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期间文化名人自杀档案

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 月 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 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 8月 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 “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 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 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陈祖芬博客

阅读更多

李泽厚:中国要防止文革式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   刘绪源:你曾经说过,有些人对你的批判动摇不了你,但刘小枫却有可能构成挑战。这是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上说的吧?   李泽厚:是这样。为什么刘小枫会构成重要的挑战呢?刘小枫是“代表”基督教教义批评中国传统,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论点,我认为恰恰是正确的。比如,他说:在中国,人的地位太高了。   确实啊,在中国,人的地位就是比较高。   刘绪源:不过他这些批判,和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也是相关的。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在“文革”中,人不知道“怕”,渴望“造反”,搞“打砸抢”,无法无天,没有敬畏。所以他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和怕》这样的文章和观念一出来,就让人感到新鲜,新奇,也深入到人心深处,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心灵的缺陷。   李泽厚:对啊,所以90年代,刘小枫在大学生里有很大的影响。基督教的精神,正好弥补了我们这里的缺憾。中国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革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就是缺乏对灵魂圣洁、灵魂纯净的极度追求,缺少那种自己鞭打肉体来洁净灵魂的作为。   中国的确需要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希望宗教的传布在这方面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能有所助益。其中,特别是以个体绝对孤独为基础、与中国人情迥不相像的上述情感,如何和如何可能被吸收融入,便是在实践和理论上值得关注的要点。   对鲁迅从这个角度作比较、深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刘绪源:“五四”以后,有过一段排除基督教的激进潮流,当时周作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李泽厚: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人可以帮天地办事,只要掌握了规律,人就能发挥作用。人的力量不小。   所以,我不赞成“天赋人权”,因为人权既是天赋,那么,这就与“王权神授”是一样的,那都成了上帝给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且不讲路易十四。你看日本,日本的天皇,就是不得了的,天皇死了,日本有些老兵还自杀。真有这样的事。但在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去世了,最哀痛的人也不会自杀。没听说过有人自杀吧?   在中国,陈胜、项羽起义前,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这就是说,王权没那么神圣,皇帝我也可以当。在中国,皇帝要听天的旨意,要祭天。在汉代,皇帝碰到自然灾害,碰到地震,要写“责己诏”责备自己。而天呢,天要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这是三角关系,皇帝统治老百姓,天统治皇帝,而天要受人影响。这和西方,和日本,都很不同。   我不同意“天赋人权”。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从来不提人权,不提什么个人自由。这都是近代的产物。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到了近代,因为工业的需要,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我们这里也是这样,过去农民进城,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法在城里生活,没什么个人自由。   要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刘绪源:近几年在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很热闹。只是他们运用的那套后现代的话语系统,晦涩难懂,所以一般读者都敬而远之了。你能谈谈对于这些争论的看法吗?   李泽厚:由于现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缺失,西方学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强调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化。因而有“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用来反对以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思想理论(亦即“启蒙现代性”)依据的现代化。   一些学人把这些后现代理论搬到了中国,吸引了好些不满现实的年轻学子,造成了某种混淆。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文革”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以之来反对“启蒙现代性”(即启蒙理论)。于是,反现代也成了一种现代性,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   这使我不免想起,这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不讲话也是一种讲话,避开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从而搞大倡平等的群众运动,逼得人人必须开口表态讲政治,尽管内容大不相同,在理论论式上却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当今加上后现代的文风,不如当年爽快明白罢了。对此,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记得在一次对谈中我曾说,陈独秀穿西服吃西餐是“启蒙现代性”,辜鸿铭留辫子吸鸦片是“审美现代性”,亦即“反现代的现代性”,都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袁世凯搞祭孔大典是“审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行为艺术,也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   所以今天我提出:“中国到底要哪种现代性?”或者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这是个大问题。是要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实际是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与前现代势力合流的现代性呢,还是要我所主张的—— 接受、吸取启蒙理性、普世价值并以之作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 也就是“西体中用”的现代性?   刘绪源:现在有人把“文革”,把建国后十七年关门建设的状态,都视为“现代性”,这很奇怪。   李泽厚:是啊,这种说法经常可以听到。当时的确是“反现代的现代化”,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厉行平等的群众运动来反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曾受到从萨特到福柯等国外新老左派的一些赞扬,但最后走到了十年“文革”,彻底失败了。“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所以,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政治、军事充满偶然,经济有某种“必然”   李泽厚:我提到研究命运是21世纪哲学的主题,因此应该走出语言,回到生活,回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探讨人类以后的可能。   上面已讲,我认为许多事都是偶然的,没有那么多必然,特别在政治、军事这些领域。军事上的偶然最清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孙子兵法讲“国之存亡”,一仗打不好整个国家就亡了。政治上很多大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只有经济上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因为人都要吃饭。这里的“吃饭”,并不单指填饱肚子,还包括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在衣食住行上不断改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这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人要吃饭并不等于是经济决定一切。只是说从长期来看,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经济是带有决定性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地都由经济决定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根本不是这么讲的。有时候是政治决定的,有时候是宗教决定的,有时候是文化决定的,有些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它的灭亡有可能是宗教原因使它经济衰败而灭亡。   经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因政治、文化、宗教因素而倒退的可能,但总的从长远来看,特别从人类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发展的,它的发展常常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原始人住洞穴时平均寿命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多岁,这就是进步。   一些新潮学者连进步也否认。我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一直在进步,而且主要靠科技即不断改进工具力量而进步。   刘绪源:还有个问题,你曾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根据在哪里呢

