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

金冲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进入专题 ： 新中国    ● 金冲及   　　 　　金冲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新中国成立到三中全会之前这29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这一段历史是很光荣的历史，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1956年算起，到21世纪中叶刚好100年）；热气腾腾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时，它又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怎么向前走，那个时候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还不是很清楚，世界上也没有完全成功的先例，中国的情况又那么复杂。但客观的环境也好，大众的心理也好，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以后再起步，所以在前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遭受过很多挫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经济建设中因为急于求成造成的大跃进，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当然，这些错误还是共产党自己跟全国人民一起纠正的，并不是别人纠正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沉重的教训。 　　正因为这一段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所以在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时，小平同志说，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间许多根本问题说清楚了，希望通过决议的总结，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今后更好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十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这种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种是我们不少媒体好象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 　　另外一种是出于好心，因为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往往拿过去三十年作为对比或者是反衬。我参加过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讲话的起草，讨论的时候，我曾说：最近电视里有一些表现，我看了很反感，比如说，过去有那么多布票、粮票、油票，今天我们商店里商品那么丰富。我说，这看起来好象是忆苦思甜似的，我们过去总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刚才说的那种表现，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具体分析。在当年物质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粮票、布票、油票，一切都听任市场去处理，恐怕许多人，特别是收入比较低的人，连最起码的穿着和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个时候采取这个措施是一个很成功、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当然，今天物质非常丰富，就不需要那么做了。 　　大家现在都在学习党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笼统地讲，前面三十年，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也有许多争论和问题，但至少公开的、全盘否定的很少。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尽管大家的看法也未必一致，但公开的全盘否定的也不多。但对中间这三十年，看法相当不一致，很多问题存在着争议。 　　我今年81岁，1947年进复旦大学读书，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了两年大学教育，1949年之后又受了两年大学教育。我是解放前的，1948年年初加入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可能跟以后有些同志不太一样。我们是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到大学以后也接触过西方的各种学说。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讨论会上辩论，他说现在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哪一个成功了就都好、哪一个失败了就都不好。我说，不见得。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说那时共产党已经成功了，当时看起来国民党似乎还占优势，我们是根据亲眼看到的事实，经过了己的思考、比较后才作出决定的。我讲这段历史，并不是要摆老资格，只是想说明，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的许多事情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很多问题在自己的思想上也都曾作过这样、那样的思考。在座的都比我年轻，我只是想向各位介绍一下一个亲历者的理解和体会。 　　本来，我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作为今天的一个题目来讲，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了不得。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在我这一辈子里真正感到这个社会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那时。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我三年多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的一篇文章。任先生那时已90多岁了，他说，”只有历经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段话讲得是很深刻的。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的开幕式上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看到孙起孟先生的回忆文章，那时不但他自己一面鼓掌一面掉眼泪，周围很多老先生也都在掉眼泪。我也记得，刚解放的时候，上海街头的高音喇叭都在放郭兰英的《妇女翻身歌》，歌中唱到，”旧社会好比那黑咕咚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这种感觉确实是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的人很难体会到的。照理讲，对新中国的成立，应该专门作为一个问题讲。现在没有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但有一点要说，就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全部发展都是以新中国成立这一和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情况作为起点来起步的。没有这个，也就谈不上以后的一切。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是大跃进，三是”文化大革命”。 　　 　　一 　　 　　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党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对有争议的问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多少争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很熟悉的朋友。