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

昆明拟规定外地人无居住证不可工作租房

中国青年报5月8日报道外地人再去云南省昆明市,如果没有居住证,就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 这是刚刚结束公示的《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规定的内容。4月17日该草案面向社会公示。一周的公示期虽然已经过去,但草案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 草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单位招用、聘用流动人口,应当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婚育证明》等有效证件进行登记”,若出租房主或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此,律师张宏雷认为,劳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以是否办理“居住证”为条件。《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草案》无权以未办理居住证为由剥夺任何中国公民在昆明租房、工作的权利。外地公民只要持居民身份证,在昆明遵纪守法地生活和工作,就应当受法律保护。”张宏雷说:“《草案》的这些限制,歧视了外地公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原则。” 此外,草案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不适用本规定”也遭到质疑。“外地人不如外国人?”张宏雷认为:“为什么外地中国公民需要办理居住证,而外国人等外籍人士不需要办理?” 昆明市2009年8月出台的《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18条规定:“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有合法职业或稳定经济来源,近2年内无行政拘留处罚记录、近5年内无犯罪记录,持有居住证满5年并按时签注,就可以申领昆明常住户口”。这一规定让许多外来人口有了希望。 然而4月17日公布的草案不仅取消了这一条,而且还规定要想办理居住证,必须首先取得《昆明市临时居住证》,并连续在昆明居住一年以上、在昆明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办证时必须交验“现居住处所证明材料”、“就业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等证明。与原《征求意见稿》中的来昆3日后即可办理居住证的规定相比,门槛高了许多。 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流动人口管理大队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取消征求意见稿中的第18条,是由于昆明现有落户政策比这个规定更优惠,没必要再重复设置。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年初,昆明市出台了《进一步完善我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补充意见》,意见取消了主城区购房面积应达到120平方米、县(市)区购房面积应达到90平方米的限制,规定只需人均购房面积不低于22.72平方米,且是房屋产权人实际居住的合法住宅,即可落户。 根据草案上述规定,外地人口持有“昆明市临时居住证”一年以后,才能享受“子女计划免疫疫苗免费接种”、“随迁子女入学”、“公共交通乘车优待”等优惠政策。流动人口管理大队这位负责人解释说,一年后才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主要是考虑到有些暂住人口来昆时间短,马上就享受所有优惠待遇,对那些来昆明时间长、对昆明贡献大的人不公平。此外,有的人来了又很快离开,会增加各种手续,不利于管理。 来自云南临沧市的普雨西对此深感不解:免费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就业服务、享受计划基础疫苗免费接种,享受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务等等,“都是国策,怎么变成了有居住证才能享受的待遇?” 还有法律人士认为,草案属于增设行政许,与《行政许可法》和《居民身份证法》不相符。《行政许可法》法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草案限制和剥夺昆明以外其他中国公民在昆明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显然违反了此项规定。 在昆明从事医疗器材的四川籍人士的陆东认为说:“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草案的政府服务功能弱化了。“征求意见稿体现了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转变,这也是我们期待它的原因。但草案却是加大管理,弱化服务,靠办证来懒政。”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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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无居住证不得聘用”沦为笑谈

作者:魏英杰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刚刚结束公示的《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作出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若出租房或用工单位违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对这一规定,5月8日《中国青年报》一反新闻报道常态,明确地以反对和批评的态度进行报道。之所以如此,我非常能够理解。暂住证之弊,天下皆知。换汤不换药的居住证政策,也是如此。公民拥有居住和迁徙的权利,现今的户籍政策却依然延续历史惯性,束缚着市场经济中公民的正常流动。虽说现状如此,即便决策层也深知,居住证政策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必须逐渐取消限制,最终废除相关制度,以恢复法制的常态。草案却时代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弱化管理,反倒强化本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策,如此反潮流施政,怎能不引起争议?

