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自1950年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开始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现状感到有些不满足了。过分强调不要搞得太紧张、太急躁，不要逮捕过多、杀人过多，达不到毛泽东所期待的发动群众的目的。于是，毛泽东给各地具体下达了处决人犯的指标。 　　 　　各地下达处决人犯指标 　　 　　　　毛泽东1月17日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二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区区一个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4600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相比之下，毛泽东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批示：湘西准备继续再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区，他开始断言：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他进而坚决地提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加快进度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折。直到中共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问题是，镇压反革命，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 　　 　　运动高潮“杀反革命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怎样才能大杀反革命，动员民众，而又不致造成中间分子的恐惧和不满呢？ 　　 　　　　北京市2月17日在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注意到枪毙人犯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明确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随后，北京市又进一步于3月7日夜一举逮捕了1050人。紧接着，北京市警方专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25日当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199人。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了毛泽东相当的信心。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不仅如此，他还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终于，一直顾虑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地位，担心震动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检讨了”此前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一百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三千人。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还特别推荐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领导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参考京津镇压反革命的经验。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3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有计划的，极具震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此举在各个城市都造成了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两百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上海在这方面就后来居上，落实了公安部报告中关于处决人犯要“行动猛、火力足”的要求。各地随后也都比着突破这一数字。 　　 　　正负效应重创反革命与滥捕滥杀 　　 　　　　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中共的镇反运动对于粉碎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梦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况，镇反运动极大地实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各种形式的会议动员、血泪控诉，镇反之后明显地形成了民众向共产党一边倒的情况。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不仅如此，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但是，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 　　 　　　　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两百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八人被枪毙，五人被判刑，四人被开除公职，一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正因为担心自己的命运，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内地居民纷纷偷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余波未尽。 　　 　　政策调整由全面扩大到全面收缩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了。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 　　 　　　　当然，各中央局领导人是不会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表示异议的。故毛泽东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罗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 　　 　　　　事实上，还在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就收回捕杀权和处理党、政、军、群众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发出了指示，特别提出了一个避免多杀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方法。 　　 　　　　然而，除对少数地方外，这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 　　 　　　　为此，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又不得不转而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风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仍在继续，只是宣传上不再大张旗鼓了。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七十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中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http://www.stnn.cc/reveal/200611/t20061121_398195.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 次 更新时间： 2012-07-18 10:18:28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进入专题 ： 中国画家 大饥荒    ● 帅好       作者按：此文原载2012年7期《炎黄春秋》杂志，全文8500字。发表文字为原稿的四分之一。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 画家笔下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 1959年的中国江山却是国穷民饿。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现实中的江山早已凄风苦雨。     上年“大跃进”亢奋后，1959年，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不仅被饥饿省份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 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1959年黄胄喜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1993）           图画江山，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弧⒀敲鞯?