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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铮：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基础条件和战略对策 进入专题 ： 经济发展    ● 曾铮   　　 　　摘要：未来十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中期阶段，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我国具备了一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仍然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和关键的制约因素。要通过加快经济战略转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演进和条件变化，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有利条件，制约因素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我国制订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一、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将迈向1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通过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迈出“低水平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二战以来，只有少数的后发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转变，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速 　　我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业结构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根据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继续深化，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逐步加快。 　　(三)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深度城市化趋势凸显 　　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按照阶段划分，已经进入中期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逐步适应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处于向城市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阶段推进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度城市化趋势日益凸显。 　　(四)商品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基础，产品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仍然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生产要素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主体权属和功能存在根本问题，土地生产要素属性存在内在矛盾，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远没有形成市场配置的基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五)经济开始重塑内外平衡，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 　　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经济“再平衡”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的情况，过去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如何实现依靠内需和外需双向引擎拉动经济发展，即扩大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将逐步加快，经济转型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将逐步凸显。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总体贫富差距、区域收入差别和行业收入差别扩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社会矛盾将空前尖锐，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规模实力较为雄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英、法、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渐进加快，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各类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明显下降，由过去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服务为主的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其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适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最后，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也将明显提高。这些发展都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需求条件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四)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能满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目前社会总储蓄率在4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将趋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仍将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水平。在投资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国际优质资金供应依然充足。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外资持续流入，能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09年我国科研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一，科学论文数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各年龄层次入学率不断上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明显提升，科技教育对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能源、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世界第二，其中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力和油气输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迈上了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框架。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前列，国家高速公路网快速推进，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专业化的码头，民航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为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和优良的物质条件。 　　