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1970年4月潘晓英出狱后与女儿合影。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志》第42页有这样的记载： “1967年6月上旬，县公安部门在独山城内破获反动组织‘独手并联’案件，组织人员全部落网。”第44页记载： “1970年4月15日，本县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判处5人死刑。”1《中共独山县历史大事记》第74页这样记载： “（1967年）6月上旬，县革委治安保卫领导小组，在独山城内破获反动组织‘独手并联’，其成员全部落网。”2《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28卷·公安志》第95页记载： “（1967年）8月，独山县公安机关破获以杨顺荣、袁恒铭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独手并联’案。该集团自1967年3月开始组织活动，以‘反毛倒共’为宗旨，积极与台湾国民党联系，阴谋组织武装暴乱。破案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依法严惩。”3这就是“文革”十年中贵州省独山县最为轰动的反革命案件，主要成员有杨顺荣、袁恒铭、王雄、蒙锡伦、周华林、韦志祥、陆志刚、潘晓英和毛林，其中杨顺荣、袁恒铭、王雄、蒙锡伦和周华林于1970年4月15日被枪决，韦志祥和陆志刚被判有期徒刑，潘晓英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带上“反革命”帽子回农村监督劳动。一2013年8月21日上午，潘晓英在独山县基长镇街上家中热情接待笔者一行，详细讲述她的经历。潘晓英，1934年生，因其两个哥哥夭折，父亲潘大庭就把她当男孩养，并教她练武。父亲虽然是土匪，但有点文化，重视知识，父亲教她练武的同时，还送她去念私塾，所以潘晓英略通文墨。解放军打到独山时，其父任地方自卫队队长，与解放军武装对抗，还活捉了一个解放军侦察兵关在她家。解放军攻得很猛，她父亲和一帮土匪撤到山上去了，潘晓英和她母亲就商量着把解放军侦察兵放了。侦察兵不识路，请潘晓英送一程。临别时侦察兵问她姓名，她不说自己的名字，而说是潘大庭的女儿。后来那个解放军侦察兵叫她动员父亲投诚。她父亲有点头脑，不光做匪，还做些生意，置了不少田产，田、土、山林共有600公顷，解放初她家被划为地主。为了感谢她家的救命之恩，侦察兵为她家说情改为富农。因担心她父亲在“镇反运动”中受到严惩，侦察兵指派她父亲到广西去修公路，两年后才回来，使她父亲躲过了“镇反运动”，得以活到86岁长寿而终，而他手下好几个土匪都被枪毙了。解放军喜欢到潘晓英家，至今潘晓英仍然记得那支部队叫153团，有个叫牛（音或刘）政委，有个解放军叫董国真（音），还有个女的解放军叫李珍云（音）。4解放初潘晓英因能识字还协助解放军搞土改。153团离开时牛政委要带她一起去当兵，因为父亲到广西修路去了，弟妹又小，母亲不肯放她走。要是去了就不受这样的磨难了。潘晓英第一任丈夫姓陆，结婚才6个月，腹中小孩还没出生，丈夫就因为私藏枪支被判刑10年；第二任丈夫姓徐，住独山街上。因杨顺荣的母亲是她丈夫的亲姑妈，所以她就和杨顺荣家来往密切，然后和杨顺荣的朋友袁恒明、王雄等人也很要好。潘晓英有点文化，常看些书报，有点“嘴巴多”。杨顺荣是高中生，袁恒明是师范毕业，王雄、蒙锡伦都读过书，大家在一起常常“高谈阔论”，丈夫没什么文化反而不大说话，所以她就这样被牵连进去了。大概是1967年6月或7月，潘晓英在黔东南榕江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帮人家煮饭，还顺便带一些药材卖钱。一天，所住独山街道办陈××带几个红卫兵来抓她，说她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回到都匀住下，因平时和陈××关系较好，陈××就跟潘说，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家的可以让她帮忙带回，恐怕回到独山就回不成家了。原来王雄、杨顺荣他们已被抓了，大概街道办陈××知道事情严重，所以这样说。潘晓英感到事情不妙，就带着没有卖完的药材乘夜逃走了。靠这些药材（三七），潘晓英乘火车沿途叫卖维持生计。早在五十年代，潘晓英就利用通铁路的便利条件在火车上做生意，卖苦丁茶、药材、买卖粮票等，走南闯北，知道怎样讨好乘务员，帮她们打扫卫生，给她们一点钱物。过“粮食关”她们寨子死绝6户，其他多数人家都有人饿死，而她家8口人吃饭，靠她在火车上做小买卖全家得以活命。大概是1967年10月份，她在广州卖完货后坐94特快回到桂林附近，火车上有几个独山县来的红卫兵（大概是出去串连）认出了她，把她扭住。潘晓英死不承认自己是贵州人（独山靠近广西，说话差不多）。结果被拉下桂林站送到桂林第二监狱关起来，一个多月没人管没人问，又不肯放。她想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也不知道牵连的那个案子严重到什么程度，于是想回家再说，反正自己没参加过什么反革命，回去说清楚或许就没事了。于是就向管理人员承认自己是贵州独山人。第二天独山就派公安来接她了。回到独山，潘晓英和其他“独手并联”成员一直被关到1970年4月五个主要成员被枪毙为止，期间他们经常被组织出来参加劳动，开大会经常被揪出来批斗。潘晓英一直不承认自己参加反革命组织。开宣判大会那天，只拉走要枪毙的那5个人和潘晓英共6个人，其他同案的韦志祥、陆志刚都没有去。潘晓英以为这次死定了，所以出发前梳洗整洁，穿戴整齐。大会只宣布那5个人死刑立即执行，没有念到潘晓英的名字，但是又把她拉上囚车和王雄他们一起上刑场，当时潘晓英没想到是陪杀，以为就一起被枪毙了。从囚车上拉下来后，王雄他们5个人跪成一排在前面，王雄在中间，潘晓英跪在王雄身后约两米距离。向王雄开枪的行刑者就站在潘晓英身后，所以潘晓英亲眼目睹他们一个个倒下。她说，王雄除被捆绑外，还上脚镣，脚下还绑上两个“八磅锤”以防他再逃跑，其他人都没有。王雄的确两枪没倒，后来应该打七八枪以上；没见到铁丝穿锁骨。