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墙外楼|枪指挥党:中国军部出书为政改献议 政治法治借鉴新加坡模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今年3月出版的《新加坡发展之路》,是中国近年少有的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化分析,同时借鉴新加坡经验,针对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的带官方色彩刊物。《联合早报》上个月 20日独家报道了此书的出版,这里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提出关于政治和法治两个最重要领域的具体建议。《新加坡发展之路》由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课题组组长由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亲自担任。经过两年的酝酿,课题报告在2013年之前完成,正好赶上为刚上台的中共领导层献策的时间点。报告被提交到中共高层进行内部流传。时隔三年,今年3月,《新加坡发展之路》获出版成书。受访学者表示,这释放出两个信号:一、这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取得比上一届2011年大选多约10%的得票率,重燃了中国对行动党长期执政之道的兴趣。还有一种解读是,这可见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依然对中国有借鉴的价值。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年3月23日去世,当时有舆论讨论,这位观点受中国历代领导人尊敬的新加坡政治家走后,新中关系会否退化?借鉴新加坡模式的新书隔年问世,意味着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制度和价值观,依然被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新加坡参加第三届新中社会治理高层论坛。这是两国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供两国官员交流治理经验的论坛。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也自今年1月正式启动与推进。新加坡最有借鉴价值的是什么呢?受访新加坡学者认为,是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政治体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中共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共统治地位,为此它可以用强权的手法,通过控制打压反对者,但在目前社会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使用强权手腕的效率有限,对中国国际名声的破坏却很大。郭良平认为,执政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另一做法,是把执政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执政党的执政,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动党就是做到了这点,所以在每次选举中都可以是老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受访时也同意,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最具参考意义的是政治体制。陈抗也是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负责为中国官员安排短期培训。虽然出身为经济学者,他经常与中国学员讨论的却不是经济课题,因为“中国发展的瓶颈,主要在政治体制和结构上”。他举一个新加坡政治体制可供中国参考的例子:新加坡由于地方小,只有一级政府,上下委托代理的关系很简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少。也因为地方小,所以新加坡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为国家的发展而打拼,没有在一个地方当了市长后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省长的机会,这使到他们往往用长远的眼光,专注地为他们所耕耘的新加坡思考,而不会只做短期打算或表面功夫。学者:中国可尝试进行分权并建立奖惩机制陈抗建议,中国可以尝试进行分权,让与新加坡规模类似的中国城市的政府,掌握地方发展的主要权力;然后建立奖惩机制,使市主要领导人的自身利益与地方的长期利益挂钩,同时避免频繁的干部调动,杜绝“流寇”思想;最后在市一级引进公正的民主选举,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新加坡发展之路》的主调是推进民主政治。作者在书中不只一处引述邓小平1987年在香港的谈话——“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作者写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推动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并且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和全国人大会期制度,换言之,人大更重复地发挥国会的作用,不再是一年只开会十来天。作者指出,行动党很好地做到了在国会保留优势政治地位的同时推进民主。“汲取其经验,总结自己的得失,我们就能够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普选的伟大目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受访时说,不用等到50年后,中国现在可以做的,是在目前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先让乡镇、县两级也进行选举。新加坡被誉为新“优质民主”国家《新加坡发展之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评价是: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治体制,良性发展的党政、党群关系,日益成熟的议会民主竞选制度,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持久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新加坡因此被誉为是新的“优质民主”的国家。作者判断,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并非来源于反殖民地斗争的历史功劳,而是来源于每五年一次议会选举的人民授权,人民对该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执政能力的不断肯定”。在中国,抗日剧、国共战争剧泛滥。有舆论批评,中共过于依赖建国前后的革命和抗日的功绩,来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弥补其他方面执政能力的不足。《新加坡发展之路》也介绍了行动党如何对政治制度进行巧妙设计,以确保政治优势。执政党实质上掌控选举制度的制定权,例如能以对执政党有利的方式进行选区划分。另一例子是,新加坡唯一的全国性基层组织、人民协会虽然名义上不参与党政,但由于资金来自政府拨款,人协主席由总理担任,地方基层领袖由执政党的当选议员或败选候选人领导,因此人协实质上并不独立于执政党,也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不过,随着新加坡年轻选民对民主政治意识和公平政治竞争的要求更加强烈,行动党开始对政治制度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利于执政党政治优势的调整。例如,允许落选但得票率居前的反对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也让来自社会不同特定群体的专业人士以官委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参与政策辩论。这些调整虽然稍微降低了执政党议员在国会里的比例,但却因为满足了部分选民对政治多元的渴望,降低了选民把票投给反对党的动力,以致执政党能长期掌握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综合该书对于新加坡民主政治的主要看法,作者认为,行动党的长期执政靠的是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组合拳。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让选民在竞争性民主选举中,心甘情愿把票投给行动党。新加坡政府“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把经济发展所得的财政收入,用来协助人民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在一个中产阶级占比七成、最富有阶层占比一成,下层民众占比两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民众利益与政府政策一致,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因此相对合理。中国正在推行的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常强调的“获得感”,反映中共明白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好处的重要性。