更何况,草案不仅未能体现宪法原则与时代进步,反而接连倒退,明显与现行诸多法规及其精神相违背。除违宪外,仅报道所列,草案还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行政许可法》、《居民身份证法》等国家法规存在违反或抵触之处。例如,《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草案相关规定却无视这一权利;《就业促进法》规定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草案却公然违背上述规定。仅此而言,草案不但明目张胆地剥夺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合法居住权、工作权,而且还赤裸裸地侵犯了公民的个人尊严。

这样一个草案,居然能够顺利制定出来并进行公示,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倘若这样一个规定还能够出台,那岂不是法治的悲哀?

必须指出,其他一些城市在流动人口管理上,其实未必就比昆明进步多少。只不过,其他地方相关规定更加注重措辞,而不会这么傻乎乎地道破政策意图。例如,一些城市同样是在强化办证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不办理暂住证或居住证者找工作也将遭遇制度门槛,但在规定中却不会使用类似“不得聘用”之类的说法。有兴趣者不妨查阅各地相关规定,便可了解这一事实。人家是只做不说,昆明却是又做又说甚至没做就说。“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昆明却毫不掩饰、一语道破居住证制度之弊,这简直是在引火烧身。

从这个角度看,相关规定可谓上下左右都不讨好:草案不仅未能体察决策层渐进改革之良苦用心,反而以愚蠢的方式阻挡社会进步的车轮;草案不仅未能体现广大公众的意愿,反而与时代为敌,继续设置和抬高政策门槛。不难预料,这一颟顸规定不但给昆明的形象抹黑,而且就算出台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这一地方部门规章的最后结局,大概只会在沦为笑谈中收场。

这也表明,现行暂住证、居住证制度各地处于大体一致的管理水平上,无非是有些地方的说法或做法相对聪明一点,人性化一点,而昆明相关规定则露骨一些,蠢笨一些。只要户籍制度改革整体状况未取得明显突破,各地这种走一步算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格局就不可能会有多大改观。因此,想要不再出现昆明这种反潮流施政现象,就必须站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高度,从国家立法上对户籍制度改革予以有效推动。

201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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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下)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

    共产主义

    1921年夏天,一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仿效苏联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眼里,共产主义是一个梦想的天堂,通过共产主义,就能够解决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幸福的国家,就能够使中国一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能够一举摆脱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后进国家的屈辱。然而,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在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土壤上建造共产主义天堂是多么不切实际。

    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一种理想,它追求的正义观根植于人类现实世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同属于人类的人与人之间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有了不平等,也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梦想。从斯巴达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到中国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摩莱里“新社会结构的计划”无不闪现出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活力。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挫折,都没有能让这种梦想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消失,因为人类社会的现实永远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绝对平等,只要有不平等在,就会有这种渴望。

    这种渴望在人类社会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也是人类社会大发展时期又一次大规模爆发——“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产业革命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成果的分享却很不平等。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政治民主的理论已经非常盛行,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决策应当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与民众之间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民众以纳税来换取政府有组织的公共服务。

    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政治民主制度远不成熟,专制时不时变换旗帜出来作怪;市场交易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资本主义在快速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当贫富差距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对结果平等的呼呼就成了社会中强大的声音。

    马克思恩格斯们看到工人很辛苦,看到一些资本家拼命榨取工人的血汗,看到资本扩张过程中给一些落后地区带来的灾难,看到了自由竞争在某些方面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破坏。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一种途径是民主改良,另一种途径是暴力革命,马克思倾向于后者,他的天性是看到19世纪社会让人绝望的一面,他没有耐心等待议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慢慢解决,没有耐心等待道德与法治的完善,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个社会制度所孕育的希望。

    作为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们开始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他们梦想着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制度能够在政治上结束压迫,实现人与人的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能够克服市场竞争带来的浪费、混乱和危机。这种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那是人间天堂,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和乐趣,社会按每个人的需要分配财富。