有的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把原来搞得很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做法放弃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这样就造成走了弯路。我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当总路线酝酿和提出来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团委书记，党内传达时，我完全没有你所讲的那种感觉。那时的突出感觉是，本来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大概是到一定时候一步到位，到那一天，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宣布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大家要要像过”土改关”一样，过好”社会主义关”。但总路线提出来以后，才感到原来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说到哪一天才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而这个过渡是和平的，并且采取”赎买”等办法，并没有觉得突然要搞社会主义了。 　　大家知道，共产党从成立开始，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也不是到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1949年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为什么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把更长远的目标”要走向社会主义”定进去。周总理在大会上回答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一前途走去。”所谓的”这个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最早是1952年9月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周恩来到苏联向斯大林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那次讨论中，毛泽东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最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而且正好是周恩来到苏联见斯大林回来以后？当时胡乔木同志让我们查一下档案，斯大林有没有建议提出来的。我们查了档案，斯大林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注意到，在那次去和斯大林谈之前，周恩来写了一个《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工商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和56.2%之比，变成了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49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在工商业里只占43.8%，而私有经济占56.2%，到1952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占到了67.3%，而私营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2.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1952年仍占全国总额的67%。数量上已经不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随着大规模经济的开始，扩大国有经济的步伐更在大大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国有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国营工商业今后的发展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会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 　　当时农业的合作化也在迅速开展。周恩来报告中所讲的，说明中共中央看到了原来没有注意到、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重要事实。 　　那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公有制经济已在逐渐取得主体的地位（当然农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私营经济的比重已在逐步缩小。这样，未来不需要在十年后宣布工业国有化、一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逐步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看到了一个过去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本来，社会主义的前途早就肯定了，但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从而作出了新的决策。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有经济的比重更是大大增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总路线的主体问题。 　　刚才提出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怎么过渡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体两翼”，一个身体、两个翅膀，或者是”一化三改”，”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方针。但后来有一些文章或书籍，在讲到社会主义怎样建成这一问题的时候，常常把主体忘记了，好象只是”两翼”的结果，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事实上中国能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有重大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进行其他三个改造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根本谈不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以后，当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放在哪里？主要投身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事情上。我举个例子，当时最有名的是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建设，第一项是鞍钢有三大工程，一个是轧钢厂，如果你没有轧钢厂，钢的粗胚，你就不能制成钢板、不能制成铁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二是无缝钢管，以前是把铁皮卷起来，把它焊接起来的管子，这是有缝的钢管。现在大家哪还能见到那样的东西，现在都是无缝钢管。三是汽化高炉，都是自动控制的。 　　以前毛泽东讲过，我们现在能造什么？桌子、板凳、茶杯、茶碗，会种粮食磨成面粉，还会造纸（还有一些纺织厂），除了这些，一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都不会造。不光是鞍钢，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也是那时候建的。北满钢厂造合金钢，现在我们知道什么都离不开合金钢，合金钢在以前也不会造。富拉尔基和太原的重型机械厂。上海是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完整的一套发电设备，过去也不能造。其他大家知道的，汽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起来，当年江泽民、李岚清都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拖拉机厂，洛阳的拖拉机厂。飞机厂，沈阳飞机厂自己制造出喷气式飞机。连手表以前都不会造，那时候第一只手表做出来了，我们听说中国人自己会做手表了，兴奋得不得了。除了工厂以外，那个时候修铁路、公路。铁路大家知道成渝铁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新中国   