王雄挨的最后一枪是用手枪打的，然后就被掀下坎。潘晓英以为最后轮到自己，却又被拉上囚车回来，这才明白自己只是陪杀。第二天，管理人员向潘晓英宣布判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并带上“反革命”帽子，接着就放她出去。知道自己只是陪杀后，潘晓英确定上面找不到自己参加反革命的证据，更加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无罪。想起自己坐了三年多冤狱所受的侮辱和陪杀时的绝望，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什么都不怕了，要讨个说法，坚决不出牢房。潘晓英因为在火车上做小买卖，也就是“投机倒把”，很多国家工作人员都托她到外地买了不少东西，包括很多公安人员，连县法院院长郭×都认她做干妹。不过这时法院好像靠边站，宣判不是以法院的名义，而是以军管会的名义。在被关的日子里，潘晓英经常在牢里练拳，凡是送来的饭菜都吃个精光，可能也得到以前帮过忙的公安人员的关照，除了那次在中学批斗拖伤民兵挨打之外，在牢里也没受什么折磨，所以身体还好。赖在牢里十多天后，公安局拿她没办法，只好去找她的干兄长——法院院长郭×来做她的工作。郭×劝她给当官的一个台阶下，反正牢不该坐也坐了，还是早点回去跟父母女儿团聚。于是潘晓英才出来。潘晓英回到家，丈夫徐×也像她当年被上面动员跟“反动分子”的第一任配偶“划清界限”一样，早在她被抓后的第二年就被迫离婚了，好在女儿还在，休息几天后，她就带着女儿到照相馆去拍了张出狱纪念照。二该案有几个奇特的地方。首先是名称奇。“独手并联”的名称暗含深意。“独”就是独山，“手”就是他们发展的成员以手工业者为主，“并联”就是联合起来。经过破解，“手”就是“毛泽东”的“毛”字的反写，意为“反毛”；“并”字像“共产党”的“共”字的倒写，意为“倒共”，所以“独手并联”就是“反毛倒共”，当然是反革命集团无疑。重要成员毛林，被认为是摘取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两人姓氏而成，毛林被强迫改名为毛真祥（音），后又改叫毛宁（当地方言“林”“宁”同音），但“宁”又有“列宁”之嫌，最后还是改回毛真祥。林彪死后，大家又叫回毛林。其次是主要成员的经历传奇。主要成员王雄，被枪毙时大概40多岁（潘晓英说是58岁），广西梧州人，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宪兵，据潘晓英说他在老家有妻女，可能是因为历史问题不敢在老家生活，到贵州独山投友在建筑工地上做工谋生，是技术工人，在独山有一同居女子。传说其力大无穷，武功高强。在建筑工地上，一般的建筑也就是两三层楼，当时不用升降机，别人上楼每次只能扛一包水泥，而王雄左右两边胳肢窝各夹一包水泥仍健步如飞。王雄被抓后还越狱逃跑（传说还用胳肢窝夹着一个犯人一起逃），在铁路上面一个天桥上等火车过来时一跃而下落在火车上，上演“铁道游击队”惊险传奇的一幕，后来在都匀小围寨被抓回。王雄被枪毙时身中两枪未死，每中一枪都前扑一下，接着又挺胸昂首而跪，第三枪才倒地不起。时独山县城万人空巷，刑场上观者如潮，至今很多人都能记得那个神奇的场面。袁恒明的妻子跟着囚车沿途烧香路祭，被喝斥制止。行刑中，其他4人都是一枪就倒，后补两三枪，只有王雄一人被打了10多枪。后来民间更有人说王雄能飞檐走壁，突然发力能挣断绳索和手铐，枪毙时用铁丝穿锁骨等等，越传越神。潘晓英是该案唯一的女性，其父亲曾是当地一土匪头目，会武功。潘晓英长到十四五岁，已长成漂亮少女，能骑在奔跑的马背上打枪，远近闻名。别人挑水用扁担，她用两手提来练臂力，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投机倒把”做生意，两手各提100斤左右的货物上下火车不用人帮。在独山中学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大会主持人厉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潘晓英揪出来！”接着4男2女6个身强力壮的民兵把已被捆绑的潘晓英从会场外揪着快速冲进会场，他们狠狠地扭住她的头发，痛得她眼珠子都快爆了。她满腔怒火，突然萌发要整这几个民兵的念头。临到主席台前，她奋力往后抵抗一阵后猛然往前一倒，把这6个民兵同时拖倒在地，民兵受伤，当然她的伤更重，现伤疤还在（她当场招致一顿暴打）。会后人们更相信她有武功了。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独山县书法家协会主席郑德富先生跟笔者说，他当年经常被叫去写死刑犯背后的插牌，比如“反革命集团主犯×××”。郑德富先生跟“独手并联”主犯杨顺荣和袁恒明都很要好。他说杨顺荣和袁恒明多才多艺，袁恒明的漫画作品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杨顺荣是独山花灯剧团的，主要搞创作。1967年的一天，杨顺荣和袁恒明来到郑德富家，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就走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被抓了，不知是不是来邀约郑德富参加他们的组织。杨顺荣、袁恒明他们被关那几年，还经常被管理人员带出来帮助写标语。要枪毙他们之前还把他们的犯罪材料发给各个单位讨论征求意见，叫做“群众专政”。当时郑德富在文化馆工作，亲自参加过讨论。他还记得材料上说袁恒明认罪态度好，有悔改之意，建议判死缓。但各个单位讨论后，因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罪名，群众都纷纷表示“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于是这五个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四改革开放后，大量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但“独手并联”反革命集团案没有在平反之列。