    他们还设想了实现这种社会的途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财产公有,按计划生产,“人民”是统治者。也许这样,资本主义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新社会的诱惑是强大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的主义,在俄罗斯的实践以及后来席卷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场巨大噩梦。在俄罗斯,在中国,在柬埔寨,在北朝鲜,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摧残了经济也摧残了道德良心。

    也许,遥远的未来计划经济、公有制都可能重新成为人类经济制度的主流,但至少在二十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悲剧性的,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极端的公有制往往成为极端的不公正的私有制。名义上上人民的,实际上是一小撮人靠专政暴力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资源,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国民,只要不投靠于这个垄断集团,就只能是被统治者,遭受剥削和奴役。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狂热中希望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但他们一生的劳动换来的依然是贫困和破产。在这样的制度下,不是工人剥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城市剥夺乡村的问题,而是一个暴力统治集团剥夺其他所有国民。

    当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夹杂着阶级仇恨的乌托邦理论嫁接到了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中,中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已经注定了。

    民国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注定是肤浅的——自由与繁荣的希望之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广大农村依然落后,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在这些广大的落后地区,中国农民对于政权的正统观念仍然是皇帝轮流坐,对于不择手段的政治阴谋权术有着高度的认同。中国的农民革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不会产生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只是定期释放极权专制形成的社会压力。

    中国共产党开始试图和国民党合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陈独秀们耐心等待资产阶级革命。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不久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国民党开始武力排斥共产党,从此激进派占了上风,一些列武装暴动开始了。

    光荣与梦想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决战时刻到来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中国已经一忍再忍,而今到了民族危亡关头,只有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接受统一战线,把自己率领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举国上下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8月13日,出于战略考虑,国民政府决心开辟松沪战场,主动对据守上海的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反扑,上海地区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先后调集70多万的兵力参战,歼灭日军6万多人,有力地迟延了日军占领中国的战略计划。

    松沪抗战开始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正确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以及中国必需的持久战略,基本策略就是步步阻击,以空间换时间。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在忻口,在太原,在南京,在台儿庄,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各个战场奋起抵抗,使日军前进的每一步都遭受沉重打击。

    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们也投入抗日战场。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协助国民政府其他军队在平型关抗击日军。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数万人。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国将士淤血疆场,青年学子奋起救亡,妇女联合会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儿童送来温暖,各个团体党派都发出同一种声音——为了祖国,抵抗侵略。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在近百年时间里倍受欺凌的民族终于发出了震天怒吼。

    在八年时间里,在抗日救国伟大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7年8月,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八百官兵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四行仓库被日军包围成为一个孤岛的情况下,八百壮士誓死不投降,坚守一个多月,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到租界。

    1937年10月,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军的夹攻之下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战斗中,各路部队齐心协力,在台儿庄地区歼灭敌人一万多人。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面对日军大部队对集团军总部的疯狂进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率仅剩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苦苦支撑,张自忠将军及属下壮烈殉国。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中国余万程师与敌军死战十多天,在援军的帮助下最终获胜。这场战斗中,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天,日军分兵三路第四次进犯长沙时,衡阳城里国民政府守军一万余人,在援军不能接济,缺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血战四十八天,直至几乎伤亡殆尽。

    1944年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他们以一个班一个班为单位向敌军碉堡发起自杀性冲锋,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

    为了自由和尊严,我们的先辈奋起抵抗。然而由于国力衰弱,武器装备落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

    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多位。

    在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军民伤亡3000多万人。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这些罪恶是中日之间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在这场苦难中傲然挺立的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同情,也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

    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声援中国的群众组织,还自发起来抵制日货。鉴于日本对中国平民设施的疯狂轰炸,美国强烈反对把飞机和航空设施出售给侵略者,这是“道义禁运”的开始。

    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赶在日本和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当天,发表了财政援华的声明,这无疑给苦苦挣扎的中国增添了士气和信念。