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当前教育如何走？ 　　 　　南方教育时报：2009年9月您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那时候您还对局部性的教育改革很乐观， 到了2010年9月您说中国缺的不是反抗的话语，而是反抗的实践。而自己”没有勇气与社会决裂””面对现实，有一种无力感”。这两件事为何前后这么大的反差，随着您对中国教育越来越深的理解和批评，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话？ 　　许纪霖： 我没有乐观过，也没有悲观过，并不认为这两句有太大的反差。我总的看法，中国教育当前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不是教育自身变革一下就可以改变的。在体制没有作为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无作为。而且今天这个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的松动和空间都可以靠自己去争取，完全有个人努力的空间，所以说”不能改变世界 但可以改变课堂”。就像我这一年常说的另外一句话”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不要老是抱怨环境怎么样，自己无法作为，而要在体制空间里面争取做一点事情。真正的改变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靠着每一个行动者实在的努力。事实上今天有很多有基层的老师，在不同的地方在尽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这样例子很多也有很好的效果。前不久有一位家长在微博私信我，她很焦虑，因为”孩子竟然要读历史”，受到历史老师的诱惑-老师讲的太好了。她是一个语文老师，觉得历史都是谎言，孩子应该继承她的传统去读中文系、教语文才对。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老师对学生有很大的示范引导性，而不是说毫无作为的，是有很多空间的。关键是有很多人”原谅”自己，不作为。 　　南方教育时报：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呼唤”公民教育”，近年来民国老课本成为热销书，《先生》纪录片也引起巨大反响，请您谈谈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此外国民党政府在高校设立党部推行党化教育，总体上却依然是”教授治校”，也请从”教育家办学”角度谈谈这一现象 　　许纪霖： 民国不是板块化，而是分为好几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有不同的教育政策。真正的党化教育是在1940年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之后。这之前，虽然也有《总理遗训》等，很少推进大学，教育还是相对独立纯粹的领地。当时不叫”公民教育”而叫做”国民教育”，第一个是讲”怎么做一个好公民”，第二是讲”怎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把”好公民”和”好人”这两种中西文化中好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民国的”公民教育”。那些课本现在重新拿出来，受到大家的喜欢，也能给当下的教育不少启发。 　　今天我们讲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的路很容易被看作”邪路”， “回到民国”，回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西南联大时代去成为一种呼声。事实上，民国时好多大学，好多教育家，好多大师，积累非常丰富的经验，两弹一星的院士、专家、数得出来的大师都是民国培养的，至少是民国培养的大师培养的。不要把自己曾有过的传统丢弃了，去接受那个传统，中国教育也不错了。 　　南方教育时报：正好您也提到希望”回到民国”去，而您的”梦中情人”丽娃河其前身之一就是私立光华大学，当时上海还有大夏大学等私立学校，请从教改的民办教育角度谈谈对民国私立大学的认识？对现在华师大正在国际合作办学的”上海纽约大学”您怎么看？ 　　许纪霖：以光华为例，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华东师范大学好的传统就是光华，光华的传统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圣约翰大学，光华是从圣约翰分离出来，”五卅”运动中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又继承了教会大学的严谨学风和国际意识。同时光华又非常重视国文教育，四书五经不可偏废，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当时就是教育家在办大学，校长请的是张寿镛，这么一位中国传统绅士，非常懂教育。教授既有国学修养很好的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 也有西方学术训练的潘光旦、 徐志摩 、张东荪。这两样东西合起来形成光华大学的传统，光华成为全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学费是私立大学里面最贵。 　　光华成为最好的大学，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能把最优秀的老师吸引过来，这对大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同时他对1927年后国民党教育部采取了虚与委蛇、保自己独立，顽强的抵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教育独立”的传统。大学这一块是应该在法治前提下放开，让各种大学并举。中国大学需要各种各样的模式，国立、私立、合资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应该是放开的，只有多元下面教育才能繁荣，不要期待”自上而下”的模式，不要以为用一个什么纲要来统一规划步骤能把教育改的好。 　　目前继承光华传统的华东师大与纽约大学合办”上海纽约大学”，进展顺利，全社会都很关注，也期望探索一条新路。 　　 　　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认为自己”自己身上也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从个人的气质来说，应该更接近狐狸”，那么作为一名历史学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您是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公共批评的？对于一些学术与文化纷争事件，如何保持学理分析的厚实和专业？ 　　许纪霖：简单的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一部分在学院，一部分是媒体里面。学院派知识分子关注知识，但不具有公共性；在媒体的非常具有公共性，但是背后的知识底蕴不够。今天就是处于分裂情况，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能太分裂：学院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要重新回到公共性，而媒体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意见领袖需要更多的知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方式来平衡。任何的观点、评论背后要有学理的基础，而不仅仅凭着常识和道德勇气来说话，这是一面。介入公共生活，同时又与公共生活保持一段有智慧的距离，有了这样一份距离有些问题才可以看得更深切，更真实，更长久。不仅仅是看当下，而是对历史负责，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放到世界的大语境里面去。我自己不对当下负责，我只对”未来”负责。 　　南方教育时报：您自己不仅是一个有公共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而您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如王晓渔、唐小兵、成庆等都已经成为较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作为教育工作者请问在培养学生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您记述学生张刚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在利益纷争较激烈、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变质的今天，这样的师友关系怎么复制和缔造？ 　　