很多人都劝潘晓英去申请平反，甚至公安局里的一些熟人都这样建议。潘晓英却说她懒得申请了，理由是：“我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恢复党员身份的问题；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不存在工资补偿的问题；牢房已经坐过了，平反能消掉吗？再说群众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开会批判斗争，这就够了。”所以至今潘晓英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独手并联”真的是“反革命”组织吗？我们都知道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独山县而言，1967年初就有“红色战团”、“千钧棒”“东方红”“丛中笑”等光怪陆离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出现，“独手并联”是不是仅仅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呢？据说“独手并联”有一套什么“纲领序言”、“决议”、“团结起来，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担”等反动文件，当事人潘晓英连“独手并联”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更没听说过什么“反毛倒共”。这几个人真的有颠覆共产党执政的胆量和行动吗？我们都知道“反革命”是什么概念，也知道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是“文革”十年间“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枪决“独手并联”5名主犯是不是当地政府为响应中央号召杀人凑数？这，或许将永远是一个谜。【注释】1独山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独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42页、第44页。2独山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中共独山县历史大事记》，准印号：黔新出【图书】2009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235号。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28卷公安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95页。4后来笔者查历史资料，解放独山的是解放军第17军51师153团，但政委是何舟，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兼任独山县委书记。潘晓英说的牛政委是否副政委不得而知。

记得，上山下乡前，在我居住的大院里，有一个“右派”叔叔曾得意的给我讲起过“右派”们曾经的壮举。那时，我们革命的青年一代，还沉浸在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之中，常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常将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中。“右派”叔叔有些不削。一次，他对我讲起三年大饥荒时，“右派”们是如何创下“忠于”毛主席的壮举。那是1959年冬天，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也是新一轮个人祟拜掀起热潮时。四川巫山县委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在著名的巫山峡上，制作一幅“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超大型标语。谁去悬崖绝壁执行这项任务呢？这可是要用生命去刀刻斧凿的呀。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落悬崖，摔进长江。右派，让右派去，反正右派是“黑五类”，命不值钱。于是，七十余名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去巫山峡上制作史上最超大标语。然而，一面是三年大饥荒，右派们每天粮食定量只有200克；一面又是超强体力凿壁斧刻，能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吗？奇迹出现了，右派们为了早日摘去“右派”帽子，忍饥挨饿，不顾艰险，个个都愤发出激情，仅用了一个月，就在巫山绝壁上铲刻出惊世大标语：“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但很快，“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大标语又变脸为“毛主席万岁”，为什么呢？“右派”叔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还好，在2006年2月的《新闻午报》上，我终于读到了《巫峡惊世大标语揭秘》一文。文中记述：因“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13个大字距离实在是拉得太远了，每个字都相距2华里以上，乘船逆江而上，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把整幅标语看完，如果是乘下水船，这条标语就只能反着念，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什么。