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

德国之声 | “南周事件”一周年:当局恐惧街头之火

在“南周事件”一周年之际,广东当局如临大敌,控制和抓捕了多位活动人士。评论人士表示,习近平新政的过去一年中,媒体管控甚于以往。也更害怕街头运动之火。 (德国之声中文网)路透社1月7日报道,在 一周年之际,广州当局软禁、抓捕了多位活动人士,以阻止行动者试图在这几天举行纪念活动。从1月6日起陆续有网友前往《南方日报》集团总部门前,警方在此布控了逾百警察和多辆警车。广州维权律师刘仕辉、活动人士马胜芬、梁颂基、张圣雨、肖育辉、肖青山、邵铎等人被警方抓捕;另外一些活动人士徐琳、李小玲、王爱忠、梁松奇等人早前被警方强迫”旅游”或被软禁在家中。处在软禁状态的广州作家野渡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的去年一年间媒体管控甚于以往,警方严防”南周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显示出当局对街头运动丝毫不敢放松。I 回溯南周事件:201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评论员戴志勇撰写的 新年献辞稿《中国梦 宪政梦》 遭到总编黄灿及其他报纸主管的删改,后再遭广东宣传部部长庹震亲自操刀删除和修改;出街后的报纸出现多处低级错误而被读者诟病;2013年1月3日,南周多位记者在微博上抗议宣传部门的”剪刀手”,并联署发表公开信 要求庹震引咎辞职 。记者的抗议获得网友声援,1月6日起,数千民众聚集在《南方日报》集团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同时打出 “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等标语,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一场争取新闻自由的社会运动。 这场抗议活动持续到2013年1月9日,1月10日《南方周末》正常出刊,事件暂告结束。香港《明报》报道,在此期间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连夜与其他官员商讨平息事件的策略,1月8日,官方与《南周》抗争记者商谈并作出让步,承诺不再针对报道选题进行审批,宣传官员也不再审阅报纸清样。另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前部长刘云山因此事受到习近平责难。 该事件远未平息,广东当局秋后算帐,2013年4月,这场公民运动中的举牌人士、企业家刘远东被控;2013年8月8日,参加这场抗议行动并发表街头演讲的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遭刑拘,郭飞雄的控罪之一即为组织、策划”南周事件“街头抗议行动。8月13日,另一位参与者孙德胜也遭刑拘,三人皆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另外其他多位参与者也曾遭警方带走问话和威胁。 “广州几乎进入一种’戒严状态'” 据广州活动人士贾榀向德国之声介绍,这几日的广州几乎进入一种”戒严状态”,广州警方从 1月4日开始重点抓捕和限制一些人士的自由,当日晚间,警方强力破门进入梁颂基家中,将梁和另外三名人士带走:”这几天广州像被戒严了一样,最早抓人是在本月4日晚上,马胜芬、张圣雨、肖青山三人被很多警察围在梁颂基家中,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并没有带任何传唤手续和法律文书,户主梁颂基拒绝开门,警察在晚上7点多时,用重型工具将他家房门撬开,我到现场时,看到警察将肖青山他们从楼上’抬’下来,被带到当地派出所。” 贾榀透露,1月5日晚间,梁颂基被警方”刑事拘留”。律师刘仕辉是在前往派出所会见其代理人张圣雨、肖青山的过程中,被警方扣押。至少有十余名被抓人士至今未获释。另有多人被带往广东中山及其他地方”旅游”,警方规定这些”被旅游”人士11日后方可返回广州。 “当局担忧街头运动之火蔓延” 湖南活跃人士”公民小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广州警方的这次抓捕行动,主因应该是”南周事件“一周年,不排除当局籍此打压公民运动和民主人士,也因此在2014年开年既显示当局对公民运动和街头运动进一步的打压态势:”我个人认为他们主要籍助’南方周末’一周年纪念,对民主人士、社会运动人士、街头人士等敢于抗争的群体进行打压。” “公民小彪”也向德国之声表示,习近平上台一年多的时间里,维稳依然可以作为其执政的一个关键词,在胡温时代的严控手段丝毫未见放松,尤其是对街头公民运动,他们担忧街头运动之火在网络时代迅速蔓延,这也是当局对”南周事件“这场远超”争取新闻自由”单一主题的街头运动如此忌惮和强力打压的原因。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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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信息透明是抗争制度化关键