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表述1960年跨省旅行、歌颂之功，仿佛此行不但“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还给人民带来了“黄河清”、“江山娇”。           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在桂林市区，“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增设婴儿所，当年收养弃婴230人。”（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P954）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中成批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也很难治疗，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参见《墓碑》p489）     上述档案多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饿死的孩子。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记载他所知该省人吃人乃至吃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其中，水城南开公社事件中，有5个小孩被活活打死吃掉。（参见王日记P129、134、143）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万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48,江苏人民1996）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之类的田园生活上。他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天真烂漫，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     事实上， 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多数儿童处在饥饿之中。     临近李可染家乡的山东省，曾任山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卓如被撤职下放，子女回忆当时情景：上学天天路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参见前述王小豫、王小鲁一文）     走遍中国大地，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中，哪里找得到胖乎乎儿童坐在牛背上放风筝？“爱国李家山水画”中，田园牧歌永远太平盛世。系列牧童画的布局、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如复制产品。           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月初，原计划来北京重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关山月，被周恩来安排去东北三省旅行写生三个月。《关山月传》披露：国务院办公厅把二位的行程通知了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安排好交通食宿。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派四位摄影师组成摄影小组，沿途跟随拍摄。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陪同前去的延边、长白山，随行队伍扩大到20人，傅抱石构思美丽延边的《将到延边》，创作《天池林海》；关山月创作了《林海》、《长白飞瀑》。在饥荒中，“省领导为了关内远来的稀客生活过的好一些，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调来比较难得的的食品，保证客人的伙食。”（参见关振东《傅抱石传》P190-1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胡志亮《傅抱石传》P468-488）     1961年春天，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向州委书记报告：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人1万多人，图门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7%。在3899名妇女干部调查中，得病者1154名，占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公路、跌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被剥光。     据官方公布人口数据分析，三年饥荒时期，吉林非正常死亡在12万人以上。(参见《墓碑》P318、320）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革命历史画、领袖与群众关系、革命悲壮题材的处理，结论是关键在于立场，必须统一思想、正确理解。（参见陈履生《革命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题创作》，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1期）     会后，产生了一批“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绘画。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沧州，1961年9月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在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24日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至9月，分别为死亡401人、682人、839人、1184人、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然死亡1414人。（参见《墓碑》P486-489）     1961年的长安画派，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饥荒前后共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类作品5张以上，长安画派在饥荒期间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为充饥画饼，添了一瓢水。（参见徐伟《何海霞绘画的艺术成就与收藏潜力》，载《收藏》2011年3月，总第219期，）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参见关p574-576）     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宣传工作始终是各级组织的“生命线”，当年显然不止一位红色画家，享受类似待遇。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参见王悦阳《跟着程十发品名画》，112-115，画家年表，中国青年出版，2009），《胆剑篇》是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御用故事。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     饥荒期间，画家们的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开启了“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之先河。     饥荒过后50年，至今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           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第一个演绎毛泽东诗词的画家，收入许礼平主编的一本画册的该题材作品作品就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写生加创作数量超过169张，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 的联赛冠军。关山月还有数量庞大、引领潮流的“红梅”系列绘画。     钱松?辉?950-1070年代几乎走遍革命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浙江画家陆俨少，该题材作品有18幅。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是第一个出《韶山》画册的中国画家，他还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巨画17幅，如35.76平方米的《黄洋界》。（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78,585-595，广西美术出版，2009）     黄胄也恰恰是在饥荒期间画出了一生中多数大型作品。