许纪霖：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墨子刻讲过一句话，我非常引为同调”只有两种学生，一种是教不会的，一种是不用教的”。这意思是说真正的好学生不需要按照统一模式、手把手去教他，给他一个氛围，让他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去学。我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 这不叫”培养”，我叫”熏陶”，倒是无心插柳，似乎有几个学生今天小有成就，我想这恐怕是从个人来说，是我的”为师之道”。 　　最近微博上比较引起注意一个新闻事件，清华一个博士生宁愿去中学教书，不要继续深造，导师痛心疾首，非常想不通，我看了导师叙述，恐怕有一个问题：这个学生的确很聪明，但是他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导师交代他去做的、布置的任务，没有一件是跟着自己好奇心、兴趣去探索的。 他够优秀，但只是老师的一个工具，所以压力很大，得不到快乐。从这实例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训练，甚至把他们当做”工具”，而是说让他们自己成才，老师只是提供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提供背景知识，点拨而已，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 、特长为其指导研究的领域，做出的成就适合学生个性也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成不成是自己的事情，老师无法替代。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能按照科学配方去养合格的产品。 　　南方教育时报：也就是师生的选择要”对路”，学术视野、研究路数、性情的对路，才可以完成师生间”生命的相遇”，教育也就同时发生了。长期以来，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上，而您认为上海文化是多歧性的文化，充满了外来与本土、西洋与东洋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初的上海与今日的深圳有相似性，都有中西文化交流，都是移民人口压力大，都是区域不均衡，都被称作”文化沙漠”。作为上海城市史角度说下上海走过的路对深圳的意义？深派文化又该如何真正立足？ 　　许纪霖：深圳跟早期的上海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从文化角度来说，上海早期是全方位的对世界开放，因为他是万国殖民地，还有租界，所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西洋的东洋的都在上海，形成很大的空间。而说实话深圳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空间，深圳的特点是受香港影响太大，文化上非常单向，缺乏全方位的开放。而且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定位也不是”文化大都市”，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精神性的东西少，物欲的东西多，所以我也有一个担忧，深圳未来这一趋势是否会凝固化，成为一个城市的传统？ 　　深圳现在要警惕的是不要把传统”凝固化”，而要发展新的传统，这点来说深圳要有好的大学、好的文化市场，要让”北漂族”南下成为”南漂族”，要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水至清则无鱼”，文化未必在很干净的城市里形成的，而是在多元，甚至表面看来有点”混乱”情况下形成的，发展文化要有代价。当然要有高雅艺术，这个东西急不得的，上海从1840开放 到1920繁荣差不多经历了两代人到三代人，八九十年才成了大文化-“海派文化”，深圳还太年轻，”深派文化”还处于最初的阶段，文化改革、教育改革都是很长久的事业，眼光要放大，真正的开拓者不是在任上”立竿见影”见效果、这一代就要见成果，而是指向未来，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人恨不得自己栽树自己乘凉。 　　南方教育时报：对于深圳，您说”并不陌生”。过去全国向深圳经济速度看齐，如今在深圳提出”领跑全国”，深圳一些中学教改、南科大等高校创新，这有深圳的进步，也有整个中国的进步，但一步一步摸索过来，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深圳教育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可能在哪里？深派教育的突破点在哪里呢？而教育如何能更好的为深圳服务，深圳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些什么？ 　　许纪霖：不要把目标定的太高，什么”领跑全国”，从容点的心态好。深圳有辉煌的过去，在经济上领跑全国，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造成的。今天我们要有竞争意识，深圳的政策不是深圳才有的，全国都在竞争中争取政策，很多地方差都成为改革试验区。深圳人不要想去领跑不领跑，想去再造一个辉煌，而是从容的心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个性和才华。不要追求轰轰烈烈，教育不是靠运动搞定的，事实上今天有太多的运动，太多追求政绩，太多寻求效果，最后适得其反，真正搞教育的人要有对学生的爱心，对教育事业的爱心，低调点， 坚韧心和抗压能力，不期而然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知识分子研究三十年 　　 　　南方教育时报： 您曾用”知识分子边缘化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论述中国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这对20世纪读书人热心革命不无关系，究其原因知识精英得不到合理的利益分配对社会就是危险的。而讲到在美国经济崛起，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边缘化过程时您表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明与文化会自觉跟上”。当前高校教师待遇很低，导致很多人无心学术，您觉得可预期的未来知识分子会变吗？ 　　许纪霖： 这里边涉及到不同的理解，什么叫”边缘化”，知识分子过去在传统中国社会不在中心，在现在社会它肯定不是中心，但也不”边缘”。现在这个多元社会由各种力量来形成，权力是一种力量，金钱也是一种力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道统也是一种力量，你很难说谁是中心。但是今天中国，的确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是处于边缘，在这个社会的角色里面处于边缘，他所拥有的力量，似乎和金钱和权力比较起来是弱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边缘。因而我们讲今天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让知识的力量重新获得他应有的位置，应有的尊严，这就要靠”教育”。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个边缘化，也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我的边缘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看到一个当官的，、有钱的老板，首先自己气就短了三分，膝盖骨也就不自觉的软了，缺乏自己最基本的尊严，倒是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有本书叫《读书人站起来》，意思就是这样，不是人家把你打下来的，是你自己就蹲下去，甚至跪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总是以自己有多少权力有多少收入来衡量自己的身份来看自己成功不成功，是一种对自己的矮化，实际上，对于读书人来说，除了东亚这些国家，香港日本这些以外，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和一个熟练蓝领差不多，到到了退休了没有房子的大有人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