    此后,美国一方面通过租借法案帮助很多国家反对法西斯,一方面对日本步步进逼,禁运范围逐步扩大,直到对日全面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财产,这等于是逼迫日本对美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投身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始为人类的自由而并肩战斗。

    美国不仅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和日军厮杀,而且派航空队直接支援中国。美国空军斯科特上校、领航员杰克逊上尉是首批遇难的援华军人。在半年多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程中,至少有160名飞行员和60架飞机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后来,他们又开辟“驼峰”

    航线。由于地形恶劣,气候复杂,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1579名美国军人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1942年10月27日,宋美龄访问美国。在机场,她说:“我是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两个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她说:“请记住,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乞讨或者博取某种廉价的同情,我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向另一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支持的。”“我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四年半的长时间里,只有中国孤军奋战,承受着日本全面侵略的凶残暴虐……”

    中国以自己的奋力拼搏和巨大牺牲赢得了外交领域前所未有的成功。1942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约见中国驻美大使,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1943年1月,中美英签署条约,废除近代以来签署的一切在华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28日,尽管遭到苏联的一再反对,罗斯福仍然主张让中国成为共同安全宣言的发起国之一。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行为,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作为发起国当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赢得全面的胜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这个百年积弱的民族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我们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我们将向日本派出占领军,我们将和自由世界的国家一道主导世界新秩序!

    那是一个举国狂欢的时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上海国际饭店之顶升起最高的一面国旗,陪都重庆鞭炮声响彻山城,红都延安欢庆的火炬照亮了延河两岸,天府之国成都人民狂热地涌上街头,古城西安钟楼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中华民族因幸福而疯狂。

    那个时刻,是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最辉煌的顶点。那一刻,中华民族充满了希望。

    内战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然而谁能想到,这个民族骄傲的时刻竟是那么短暂。就在国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战争的阴霾再次笼罩中华大地。

    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急切要统一国家。但此时的中国,不仅是政治派别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已经分为两大派别。国民党掌控了中国的国防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拥有正规军八路军90万人,新四军30万人,军事力量几乎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抗战胜利了,国家统一问题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的中国分裂为国统区和共产党统治区,共产党统治区拥有独立军队独立税收独立法律政策,俨然是另一个国家。国共双方互不信任,谁都不愿意放弃对军队的控制,谈判的希望注定是昙花一现,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国共两党背后分别是美国和苏联,两党纷争也是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前哨,冷战已经开始,世界分成了两半,是跟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还是跟苏联奔向“共产主义”?中国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半现代化政府,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难以摆脱专制阴影,腐败横行,引起人们不满。正如任何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样,这注定是一个脆弱的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国民党不能完全独裁——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出版报纸大谈民主自由攻击国民党,又不愿意完全民主,思想混乱,组织松散,失败几乎是注定的。

    相比来说,共产党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它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地下斗争的残酷经验造就了它极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和组织纪律,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差异,造就了其成员对领袖的宗教般的虔诚,同时也消灭了几乎所有可能来自对手的间谍,这是一种凝聚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当时中国在持续了近百年的动荡之后,共产主义在一些青年心目中还是代表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共产党发表的很多言论都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呼声,他们直言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呼唤民主自由,吸引了很多优秀青年投奔延安。

    蒋介石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希望尽快完成国家统一。1946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当时恐怕没有人预料到内战能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共产党全面胜利的结果。政府军队装备精良,占据各大城市,而美国,作为当时中国政府最友好的盟邦,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道义的责任,帮助政府军打击共产党军队。

    而共产党则得到另一个强大国家——苏联的支持。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此时,日本已经面临失败投降,苏联加紧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时候,他们命令中国共产党到东北接受他们的支援,大批武器装备以及地方控制权转给了共产党军队。这直接决定了共产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也决定了国共两党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

