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出于各种原因，开启于20世纪初的‘国民建设’工程没有能走得更远，五四运动之后，以‘斗争’、‘集体’、‘革命’为主轴的阶级叙事迅速替代了以‘民 智’、‘民权’、‘民力’为核心的国民叙事。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国民建设的夭折使行进中的现代国民重新被纳入组织、集体和国家的大叙事中，只不过取代传统家族组织的是政党组织、取代宗族群体的是阶级群体、取代传统国家的是政党国家。” 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时，人们从领导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角度进行了反思，但国民角度的反思尚做得不够。国家与国民互相依存、互为一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刚建立的时候可能十全十美，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国民基础，最终也会变得弊漏百出。反之，如果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一种起初存在缺陷和弊端的政体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变得完善。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国民精神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纠错力量。 中国国民建设的开端 擦拭和映照历史之镜，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国民建设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痛定思痛，深感国之大患不在于直接迫害自身的保守势力有多强大，而在国民奴隶性之积重难返。他说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1 ］国中虽有数万万之人，守国者实不过一家之人，其余皆无所不忍、无所不受、刺之不知、激之不动的麻木冷漠之人。这些人外不能“捍城御侮”，内不能“自布政治”。反观已迈入现代轨道的西方国家，它们却把国家看作是“君民共有之国”，君民如父兄，如子弟，彼此通力合作，共治国事，从而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以中国一家之国敌西方数万万人之国，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身体力行，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力主“新民”之说，以提升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在他看来，“国也者，积民而成也”［2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 ］。培育新民成为摆脱外来侵略、实现国家更始的根本手段。在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国民精神的基础上，梁启超把“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作为中国的新民之道。 在国运日颓、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的清季，梁任公的新民之说自然很容易赢得社会的共鸣。在他的倡导之下，形成一大批以国民精神相号召的救亡启蒙人士，同时，国民精神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振。迨到1905年左右，“国民”已成为国中人尽皆知的一大名词和行为准则。章士钊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道：“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4 ］清季重臣于式牧则对当时国民精神的蓬勃发展表现出几分蔑视和担忧：“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政、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5 ］ 于式牧所言不差，批判的武器旋即演变成武器的批判，国民精神开始对现实政治形成强烈的冲击。这首先体现在始于1903年并持续至1911年的“保路运动”上。面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的铁路权，且不说绅商和普通百姓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就连妓女、乞丐也都加入其中，出资认股，积极收归路权，民族自立、自强和团结的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1920年10月25日天津《益世报》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民精神在平常人心中的普及：一名人力车夫与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不知何故当街发生争执，面对学生的肆意詈骂，人力车夫回答道：“吾与汝同为中国国民，怎堪如此辱骂？我虽然只是个拉车的，毕竟和你一样同属人类，同享人权。先生在学校读书，难道不知道人人平等的道理？”［6 ］“人人平等的道理”，正是国民之理。但通过“人力车夫”之口道出，的确反映了当时国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将贩夫走卒的一桩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见诸报端，则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于“国民建设”的良苦用心。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开启于20世纪初的“国民建设”工程没有能走得更远，五四运动之后，以“斗争”、“集体”、“革命”为主轴的阶级叙事迅速替代了以“民智”、“民权”、“民力”为核心的国民叙事。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国民建设的夭折使行进中的现代国民重新被纳入组织、集体和国家的大叙事中，只不过取代传统家族组织的是政党组织、取代宗族群体的是阶级群体、取代传统国家的是政党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把此后“文革”等政治灾难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7 ］这种畸变的领导体制，或者归结为“制度建设滞后”的结果，因为据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 ］。但问题在于，当时为什么没有能阻止畸变体制的出现呢？为什么没有能建立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好制度”呢？深层原因或许更在于“国民”，而不在于“国家”。设若清季民初的国民建设能走得更远，设若当时已经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那么，纠正体制瑕疵的能力将会更强，催生“好制度”的力量将会更大，造成政治灾难的几率将会更小。国民建设的中道辄止对于此后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大有关系。 西方国民建设的启示 环视全球，中国的“国民建设”发端于西方现代性的撞击和启发。“国民精神”本来是西方民族国家用来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建立自己种族与文化优势的准则，但被梁启超、孙中山等与西方有接触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认识和仿效，通过“创造性翻译”的方式引入中国，成为建构中国自身现代性的手段。西方用来维系自身优越性的话语变成了东方赶超西方现代性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较之于中土，西方“国民建设”的历史更悠久、星光更璀璨、积淀更丰厚。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罗马共和国近500年的太平盛世、中世纪欧洲诸城市共和国，以及西方现代性开端时期透出的缕缕微光中，都曾盛行着用“公民”形式来表述的国民话语，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卢梭等思想巨擘则代表了现代以前各自时代的典型。 不论上述思想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公民精神”都是贯穿于其思想的连贯主线，这体现在：公民精神是维系城邦或者共和国不至堕落的关键。如果公民的精神出了问题，共和国也将腐化变质。那么，“公民精神”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可堪勾画：一是公民自身的优良品质，体现在审慎、冷峻、勇敢、有判断力等方面；二是同行公民之间的和谐、平等，公民之间亲如“兄弟”，凡公民皆能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轮流充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三是公民与国家关系上的公共精神和奉献精神，好公民皆能全心全意地、充满效率地通过其思想和行动来奉献于共同体的福祉，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使自身受益，而且使国家受益。