(七)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近几年，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一定进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管理等社会管理，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潜在的制度红利仍然很大，将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因素 　　 　　(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第一，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消费率已经不足5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费水平低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还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较低，信息化应用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还存在着质量水平不高和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整体产业的加快转型和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存在着区域差距大和区域分工不协调的问题，地区间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人口结构出现特征性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 　　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总抚养比的下降可以较好地从人口结构层面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到2013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结构将发生转变，劳动力供给将开始减少，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将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衰减，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软约束的资源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之后，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近几年递减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倾向，而自主创新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国自主技术供给能力还比较弱，培育与发展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国外技术外溢效应消退的情况下，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接续，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 　　(四)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利益矛盾进入激化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约40%，而同时资本所得明显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经济发展   

杨立宪：九二共识廿周年回顾与反思 进入专题 ： 九二共识    ● 杨立宪   　　 　　今年恰逢两岸两会达成“92共识”整20周年。1月14日，台湾举行“二合一”选举，在野的民进党抛出所谓的“台湾共识”，试图以此击败坚持“92共识”的执政的国民党，结果功亏一篑。选后民进党开始检讨败选原因，尽管对是否因为不承认“92共识”导致败选看法不一，但多数人同意是其两岸政策导致登顶的最后一里路失败，因而都同意要“在互动中加强?解”，“用对话代替对抗，用互动追求互利互惠”。(注1) 　　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与胡锦涛会晤时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现行法律（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以‘一国两区’概念做为法理基础，足以说明两岸并非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注2)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兼大陆事务主任张荣恭就此强调，吴伯雄明确指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及“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对海峡两岸的互信基础形成向下稳扎、向上开展的作用，足以确保马英九下一个4年任期内，海峡两岸的和平共荣。”(注3) 　　由上述两件大事可见，台湾主流民意在决定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力挺“92共识”；选后民进党不得不反省其两岸政策，朝着接触对话?解互动的正确方向迈出步伐；吴伯雄荣誉主席代表国民党明确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表明“92共识”在两岸互动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力，已日益深入人心，这不啻是对“92共识”达成廿周年最好的纪念。 　　值此之际，笔者想从20年来两岸围绕“92共识”的互动切入，在此基础上对围绕“92共识”的一些争议作些思考和分析，从中探寻一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意义的启示。 　　 　　 回顾 　　 　　可以这么说，从1992至2012的20年，是海峡两岸对“92共识”的真谛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不断调整、不断深化、不断清晰、不断凝聚的过程，这从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个阶段：1992.12-2000.5，两岸都对“92共识”的意义认识不足。 　　众所周知，两岸自1949年之后的30年里，虽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台湾当局奉行“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大陆则奉行“解放台湾”的指导方针，但彼此都坚持两岸是一个国家、中国的领土主权涵盖两岸，应属无疑，这应是两岸在30年里大致可以和平对峙的重要原因，也是1990—1991年两岸两会能够相继成立并进行互动的重要背景。 　　翻开1992年11—12月间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往来文件可知，虽然彼时两会在民间事务性议题商谈中，对于究竟应否涉及及如何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以下简称“一中原则”），有不同的意见，但“两岸都坚持一中原则，都努力谋求国家统一，都同意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毫无疑问的，这实即“92共识”。(注4)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两岸两会才能够在政治军事对立长达40余年的大背景下展开接触，先后举行了包括2次“汪辜会晤”在内的各种层级的协商会谈20多次，签署了4项协定，建立了两会制度性协商机制，务实解决了两岸同胞交往中一些事务性功能性的问题，促进了两岸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使两岸关系朝着结束对立、平等协商、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方向迈出重要步伐。 　　但可惜的是，当时国共两个执政党都没有从内战和冷战的窠臼中走出来，加之相互不?解，彼此敌意重、心防深、成见大，习惯于用“阴谋论”来检视对方，用放大镜来检视问题和争议，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会纠缠于“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中原则”究竟是“一中各表”还是“一中不表”等，龃龉摩擦不断，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共识，以致影响了两岸两会的良性互动。1994年“千岛湖事件”(注5)的发生给两岸关系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随后李登辉发表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注6)引起大陆对其搞分裂的警惕，1995年李登辉美国之行加剧了大陆对李的不信任，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导致两岸的缓和气氛被彻底打破，两会联系机制因而中断。 　　第二个阶段：2000.5-2008.5，国民党、共产党和民进党围绕有无“92共识”及应否坚持“92共识”进行博弈，陈水扁一度摇摆最终否认，国共两党则在“92共识”的基础上，重新达成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共识。 　　2000年5月民进党首次登上执政舞台，两岸之间围绕“92共识”的争论由此进入新阶段。执政之初，陈水扁为了稳定政局和两岸关系，曾在“就职演说”中作出“四不一没有”(注7)的承诺，表示愿意在“92共识”或“92精神”的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注8)并授意成立了“跨党派两岸小组”来协助整合内部共识，2004年还提出要建立“两岸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注9)等。但由于民进党坚持“两岸一边一国”的定位，故其作出的所有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充其量是策略运用而已，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2002年陈水扁兼任党主席后，不仅全盘否认“92共识”，还积极推动“正名、制宪、去中国”等。