    国民党政府曾经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击日本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杜聿明、卫立煌、邱清泉、宋希濂等出色的军队将领,但他们后来有不少都成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民党整体组织能力的失败。

    内战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已经在东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战争在华北和黄淮平原展开。

    1949年4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蜂拥而来的共产党士兵扯下。内忧外患的民国时代结束了。

    回望历史深处,这样的结局似乎是注定的。

    二十世纪,极权专制主义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了大规模回潮。这些极权专制回潮的国家——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都是专制传统源远流长并且开始现代化实验不久的国家。现代民主在大英帝国的成长曾经出现过几百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在一个有着数以千年的专制传统的土壤上很快成功移植自由民主似乎太不现实了。

    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到1949年,这个历程已经超过了100年,但是,整个社会真正开始大规模卷入这个进程主要是在清朝灭亡之后。在三十多年的民国时代,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了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社会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中国的繁荣富庶和现代化气息以上海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城市,分布在中国社会的表层,而在深层的农村,革命,依然是意味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农民起义。历史的命运,人民的选择,不是总统而是皇帝,当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成果烟消云散。

    希望与幻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管国共两党谁赢得了这个国家,战争总算结束了,中国人有理由欢欣鼓舞,他们有理由期待着一个民主、自由、幸福的新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尽管朝鲜战争背后“镇压反革命”带来的恐惧如影相随,人民还是满怀希望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1952年,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水平,从1953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1954年,中国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了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但是,希望是脆弱的。随后几年,中国开始了一场悲剧性的实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拥有的财富,把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经济行为都纳入政治权力管制的范围,禁止自由贸易。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政策,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严格管束在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与此同时,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正如历代农民革命一样,革命胜利依赖于一个英明的领袖,革命胜利之后的政权也往往属于这位领袖,没有人可以制约领袖的权力。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一个人的好恶,碰上一个贤明的君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碰上一个昏君,是人民的不幸,多少个世纪,中国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1958年,毛泽东开始他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验,在一个权力没有制约的社会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民日报刊登亩产万斤稻谷的大幅照片,遍地建起小高炉,连锅碗瓢盆都拿去大炼钢铁。全国都在恐怖中编造谎言,上级大量征收粮食,农民几乎处于军事管制之下,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已无力抗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灾难正在降临,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向领袖发出了言词恳切的批评建议,讲述农民正在遭受的苦难。可是因为这份代表良知的谏言,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头子。夹杂着个人的恩恩怨怨,政见的冲突变成了国家的悲剧。

    就在那个冬天,在河南,在安徽,在湖北,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完了树叶树皮,吃完了杂草,吃完了一切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然后相继倒毙。在河南信阳,有的一家一家死绝了,尸体都没有人掩埋……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教科书里称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的大灾难之后,共产党内有良心的人开始反思,在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始尝试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业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短短几年时间,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领袖受不了“大权旁落”的失落,在缺少民主程序的体制下,这些政策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权力斗争。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下决心整倒刘少奇,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一场新的触及灵魂的革命。刘少奇等人开始以派驻工作组的方式试图缓和这种冲击,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他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刘少奇很快成了批斗对象。他当年把毛泽东推上神坛,最后,反过来被活活折磨而死。当刘少奇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一尺多长的白发在河南开封悲愤死去的时候,这场运动的性质再明白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千年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它可以让平时温顺善良的人变成最残暴的野兽,然后相互厮杀,父子反目为仇,夫妻相互告发。人的精神世界已被彻底破坏,人变成一群群疯狗。它无情地撕开了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丑恶阴暗的角落,让残忍和无知的暴虐在惨烈的嚎叫声中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中国一直在现代化,从专制王朝向现代文明过渡,不论多么艰难,不论有多少挫折,不管有多少回头浪,终究是在向前走。洪宪帝制只持续了83天,张勋的龙旗只飘扬了12天,而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他的皇帝梦。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这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必然命运。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寇,政治就是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就这样走过来的,大变革时代人民在恐惧的阴霾下沉默等待着新的王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反复上演了两千年的角色怎能如此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即使退出前刹那间的回光返照也足以折腾这个民族整整十年。