同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不认为公民精神是天生形成的，而是“公民教育”的结果。那就是，公民必须积极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通过公共生活来塑造其良好的品德，同时克制自己，不要把自己私人生活中的私心、奢侈、安逸等带入其中。 如果说上述思想家表明的是古典时代国民精神对于维系小型共和国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则把西方国民精神带入了现代，通过其对美国的考察和思考，表明了国民精神对于维系一个大型民主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当法国尚在民主共和与贵族专制的泥淖中反复时，托克维尔获得机会到美国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意在了解美国这一新兴国家的民主制度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旋即发现，支撑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由逐步强化的个人观念、平等意识、结社意识、公共精神、权利观念、法治意识、自制能力等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公民社会。在描述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共精神时，托克维尔不无羡慕地描述道：“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9 ］ 然而，有点反讽的是，当历史转辗到20世纪中后期之后，曾经被托克维尔热情讴歌的国民精神却表现出持续衰退的趋势。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长期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的加速、家庭婚姻方式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的影响等原因，美国公民的投票热情稳步下降了、结社热情持续下降了、社交密度日趋衰退了、互助意识明显淡薄了，等等。近千万美国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时刻准备参与作为公民的活动，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保持着高昂的公民热情。如在1980～1993年的十多年间，打保龄球的人数尽管比过去增加了10%，但保龄球的社团却减少了40%，美国公民变得越来越喜欢“独自打保龄球”，［10 ］国民精神所依托的信任、互助、参与、结社等精神越来越成为明日黄花。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的变化给公共政治所造成的影响。随着公民越来越淡漠于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政治也越来越挣脱公民的掌控而落入精英和政客之手，曾经作为标志和象征的美国民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西方国民精神的兴衰表明了其对于维系一个共和国的良序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西方的历史经验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了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所得出的结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的制度架构和制度绩效终归取决于其国民精神的发展程度。无论制度等其他变量何等重要，国民建设终究是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国家保持其良善品质的基础。 国民建设的当前挑战 赘言中西方国民精神的目的在于以之为镜，映照当下。时下的历史尽管翻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沉重一页，在30多年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公民社会也已取得一些发展，但这并不意味我国的国民精神就已然成熟、国民建设业已完成。国民建设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这不仅是因为当前社会生活中还表现出诸多与国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而且还因为国民建设的背景已迥异于前，国民建设尚须与时俱进。 厉言物质富裕与国民精神之间背道而驰的文献已不在少数，而社会信任的缺失、政治参与的冷漠、核心价值的匮乏、公共精神的衰落等问题也的确在变得刺目。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改革的得失时曾经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1 ］不论政治思想可能有多少种意涵，经济建设与国民建设的失衡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时下，距离邓小平的讲话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国民精神非但未见改善，反有更加恶化之虞。日益趋紧的医患关系、渐行渐远的核心价值、此起彼伏的暴力抗拆、形形色色的公权腐败，以及不断涌现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等，既表明了公共治理存在的问题，更反映了社会资本的流失、国民精神的恶化。在谈到当下中国的核心价值时，郑永年先生所言不谬。他指出，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因为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核心价值，因为还没有把它提炼出来。［12 ］ 国民精神厥如的同时，国民建设的条件更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许多学者看来，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可以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似乎市场经济发展了，国民精神自然也就发展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作《国富论》以唤起市场经济的时候，还作《道德情操论》以提升国民的道德情操；约翰・洛克在作《政府论》以阐明自由主义之精义的时候，还作《论教育》以说明教育对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知道，缺乏道德约束的市场经济将会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自私自利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形，市场已成为调节社会生产和个体生活的基本力量。但是，从国民建设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可以催生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契约意识、平等意识等，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也可以摧毁对一个社会来说弥足珍贵的公益精神、集体精神、国家观念、亲情友情等。市场经济可以是国民精神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国民精神的终结者。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辅以相应的公民教育，它所催生的将不是现代公民，而是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者。在现代公民与自私个体之间，我们还不能信心满满地肯定不会走向后者。 日趋升级的社会流动性也对国民建设提出了挑战，这是时代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帕特南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表明，居所的稳定程度与公民精神的发育程度关系密切，稳定的居所可以促进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互助网络和参与意识等。［13 ］流动性，就像频繁移植植物一样，会对其根部网络造成损害。流动者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在新的地方扎根。频繁的人口流动势必造成社会信任程度的减弱、社会联结纽带的松弛、社会凝聚程度的下降和公共参与的衰落等。投照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冲破了户籍制度的传统封锁而使人口流动变得汹涌如潮，市场的逐利性是驱动人口流动的持久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流动是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的表现，因此是良性的；但从国民建设的角度来看，人口快速和大规模流动却使国民精神的培育变得更加艰难。