中国应加大犯罪惩戒力度《新加坡发展之路》全书229页厚,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发展、法治建设、执政党执政、廉政建设、社会主流价值培育、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建设、族群治理,以及社区建设这10方面的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做了详尽的分析。书中多处反复强调法治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此书提供参考资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告诉《联合早报》:“执政党自身必须一丝不苟地实行法治,并要认识到,法治和司法独立对它是有好处的,不妨碍一党执政。”该书作者写到,行动党守法的好处是,提高党和政府的规范水平,使经济活动在法律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也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作者也提出,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才可实现“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不必要的思想禁锢。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只要主导了制定法律的过程,使得法律根据执政党的意志来制定,就没有理由不通过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些法律。作者建议,中国应做到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都严格守法;中国应降低犯罪门槛并加大惩戒力度,应使腐败的成本高于腐败收益。作者也建议通过“民告官”典型案例的宣传,鼓励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疏通政府与民众沟通与联系的渠道,让民众在动用法律之前能充分反映意见和问题;还有就是先通过立法规定媒体不许与政府对抗的底线,然后放开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之后有关“依法治国”的政策和指导原则频频推出,不过违反法治的事故也还是频频发生。《新加坡发展之路》作者写道:“假如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恰当方式,假以时日,在中国完全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王江雨评价中国法治精神建设时说:“表面上似乎做得很多,但骨子里,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还没有改变党大于法、人大于法的观念。”新加坡政治体制给中国的重要启示:●不要前苏联的剧烈政治变革,要新加坡在平稳中推行的民主●加强党集中统一政治权力●推动专业行政权力下放和司法权力有限独立●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塑造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七八成的社会结构●党和领导人应在法治上以身作则●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设立法律顾问●在司法不脱离党的领导前提下,给予司法机构有限的独立—军方出书讨论政治,很讽刺新加坡是非常恶劣的制度。打算父传子?干脆学朝鲜多好? 这都军人干政了还好意思说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李家坡15到30年内会有大变 你们可以看看人口结构 自然有答案。你国军部暴走指日可待看到最后还是君君臣臣那套军人居然干预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军队献计恢复鞭刑,谁不顺眼直接两鞭子,也不用拘留所了这么个学法,直接学秦始皇多好,反正民主自由的邪路肯定不学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啊。做大型软件开发的要借鉴独立作坊软件开发者的成功经验?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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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新加坡模式的黑暗秘密

几年前,在新加坡一个高级商场角落的咖啡厅,我访问新加坡的知名异议人士徐顺全。他在1992年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他多次参与选举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没有选上,他也多次挑战法律举办游行。2001年,他因为批评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被告诽谤,几年后被法院判定必须赔偿台币一千万左右。2006年,他因为“无准证演讲”被判有罪,他拒绝缴罚款而选择入狱五周。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产,无法参与之后的选举,也不能出国。他的小孩在身边快乐地玩着,光鲜亮丽的商场中的行人开心地购物着。他们不会注意到,在这个角落坐着一个新加坡的黑暗故事,这些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诉说的新加坡故事。​李光耀过世,各种对他巨人、传奇的头衔不断在空中飘扬,新加坡的奇迹故事又不断地被诉说。李光耀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国家,一个奇异的政治经济体。这个国家从官僚到马路都干净整洁,政府对人民的“微控制”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常常让人想起某种科幻电影。李光耀自己骄傲地认为,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广泛接受的──新加坡人民和政府有着这么一种社会契约,他们让渡某些自由(不论是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来换取一个高度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契约表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即使不少批评者批评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但这些批评常常预设了新加坡人真的对此种发展模式有共识。但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认可这个“新加坡模式”吗?这恐怕是世界对新加坡的重大误解。回顾二次战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南韩是全世界最快速经济成长的经济体,而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台湾和南韩开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却仍然维持威权体制。此后这两个地方经济依然成长,然而,他们也恰好是全世界已发展经济体中最贫富不均的两个地方。这是意外的巧合吗?众人常说新加坡发展多好,李光耀也说他最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长期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更是不断恶化。2013年,一个新组织“新加坡人对抗贫穷”(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吁新加坡人重视他们的贫穷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穷人。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如何生存?我们希望展开一场对话。”问题是,这个对话为何在过去无法展开?民主体制在理论上会比独裁体制平等,因为劳工可以透过组织,透过抗争,透过选票,去影响制度与政策(虽然现实上金权政治往往抑制了这个劳工行动的可能),但在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却让体制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的声音,而李光耀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主动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涉及到新加坡模式一个最不被人理解的祕密:就是长期来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体制不满,甚至已经表现在选票上,但是因为制度的扭曲,让这些选票无效。(时代杂志在关于李光耀的讣闻说,人民行动党长期大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执政成绩,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大多数资源──但这完全忽视有许多新加坡人其实是不满的,只是因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无法表达。这是对新加坡很普遍的不理解。)