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     信息透明是抗争制度化关键   文/赵蒙旸(香港中文大学)     反觇这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媒体和意见领袖在事后总结的时候,在抗争的一方上,一般会突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萌芽,在政府一方,则会强调公信力的下降,刚性维稳体制的弊端。这是绝大多数事件的共性,也能够反映网络舆论的正常走向。但这些静态的结构分析面临三个主要的缺陷:首先,它没法描述具体的抗争过程的多元和差异;其次,它没法解释,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为何有些抗争形成了官民互动的良性协商过程,有些则落入了暴力镇压与流血冲突的渊薮;最后,对公民社会等大词的使用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浪漫化倾向,浪漫化一个地区的民众,浪漫化年轻人的勇敢,浪漫化整个抗争过程,问题意识被抒情文字所取代。 理解当前中国的抗争性政治,应该秉承多元的视角,既要静态剖析,又要动态勾勒,既要立足本土,又要目观国际,既要有普世的情怀,也不能丢弃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公民社会视角的得失   当我们谈论公民社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有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推动公民社会的重要角色,有的观点则指出,公民社会是历史演化出的一种结果,是无法靠一群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也有研究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寻求量化公民社会的办法。不管怎样,公民社会的强弱确实对一个社会抗争的程度和模式有着深层的形塑作用。 针对剧变后的东欧社会,政治学者达伦多夫曾提出著名的民主化“三种时钟”理论:在变革发生之后,政治家和律师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在一夜之间起草新的宪法;经济学家的时钟其次,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的轨道;而公民社会时钟是最慢的,如同磁场一样缓慢地调节着深层的文化传统。著名社会运动学者,政治过程模型的提出者道格·麦克亚当也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植入一种文化的取向,他将民众的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看作社运兴起的关键:面对扩大了的政治机遇,依靠内生的组织和网络,行动者还需要的是寻求改变的意愿,以及把握这种机遇的能力。不仅是个案研究,更大范围内的总体调查也证明了文化的作用:从亨廷顿到英格尔哈特等一系列转型学者的研究显示,在对权威的崇拜、传统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国别差异非常明显,且与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社会也好,民主文化也好,是否可以成为解释目前中国社会抗争模式差异的主框架,是值得商榷的。针对中国近些年的抗争为何屡屡陷入暴力维稳的怪圈,一些学者会从公民社会发达与否来解释,比如有观点就认为沿海城市的公民社会较为发达,抗议处理更容易走向理性协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避重就轻,忽视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公民社会的概念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分歧,是个很难量化的对象。对其进行量化的尝试也有,最著名的是莱斯利·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它涵盖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可持续性、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十四个二级指标。但遗憾的是,萨拉蒙进行的只是国别分析,且暂未将中国纳入其中。其次,就整体的文化价值观而言,地区间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互联网的赋权作用保证了至少在信息的获取上,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接收到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的资讯。最后,正如上文所言,公民社会是个静态的概念,不适用于动态的过程分析。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浅层的社会网络和策略使用比深层的公民文化更具有决定行动成败的意义。文化的视角当然不能抛弃,但这是一个宏观和长期的变化,套用在微观和短期的分析上不太合适。 所以,动态视野下的抗议政治学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甚至可以被看做一个单独的变项,揭示出静态条件下无法显现的问题:包括复杂系统中各个要素间内在的关系,突发事件导致的各种可能等。这也是事件方法分析优于结构制度分析的地方。   抗议社会学在中国   笔者认为,如果将抗争过程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博弈,则更能以差异而非共性的视角来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 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抗议招募”(Protest Recruitment)的概念,按照西方抗议社会学的视角,公民仅仅认同一个行动的理念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被组织者所招募,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而公民是否选择加入某个特定的行动,取决于其门槛(Threshold)。