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这个题目并不十分恰当。乌有之乡（Ｕｔｏｐｉａ）意思是指“世界 上没有的地方”， 我怎么可能“亲历”一个世界上没有的地方呢？不过我还是要使用“ 乌有之乡亲历记”这个题名。因为有人使用“乌有之乡”这个名字注 册了一个网站，并且有一群人依托这个网站以“乌有之乡”的名义搞 各种各样的活动。本人今天亲历的就是他们林林总总活动中的一个。

市重点、区重点，就算现在有个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再怎么好，也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跻身名校阶层。” 显微镜下，京城名校的分布，恍如社会结构的一个切片。

60多年前，阳和平的父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奔向延安。阳和平还没出生的时候，身份就已经定格为“中国牛场工人的儿子”。就像那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一样，文化冲突与和解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主题。

今年才过去几天，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已经奇招迭出。胡锦涛在《求是》杂志 今年第一期上的讲话，有如吹响了中西“文化战”的号角，防止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加强思想控制成了中国内政的重点。 “外交”方面，一举扭转以往被美国等敦促实行民主的被动态势，由外宣刊物的主力《环球时报》发文“应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作者刘志勤，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 该文有许多逞口舌之能之处，比如“根据美国在2011年的表现,人们对奥巴马强调的3A级国家 定义有了新解读:美国是个Arrogance（自傲）、Aggressive（自狂）、self-Appreciation（自恋）的“3A”国家,，但这不是重心。重要的在他与《环球时报》看来，美国需要“改革开放”的是什么？ 刘认为美国需要“改革”的是“美式两党制”。文章说，“美式两党制只是表演民主的‘二人转’而已：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民生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的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近来，不少西方国家频频向世界显示的‘民主体现’，是把前任国家首脑送进法庭，似乎这就是自由之精髓。然而这恰恰证明西方民主选举的局限性和欺骗性：连自己政府首脑都选举不准的民主，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它只能给国家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如果没有后一段关于“民主体现”的举例证明，读者还真不太能够理解他对两党制的不满究竟在何处。有了这一说明，刘志勤的意思很明显：一旦某人成为领袖，不管曾犯下什么样的罪错，都不能送进法庭接受审判，只要发生审判前元首的事情，“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 但该文显然犯了好些个低级的常识错误： 一、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是在于其不犯错，而是其纠错机制。选错了国家领袖的情况当然会发生，但不论其地位如何显赫，只要违犯法律，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比中国“为尊者讳”，“刑不上党与国家领导人”的人治好不知多少倍。在刘志勤（包括中国许多官员）看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既然为官一方，以民脂民膏自肥是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怎么能够因区区腐败而接受审判？ 二、他说审判国家元首的事情经常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也有失偏颇。将曾被送上法庭审判的前国家元首逐个数，计有：南韩全斗焕：那是个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卢泰愚，是南韩在有民主形式无民主实质的民主制下非正常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菲律宾马科斯，产生于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民主选举”。至于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他们登位均通过威权统治下的“民主选举”产生，并非真正民意。秘鲁藤森受审，但其政府是军政权；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受审，但台湾也非西方民主国家行列。西方民主国家的民选元首被送上法庭的，只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一人，他是因其在任总统前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通过编造的政府职位为他的政党成员支付资金。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因此法国一家法庭于2011年12月15日认定前总统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从希拉克犯法程度与影响范围，比之前面列举的任何一位都要轻微得多，但就这些在独裁专制政权下轻如鸿毛的罪，一旦查出就被追究，不正好说明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在刘志勤及《环球时报》看来，一个曾担任法国总统十余年的人，竟然因为“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就被送上法庭，这样的民主制如果在中国实现，掀翻的可能不只是王的宝座，还有无数官吏的身家性命。而阿位伯之春后几个独裁者受审的“悲剧”，更是让独裁者们不寒而栗。一想到这样的前景，刘志勤们不由得就担心起来。考虑到刘志勤的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这银行曾被称为“独裁者财富保险箱”，只能说他无意中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即中国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无官不贪。 刘文认为就是美国应当“开放”的是思想舆论市场，接受更多外部声音。刘志勤写下这段文字时，可能完全没看以下现实：新华社、CCTV、《中国日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等早就在美国攻城掠地，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与路透社、纽约时报等比邻而居。新华社CNC World 24小时滚动播出英语节目。至于在美国的华文媒体，除了法轮功系列的之外，基本被中共纳入麾下。但信息平台的搭建只是有了信息发布的能力，而信息的发布不等于信息的到达，更不等于被受众接受。中国政府又不能在美国成立中宣部，关闭其他媒体，只许中国外宣媒体在美国独霸市场，一枝独秀。 《环球时报》通过刘志勤这么一位“对外开放”的产物来敦促美国“改革开放”，也算是先向美国扔块问路石，于内，算是呼应了胡总书记“文化战”的号召；于外，也算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干涉中国内政”，以各种方式敦促中国“和平演变”报了一箭之仇：现在咱天朝也敦促你美国“改革开放”，看你老美怎么接这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迅速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在中国崛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中国无疑是冷战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的世界大国。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之一这一说法，也许大家都能接受。最重要的理由是，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起飞不可能会这么快。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大国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有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并有高度国际观的高端人力资源。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中国没有一个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外交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现实主义”。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国为建立霸权和影响而竞争的战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视军事和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这一外交理念指导下的战略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即中国将在其尚不具备和世界其它大国竞争的实力之前保持低调。在过去30多年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战略。它避免了中国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冲突，并免费利用西方提供的全球公益品（如自由贸易、海上航行安全和各种国际规则），中国的经济由此得以高速发展。现在，这一战略已过时。“韬光养晦”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尚未遍布全球时无可非议，现在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说，由于全球化本身是国际自由主义（即体现自由贸易、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等一系列概念的理念）的产物，以现实主义为外交宗旨的国家适应全球化都有很大困难（因为国际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这对美国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日益尴尬的角色。在许多涉及全球事务的政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防核扩散等），中国关注的仅是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被孤立，而且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益品的能力衰退，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容纳中国这样一位超级“搭便车者”，若中国不为全球化提供公益品，全球化将不可持续。中国也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巨大利益。因此，中国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培养新的国际观。 另外，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拥有民营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先锋和主力。但是，中国最缺的是这类跨国公司。除了Lenovo和华为之外，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北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和歧视，使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得不到发展。而中国能走出去的大型国企都是资源型企业，它们的商业行为在国外一般不受欢迎。一是它们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补贴，因而被认为是从事不正当竞争。二是它们投资的领域都涉及国家安全，因而被认为别有用心。在过去20年中，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全球化的机遇。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是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仅从事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附加值极低。最关键的角色，如研发、开拓市场、品牌等，都由美欧、日本和南韩的跨国公司扮演。简单地说，中国是在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