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昨夜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袭（2012年9月11日，周四），引发不少阿拉伯网民谴责。当时，抗议者包围领事馆，领事馆人员正准备逃往安全地点，却遭武装民兵 投掷导弹 ，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死者包括大使Christopher Stevens。 据新闻报导，一位美籍以色列导演制作了一部嘲弄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引发抗议者包围领事馆。在开罗也发生类似事件， 抗议者 攀爬上美国大使馆，扯下美国国旗，改插伊斯兰旗帜。 美国大使与领事馆人员遇害，引起阿拉伯地区不少网民的愤怒。 利比亚青年运动会质问： @ShababLibya: 除了破坏、暴力和悲剧，昨夜对领事馆的攻击还达成了什么？ Abdulraqeeb Al Azzane 表示【阿拉伯文】： @alazzane: 你们这些笨蛋，杀害美国大使根本不是为先知赢得胜利，只加深了电影制作人想要传达的错误刻板印象！真丢脸！   作者 Amira Al Hussaini · 译者 Hsing224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申端锋：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分析的中心 进入专题 ： 利益分析 官僚主义 人民内部矛盾    ● 申端锋   　　 　　【内容提要】中国正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在当前各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公民权利被凸显，国家治理被悬置，公共性缺失。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公民权为中心的抗争范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必须引入国家的视角。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但在当前的分析中则几乎被放弃了。本文在梳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历史脉络与逻辑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抗争范式片面强调公民权导致公共性不足的理论困境，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新理解。通过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公共治理分析的中心，回应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治理的困境，为解决群体性事件、信访高潮以及维稳困局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抗争范式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利益分析　官僚主义　政治性　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正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近期便有“瓮安事件”、“宜黄事件”等，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地方政府并没有成功应对，反而显得非常被动，根本原因是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舆论面前失去了话语权和正当性。 　　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公民权为中心的抗争范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在当前各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公民权利被凸显，国家治理被悬置，公共性缺失。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必须引入国家的视角。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但在当前的分析中则几乎被放弃了。 　　本文在梳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历史脉络与逻辑体系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理解，以分辨出导致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结构性根源，从而获得对当下的解释力。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创造性转换，发掘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意义，并带回公共治理分析的中心，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一、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脉络 　　 　　本节主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大量的群众闹事现象。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正确地看待并处理群众闹事现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起公有制的国营工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是在工厂里建立起来，人民内部矛盾也首先在这里表现出来。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主要矛盾（王伟光，2006：10-11）。 　　1949年，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山提出，在国营企业管理机关同工人群众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并主张用“公私兼顾”的办法来解决。陈伯达对此持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争论。 　　1950年，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赞同李立山的观点，他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中认为，国营企业中行政管理机关同工人之间有矛盾，公私兼顾的政策也适用于国营企业。邓子恢将他的观点上报中央，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观点，组织人撰写了反驳文章《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并报送毛泽东。 　　1951年，刘少奇在阅读了邓子恢和高岗的两篇文章之后，认为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间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① 　　刘少奇还明确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区分，“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②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系统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之前，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刘少奇、邓子恢、李立山等人初步讨论了国营工厂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由于受斯大林及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消灭了剥削阶级就消灭了阶级对抗，消除了矛盾。因而，李立山等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便受到了批评，被说成是“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相关领导人被撤销职务，党内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被迫中止。 　　不过，很快，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再次凸显，再次引起党内领导人的关注。