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一个记者的自我修养 ■ 编者按 10月9日晚，央视《看见》栏目记者、主持人柴静受邀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采访是一场抵达”的演讲。演讲的部分内容在微博上公开后，引起反响。同时，由于之前媒体报道不全面，很多人期待较完整的内容。现摘要编发部分演讲内容，呈现其演讲原貌。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领先，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 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 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 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柴静（央视《看见》栏目记者、主持人）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1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京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出人意料的带来暴力和社会冲突减少的结果。地价的下跌和房地产交易的萎缩减少了强制征地的现象，群体事件数量由此下降。 原文： China's land seizures drop 发表：2012年10月14日 作者：John Garnaut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冲突与悲剧……但地价下跌有助于减少房屋强制征收的数量。图片来源：路透社】 一位安全部门高官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出人意料地减少了暴力和社会冲突。 地价下跌和房地产交易萎缩减少了强制征地的数量。据估计，在2010年发生的187000起”群体事件”中，强制征地占到了三分之二。 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群体事件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群体事件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弹性官方分类，从小规模抗议到暴乱都包括在内。 【人墙……一位抗议房屋被拆的女子被阻挡在外。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位省安全部门的高官表示，包括广东省在内，去年全国”群体事件”数量达到顶峰，之后便有所回落。 他指出，这跟征地现象的减少有关，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政府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以及更少使用对抗手段来解决社会争端。 律师、社会活动分子和官员们也注意到，今年除了西藏和新疆之外，全国各地发生暴力冲突的频率有所降低。他们认为，不管是否政府政策有意为之，可能的解释是土地交易的减少。 自2004年废除农业税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在土地斗争中交汇。 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孙立平教授今年警告说，中国”过度亢奋”和”畸形”的发展模式助长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促使政府政策从改革转向”维稳”。 他指出，”畸形”发展模式包括地方政府从农民和城市居民手中强制征地，将土地交给开发商或政府投资机构，然后换取抵押贷款或为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融资。 这种发展模式依靠的是地价不断上涨，以及通过强制手段压低付给拆迁居民的补偿费。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西雅图一个智库的调查，去年有400万户农村家庭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这个数字几乎是4年前的三倍。 调查发现，虽然有按市价赔偿的规定，官员们给的补偿费比卖地实际所得低多了，两者之间的差价平均达到45倍。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内安全风险大量累计，一方越来越依赖雇佣来的暴徒，另一方面勇敢的公民维权运动越来越多。一些分析人士对地方政府的”黑手党化”发出警告。 媒体经常有拆迁居民遭到暴徒恐吓与殴打、建筑物被强拆的报道。 大赦国际周五公布的一份报告” Standing Their Ground” 记录了从2009年到2011年发生的41起土地所有者遭遇强制征地最终自杀的事件。相比之下，10年前这样的事件仅有10起。土地争端还导致政府建筑物遭遇爆炸袭击。 安全机构拥有的权势和资源日渐增加，让胡锦涛主席2004年提出的”和谐社会”口号黯然失色，成为自欺欺人的公共演讲词汇。 在政府内部，这个口号已经被”维稳”所取代。 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说，在即将到来的党的18大上，安全机构的级别可能会被降低，从而有助于削弱武力在应对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他表示：”维稳这件事情不会马上消失，但人们正日益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允许人民获得更多决策权，那么国家将会变得更稳定。” 作者为《悉尼先驱晨报》驻中国记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2012年10月，深圳莲花山公园给胡锦涛亲手种植桂花树安装遮阳棚及输液。 相片中的树是2010年9月胡锦涛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活动时，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亲手种下的一棵桂花树。

核心提示：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管居住在哪里，都要为他们的全球收入纳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向公民的全球收入征税。但是最受人瞩目的是美国这个有着复杂税制和税务员具有无远不及权力的国家。 原文： Tax bills prompt Chinese to ditch US passports 发表：2012年10月14日 作者：Lulu Che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对许多移民美国的中国内地富人来说，美国护照是个无法放回瓶子里的妖魔。 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考虑放弃美国国籍。这在10年前几乎是无法想像的，因为那时在中国，获得一本美国护照是终极社会地位的象征。 只说自己姓吴的一名31岁的家庭主妇说，她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吴女士谈起放弃美国国籍时说：”我后悔死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后悔死了。我永远回不去了。” 她改变主意的背后原因是税。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管居住在哪里，都要为他们的全球收入纳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向公民的全球收入征税。但是最受人瞩目的是美国这个有着复杂税制和税务员具有无远不及权力的国家。 2010年3月，华盛顿加强税收征管工作，颁布《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目的在于打击海外逃税。条例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制定完成，美国国内税收署（IRS）预计加强征管将在今后10年使税收增加多达90亿美元。 美国悠久的税收历史始于第16条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国会征税的权力，从而使纳税成为一项移民在决定成为美国公民时没有认识到的严肃法律问题。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甚至超越生命、把死者的房地产也包括在内。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要纳税。美国人和绿卡持有者面临繁杂的报税要求。他们在美国以外开设银行账户常常会遇到困难，而且经常发现难以在海外建立企业，因为潜在的合伙人担心出现在IRS的雷达屏幕上。 据本报编撰的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纪事》的数据说，去年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增至1780人左右，而2006年只有280人。这一数字包括美国出生的人和入籍者，不包括放弃绿卡的永久居民。 香港普华永道事务所税务合伙人安东尼·唐（音）说，”有这么多的遵从负担，我们认为，至少美国公民考虑放弃国籍的趋势”将继续。 专事移民事务的香港律师蒂莫斯·邓（音）说，许多富人在放弃国籍的过程中，进行到一半儿打了退堂鼓，因为他们得知IRS将检查他们的全球收入，寻找逃税的证据。他还说：”要想找到一位报税记录无懈可击的中国企业家非常难。” 《富人不纳税！……他们纳税吗？》一书作者约翰·盖弗认为，大量和越来越多的富有美国公民一走了之——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美国，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国籍。 不过，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以在港出生、后入籍美国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例。IRS在2003年以逃税为由起诉他。他逃往中国内地，并一直藏身内地，因为内地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如果他前往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司法管辖区，那就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而据美国国务院说，全球一半以上的司法管辖区与美国有引渡条约，其中包括香港。 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也很费钱。邓律师说，走完整个程序一般需要1至2年。为避免个人成为无国籍人士，美国要求放弃美国国籍的人要入其他国籍。 还有法律咨询费。邓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要价是3万美元。还有所谓的脱籍税。这项费用要在交出美国护照的时候缴纳，而且计算起来很复杂。根据交出护照日期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规定。例如，在2008年6月16日后放弃美国国籍的人要纳税，就好像在当时以公平价值出售了他们的全球资产一样，但其实没有买卖。 税务专家、普华永道香港事务所合伙人安杰莉卡·邝（音）说，规定”要求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供额外的流动资金，这很难办到。” 对于在2008年6月16日前放弃美国护照的人和那些被认为达到某个所得税和净资产税起征点的人，美国通常在他们不再被认为是美国公民的日期后的10年内还要继续向他们一部分收入征收所得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