2004年，陈水扁发动了任内首次“公投绑大选”，连任之后更加紧推动“公投制宪”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致使两岸关系紧张局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下野后经过总结反省沉淀，对1992年两会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中原则”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体会到“92共识是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最好的办法，如果不承认它，两岸关系会陷入不确定的状态，甚至于会倒退”，(注10)转而要求民进党当局承认“92共识”，在此基础上确保两岸关系平稳发展不要倒退；对于陈水扁在“92共识”问题上先恭后拒的态度，泛蓝阵营的国、亲、新三党都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对于陈水扁当局推翻“四不一没有”承诺，公然推动“法理独立”的行径，泛蓝政党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了“92共识”。 　　台湾政局的发展演变，特别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也使大陆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台政策因应新形势作了必要的调整，开始将“反独”作为首要任务，对“92共识”的内涵则作了更加明晰的界定。2000年5月20日，大陆中台办国台办针对陈水扁正式就职发表声明，要求民进党当局“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摒弃分裂主张，走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特别指出：“当前，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 　　上述所引声明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明确将1992年两会共识界定为“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未再提两会往来文件中都认可的“两岸都坚持一中原则，都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两层意思，显然有对国共争论作个?解之意。换言之，此后这句话成为“92共识”的正式表述文字，如果国民党将此简化成“一中各表”，也未尝不可；二是考虑到民进党执政的新情况和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以民进党当局是否“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和“明确承诺坚持‘92共识’”，作为检验其是否“真想谋求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改善和发展”(注11)的标志。换言之，大陆以此作为与民进党当局接触对话与互动的底线。其后的实践表明，大陆对台政策的这一务实调整，最大限度地争取了泛蓝政党以及台湾的多数民意，打击了民进党及“台独”分裂势力。 　　由于陈水扁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并极力推动“法理独立”，两岸关系陷入空前紧张的状况，大陆全国人大于2005年3月制订了“反分裂国家法”以为因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先后邀请泛蓝三党主席率团访问大陆，并分别发表了“胡连会”、“胡宋会”等新闻公报，达成了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促进和平发展的“五项共同愿景”。在红蓝政党的共同努力下，陈水扁当局推动的“法理独立”图谋受到挫败，和平发展路线受到台主流民意的支持。 　　第三个阶段：2008年5月至今，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并获得连任，国共两党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使“92共识”更加巩固，而且使之深入人心、经受考验。 　　200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以领先221万多张选票的优势及58.45%高得票率，战胜了民进党候选人，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两岸关系由此进入良性互动的拐点，展现出全新的风貌。 　　如果说李登辉时期两岸曾围绕“一中原则”如何表述问题争论不休，陈水扁时期两岸围绕“92共识”有无问题斗争不已，那么，马英九主政后，两岸在“92共识”上曾有过的争议被以“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注12)所取代，“胡连会”达成的“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成为两岸携手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政治互信和新思维的指导下，4年多来，两岸不仅恢复了停滞9年之久的两会制度性协商，先后举行了7次“陈江会”，签署了16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众渴望已久的直接通航通商通邮和双向交流，以及在经济、金融、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食品安全、渔船船员劳务、农产品检疫检验、标准计量检验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医药卫生、核电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且通过平等协商，初步解决了一些困扰台湾多年的扩大国际交往和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使两岸关系出现了空前的大缓和大交流大突破大发展，使两岸人民得以分享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经济发展出现困难、农渔产品和水果等出现滞销状况时，大陆想方设法为台排忧解难，释放“让利”措施，大手笔进行采购，积极推动陆客赴台旅游消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早期收获清单的实施，不仅使两岸经济交流步入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运作的轨道，有利于两岸经济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且使台湾经济得以更好地利用大陆广袤的市场和丰沛的劳动力资源，搭上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风暴的侵袭，创下20年来的最高增长速度，为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令人遗憾的是，下台后的民进党没有认清时代潮流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依然坚持“台独”思维，拒不承认“92共识”，而且“逢中必反”。新任党主席蔡英文虽然花了大量人力、精力和时间研究“十年政纲”，并提出“两岸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从世界走向中国、与中国战略互利”、“强化台湾、凝聚共识”等新口号，(注13)但她始终无法说清楚下列问题：1、不转变“台独”立场，不承认“92共识”，如何与大陆打交道、“与中国战略互利”？2、在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岸经济谁也离不开谁的情况下，台如何“绕开中国走向世界，再从世界走向中国”？3、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不承认“92共识”，如何凝聚“台湾共识”？4、处理不好蓝绿关系和两岸关系，如何“强化台湾”？ 　　正因为蔡英文说不清上述的问题，导致在“二合一”选举的关键时刻，台一批重量级的企业家挺身而出，直指“空心蔡”之不可靠，以实际行动力挺“92共识”，力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导致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民进党及其“蔡苏配”在最后关头败下阵来。台湾主流民意用选票教训了拒不承认“92共识”的民进党，这与其说是“92共识”的胜利，不如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维护了和平发展局面。 　　 　　 反思 　　 　　回顾20年来两岸互动的经历，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那就是：同一个“92共识”，在李登辉时代两岸曾围绕其内涵争论不已，在陈水扁时代又因是否承认并接受它而关系紧绷，但到了马英九时代却成为促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可以给我们以怎样的启迪？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两岸对“92共识”和两岸关系性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这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制约，即使是对于具体事物或个别事物的认识，往往也需要经历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20年来两岸互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两岸在长期疏离敌对隔膜的情况下进行接触，本身就需要一个相互认识、相互?解、不断沟通、反复实践、反复修正想法与做法的过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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