阅读更多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文字中,老姜以为许锡良先生的解释还算有意思,给人以一针见血之感——文革不过是古代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现代翻版。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对这种解释会感到气愤。气愤就对了。这说明它切中了要害,打到了七寸,这才有人觉得蛋痛。   不过,许先生这些观点,是在网上的一篇博文中写出来的,我没读过他其他的有关文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更严密和更完整的相关文字发表过。博文容量有限,叙述方式的学术性也不够,希望能看到许先生更慎密完美,也更加学术化的文章。另外,许先生没有谈到文革这种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后续发展,以及它给当代中國造成的影响。我现在闲来无事,就来画蛇添足,接着这个话题补充说说,权当凑个热闹。   一,在中國的政治史上,皇权与文官(官僚)集团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但这并非说,中國历朝历代只有皇权与文官这两大政治势力,举足轻重的还有外戚和宦官两大利益集团。这四大力量主宰着中國几千年来的上层建筑,甚至主宰着历代王朝国家的命运。而且皇权与官僚集团也并非总是在作对,在特定时期,皇权和官僚还会联合起来,以对付宦官或外戚集团。外戚或宦官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皇权这一边,有时他们也会联合官僚集团抗衡和挑战皇权。至于外戚与宦官集团,他们在历史上更是经常拼得你死我活,把宫廷政治演绎得炉火纯青。中國人玩政治很有一套,懂得要以多克少,最大限度孤立敌人,懂得如何搞统一战线,拉帮结派。于是,以这四大政治势力为主角儿,几千年来,华夏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合纵连横的好戏。只不过这些戏大都很残酷,也很血腥。   二,现代社会,皇权已没了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外戚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复杂,那么盘根错节了。但外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四人帮就可以说是一个准外戚集团。四人帮的头儿实际上是江青,王、张、姚实际上都是江青的附庸,他们哥几个也只有贴着江青,才有可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坐大。毛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另眼相看,固然与两位文才不错,而且与毛的理念也相符有关,但两位对江青的紧跟和呵护,这才是关键。另外,现代社会已没了宦官,但执行着与宦官相似职能的人却不可或缺。这些人负责打理现代君主的日常生活,保卫他们的安全。作为皇权的内卫集团,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同样是巨大的。   三,且不说四人帮的执政理念,与当时的百姓们的需求已格格不入,单就政治智慧而言,四人帮也是我知道的中國历代外戚集团中最差劲的。这一点与江青有直接关系。江青是一位非常跋扈的女人,任性而自以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做事随心所欲,动辄用屁股指挥脑袋。她的政治谋略更是一张白卷。在四人帮覆没的的前一两年,江青一方面在与以周恩来和鄧小平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作着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却对内卫集团的领袖汪东兴视而不见,且一再羞辱、怠慢和威胁他。这样一来,毛一走,文官们与内卫们一拍即和,立马将四人帮拿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同样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现代与古代还有一点不同,那便是“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力量也卷入了进来。这一情况,恐怕与现代社会政治意识模式的突变有关,如自由民主理念和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也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有关。有了现代交通与信息传播工具,政治集团才有可能及时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中,而在古代,这些斗争大多都会以宫廷政治的形式了断。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同意许锡良先生的观点,在分析文革的政治内斗时,只需重点考虑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这股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这种斗争中,“人民群众”只是一种道具或工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左右中國的政治走向。在信息不透明和没有法制民主的社会,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始终只是权势政治集团摆弄的一种木偶剧。当然,这不是说不同权势政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走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路线,因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民生的影响也不同,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选择的权力。像四人帮,他们的执政理念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的任何内容,一心一意在谋划着如何夺权和掌权,这与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去甚远,但如果四人帮的政治谋略十分到位,当时的他们就真的掌握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吗?