水天中评论：“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2011年国家博物馆黄胄艺术展，评论展板）     饥荒前后，李可染创作了圣地山水画《长征》、《山河颂》等7幅，还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了7幅《万山红遍》，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70年代又创作10多幅“井冈山”，（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81-582,广西美术出版，2009）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是哪些扭曲的合力，驱使中国画家不采取反饥荒的任何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大饥荒中红色画家的“红色经典”作品，在21世纪的拍卖会上掀起了一个个高潮，即便是相同题材、相似构图的若干幅准克隆画中的一幅，价格也从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一路暴炒到上亿元，有些交易还是国有企业在操作。社会可以不追究画家的历史责任，但社会怎能不防止恶之花结出恶之果？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只要创作，就不可能跳出当时的政治。那时，艺术是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不可能摆脱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装饰品的命运。我这里记述的大师级画家尚且如此。我不是对他们求全责备，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一段政治统帅一切、政治绑架艺术的残酷历史。    进入专题： 中国画家 大饥荒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52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相同主题阅读 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周其仁：和平年代罕见大饥荒的根源 何与怀：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 杨继绳：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南方人物周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李克军：个人的历史回顾也不应文过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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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员遭索马里海盗劫持一年多后获救） 2010年12月，台湾“旭富一号”渔船及26名船员（包括13名大陆船员、1名台湾船员和12名越南船员）遭索马里海盗劫持。事发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外交部会同国台办、商务部、交通部等部门和相关地方人民政府，以确保人员安全为重，全力开展营救工作。 经多方努力，北京时间2012年7月17日晚，全体26名船员安全获救。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军舰已安全接护全体获救船员，并正将获救船员转送至坦桑尼亚。外交部已指示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为获救船员在当地安置、医治及回国提供积极协助。安徽省、河南省政府工作组将赴坦桑尼亚协助开展工作。中方已请越方做好接收越船员准备。 来源：外交部网站

宋心然：论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工作中的功能 进入专题 ： 人大常委会 涉诉信访 信访    ● 宋心然       【摘要】涉诉信访随着案件数量的大量增加，已经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方面，主要扮演的是传声筒的角色，即将相关信访案件交办、转办给法院。虽然这种方式使信访人意见表达的渠道更加通畅，但是也带来了态度“极化”等负面结果，反而给信访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因此，在涉诉信访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应当重视表达渠道和互动平台的平衡建设，在注意发挥表达渠道作用的同时，更要关注互动平台的构建，弥补表达渠道的不足，促进矛盾的化解、纠纷的解决。     【关键词】人大常委会；涉诉信访；意见表达；互动平台          自从2003年信访洪峰出现，涉诉信访问题凸显，逐渐成为司法实践和国家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涉诉信访案件数量逐年攀升。2003年，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的总量是20636件次，同比增长31.4％；2004年为39763件次，同比上升92.7％；2005年是40151件次，同比增长0.98％；2006年为47142件次，同比增长17.4％；2007年为50258件次，同比增长6.6％；2008年是53945件次，同比增长7.3％；2009年是73496件次，同比增长36.2％。将2009年和2003年的上访数量进行对比，上访量已经翻了三番。     随着涉诉信访数量不断增加，它已不仅是法院的主要工作之一，越发成为各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统计，2005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受理的信访案件中，涉法涉诉信访占据80％1。“2005-2007年3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受理的信访总量分别达到了10655件/次、13278件/次、12069件/次，其中涉法涉诉信访量分别为4664件/次、5522件/次、5630件/次，分别占当年受理的信访总量的43.77％、41.59％、46.64％。涉法涉诉问题在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所占的比例基本都在40％以上”2，可见，涉诉信访已成为人大信访工作中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一、涉诉信访的概念          “信访”一词，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简称。对其官方解释，出现在1957年11月1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中：“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是各级国家机关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通过向政府机关写信和要求见面接谈，提出各种要求，表达各种愿望，对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对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批评，这是人民的一种民主权力，是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一种方法”。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官方文件基本使用的是“来信来访”的称谓，其“信访”简称是在70年代出现的。“1972年，中共中央在批转《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的批语中，正式在中央文件中使用了‘信访’一词，从此以后，‘信访’开始成为一个专用词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1991）。     直到1995年，国务院颁行的《信访条例》才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界定了“信访”概念：“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但是，此处定义的信访与之前官方使用的信访在外延上是有差异的。国务院界定的“信访”是狭义上的，仅指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提出建议、意见或投诉，即“行政信访”，也称“小信访”。行政信访的受案范围，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是指下列组织和人员的职务行为：“(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简言之，行政信访仅受理与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相关的信访事项。而之前在党政文件中出现的“信访”是广义上的，它包括人民群众向党组织、政府、司法、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新闻媒体等机构提出的建议、请求、批评、反映情况等，即所谓的“大信访”。涉诉信访与行政信访并列，都是“大信访”的一个组成部分。     “信访”这一概念由来已久，而“涉诉信访”的提法却是近几年方才兴起的。“涉诉信访”并不是制度上的专门概念和学术上的专门术语，而是实践中的创造物。正如上文提到的，2003年伊始，信访问题凸显，开始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刚同志做了相关报告，其中称信访问题有80％涉法。而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涉法信访”这一概念主要指称法院，因为二者都带有一个“法”字，从而认为大部分的信访案件都应由法院负责。而事实上，“涉法信访”案件的申诉对象涉及公、检、法等多个司法机关和部门，并不单指法院。于是，为方便工作，避免误解，2004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在长沙召开全国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涉诉信访”概念，以与“涉法信访”相区别，将“涉法信访”概念在政法口内部作了区分。