门槛的概念最初由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于1978年提出,他在论文中对其的定义是: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门槛概念提出三十多年,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了运用,这其中就包括传播研究。去年末,《自然》杂志下的科学报告网站公布了牛津互联网中心和萨拉戈萨大学的合作成果,研究人员对2011年5月西班牙抗议的数据挖掘显示,成功的网络抗议招募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首先需要的是广播站式的人物,在单向关注网络中,这些人物通常有大量的关注者,而很少关注别人,表现为很高的节点中心度。这些人物发布的消息随后被门槛较低的”招募者“所转发和评论,造成了招募爆炸(Recruitment Bursts)的效果。第三步是最关键的阶段,低门槛的用户招募到了大量中间门槛的个体,拥有人数优势的”散布者“将消息从小集团带向大社区,完成抗议的大面积传播。 然而,虽然传播规律是互通的,中国的大多数事件无法享受到如此畅通的传播渠道,具体的传播路径也容易发生畸变。以上月发生在四川什邡的抗争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一场典型的邻避运动,在得不到事前有效动员的情况下,演化成了当地政府的强力维稳,其与上段所提到的西班牙抗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传播路径。西班牙抗议由于经过了充分动员,在政府选举前就越过了传播的引爆点,达到了关注的最高峰,从而给了执政者很大压力,逼迫其做出让步。什邡的抗争在事前的传播非常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滞后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后的三天时间里,什邡人向微博名人发出的求救没有获得回应,所有的讨论都局限在本地范围内。确切地说,直到流血抗争的图片被参与者传上了微博,传播的引爆点才在线上出现,整个网络的招募爆炸才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西班牙人是先动员后抗争,什邡人则是先抗争后动员。 事前动员的弱势,取决于很多原因。从地理上来看,什邡地处内陆省份,又是县级市,没有大量居住于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生组织强度较低,缺乏北上广等地密集而丰厚的博弈资本。其次,由于官方的事先阻挠和各个击破,民众间基于共同责任与风险的内部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难以搭建。第三,外部支持网络稀疏,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声援。 抗议政治学中有个经典概念叫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根据其提出者彼得·艾辛格的界定,就是在相异的政治环境下,行动者实现利益的可能性存在差异。在中国语境下,如果行动者的政治机遇结构欠缺,他们的抗争途径将大大萎缩,行动主体一腔愤懑,却有心无力。一方面,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扩张议价(Bargaining)空间,行动者不得不放弃对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将对峙引向冲突,将冲突引致暴力。另一方面,由于行动者资源的匮乏,官方往往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低估镇压的成本,也更倾向于无原则地对一切挡道之人采用极端手段。绝望的行动者加上愚蠢的当政者,共同将事件推向暴力的深渊。震撼的流血场面,确实也带来了极佳的情感动员效果:残酷现实加上集体记忆,将国人愤怒的泥沙全都淘洗到了情绪的表层。 由此可见,当前抗争滑向暴力的趋势,更多是博弈双方力量悬殊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在尚有行动空间的前提之下,官民之间的力量越悬殊,传播的滞后效应越明显,暴力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然,也无须对此趋势过于绝望。艾辛格的“政治机遇结构”基于他对美国都市族裔抗议的考察,他在研究中同时发现了后来称之为“抗议的悖论”的现象:在极度不开放和极度开放两个极端上,都不容易出现社会运动。如果政治环境达到理论上的完全开放,民众没有必要通过抗争手段来争取权利,而如果环境绝对压抑,抗议则根本没有萌芽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数量的增加,行动模式的多元,解决方式的迥异,恰恰说明了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政治机会结构虽然呈现出一种梯级分布,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在路上”的前进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目前地域抗争频发的深层动力:政治机遇结构处在从绝对封闭走向绝对开放的进程中,这种基于中间的游离态是中国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土壤。   走出滑向暴力的恶性下旋   目前需要警惕的是,民众的抗争行为和官方的回应策略,在相互演化影响的过程中,不是学会如何进行对话,而是复制如何使用暴力,最终走进一个恶性下旋。 