在艰难应对年复一年的民工流、学生流以及由于节假日而催生的游客流时，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大规模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国民建设问题，更遑论形成明确的应对之策。 最后是多元化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给国民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市场经济打破了我国传统高度同质的农业社会结构，利益的分化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这给核心价值的凝聚和提炼增加了难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来临为国民精神的培育带来新的难题。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更加“个体化”、“私人化”和“消费主义化”。塑造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最有力力量莫过于电视和网络。时下，这两种媒介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成为个体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尽管两者都使共同体的范围得到了无限的延展，甚至覆盖整个世界。但是，这种延展是以共同体的精神作为代价的。电视和网络使共同体变得更加肤浅和空洞。电子科技使私人甚至是个性化的娱乐成为可能，这种情况造成电影院、篮球场、舞厅、咖啡室等公共娱乐空间的衰落，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变得越来越松散。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早在近200年前，托克维尔就曾警告：“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否则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14 ］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集中于一点：国民建设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不仅国民精神的现状不容乐观，而且社会发展还给国民建设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发展思路已不再一味定位在“经济建设”上的话，如果“社会建设”已成为继经济建设之后国家建设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的话，那么，“国民建设”就应当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未来第三步的“政治建设”――如果在我国的国家建设顺序上合理的话――就会成为奢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为它的到来准备好社会基础。 积极推进未竟的工程 梁启超曾言：“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5 ］面对今日之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说，要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则国民建设工程不可不继续。但是，在阐明国民建设的方略之前，再次廓清国民和国民精神的语义，或许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所要推进的工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国民一词，常常歧义丛生，涵义多端。近代初期以前，国民常被看作是“外国人”、“外邦人”。如魏源之语：“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16 ］或者分别被看作“国”和“民”。如“而小钱禁令既严，制钱短少更甚，实于国民生计大有关系”［17 ］。或者被看作“普通百姓”，如康有为说道：“其鼓荡国民，振厉维新，精神至大，岂止区区科举一事已哉？”［18 ］“中国不亡，国民不奴，惟皇上是恃。”［19 ］显然，所有这些涵义皆非现代性意义上的国民语义，也非本文所指的国民语义。现代性语境下的国民乃指民族国家的公民，他不仅具有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行使由这一资格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与这一资格相适合的精神，即本文所说的“国民精神”。举凡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互助意识、国家意识、参与意识、自强意识等，皆属国民精神之道。国民只有具备了这些精神，人权才能得到尊重、权力才能得到公用、腐败才能得到避免、公序才能得到维护、公益才能得到促进。一句话，国家才能成为人民的国家。 要继续推进国民建设工程，固不能抛弃一切历史遗产而专事学习西方，这样势必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必须合璧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成就中国之国民精神。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时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沥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20 ］这正是推进国民建设所必须采取的立场。更具体地说，国民建设必须立足本土，在淬沥自身历史的基础上，采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那么，中国国民建设工程有哪些重要要素可供淬沥和采补呢？准此，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道德”建设，它是个体成为合格国民的心理基础。道德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私德”和“公德”。无私德不能自立，无公德不能合群。“私德”体现在个人的私人关系上，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父母的孝敬、对朋友的忠诚、对家庭的和睦等；与之相对的“公德”则体现在个体的公共关系上，即个体在团体或者共同体中所具有的公共精神上。中国历史重于“私德”建设而疏于“公德”培育。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指出，通过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个人“有可以为一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21 ］。言下之意，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他们严于修身、齐家，但缺乏国家思想，难于公共治理。私德可以成就合格的个体，但如果个体处理不好群体关系，共同体就无法建立，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一个社会虽有无数洁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但如果公德厥如，国家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因此，对于国民建设来说，私德与公德实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互为一体的两面。只有严于律己，妥善处理自身与家庭、社区等周边群体的关系，同时又胸怀国家的人，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国民。要做好国民，首先要做好个人。 第二，“权利与义务”建设，它是个体成为完整国民的表现。道德仅及于内心，现代社会除有其道德的一面外，还有其法理的一面，后者表现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如前所述，国民乃民族国家的公民，具有民族国家的正式成员资格，与这一资格联系在一起的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 Marshall）把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概括为三个方面：以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民事权利”（civil rights）；以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以教育权利、医疗权利、最低生活保障权利等作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在马歇尔的基础上，其他许多学者再加入“参与权利”、“环境权利”等。公民义务大致可划分为：以纳税、遵守法律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支持性义务”；以关爱他人和自己、尊重他人权利、关爱儿童等作为表现形式的关怀性义务；以志愿服务、公益服务等作为表现形式的“服务性义务”；以服兵役、协助维护治安等作为表现形式的“保护性义务”等。 ［22 ］罗列权利和义务显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享受或履行完整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却是国民成为合格国民的前提条件。