从此，“涉诉信访”就成为专指法院的概念。紧随其后，最高检也提出了“涉检信访”概念，而“涉法信访”则主要是公安机关的涉信访案件了。虽然“涉诉信访”概念未能经过严格的学术推敲，但根据其使用初衷，结合“信访”概念，可作如下定义：涉诉信访，专指那些已经或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或者是已经进入诉讼、执行程序的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法院的作为、不作为或者生效裁判，提出申诉、再审申请，或者提出其他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有关的事项，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活动。     从内容来看，涉诉信访案件既包括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要求予以受理，也包括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和申请再审，还有少量的执行异议案件；既涉及案件的实体处理问题，也涉及诉讼程序、案件执行、办案效率、审判作风，以及法官的工作态度、方法和司法礼仪等问题。从形式来看，人民群众可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和走访等多种形式，向人民法院反映问题、提出申诉请求、控告或建议。从信访的接待单位来看，主要以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案庭为主，基层法院也接待少量上访案件。     本文的“涉诉信访”概念就是在上述含义上使用的，仅指各级法院所处理的信访案件，而不涉及公安、检察在内的其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二、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中的现实功能          虽然依据“归口管理”的处理原则，法院是涉诉信访的最终处理机关，但是，由于人大依法享有监督权，可以通过涉诉信访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人大对法院监督是一项宪法权力。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要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可以作为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途径之一。此外，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本级人民法院及其司法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人大常委会也有权接受群众举报，对法院审理或已生效案件进行个案监督。所以实际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是涉诉信访的重要接访机关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设有信访局，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也设立信访机构。全国政协办公厅设联络局，挂信访局牌子，其下各省、地市政协也设立信访办。这些机构都可以接受群众涉诉的来信来访，通过交办、转办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纠错机制。根据来信来访的诉求不同，一般交办、转办的内容要求法院对立案、执行和在审、已决裁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具体答复，如不予受理案件、程序不合法、裁判未被执行等。     对于以上监督内容，法院说明情况后，人大常委会主要关注程序上的审查，即对交办、转办的渠道是否畅通、法院及有关承办人员对交办、转办案件是否予以落实等方面进行审查。具体包括，应当受理的信访案件是否及时予以受理、已受理的信访案件是否在规定期限内给予反馈意见、要求答复的内容是否都一一反馈等。如果司法机关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落实、不受理、不及时、不属实等问题，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启动法定的监督手段。     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中一方面充当的是中转站的角色，它不能对涉诉信访问题进行直接处理，只能交办、转办，最终如何处理仍由法院决定；但同时，它也不仅是中转站，而且是传声筒，通过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将民众的意见传达给法院，并对法院有效、公正地处理信访案件起到一定的监督和推动作用。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人大常委会成为了意见传递的渠道，在疏解社会压力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人大常委会受理涉诉来信来访，虽然不对案件本身进行处理，但至少为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多开辟了一个渠道。当民众向法院表达意见受挫或渠道不畅的时候，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成为表达的对象，而不致使意见积压，难以排解，最终导致冲突的大规模爆发。     但是，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以上功能在实践中难以发挥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     （一）监督的实际效果     人大常委会通过交办、转办信访案件的形式对法院进行监督，实际上出现了下列两种情况：一是流于形式，监督未产生实效。由于人大常委会向法院交办、转办的案件，只要求法官在规定时间内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和反馈，并不对案件实体裁处和法官审理过程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因此，法官在接到人大常委会交转的函件时，也只关注反馈时限和需要答复的内容，走走程序而已，很少影响其裁判结果。     二是借助监督的形式，干预审判独立。在正常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只对信访案件进行交办、转办。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大领导可能会对个别案件进行批示。这些经过批示的案件，转到法官手中时，情形就与之前所述大不相同了。这是由于，法官在人事任免方面与人大领导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从法官的选任和晋升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均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可以说，人大常委会掌握着担任审判员以上职务法官的任命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法官看到对其将来的任命有决定权的人大领导的批示，很难视而不见，很可能会尽力实现领导的意图。这种形式不但影响了审判的独立和公正，而且对于信访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信访人会认为只有获得领导批示才能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强化了“上访找领导解决问题”的行为逻辑，严重影响单位日常工作的规范和秩序。     综上所述，人大常委会对涉诉信访案件的监督，可能产生两种负面结果：一方面，监督流于形式，却增加了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另一方面，监督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使审判丧失独立性。这样原本通过人大监督，希望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安排，反而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二）减压的负面效果     人大作为表达渠道，有可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但同时，表达渠道的畅通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即态度“极化”。所谓态度“极化”，是指“冲突各方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会努力汇聚各种有利于证明自己诉求合法性的理由和证据，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种表达不仅用于说服听者，也会同时使自己不断被说服。表达的次数越多，自我说服的效应就越强。如果这种表达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甚至得到了回应和支持，那就更会强化表达者对自己观点的相信和坚持”3。一方面，在意见表达的过程中，当事人更加肯定了自己的主张。人大常委会接受来信来访，使当事人有了更多可以倾诉的机会。在一遍遍复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当事人不断组织对自己有利的事由，促使听者和自己都被说服；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对信访案件的交办、转办行为，也增强了当事人上访的信心。人大常委会并不是裁判机构。