    新的开始

    1976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去世,那个动荡而残暴的时代戛然而止。

    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通往现代文明的经济、社会、政治文明的积淀,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落花流水。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那30年里经济增长多快,但现实终归是现实,中国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从温饱的边沿开始到温饱的边沿结束,其间还有几千万人饿死。

    专制主义的恐怖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了生存,想把地分开,竟然要立下生死状。他们约定,如果有人被杀或坐牢,其他人要把他的孩子养大。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杞人忧天,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的现实。巨大的恐怖桎梏着社会的进步,阶级斗争成了每一个人的思维逻辑,以至于中国人在后来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的经济可以在20年的时间里得到修复,但修复被残害的心灵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

    道德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凡是沾一点道德和人性的东西,甚至做人最起码的尊长爱幼、礼貌客套,都要遭到彻底批判。反右运动中,那些最有道德最大公无私最光明磊落最直言不讳的民族精英几乎都遭到了残酷镇压。文革运动中,又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或者被迫害致死,或者不堪凌辱而自杀,中国社会仅存的一点道德之士,几乎被彻底淘汰出局。经过连续不断的道德屠杀,经过一次又一次野蛮政治游戏规则的淘汰,诚实、善良、忠厚、宽容种种美好的道德终于几乎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70年代末,中国,一切重头再来。

    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重新开始被耽误了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重新走上了民国时代曾经的道路。那些被批斗的多元的思想一点一点萌生,那些被取缔的法律一点一点重新制定,那些被压制的自由一点一点释放。

    历史的前进又一次朝向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朝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这人类制度探索的共同成果。但是,这成果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赐给的,而是根植于人的本性,是社会进步过程中自发产生的,除非这种自然进程被暴力打断。

    60年代曾经给中国农村带来变化的所谓“单干风”被压下去了,但70年代末,“包产到户”又顽强地成长起来。中国农村开始了新一轮的希望,从饥饿到温饱,从物质短缺到农村市场繁荣,中国经济发展开始了第一波浪潮。

    1984年,城市开始了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名称上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些文字游戏的背后,是一个奔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的社会,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无可奈何地日渐没落。

    社会重新开始流动起来,在解决了温饱之后,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纷纷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中国曾经被耽误了三十年的城市化就这样开始了。无论经历了多少歧视和白眼,无论经历了多少困苦和磨难,无数平凡的中国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过程中,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1980年代一个喧嚣的思想启蒙的年代。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燃起星星之火。那些18世纪曾在欧洲流行的启蒙思潮来到20世纪的中国居然也让人感到太激进了,一波又一波反对自由化的浪潮与曾经在18世纪流行在欧洲的人类文明常识不断较量。然而也正是那些在后来看起来肤浅甚至幼稚的争论中,精神的荒原解冻了。

    然而这个民族并不会一帆风顺。1980年代的结束方式是永远的1989。这场运动的结局成为这个民族心灵永远的伤痕。

    1992年,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大发展。然而在没有基本公平的制度下,在权力垄断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必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虽然普通民众收入也在很快提高,但是和官僚资本相比,他们相对更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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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4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的一些感想

    感想:B9版《北京律所欢迎你,除了“外地人”》
       人才才是生产力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才,而当人才由于认为的体制性障碍被拒于千里之外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该地区能够赢得长足的发展。当年,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精神,从而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发展。如今,精神被丢弃,当政者想用一种自我束缚的方式独享本地区的优质资源,却在不经意间牺牲了新鲜血液补足后劲的契机。他们应该知道,最可靠的竞争力是各种优秀人才的强强联合。人才是新时期的重大生产力,从美国这个严格限制移民的强国对人才常开绿卡的做法中,就能窥见重视各种人才的丰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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