否则，个体无论在道德上有多完美，他都不成为国民。西方政治具有悠久的公民身份传统，公民身份权利和义务则是构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采补西方经验，对于推进我国当下的国民建设大有裨益。 第三，“公民参与”建设，它是兑现国民建设的现实途径。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道德上的高尚程度，一个国家可以在文本或者宣传上宣称公民身份权利的完善程度，但道德高尚与否、权利真实与否、义务履行与否，却依赖于公民有序的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的公共性程度也就越高，公权力也就越为人民所用。反之，公民越来越淡漠于政治，政治也就越脱离公民的掌控而落入少数官僚政客之手，国家之公器也就越成为腐败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积极的公民参与不仅可以提高共同体的公共性程度，而且可以提高公民个体的公共意识、权利意识、合作意识、参与意识等。公民参与是将道德、权利和义务兑现成现实的途径。就我国下一步的国民建设而言，激活已有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开辟新的公民参与途径、普及公民的公共参与知识、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技巧当是建设的重点。 第四，国民建设还有赖于“公民教育”的完善。公民不是天生的，而是依赖于后天的培养。在西方公民共和主义的理路中，学校教育、军事服役、公共服务等都被看作是公民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民族国家大部分是民主国家这一点而言，公民教育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更加重要。我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学校体系，在公民教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公民教育的内容总体偏少，意识形态教化的内容总体偏多，这种做法弱化了公民教育的效果。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志愿组织、互助组织等在教育和锻炼公民中的作用。 先贤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尽管我们已经告别了“民本”的时代而行进到了“民主”的时代，但其所表达的国家与社会意涵并没有过时。现代国家建设取决于体制的完善、制度的架构，但从根本上说，更取决于国民建设的完成程度。只有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制度、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才有最终的保障。从这一点而言，清季开启的未竟的国民建设工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必须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指望政治不致出现大挫折，社会不致发生大动荡，国家能够达至富强、民主、文明之境。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ZZ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号：11JJD840006）和中山大学“985三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9. ［2］［3］［15］［20］［21］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3、2、7、8-9. ［4］章士钊.章太炎“客民篇”附论.苏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5］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216.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 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我最常被香港大学生问到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化素养? 重点是“自己的”，以有别于从前殖民地所灌输的。台湾大学生最常问的是：面对全球化，我们要怎么做好竞争的准备？中国大陆的学生，问的是，现实和理想差距这么大，我们何以抉择？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哉问：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面对全球化的新秩序，应该有些什么“基本配备”？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欲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双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萨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萨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零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我也曾经多买了一本《新人生观》，万分郑重而且想必深情款款地送给当时的情人，书扉上的题字也依稀记得： 勿草草人生 应台一九七一 那人后来就草草不知去向。 不看尼采和萨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念又难记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萨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①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零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零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 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Pericles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他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慧决策的必要前提。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H.G.Wells在《历史大纲》（1920）里写了这一句话：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② 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青年时期读到的萨特。然而这并不奇怪。萨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八国和第九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融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 为何CEO 怎么面对全球化的大浪来袭而不被淘汰，显然已经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了。针对这种焦虑，各形各色的因应全球化“指南”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题目叫“迈向卓越”或“菁英必读”的书籍和杂志永远被摆在机场书店进门最显目的展示台上，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CEO。 我讶异的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挑战是以这种面貌出现呢？这里有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何以你只看见强者却看不见弱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经济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着阴暗面——譬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譬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譬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和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等等。为何“指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强者”队伍，却不教你如何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为何不教你如何加入先觉者的行列，检验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批判全球化的恶质发展？ 问题之二是，何以你只看见“竞争”却不看见“合作”？