1954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认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有矛盾的，新社员与老社员、土地多与土地少的社员、劳动力多与劳动力少的社员、合作社与合作社、合作社与互助组、合作社与个体农民，都有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处理这些矛盾，不是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妥善处理，即贯彻先进帮助落后、大的帮助小的、老的帮助新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和适当调剂各方面利益的方针，加以妥善解决，使之团结合作，发展生产。”③ 　　（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其异化 　　1956年上半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伟大变革是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前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将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出来。而三大改造本身也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累了经验，如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还没有将其上升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高度。 　　1956年，国内外局势都不太平，国际上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出现了一万名学生罢课、一万名工人罢工，以及农民闹退社事件。“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薄一波，2008：401） 　　受阶级斗争思维的束缚，一些基层干部仍然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这些闹事现象，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压制群众，激化了干群矛盾。国际和国内环境都迫切要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给出指导思想和解决手段。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群众闹事，中共领导人认为主要是官僚主义所致，而非反革命，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很多基层干部却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受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处理办法，甚至动用了武力。如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建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群众不同意，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强硬建了一所麻风病院，400多名群众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了，把干部的衣服扯烂了。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薄一波，2008：401）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在他看来，1956年生发生的个别地方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以及少数公社成员闹退社的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和缺乏教育引起，从而不能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国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些群众闹事，他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要把坏事变成好事，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群众的一种手段。④ 　　毛泽东发表《正处》的讲话以后，刘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做调查，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于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刘少奇（1985：295-309）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 　　各地开始传达学习讲话精神，毛泽东根据反馈意见，加以修改，将讲话稿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从二月份的讲话稿到最后的发表稿，一共修改了14次，内容也有一些增加和删改，这是对当时形势变化的回应。其中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二十大的批评，删去了对“左”倾的批评，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认为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孰胜孰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薄一波，2008：414-415） 　　《正处》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有伟大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薄一波，2008：420-423） 　　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提出的1957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误判，在实践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正处》关于两类矛盾的思想被放弃。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没有使用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龚育之，1994：350） 　　在讨论和修改《正处》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右派分子趁整风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进攻，提意见过了头⑤。 　　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⑥毛泽东明确指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⑦中共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修改。 　　虽然党内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并没有被放弃。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认为，“整风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劳动中以及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⑧并强调必须严格区别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采取说服教育而非强制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1985：450-452）同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中央政法小组的谈话中，专门从政法工作的角度谈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为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就政法工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要求。 　　