭关不出，深刻地研究宫廷政治，深有心得，夫妻共同在读书。林副统帅读书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他读书是在50年代，苦读，天天读书，研究宫廷政治学，而且是夫妇共同把书读。 　　叶群和江青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当她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增加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但与权力接近了以后就霸道起来了。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这两人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风格。 　　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情况，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马恩列斯毛都会讲，同时也会讲寨子里面的语言，跟她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林彪在这方面说得很少，林彪是不太说的。 　　那么，叶群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江青是听毛的，当然，江青能影响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太英明了，谁都不能骗他。 　　而叶群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林叶是夫妻店，林彪在50年代漫长的赋闲十年里面，已经形成了对叶群的依赖性，他们两个在家里冷冷清清，但应该讲夫妻是共患难的，他对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 　　而叶群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宫廷政治学很有研究，林彪从多年的经历中间相信叶群的判断力之准确，而且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成天没有兴趣，又不喜欢吃，也不喜欢玩，这个灰暗的人生啊。成天研究宫廷政治学有什么意思？比如我们的贺龙元帅对食品对体育等都有一些爱好，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天天枯坐在房间研究二十四史，所以心情灰暗，而且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点，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一定要迟一个小时，甚至要迟一天，等太太的意见，他对他太太的这个政治敏锐性有很高的评价。 　　每一次上天安门，叶群给林彪的意见把关，把关的核心是捧毛、捧江，给他的所有意见都要加上捧毛主席、捧江青的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林副统帅每一次上天安门都是叶群导演的，就是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钟到，为什么呢？早到太多的话抢毛主席的风头，迟到的话，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对这个一分钟的把握是很难很难的，叶群不知道费了多大劲，林副统帅跟随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你早到五分钟十分钟在那儿干吗啊？你是不是结党营私啊，你是不是跟别人打招呼，要拉拢人心啊？所以叶群给林彪设计的是早到一分钟的策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协调和毛、江的关系，因为林彪有的时候和江青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叶群协调。第四点，代表林彪指导军中重要的人事事务，叶群是管军队的，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但所有指示都要经过她。 　　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的揽权都知道，但是不加以制止，他是把叶群看成林彪的替身来看待的。 　　 　　下篇预告：林彪被吓出一身大汗 　　 　　林彪在1967年“文革”高潮的这一年，深居简出，除了跟随毛主席出来露个面以外，很少有接见军队高层同志的行为，他避嫌。1967年5月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毛主席开个玩笑，让林彪吓出一身冷汗。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进入 高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林彪事件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平中要：专制与极权 进入专题 ： 专制 极权    ● 平中要   　　 　　这两个词有时候会在语境中彼此通用；有时候，这两个词并肩出现，用以描述一种政体；它们也并非形影不离，人们将它们的外延仔细分开，赋予更特殊的含义。我想说说它们在中西政体间的不同面目。 　　 　　专制先于极权诞生。如果，将极权指认为极权主义的话，那么，极权在欧洲的现身，只是20世纪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追溯极权主义到反犹的历史起源上（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也许作为“主义”的极权是这样吧（如果她愿意，也许还可以再往前溯源吧）；而极权政体的出现，的确是20世纪的事情。 　　 　　作为一种新的政体，极权政体的确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异端。齐格蒙特在《现代化与大屠杀》中指控现代化与大屠杀以及所代表的极权政体的关系。有必要正视这种观点。现代化中所包含的工具理性，为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了客观因素。当然，问题很明显，在同样的工具理性中，极权政体为什么是西方政治的异端？因此，以阿伦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才要查找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之所以称之为异端，是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权力像极权政体那样，达到对社会如此全面的掌控程度。对于现代化之前的政体，在这里说，有不少是专制政体（无论是神权专制还是君主专制），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囿于其自身的统治能力（工具理性），以及历史传统（这一点更为重要），在现实与观念层面上，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动摇了西方文明的观念基础，【我把苏联的极权政体与德、意两国分开来谈】而真正的危机开始于一战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凡尔赛和约并不比战争更正义，甚至比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只不过，这种破坏要在不远的未来才能兑现。 　　 　　德意两国的民主传统无法与英法相比，也可以说，德意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英法晚，因此，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那道界限划在何处，应该说，英法两国已经相当明确和稳定。