我们都知道，在一条逐渐下沉的豪华轮船上去抢它电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没有意义，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观与深忱思维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全球化真正的议题是人类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等问题，怎么到了我们的书店里，全球化的教战“指南”却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里竞争得利，抢先挣钱？ 全球公民意识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很多先进国已经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个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网页，探讨的议题包括儿童权益、沙漠化、教育、和平促进、环境永续、脱离贫穷、艾滋病、水资源、人权等等。 点进“沙漠化”一栏，首先学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常识：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不可耕的沙漠地。每年有六百万公顷可耕地因为沙漠化和土质恶化而成为不可耕的荒地。 2. 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沙漠化影响。两亿五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害于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贫穷地区的人民。 3.

荣剑：“喉舌”胡锡进 进入专题 ： 胡锡进    ● 荣剑   　　 　　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整个共产主义新闻史，至今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按列宁同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在这个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中共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胡锡进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他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时，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另类在何处？他没有过多解释，我的观察是，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的喉舌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说“党话”，在许多时候也会说些“人话”。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最近的“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我注意到，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其次，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伟光正，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中国崛起。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第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粉丝高达两百万，我估计拍他砖头的有一百九十万，他没被口水淹死，活的还很自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发展策略，故意把话讲绝，有意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以此分裂舆论，操纵舆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真可谓“不怕遗臭万年，就怕一时无名。”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执政党一直在说，要掌握真理，掌握群众，其实它现在根本没法做到这两点；环球时报的存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提供些许安慰。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一事，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想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话体现了胡锡进对中国所谓自由派的一贯立场，但是，对于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的存在。最近，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出重话，称中国自由派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当他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过时，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有可能性不代表一定是。这点请分清。我是想说，自由派对中国的社会多元化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但自由派同时增加了中国未来的风险，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摸索建立自然的制动机制。西方想利用他们是明摆着的，自由派自己需警惕。” 　　 　　很显然，上述言论才是环球时报的主旋律，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不是显得矫情，就是显得虚伪，和他们对自由派的真实批评相比，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政府的理解和辩护。对于那些大是大非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所表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格分裂，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的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人们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我的一些朋友在私下里也曾经议论过此事，都试图分析出胡锡进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真正信仰？还是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抑或是为了某种利益？要知道，历史是有前鉴的，多少文人墨客，向权力投怀送抱，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胡锡进就不会想到这些？难道他真的以为网上对他的一片骂声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从目前来看，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难道就是这份自信，让他漠然无视民意，漠然无视任何道德责难，漠然无视将来一定会有的历史追问？ 　　 　　我对胡锡进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无可厚非。你可以以此作为你的信仰，作为你自己赖以工作的政治伦理，作为你持续一生的道德基础；但你是否考虑过，为何你信赖的新闻原则会遭致这么多新闻人的反对？为何你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得不到社会大多人的认可？你是否还考虑过，在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时，你是站在哪一边？当你能够自由地说话时，你是否认同新闻自由？当你指责自由派是中国病变的癌细胞时，你是否会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你或许会按照你的惯例，一概置之不理，你可以对此既无道德负担，也不怕历史追问，但应该要有一点理论反思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胡锡进   