也不尽然。四人帮当时的确不得人心,因此他们倒台后,在民间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成规模的反弹,这当然也是文官集团能顺利将他们拿掉的一个原因。但“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是辅助性的,谈不上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   五,在大中國,结束皇权政治的是两位曾经的苏联同学,即蒋经国和鄧小平。在台湾,蒋经国不当现代版的帝王,而是把台湾推向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大陆,鄧小平也不做现代版的皇帝,但他没有采纳被左派称之为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是采用了另一种结束皇权的对策,即实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任期制看似简单,却也能给皇权致命一击。帝王的特征有很多,但终身执政是一条底线。任期制一实施,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六,中國民主政治的道路仍很漫长,但皇权已被解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进步,值得中國人欣慰。不过,没有民主政治垫底,皇权的湮没,主要意味的仍只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远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皇权倒掉了,文官集团胜利了,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皇权的遗产被人数众多的官员“集体”继承,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一些新的问题。简述两条:第一,没有民主政治支撑,官员腐败仍缺乏民主监督。在皇权制下,民主监管也是缺失的,也存在大面积的腐败,但至少还有皇权的打压。皇权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对“偷窃”自己私产的家伙深恶痛绝,因而对皇权不认可的腐败行为,皇家一定会下狠手打压。这当然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却至少能延缓腐败蔓延的速度。而在既无民主监督又无皇权打压的背景下,腐败以几何级速度蔓延,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二,皇权的崩塌,意味着一种精神依托或“信仰”的同时瓦解。崇拜皇权领袖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信仰,但毕竟是一种精神信念。现在皇权没了,这种精神信念也随之瓦解,宗教或民主自由的精神依托又仍然缺失,人们便开始彻底转向拜物教。现在的中國,人人在逐利,但肥利已被胜利的官僚集团分走,并牢牢把持着。对大部分人而言,面对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利,他们就只能望梅止渴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16f10100opip.html   作者:姜莱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1) 革命逻辑 (3) 革命自有后来人 (2) 革命党与执政党 (1)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0) 这一千年的革命 (0)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0) 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 (1) 答洪哲胜——认识暴力,彻底反对暴力 (3) 穆巴拉克算个屁 (1) 漫话“运动” (0) 毫无目的的残酷 (0) 枪都发了,怎还不革命? (1) 暴力不是被文明驯服的 (1)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0) 提倡一点贵族精神如何? (1) 我们面临一场旧的革命 (1)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0) 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 (1) 十月革命再回首 (3) 六月遐思——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和今天中国的状况 (0) 以革命的名义共产共妻 (2)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2) 从革命到独裁和恐怖 (0) 从埃及革命看六四 (2) 人类社会进步一解 (1) 乱评“文化大革命” (4)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0) 中日外交会出现革命吗? (0) 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 (0) 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 (0) 不要把诺贝尔和平奖变为革命奖 (19) “要革命,不要人命”还是“双赢” (0) “改革的实践”已经放倒了“革命的理论” (0)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0) 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0)

阅读更多

[转载]文革中有过言论自由吗?

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在文革期间中国确实出现了自由民主。他们 文革中有过 言论 自由吗? 说,在文革中,群众可以随便贴大字报,办小报,可以自发地成立组织,举行集会或游行。这不是 言论 自由 出版自由 和结社集会自由么? 其实,文革中出现的上述现象并非真正 …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八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