于是，县委决定，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另外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垂直排列，让乘上下水轮船的人都能一目了然。于是，县委又召集了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将他们分成“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由文化馆干部罗典范负责带队，向梨子坪攀登而去。但此时的大饥荒使当地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委和行署知道灾情后，打算调拨750万斤粮食救灾，可因正在进行反右倾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结果，却苦了奋战在巫峡口的右派分子们。他们把250克（比上次增加了50克）粮食分成三份，一日三餐，掺上清水，加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而肉和油是想都不敢想。就是在如此困境中，右派又开始在巫山绝壁上铲刻惊世大标语：毛主席万岁！巫山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10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辍，可及半山，过往人仰视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吕炎林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5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右派们用石灰顺着线撒过去，终于将“毛主席万岁”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接下来，“铲字组”用锄头按笔画在6000平方米陡峭的山体上雕刻出“毛主席万岁”。而所谓笔画，就是一道道在山璧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的右派分子，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右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陡峭的文峰共计4000人次。然后“泼浆组”负责将灰浆浇泼进挖好的槽子里。最困难的是，陡峭的山壁上找不到放灰桶的地方，只能将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另一端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灰浆，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但这些渴望通过行动表忠心从而摘帽的右派们，没料到摘帽未成却因饥荒夺命魂归巫峡。因时值小寒大寒，冰冷成团之时。一面是奇寒的季节，一面又是长期营养不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5个右派分子先后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噩讯传到万县地委，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恒茂赶到巫山检查工作，感到情况有些严重，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他向巫山县委提出，适当给标语制作人员一些照顾，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右派们每天增加了2两黄豆、3钱食油（均为16进制）的特殊优待。正好此时由重庆开往外地的一艘运粮船在文峰下的箜篌沱触礁翻沉，所载粮食打捞上来后就近处理给巫山居民，一斤定量可买3斤水湿米。无疑，这对标语制作工地来说，是雪中送炭，他们终于在濒临死亡的最后时刻活了过来，从而加快了标语制作的进度。1960年2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右派们用生命换来的惊世大标语。1961年9月16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当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郭沫若抬头仰望北岸高耸如云的文峰，忽然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壮阔磅礴，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一生观尽天下风云的诗人也被这惊人的气势震撼了，于是郭沫若当天就挥毫写下了五律《过巫峡》，咏叹道：“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然而，涛走云飞，潮起潮落，就在这幅惊世大标语落成后的第二年，巫峡里的那些绿树青草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那些用石灰浇注出来的本来很显眼的标语却被雨打风吹去，变得暗淡无光，为此，巫山县委多次派人上山修补，也无法使标语重放光彩。到1963年，标语的色彩褪尽，最终从人们的眼中完全消失，巫山峡口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变得一片葱笼。参考资料：《新闻午报》2006年2月2015年12月25日坡月书屋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说法是荡气回肠。...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