而在一战后，尤其是德国，在一种全民精神普遍失落的环境中，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其中的言下之意是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就成为了德国人民普遍的观念诉求。这种观念也许并非明确指向极权政体（应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或一本著作可以为极权政体负上全部的责任），但是，这种渴望强大政府的观念却为极权政体的出现做足了观念准备。 　　 　　无疑，极权政体是专制政体，也是人类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我想说的是，极权政体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在专制的向度上，首先是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如果说得简便一些，那么：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 　　 　　苏联的极权政体就与德意不同。这种不同不应该着眼左右的区别，也不能说苏联的极权政体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德意极权政体则是另外的思想资源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极权政体要比德意建立得早。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上，苏联的现代化基础都落后于西欧。应该说，俄罗斯的专制传统比西欧更为悠久，它的专制程度也更深。发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西欧发展方向的事件和进程，在俄罗斯的回应最为微弱。 　　 　　就像上文所举的例子，如果德国人民还隐约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人民让渡自身权利——而这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这种选择根本不存在，权力已经为他们做主了。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人民的权利在革命前后并无太大变化，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在倒退。 　　 　　难点在于无法比较两种邪恶，奥斯维辛，还是古拉格谁更邪恶？也许只能说，哪个极权政体的时间更长，它制造的人权灾难更多；它的专制也更为酷烈。这样来看，无疑，苏联极权政体胜出。专制的对面是民主，而极权的对面是宪政。德意极权政体在二战后结束，而苏联却成为了极权政体的策源地。从极权到后极权政体的衰变，直至极权政体终结，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等待的时候，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专制重镇，在历史上的辉煌相当漫长，它不仅是亚洲专制制度的领跑者，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遥遥领先，顾盼自雄。不像欧洲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当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成为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自史前史时代就缺乏自由传统，权力一直独尊且不断扩展深化的事实，却从来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怀疑与反对（在明朝末期刚刚看到类似的萌芽，却又被一个更为专制的朝廷粉碎了）。哈耶克在最后一部著作《理性的自负》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个体置身的传统更深远的影响了人的生活。如果哈耶克不幸是对的，那么，遗憾地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专制。【我并不是在歌颂传统，也不是说，因为专制是我们的传统之一，专制就是不可改变的，甚至因此专制才是文化的和应该继承发扬的；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越是认清我们的来历，更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在这个向度上，只有越发细密地剖析历史和传统，才有获得真相的可能。】 　　 　　如果说极权政体是欧洲近现代的产物，而在此之前，欧洲的专制只有在自身历史中才有比较的意义。而相较于欧洲的专制历史与程度而言，中国的专制时间悠久，而且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的专制。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极权主义上溯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不论卡尔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脱离当时的雅典政治制度背景，即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持批评态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不能被理论抹杀的事实。我愿意举《周官》与《理想国》做一对比：我不认《周官》比《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味道薄弱，如果说《理想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理想；那么，《周官》所代表的周朝政治制度，不会是完全虚构（虽然，在操作层面上，《周官》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就这一点而言，我又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低估了周王朝的统治能力？如果是，那么只能说明，我低估了周朝的专制能量。】但是，无论《周官》做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抑或是汉初，这种制度想象（如果说《周官》完全是虚构的话）岂不是更代表了一种极权主义的观念吗？）。那么，按照波普的观点，如果《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象征，那么，周朝的制度本身，岂不就是极权政体的雏形了吗？ 　　 　　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以及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极权主义的定义里，极权政体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前现代政体无法进入极权政体的视野。但是，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西周为代表）以及帝制专制（从东周直到清王朝），在专制的向度上并不亚于现代的极权政体。即使，没有政党（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周厉王时，也使用过卫巫，这算不算是一种秘密警察呢？而明朝的特务机构则到达了历史的顶峰）、大众传媒和现代人身与心理控制技术，朝廷的统治依然延伸到民间的毛细空间。最近读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对之前我在《帝国的迷思》一文中的一些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改正。