加藤嘉一：日本人如何看钓鱼岛争端 进入专题 ： 钓鱼岛    ● 加藤嘉一   　　　　 　　8月15日下午，中国香港保钓人士乘“启丰二号”登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宣示主权，一行14人被日本冲绳县警方扣押。这是八年以来中国保钓人士首次因登岛被捕。这天是日本二战战败纪念日（日本称“终战纪念日”）。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当天发表讲话：“那场战争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需要进行深刻反省。”同日，日本55名国会议员和两位内阁大臣前往参拜了供奉有14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东京靖国神社。 　　中国外交部随即重申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要求日方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公民。日本共同社8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对中国登岛保钓人士基本确定了“迅速遣送回国”的方针。最快于17日将14人移送“入国管理局”。入国管理局将把14人“强制遣返”。 　　中国保钓人士在日本战败纪念日登上钓鱼岛，日本国内反响如何？日本民众怎样看待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冲突的处理？日本国内政治、日韩领土争端等因素对钓鱼岛事态的发展有何影响？ 　　8月16日，日本籍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在东京通过电话，与纽约时报中文网分享了他的观察。以下是根据电话录音整理，经加藤嘉一本人审定的对话记录： 　　 　　问：你在东京看到日本民众对中国保钓人士登岛反应如何？日本主流媒体如何评论？ 　　答：我在东京能感觉到从昨天到今天氛围相当紧张。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以后，人们在问为什么（日本）海上保安厅没有阻止？为什么（保钓）船只到附近海域以后不去拦截？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讨论得非常多。 　　今天我买了《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封面头条都是这个事，都是那张图片：保钓人士被日本的警察包围，挥舞着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报纸，不分左右，他们都认为野田政府应该端正态度，采取应有的措施。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上保安厅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因为8月15号对日本来说是终战纪念日，是我们战败投降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动态，是可以预料的。香港保钓人士已经出发是事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海上保安厅为什么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够阻止保钓人士登岛，这么一点能力都没有，怎么国防？ 　　对此肯定有批评。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政府是故意没有阻止事态发展。最后14个人被逮捕是意料中的结局，保钓人士登岛的时候，几十个日本警察已经在那里候着去抓（他们）。日本民主党野田内阁想借此显示这次日本是“不客气”的，为的是提高支持率。 　　2010年撞船事件，让民主党成为日本国内批评的对象。当时撞船以后，冲绳当局马上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及船员，还延长了扣留的时间，最后释放了。那时候日本政府被骂得一塌糊涂，很多媒体认为他们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把他们放了。 　　这里面也有美国的因素，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是不是跟中国谈判过，然后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因为考虑到两国关系和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不希望看到危机继续升级。当时民主党的战略不明确，你既然抓了你必然要起诉，如果你没有胆子起诉你就不要抓。那个时候日本所谓的右翼媒体势力觉得政府缺乏战略、非常软弱。我觉得对民主党来说，2010年撞船事件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问：这些压力会对执政的野田佳彦内阁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从日本国内的政局看，此事肯定会影响野田内阁。这次我在日本和一些官员有过交流，现在大家都认为，一旦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民主党是赢不了的。野田在外交上打强硬牌，至少能保证他的支持率不下降（已经跌至不足30%）。 　　日本政府刚刚通过了增加消费税的法案。在增税问题上，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不同党派的党首互相沟通，在野党配合执政党，因为增税对日本灾后重建太重要，不能不增税。当时自民党配合民主党通过法案的条件，是尽快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如果这个时候野田能够在外交上加分，他可以拖延解散国会。如果他太软弱了，那肯定得遭到老百姓的骂声，他解散国会的时间会不断地往前。如果说野田这次能够把坏事当成好事，就是把来自中国的压力，作为他提高国内支持率的动力。 　　这对于野田的政治生命和民主党挽留（连任）的可能性会提供比较积极的帮助。很多日本媒体人对野田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认为他跟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不一样。野田个人在我看来，是比原来的首相更加靠谱的。不论如何他通过了争论已久的增税法案。借助自民党和公明党配合，不惜造成民主党内部分裂（小泽一郎退党），野田佳彦最终拿出自己的政治生命，换取了增税法案的通过。 　　 　　问：日本将怎么对待被扣的中国保钓人士？ 　　答：对被扣的保钓人士，日本国内舆论上主张“应该放人”的肯定属于少数。《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报纸的社论都比较强硬。不过，野田无论如何还是重视对外关系的，他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起诉。我们从以往的态势来看，民主党上台时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民主党的首相、外相从来都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 　　重视对华关系意味着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处理得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从目前情况看，野田既要重视对华关系，也不能给国内留下一个对华软弱的立场。那接下来那些被逮捕的保钓人士，是被送到检察厅最终起诉，还是像2004年小泉纯一郎内阁被遣返回中国。这一点是未来几天的关键因素。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表明17日召开阁僚会议，朝着“遣返”、“不起诉”的方针加以处理。野田无论如何还是考虑到对华关系的稳定。我个人认为，虽然围绕钓鱼岛的风波仍未结束，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但此次突发事件本身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的可能是有限的。可见，两国政府明白日中关系多么重要、长远。 　　 　　问：在8月15日这个特殊日子登岛，日本人怎么看？ 　　答：我首先觉得很意外。现在日本舆论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以往每年8月15日我们的五大报纸就谈“终战纪念日”，谈日本如何反思、回顾二战，谈日本是如何走向战败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 　　今年正好赶上奥运会，日韩足球队在争夺铜牌的比赛中，韩国选手举横幅说“独岛是韩国的”。今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跟奥运会整个民族情绪高涨有关，也和中国、韩国两国舆论在2012这个重要的时刻比较敏感有关。 　　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微妙，我相信整个日本人的心态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往日本舆论更多是针对当时的日本国策是怎么发生矛盾和失误的，现在更多是来自韩国、中国的压力。有些日本人甚至猜测，中韩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互相勾结给日本施压。 　　 　　问：说到韩国，日韩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端，两个者相互有什么影响？ 　　答：8月15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日本一些阁员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前又召回了驻韩国大使。我认为日本民众的情绪可能对韩国更激烈一点。因为毕竟是总统登岛——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了韩国人说的独岛。他邀请日本天皇访韩，但要求天皇必须谢罪，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时候日本整个民族主义情绪肯定是暴涨的。 　　接着发生中国保钓人士登岛。走了韩国又来中国，日本国内陷入的混乱可想而知。现在日本右翼针对韩国的声音更大。但在日本国内，中国崛起带来的震动远远大于韩国总统登岛，后者更像一次突发事件。 　　李明博登岛，保钓人士也登岛，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和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竹岛是被韩国实际控制的，日本是被控制的，日本对此主张“你们这是非法占领”。尖阁诸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中国对此主张“你们这是非法占领”。竹岛和尖阁诸岛，日本的立场截然不同。跟韩国是被动的，跟中国是主动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进入专题： 钓鱼岛   