在研究西方的社会运动时,学者们都会强调“制度化”的重要性,即民主国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开放公共空间,重构了民间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将随机的,特定的抗议方式转化为有序的,固定的模式。社运从一颗威胁国家的手榴弹,变成了抒发不满的安全阀。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后的抗争演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表演:行动方如何选定路线,如何呼喊口号,如何提出诉求,管理方如何控制人数,如何出示警告,如何平息骚乱,都有一套事先确定的规范动作。随着抗议次数的增加,双方对彼此也掌握得更为清楚,信息上的盲点越来越少,一切都在行动主体的预料之中。 由于转型社会利益主体的丛生性和多元化,中国社会已不可能浇灭所有激发抗争的因子,留下的道路,只有一方面开放传统政治空间,将不满吸纳进传统的解决模式,一方面寻求将抗争政治常规化、制度化。而信息透明不仅可以扩展传统的政治管道,也是抗议制度化的第一步。信息的自由流动带来的不只是民众信息拥有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为共识的达成创造条件。人类有着天然的交流欲望,当信息阻滞时,民众就会自发地创造以谣言和小道消息为代表的信息黑市,并逐渐形成信息获取的路径依赖,如果多数民众都将“不真诚”当做政府的头号标签,对话的平台已经被拆毁了。 遗憾的是,遇到传播失控的情况,上层的第一反应总是会诉诸审查,去干扰甚至切断传播链条。事实上,正是信息的封闭会在抗争群体中制造绝望的情绪,逼迫他们采取极端手段来实现诉求,从而使得本来非政治的维权运动和邻避运动走向激进化。不少经验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假说:在对穆巴拉克主政期间埃及抗议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研究生哈桑普尔通过建模计算发现,干扰网络和通讯设施不仅没有平息抗议,反而使得抗争程度和社会不安大大加剧了。相反,没有审查和干扰的完全连接状态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局势的稳定。 如果说信息透明是消弭暴力的一贴良方,社会网络则是抗争传播的关键。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传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由于地域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不平衡,内生网络间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内生组织的建立和孵化肯定有快有慢。但是这不妨碍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倡导。长期来说,要获得有利的动员结构,还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媒体赋权、公民教育等方式,降低公众主观参与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一个范围内所有成员的平均数,更多要看这个群体中的门槛分布:拥有不同门槛的个体的数量对比。在传播的策略上,则必须关注先抗争后动员的滞后传播现象,通过寻找传播中的关键节点等办法,尽力提前传播的引爆点。事实上,一个充分的事前动员,非但不是鼓励对抗,反而对博弈双方都有好处。地方政府与民众间的力量差距越小,就越有可能建立相互间的威慑平衡,越有可能诉诸谈判桌而非催泪弹,越有可能找到危机解决的良性机制。     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在此共识下,讨论制度化的前景绝不是空中楼阁:信息透明、社会网络、传播策略,构成了抗议制度化的三个支点,是未来抗争性政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采编:楼杭丹,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本期主题:抗争 <摇光>网络时代的信息摄取 <摇光>信息、理性与心灵——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浅谈影响个人思想观念的因素 <七星人物>第二期:周菁——间隔年:转变的思想 天下大风——关于山西王的抗战记忆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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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风从埃及拂向利比亚

作者 Tarek Amr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就地理位置而言,利比亚与埃及相邻,座落于埃及以西;就历史趋势而言,利比亚革命似乎接续着埃及革命,也将推翻执政数十年的政权,由于利比亚政府暴虐无道,埃及博客在众人支持之下,号召人们捐款或提供人道及医疗物资,跨越国界交到利比亚人民手中。 夏拉比在前往利比亚途中,照片由Ali Azmy拍摄 夏拉比(Tarek Shalaby)在Twitter网站上,详述自己要前往利比亚的细节,他和同伴一路上用 照片 与 影片 记录过程;一切始于夏拉比 打算 前往两国交界城市萨鲁姆(Salloum),希望各界能在2月23日捐献物资,甚至是与他同行,而集合地点则是埃及首都开罗的Mostafa Mahmoud清真寺。 在开罗收到的捐献物资,照片由Ali Azmy拍摄 隔天夏拉比写道: @ tarekshalaby :各位,这是初步计划,请在下午三点之前,到Mostafa Mahmoud清真寺与我们会合,整理/打包物资完成就出发至萨鲁姆。 @ tarekshalaby :明天同行的夥伴包括@ Eskalob (Ali Azmy)和@ dooolism (Adel Abdel-Ghafar),也许还有一人,细节后补… 根据Ali Azmy后来在博客上公布的 消息 ,他们在24小时之内募得约四万埃及币,采买医疗物资携带;抵达萨鲁姆后,他们发现至少有25辆小货车,满载着 Orascom 集团捐献、“阿拉伯医疗联盟”准备的医疗物资等着一行人,还有起码250辆空的小巴,准备前往利比亚接送埃及民众回国。 他们从开罗出发后, 比预定时间晚了约两小时 , 中途稍事休息与拍照记录 ,后来 开上El-Alamein公路 , 与前往同一方向的阿拉伯医师同行 ,终于在2月25日 凌晨两点 抵达萨鲁姆,一共历经十个小时。车队在一小时后抵达两国边界,但必须在 车上度过一晚 ,待天亮之后才能跨越边界。 @ tarekshalaby :抵达边界后,军方表示闸口早上九点才会开启,不知道过程是否会顺利。 隔天他们继续前行,Ali Azmy 提到 进入利比亚之前最后一段行程,以及希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未来能全面开放,不再需要携带签证及护照。 我们遇到有人能协助,将医疗物资交给值得信赖的单位,确保这些物资能送至最需要的地区,而不会堆积在仓库里,等待转手卖给黑市,这种情况当然存在;我们前往军方检查哨,说明要前往卸载物资后再回来,说服军方我们一共需要七个人前去,我和Hassan及Baroudi(@ m_baroudi )都没带护照(真是聪明,但主要是我的错),夏拉比也没有军方许可令,所幸 用50元和混乱解决问题 ,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持身分证就能跨越国界。 边界地区满是逃离利比亚的各国人民,也成为夏拉比一行人的汇兑处,因为这些民众都想拿利比亚币兑换埃及币,名叫Agogo的迦纳人还把利比亚的手机SIM卡卖给他们。 欢迎入境利比亚的标志,写道“祝1月25日革命青年一路顺风”,是指一个月前发生的埃及革命,照片来自夏拉比的Flickr帐号,依据创用CC授权使用 前往利比亚托多克(Tobroq)的路上都很 顺利 ,当地相当 和平 ,利比亚民众相当热情与友善,笔者认为这似乎是阿拉伯地区普遍的态度,尤其是 这段影片 中,突尼斯民众也大方协助从利比亚西部逃出来的埃及人。 @ tarekshalaby :不只是驾驶不愿拿油钱或小费,@ dooolism 说连买水和果汁时,商家都不愿收钱。 @ tarekshalaby :我很骄傲自已是阿拉伯人,非常骄傲。 他们原本打算 在托多克过夜 ,隔天再前往班加西( Benghazi ),一行人待在名为Maseera的民宿, 夏拉比觉得设备很豪华 ,而民宿主人也同样不愿收他们的钱。 @ tarekshalaby :连民宿老板都免费提供房间给协助革命的人。 2月26日,车队前往班加西。 @ tarekshalaby :抵达班加西主要医院(有人称之为烈士医院),若说他们把我们当成英雄来欢迎,绝非夸大其词。 阿拉伯世界各个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不言可喻,人们几乎都在广场上抗争,并承担本应是政府和军队该做的工作。 @ tarekshalaby :我们站在班加西的广场上,彷佛回到埃及的塔里尔广场( Tahrir ),有些人说阿拉伯民众差异太大、无法团结,根本是胡说八道。 @ tarekshalaby :巨大坦克上有许多涂鸦和孩童,真的和塔里尔广场一样!那些美好回忆! 利比亚孩童在班加西一座广场旁的坦克上玩耍,照片由夏拉比拍摄,依据创用CC授权使用 @ tarekshalaby :民众在指挥交通,还没看到什么损失,生活似乎平凡如常… Ali Azmy提到,他们在利比亚也遇到先前参与埃及抗争的医师: 我们在班加西遇见一名医师,她之前在塔里尔广场帮助埃及民众,现在来到利比亚;还有我们的朋友Dina之前同样在埃及抗争现场担任医师,她也在前一天抵达班加西。 夏拉比和朋友之后 继续在市区四处观察 ,见到抗争者 雨中庆祝 ,也有 悬挂的标语 、 烈士纪念碑 ,他们和其他志工一样,都在 等待机会 前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但当地尚未解放,安全仍有疑虑;他们等了又等,可是似乎无法继续旅程。 2月27日,车队折返回国。 @ tarekshalaby :我们要回去埃及了,直到最后一刻,我都希望能去黎波里,很遗憾此次无法成行。 @ tarekshalaby :这条路两旁满是绿树和草皮,带着我们朝向前方的彩虹,美丽的利比亚。 利比亚民众在班加西海滨挥舞国旗,照片由夏拉比拍摄,依据创用CC授权使用 Ali在回程不断自问,“何时适合介入?又该如何介入?” 我们遇见许多人都拒绝国际介入,害怕会有后遗症,其他人则希望有人来阻止这场杀戮,任何人都好,但我们现在能扮演什么角色?我们 是否应施压与介入?还是要提供更多医疗物资与人员?我没有答案,是否得等到死伤人数跨越某个门槛,我们才该干预?我在每个城市都听到,人们在训练部队,要 前往首都的黎波里参战,我希望冲突只会维持几天,想到那个疯子下台之前,还会有更多人命牺牲,我就觉得心痛。我想直到某一刻,革命会成为存亡战,人们会意 识到,自己只能选择为争取自由和反抗迫害而死,或是活着庆祝新生,目前我们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自行完成这项任务。 他说自己未来可能会发表更多有关这趟旅行的记录: 这是我正式的第一篇博客文章,只是记录事件时序,我之后可能会再写下对利比亚革命的看法、利比亚与埃及革命之间的差异,希望届时利比亚人民已拿回全国。 同行成员Muhammad Ghafari也 写下 自己的心得,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感谢像这样的人,在主流媒体报导利比亚内容有限之时,分享他们的故事。 校对: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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