事实上,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拿到的选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不满的,但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人民行动党的席次都超过九成。如1984年,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和工人党拿到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却只获得国会79个席次中的两席。且由于此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的警讯,他们更修改选举法律,增加“集选区”,让反对党更难选。1991年人民行动党得票再创新低,拿到 60.97%.的选票,却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选,他们获得66%的选票,拿到84个总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选,2011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五十年来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们只获得60%的选票,却仍赢得87议席中的81席,但这个席次已经是反对党历史性的胜利。一个国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长期对执政党不满,很难说这个国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方式或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何况,这三成多不满的选票是反对党和媒体自由都受到严重打压的前提下;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和媒体,自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徐顺全最了解这个,因为他付出了很高代价,而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国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来临让反对者有新的动员与传播渠道,执政党也表示他们听到了这些反对声音。只是,当李光耀过世后,政府决定将原来唯一合法的示威地点“芳林公园”改成悼念地点,而禁止任何示威行动时,这只说明新加坡的模式的虚假与脆弱。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体制,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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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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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橘 | 一位新加坡公民的告白

《BO》導讀:提起新加坡,你會想到什麼?或許是乾淨整潔的市容,也可能是口音怪怪的新加坡式英語,還是難以想像的鞭刑和罰款,但還有一個人絕不能遺忘—這個全台首長都搶著觀摩學習的國家,若是沒有傳奇政治人物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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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长平:走了李光耀,别了新加坡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国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领导人形象:精明能干,廉洁自律,在困境中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在他去世之后,中文网络中对他怀念有加,投射了人们对政治强人的眷恋心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经济政策之后,也不会忽略他的威权专制形象。他对反对党的打压、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的限制,他主张的过于苛严、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权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充满自我审查的谨小慎微的社会生活,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有冲突。中国媒体淡化这些争议,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本身,不允许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士,认为中共能够学习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人民的万幸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毫不谦虚地夸耀自己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1978年邓小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谈新加坡时,李光耀给了他改革开放的建议,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他主张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秩序好”,但是同时强调“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管得严”的好经济秩序,确定了中共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调。随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在重复这个调子。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除苏联、朝鲜之外,最高领导人点名学习的惟一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甚至被成为“海外党校”。但是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带给中共官员两大兴趣点:一是一党执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经济;二是高薪养廉。官方喉舌媒体也一再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评政府的学者和媒体,利用各种机会指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中共的一党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在新加坡从来都能合法存在,而且执政党也从来都面临选票的压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败已经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养廉,而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政。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失去了近四成选票,举国震惊,也让中国的这些争论沉默下来。中共官方对学习新加坡模式失去了兴趣,当局并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选票支持的风险;宣传机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威权有利经济,而是直接宣称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就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最佳证明。倒是有一些亲共学者,还在继续进行过时的游说。根据报道,2007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见面时,还曾表示按照邓小平号令学习新加坡。随后,李光耀在新书中回忆这次会面时,称赞习近平“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番称赞大概会让曼德拉和习近平都觉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为民权奋斗,岂止“有过牢骚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为正义呐喊抗争。而习近平既没有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经历,也对民权毫无兴趣。这显示中共与新加坡的学习关系渐行渐远。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必然会沿着2011年大选开启的政治抗争意识继续前行,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连在街头反对性骚扰的女权行动者也要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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