崔卫平：原罪与重负 进入专题 ： 原罪 重负    ● 崔卫平 （ 进入专栏 ）   　　 　　拿到“我的三十年”这个题目，脑海里竟然不断浮现出弗罗斯特的那首诗——《未曾选择的道路》。诗里说到在落叶铺就的金黄色树林里，从某个地方岔开两条小路，说不出来这条路更好，还是另外一条。但是“一个过路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因此，另外一条小路，就只有让它停留在永远的寂寞中。 　　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太年轻了，不会想到在自己身旁，躺着另外一些无声的道路，更没有想到一旦踏上眼前的这条，它们实际上是“一条接着一条”，不停的朝前延展，一直把我送到无法返回的今天这个地方。 　　一般人们都会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者说如果重来一遍，还是选择已经走过的这条。然而我却对此抱有迟疑。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很多行动或决定，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不如说是情势使然。肯定存在一些大限，为一个人、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难以逾越。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保持一种警醒。 　　有些事情现在说还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个思想过程，我的行动是以思想作为序言的。 　　 　　一 　　 　　我说过1978年春天我们进校时，正赶上思想解放时期，那是一个枯木逢春、千舟竞发的年代。每天传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被掩盖已久的真相得以见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义得到伸张。那时年轻，正处于思想和感受最为活跃的时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极为深刻的。 　　然而实际上也伴随着深深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党和国家走了弯路”这种说法。显然，一小段历史的弯路，对个人造成的损失，却是惨痛无比的。对我个人触及至深的，不仅在于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已经永远地沉埋地下；也不仅在于一些人被排斥到边缘，比如当右派的人们，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在于一些始终有机会在工作、在出力的人们，当他们回头去看自己的“工作成果”，仿佛被别人做了手脚似的，完全不属于他，他也羞于承认它们，这种事情令人丧气。 　　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生命被浪费。本来他觉得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但实际上只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尤其是他还活着，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徒劳，眼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劫走。比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一个阶段之内他只有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结果发现那原来不过是一堆废纸，但当时也可以说是融入了他的“心血”。 　　比如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年轻时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于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还认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为他所追求的目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好世界就会早日到来。他当然想得过于美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破坏荒芜，还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当然会有敏感与认同，潜意识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像那些学术前辈，将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动给浪费掉了，到头来两手空空。然而有一个东西暂时埋藏下去了，这便是：我自己毕竟也是在那种封闭的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朝夕相处的前辈，实际上有许多不自觉的同情和认同在内，暗地里为他们个人的命运感到叹息。 　　父辈革命者的真诚毋庸怀疑。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走向了自己当初的对立面？如何不去重复他们的盲点、他们的不幸？如何不去复制他们的失败、复制他们两手空空的结局和命运？由于血缘的及精神血缘的联系，让我无形中仿佛背负了一种“原罪”。这是后来慢慢意识到的，而这应该也是我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一份焦虑及重负。 　　我后来也反省过坐在1978年的课堂上，我们也许拥有的某些“原罪”。“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陈寅恪)、罗先生(罗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后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后果负责。”(《批评的限制和我们自身的限制》，1997) 　　担心一辈子被浪费掉了，我们当然急于寻找另外一些地方去扎根。 　　 　　二 　　 　　如果不是按照传世作品来衡量，那个年代应该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年代，我指的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这之前批了若干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倒退到了偶像崇拜的年代。 　　无数践踏人的生命及尊严的做法表明，在人们将领袖赋予神圣至上的同时，就允许自己跌入了野兽般的疯狂野蛮，置身于一种脱离实际的妖魔化幻境。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宗教的阴霾被扫除了，人们突然认识了自己，也突然地认识了自己周围的人，一切都获得了现实的、有说服力的说明”。(王润生《人性与道德》)这个人道主义甚至还不自量力地扮演起当时社会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以及比如心理学等一切学科，成为这些学科的替身。因为它们有些在“十年浩劫”之前就被取消了。于是人们分析问题，衡量事物，都需要放到“人”的天平上称一称，看看是否符合人道、人的尊严及人的基本要求。 　　比较起“伤痕文学”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话题更能吸引我，那的确是一个修正主义的企图，是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矫正视野。假如人们空谈了许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但却并不关心马克思实际上所说的，这里面是否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在那个年代，马克思还是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从马克思这个地方进入，可以进一步上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思想、莎士比亚、文艺复兴直到古希腊的思想艺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四年内她将南大文史哲图书馆里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而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却与她相反，尽量找一切理论的书来读。