我在《帝》一文中所持“国权不下县”，以及朝廷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薄弱等观点，并非帝制时代的真实图景；现在我认为，之前低估了帝制政体对全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支配能力，而这让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帝制时代我们就有了一种前现代的极权政体，或可称为“中华帝国”，不在于如何命名它，而是强调它的极权一面，而这种极权又与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定义有着前现代和现代上的差别。 　　 　　这种前现代极权政体，有别于西方的极权政体的地方在于，西方的极权政体还多少体现出一些观念的痕迹。比如纳粹德国是对雅利安种族纯洁的狂想，苏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意大利法西斯也有对昔日罗马帝国的跨时空怀念……且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整合民众的作用，至少，这些提法本身，也成为了对极权政体其存在目的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对权力的目的的解释，也属于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权力必须说明建立一种政体，是为了做什么，而这也是权力合法性的一部分。而“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对自身目的的解释。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帝制不是依靠观念建立和运作的，它仅仅是一种制度。”（请见拙文《观念与权力》）之所以权力不解释它的目的，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让权力觉得有必要解释，或者让民众觉得权力有必要解释一下。如果说，前现代极权在自身目的上的解释阙如，而现代极权则至少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我认为还依然是观念有无上的区别。现代极权虽然在专制的向度上比历史极端，但是，它毕竟还继承了观念先于权力的传统，它必须有一个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有多么不现实，甚至反人类），而在这个观念下建立一种极权制度。而“中华帝国”则不然，按照吴思先生提出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或者说权力就是社会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即使——实际上也是——这个制度是权力为血酬而建立，它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法，也不认为谁会质疑它的合法。除了暴力本身，再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权力的统治。这就是帝制产生的观念，一种专制的观念和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之一。 　　 　　在帝制结束之后，所有使权力走向民主制度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使权力走向专制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最后胜出的是当时可借鉴的最专制的制度——极权政体。我想，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民主宪政和极权制度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我们选择了极权制度，是因为在专制的向度上，我们的历史更亲近极权制度，而不是从来就陌生的民主宪政。 　　 　　毛体制是克隆苏联的极权政体，因此，毛体制是极权制度应该没有疑问。但是，我认为，毛制度体现的并非极权制度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在这个向度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很落后），而是专制的一面。就像我在前文提出的：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各自的历史传统中。 　　 　　这里有一个小测试，即：指认毛体制为极权政体，与将毛体制比附为帝制的人群，孰多孰少？我没有调查，但是，我相信后者是多数。这就体现了问题背后的本土意识。极权，甚至后极权理论是西方产物，除了一些学者和思想者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对于更普遍的人群而言，也许更倾向于认为毛体制是另一种帝制统治。虽然，行文至此，我都在试图辨别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的区别，在学理上说，毛体制是极权政体而不是帝制政体，毛本人则是克里斯玛式的党魁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皇帝。但是，从专制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人的判断相当精准：毛体制是比帝制更为专制的政体，毛本人也比皇帝有着更大的权力。在这以一点上，毛本人也承认“马克思加秦始皇”。换句话说，一味强调极权政体的跨语境定义，就显得有些迂腐。重要在于识别不同政体中，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 　　 　　毛体制的结束，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若不是毛的肉体死亡，没人可以肯定，毛体制真的会结束），我认为，毛体制的破产并非其专制的一面，恰恰在于毛体制没有尊重极权政体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毛的“人民公社”狂热，以及后来亲手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在摧毁极权政体的支持基础——工具理性。不能了解晚年的毛怎么看待他一手建立的制度，他说过“乱是乱了敌人”一类的话，也许他想在极端混乱之中涤荡出一种更理想的制度，可喜，时不我待。 　　 　　邓执政后，首先就是恢复秩序，然后重新开启被毛一再掣肘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改革开放。而对于毛体制的政治遗产，邓几乎本能地继承了专制的一项。这是向传统学习的又一次例证。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毛是一个对传统多么激进反对的权力者，对于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只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标榜不同罢了。 　　 　　终于到了80年代，至此，中西可以会师了。 　　 　　苏联在80年代，甚至较早以前，可以说进入了后极权主义。我只想在一个标准上指认后极权主义的诞生，即：极权政体自诩的目的破产。我更乐意说，是作为极权政体的观念的没落，导致极权政体的失败。虽然，不能说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极权政体的观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专制 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