总之，1956年中共八大标志着中国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题，突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创造性地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起了主导作用，但这一思想却是党内集体探索的产物，并且党内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有争议的，而这些争议则体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内在张力和活力。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主要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践中，阶级斗争即敌我矛盾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过度政治化，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异化为阶级斗争理论，背离了原来的目标，其指导思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 　　学界探讨了《正处》在发表后却没有得到落实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7 页： 1 2 3 4 5 6 7    进入专题： 利益分析 官僚主义 人民内部矛盾   

信息基础设施的破坏和信息阻塞、污染是中共政权在十八大前面临的全局性危机。它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都丧失了理性决策的基础，生活在不确定性和焦虑之中。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因此充满着变数。 集体行动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依仗世界最大的暴力机器，对任何反对力量都有不可低估的威慑力。在这种情形下，要克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带来的困扰，中国的民主化力量任重道远。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可以维持千年王国，因为“做免费搭车人”和忽略“公共产品”的悖论同样地困扰着中共。 我曾经把CPC做过如下诠释：第一个C代表“腐败”，第二个C代表“犯罪”，中间的P代表“污染”。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事件经典地反映出十八大前，腐败和犯罪已经深深地侵蚀到中共领导的高层。当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被末日心态所驱使，拼命地捞财和抢权，共产党内为党国分忧解难的焦裕禄似的官员愈发成为珍稀物种。社会公共产品自然无人照料。现在，社会治安恶化，食品安全不保，教育质量滑坡，生态环境污染，诸多问题交叉感染。这恐怕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动因。 治理的中枢神经：信息沟通 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是政府的最根本职能。但信息的危机是当前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公共产品危机。所谓信息的危机，不仅是指当下流言、谎言盛行，伪假信息充斥；官媒、官方话语公信力丧失殆尽。而更为主要的是，信息的储存记忆设施遭到破坏（例如，屏蔽“六四”、赵紫阳、刘晓波等历史事件、人物和不断在黑名单上添加的敏感词），信息丧失历史的连贯性。同时，信息系统与全球信息割裂开来（例如，构建“防火墙”和驱逐“谷歌”在大陆的搜寻服务），走向自我封闭，信息又丧失普世价值。加上政府花上巨资打造“大外宣”计划、培育“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中国信息体系里建立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污染源。丧失全面性、开放性和准确性，作为公共空间的信息基础设施遭到了根本破坏。 半个世纪以前，多媒体和互联网还未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有远见的政治学家卡尔∙ 多伊奇已经写出了《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和控制的各种模式》的名著。多伊奇认为，政治沟通的渠道被堵塞或破坏，必然给决策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致驾控的危机，最终出现政治体系衰败和崩溃。信息基础机构的受损不仅增加获得信息的成本，同时降低信息的质量，还会增加决策失误和风险，让整个政治体系和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当权者公信力丧失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至党政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成为了信息危机的牺牲品，生活在不定和焦虑之中。例如，主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李克强副总理曾经告诉美国官员，他根本不相信提供给他的经济统计数据。在审理谷开来的案子时，老百姓不相信出庭的是谷开来本人。在重庆警方宣称成功击毙逃犯周克华后，网上立即盛传“死去的‘周克华’其实是便衣警察。”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围绕着人事变动、接班夺权，更是流言四起，真假难辨。有传言：重庆、四川警方在美领馆就王立军对峙；薄熙来获军中和武警支持，北京出现军事政变。早些时候又有传言，贾庆林的公子在北京车祸丧命；近来海外媒体证实是令计划公子架“法拉利”飞车出事，让老子的官运折戟。 这几天，中共既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十多天来在重大外交场合屡屡缺席，引得海内外疑窦丛生，让京城变得更加诡异、中南海红墙更加神秘。而官方发言人故作淡定，要大家不要过多解读，反而让外界猜疑是否习近平“背部受伤”，或“背部受枪袭”，或习近平心脏病发作，接班安排出现意外，人事配置乱了套，等等。 日常生活决策需要信息 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在失去铁饭碗和被被抛进市场后，他们必须获得、分析各类信息，帮助每天的生活决策。例如，存钱还是炒股，购外汇还是买黄金，买房还是买车，进城还是移民，等等。由于信息不通畅，中国的百姓经常做出非理性选择，丧失利益最大化。比如，老人群体存钱养老防病，但他们不知道银行的实际利率长期以来都低于通货膨胀率，所以银行里的存款实际上在急剧缩水。又比如，许多在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家并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的承销商犯有欺诈前科，中国的股民也不知道许多民营企业向美国提供的是虚假资产和财务报告，结果，一旦美方揭露出这些问题，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纷纷被抛售、做空，光是过去一年就有二十多家公司被迫退市。其中问题的核心是，中美社会、经济信息互流不能全面畅通（“防火墙”当然难咎其责），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最终市场失灵，伤害经济民生。 制度封闭和溃败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问题只是老百姓不知情，领导人知道内幕，甚至享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权，让官员处于优势、百姓处于劣势。其实不然。对于任何政治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信息系统是它的反馈系统。如果领导人在维稳的思维定势下，拼命打压上访人群，钳制媒体自由，屏蔽微博公众心声，同时只是一味依赖自身的特务系统收集情报，他们获得的信息数量会减少，质量会下降。结果导致制度记忆的丧失，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丧失，因此失去对危机的预估、判断和应对的能力。 奥尔森在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突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专制政体》中指出，信息的漏失和扭曲是苏联庞大官僚体制溃败的重要因素。