“人本身”，是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最基础、也最富有生长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回头”、“返身”的动作，即返回到自己身上。一个人认为除了感到世界是存在的，他也能够感到自己也是存在的；除了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力量，他也能够感受到来自自身的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排除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别人也不能这样做。以这个为起点，这才有了我那段在网络上流行的话：“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当然，从起点走到这里，还要经过一系列过渡，有许多别的东西加进来。 　　我从马克思那里，还学到另外一些东西包括人的“潜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条件”以及“异化”。其中一些也是从别人那里抵达马克思的，比如“潜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我做文学批评、电影批评时，也未敢忘记从人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分析人性的种种表现。 　　然而尽管这样，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在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缺席之后，一个社会是如何整合的，几乎仍然是一张白纸。有关宪政、民主、法制、人的权利、公平公正这样一些概念，是更为后来才慢慢习得。 　　1983年有一个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只有短短几十天，然而它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这之前，我或多或少与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一点关系。但是在取消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之后，当时觉得如果继续走这条道路，直接等于始终担心的那种徒劳。 　　 　　三 　　 　　疏异感是从更早时候开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充满喧哗与骚动，我只有孤独地张大嘴巴，无声地看着这一切。即使想去理解，想去接受或者反对，都是不可能的，我的力气也跟不上。结果世界在一边，我在另一边。这也许帮助造成了我的这种性格：表面上挺随和，不动声色，不起波澜，但内心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完全有自己的节奏和颜色。激烈反抗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的脑门知道里面所发生的，外人看不出来。这个小小的内在世界对我本人已经足够，因此我很少感到那种强烈的匮乏感或饥渴感，于是能够将两个世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让它们互不干涉。1984年底我进电影学院时，就知道立志当一个“灰色人物”，除了好好上课，不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将自己积攒了起来。 　　这里面肯定包含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某种不信任，不像我现在，仿佛信任多了一些，态度比较积极一些，这也许只是幻觉。这种潜在的拒绝和不信任，感到周围环境是一个疏异的和令人气闷的场所，是我们在80年代广泛接受所谓西方现代派的基础。当时我们也找不到别的途径来释放，对于政治已经不抱希望和丧失兴趣。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包括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些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在战后西方发展起来，我们算是补课。 　　其中也有直接与我们所处的革命传统进行对话及反驳。比如加缪的戏剧《爱与正义》，在富有正义的刺杀活动中面临伤及无辜的时候，年轻的革命者退缩了，手段与目的必须统一。再比如萨特的《墙》与《死无葬身之地》，涉及了抵抗战士的恐惧、怯懦及毫无出路，这种看起来沉沦的经验，更能够抵达一个人自己。还有，这批作品中充满着称之为“反英雄”，这些人物不仅嘲弄世界，而且以同样的力度嘲弄自身；在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同时，与自身也保持应有的距离。他们不仅不去迎合这个世界，也不讨好自己。这些作品完全区别于浪漫主义，反对Kitsch(自媚)。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我又看了一遍伯格曼的《野草莓》。主人公当了五十年的医生，正在前往接受一个荣誉学位。按说这人拥有成功和光荣的一生，然而他在一路上回顾往事时，体验到的却是焦虑、疏异、孤独、被拒绝、不被理解这些情绪。不论从内心到外表，不带一丝油彩，没有一点包装。这些人活得多么真实啊。他们与自己的真实之间仿佛有某种秘密通道，始终处于真实当中。阅读这批作品时。那些潜在的焦虑也得到了某种认可和释放。换个角度看，它们也被强化了，变得更加焦虑。 　　这部分沉淀下去的经验，后来在介绍哈维尔的时候，得到部分释放。哈维尔从荒诞派戏剧里吸取了不少东西，他称自己为“荒诞的理想主义者”，经常像观察别人一样审视自己的行为，除了对这个世界发出警告，同样不停地对自己提出警告和惊醒，这些都是吸收了战后的文化精神。李慎之先生曾经说哈维尔“后现代”，说他的文章绕来绕去。一个具有自我怀疑精神的人，当然不会用那种独断论的口气说话。 　　上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特殊的时期。当这个时期结束时，比如 1989年春天，我正与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一起阅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疏异的个人”来形容我的思想面貌，是比较恰当的，或者干脆用加缪 “局外人”。记不清多少次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推荐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 　　我的朋友说我是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我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或密码被隐藏起来。来自一个“以人民为信仰”的家庭，却仿佛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并且跑离得够远的。然而它们肯定没有浪费，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渗透到我后来的工作中去。起码我深知，我自己的行为其背后的推动力不管是责任还是焦虑甚至是某个偶然因素，但肯定不是任何高词大语，“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主流”、“大潮”等。那些宏伟的东西带不动我。 　　 　　四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我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过公共领域，但却很少被人们谈起。这么多年以来，我也努力使得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比如出版了一本《正义之前》(2005)的书，马上就想到要写作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书(《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出版了《思想与乡愁》(2010)之后，又给自己制定计划写一本外国电影的书(《迷人的谎言》，2012)。有时候非常困扰于是着手是写一篇专业文章呢，还是写一篇有关社会政治的文章。为这个迟疑犹豫长达两个星期，而这么长的时间，任何一篇文章都可能已经完成。坦率地说，这两方面的写作对我同样有吸引力，同样能够释放我头脑中那些翻滚不已的东西。 　　我还从英文翻译过一些东欧诗人的诗作，偏爱捷克诗人(也是生物学家)赫鲁伯的这一首《发明》。诗的风格幽默诙谐，虚构了一个古代的年终大会，人们数着一年当中的种种发明，尤其是对于国王的贡献，结果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今年持续的失败/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我经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样子。”后来弄清楚，这个人是“阿基米德”。这首短小的诗歌，同样在处理权力与真理、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孤独这样一些重大的主题。在东欧艺术家那里，这种美学与伦理的高度融合，深深吸引了我。 　　翻译哈维尔完全是一个偶然。阅读哈维尔时，首先给我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崔卫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原罪 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