共产主义体系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僚和部门官僚结成了横向和纵向两大利益集团，合谋对上隐瞒和扭曲信息，结果，最高决策层经常是在无知的帷幕后面发号施令。 在此关乎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信息危机，人们难免不担心：盲人瞎马十八大，崛起中国一现花？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核心提示：别信那些天花乱坠的大肆宣传：北京设立的三沙警备区与其说是在南海的军事集结地，不如说是一个行政改编。 原文： Much Ado About The Sansha Garrison 发表：2012年8月23日 作者：Dennis J. Blasko、M. Taylor Fravel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原文摘要：别信那些天花乱坠的大肆宣传：北京设立的三沙警备区与其说是在南海的军事集结地，不如说是一个行政改编。） 6月份，中国政府将原先管辖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的县级行政办事处升级为地级市，即三沙市，驻地在南海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7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设立的这个市设立了三沙警备区，级别为正师级，总部同样在永兴岛。 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不无警惕地关注着新警备区的设立。有位分析家认为这一决定表明”中国将越来越依赖在南海的硬实力”。另有一位评论员认为中国此举等于是决定要在这一争议水域的有效打击距离内”部署永久性前线部队”，《纽约时报》也发表了这种观点。还有其他一些人说，中国至少将在此部署6000人的军队，该警备区可能指挥解放军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单位。 然而，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尤其是，他们误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区的职能以及中国是如何组织它控制的南海这些群岛和岛礁的防务。从军事角度看，三沙警备区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单单它自己，是不会导致该地区作战部队的增加，这也并不预示着中国新的使南海争端军事化的举措。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师级警备区并不指挥像步兵或装甲师或旅等大的作战单位。它们也不指挥解放军海军或空军作战单位。相反，正如中国2006年国防白皮书中所描述的，警备区和其它师级军分区是在某些大城市里建立的行政总部，主要担负市政当局指挥的军事任务，例如征兵和国防动员任务。警备区和军分区是省军区的下属单位，也接受市政党委和政府的联合指挥。作为师级单位，它们的最高首长一般是陆军大校，有一群参谋人员协助他。根据所在地区，警备区和军分区可能指挥解放军边防部队，与公安部队共同守卫中国边界，并对可能的袭击提供预警。 据我们计算，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在全国大约有39个师级警备区和近300个军分区。另外，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这几个直辖市设有4个军级警备区，外加香港和澳门警备区（它们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目前只有31个同一组织级别的步兵和战斗装甲师，师级行政单位比作战师要多得多。因此，设立像三沙这样的师级警备区并不意味着将部署大批军队。 总之，中国设立一个城市或其它地级行政单位，往往也会设立一个警备区或军分区。三沙警备区只不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个师级单位中最新设立的一个。一份报告提到，新的警备区是从武警部队升级而来，后者是之前的县级政府的组成部分。而且，与2006年的白皮书一致，国防部发言人声明三沙警备区的职责是”国防动员，担负城市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等”。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向三沙派驻边防部队。现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下属的南海舰队的西沙水警区负责中国控制下的南海岛屿的防务。西沙水警区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之一，为其所辖6个师级水警区中的一个。水警区负责在它们管辖的区域内进行防卫作战，可以指挥解放军海军作战单位。 尽管西沙水警区是何时设立的，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关于它的报道最初于1985年见诸报章。然而早在30年前，中国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南海派遣军队。上世纪50年代，中国占领了安菲特赖特群岛（中国称宣德群岛——译者注）中的永兴岛。50年代中期在西沙的新月群岛与越南发生几次冲突后，周恩来总理1959年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永兴岛建立一个基地，1960年中国开始在西沙定期进行巡逻。197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开始升级和扩建西沙的基础设施，包括20年前建立了一个军用机场。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军方利用这个机场为中国军方在这一争议水域的打击距离内部署永久性前沿部队”提供便利。 西沙水警区由一名大校指挥（与陆军大校相当），他之前是南海舰队主要作战单位、第一海军陆战队的主官。西沙水警区有多少官兵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台湾2002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西沙群岛部署有约590名士兵（越南有大约2020人）。国防部发言人承认三沙警备区和西沙水警区有区别，说”三沙警备区和西沙水警区是两个不同的军事机构。三沙警备区和西沙水警区根据各自的职能任务履行职责……西沙水警区主要担负有关管辖海域的防卫作战任务”。 那么，设立三沙警备区有什么重要意义？首先，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可能不指挥任何作战单位，也不会导致中国在南海兵力大幅增加。相反，设立三沙警备区的目的是加强军队和地方关系的协调。但从政治角度看，此举非常重要，《中国日报》描述说，这是中国旨在”宣示其南海主权”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在它控制的南海岛屿上一直有驻军，设立三沙警备区并不支持有关中国军方在外交政策或南海政策方面作用日益增强的说法。相反，设立三沙警备区只是随着地方行政地位的改变、现有的一个军事单位级别提升的体现。 第三，从军事上看，南海岛屿上的任何军队都难以防守。正如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迈克·麦克德维特曾说过的，”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或别的岛屿设警备区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放到孤岛上，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把国旗插在岛上——意思是说，’我们是严肃认真的’。” 最后，公众对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的总体反应表明，分析家和观察家们对解放军的组织机构的理解是很有限的，尽管中国在每两年一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以及媒体报道中都努力对中国武装部队的组织结构进行描述。譬如，五角大楼每年提交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都没有提及中国这一层面的军事单位。关于设立三沙警备区，中国政府本来可以对这一决定作出更好的解释，而评论员们或许本可以真正搞清楚警备区的职能，而不至于仓促得出站不住脚的结论。 Dennis J. Blasko1992-1995年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著有《今日中国军队》（2012年第二版）。 M. Taylor Fravel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安全研究项目成员。他的推特是@fra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