人大常委会接到涉诉信访的案件后，按照程序将案件交办、转办。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涉诉信访案件，工作人员并没有对案件是非做出判断，只是履行一种工作程序。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坚持的理由得到了肯定，越发感到自己上访有理，从而不断增加胜诉的信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旦法院最终的裁判或决定没有能够支持信访人提出的种种诉求，当事人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即便裁判是公正、正确的。他们认为之前既然人大常委会对案件交办或转办了，就说明自己有理。如今法院的决定仍然没有支持自己的诉求，就说明法官的判罚不公正。只有继续上访，才有可能取得胜诉的结果。此时，法院如果调解，信访人的预期利益过高，很难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使法院或政府对其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他们也会认为仍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应得利益。所以，人大常委会对涉诉信访案件的交办、转办，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信访案件的解决难度，也增加了当事人重复上访的可能。     所以，人大常委会交办、转办信访案件，固然能够将当事人的意见反映给法院，给当事人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上访。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反而有可能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尤其在少数案件中，领导对审判的干预，削弱了司法权威，增强了当事人“信访不信法”的观念，总是试图找领导解决问题，为司法解决社会纠纷增添了很多困难。          三、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中的功能重构          由上述可知，人大常委会在涉诉信访中的功能存在着很多不足，这些不足对实际冲突的化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要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就必须对其实际功能定位进行重新思考。总之，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应当重点放在搭建互动平台、完善表达渠道及二者的平衡建设上。     （一）互动平台的搭建     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在涉诉信访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工作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主要在于其功能构建上只重视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而忽视了双方意见的互动。根据人大常委会现有的信访工作流程，信访问题反映到法院后，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向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或答复，欠缺一个信访人和法院正式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机会。而交流与互动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可以弥补意见表达容易出现态度“极化”的不足。     首先，交流平台为冲突双方提供对话的平台，使双方有机会平等交换意见，有助于误会的消除。这一点对于涉诉信访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而法律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体系，它的结构严谨、逻辑抽象、术语晦涩，对于非法律职业者而言，较难完全理解和掌握。虽然司法裁决中对一些问题有一定阐释，但是大多数现有裁决在说明理由部分还是稍嫌简略。因此，当普通公民面对司法裁决时，难免出现不理解或难以接受的情况。此时，如果有专业人士能够就判决中的一些问题向当事人进行耐心讲解，很多误会就能够化解。     其次，双方意见的交流，可以有效避免“极化”。意见表达渠道为当事人提供了倾诉的窗口，使信访人可以一遍遍遵循自己的思路表达和考虑问题。在一次次的信访过程中，他们不断重复自己的遭遇，罗织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说服倾听对象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坚信诉求的合理。而在交流的平台上，双方各自阐述主张和理由，并反驳对方的观点。但在反对对方的主张或回答对方质疑之前，当事人需要了解对方提出主张和理由的逻辑，才能进行反击。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会不自觉地开始接受和理解对方的想法，会对“极化”表达起到限制作用。     最后，在双方充分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可能浮现。通过意见的交换，彼此可能会放弃以前坚持的立场，修正自己的诉求，拓宽思路，共同制定出一个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     交流平台是为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沟通而搭建，但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参与其中，促进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的出现。虽然法官可以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直接接待信访人，答复有关问题。但是，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和法官很难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老百姓普遍认为法官是“官”，所以心中总是充满敬畏。同时，现实中，非法院工作人员要想进入法院，也的确是需要经过严格检查才能进入的；法官们也很忙，不是总能找到；即使见到了，法官在给当事人讲解答疑的时候，也很难保证态度和举止得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如果能够在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法官在面对信访当事人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尽量耐心、细致地回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即使信访人的诉求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双方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意见的交流，避免误会和隔阂的生成，有助于矛盾的解决。     此外，这种公开、直接的监督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也防止了法官对人大常委会函件的敷衍了事，使得监督能够落到实处，使信访案件真正得到重视。     （二）表达渠道的完善     在当事人和法院充分表达各自意见的同时，人大常委会更应该完善自己在表达渠道方面的功用。在涉诉信访中，人大常委会不应仅仅传递信息，更应当在充分分析和研究反映的信访问题的基础上，将信息汇总，再体现出意见综合的功能。     作为意见表达和综合的平台，人大常委会一方面有机会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它也有责任将这些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通过议案等形式反映出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只有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才可能转变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内容”4。事实上，有些信访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是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些固有缺陷造成的。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在人大中提出，就有可能成为某些重大决策的选择，从而在立法方面进行修补和完善，从根本上化解某些冲突和矛盾。     所以，人大常委会表达渠道的完善，需要在意见综合方面加强建设。人大常委会的表达渠道，就是一个将个体的意见汇聚为群体性意见的平台。如果这个渠道仅接受建议和批评，不对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和研究，就会使这个渠道的功能减半。因此，人大常委会信访机构应当定期对信访案件进行汇总和整理，就其中反映的问题组织调查和研究，对于能够通过政策制定和修改解决的问题，应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最终的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三）表达渠道与互动平台的平衡     一个能够将冲突能量有序引导的制度安排必须注意表达渠道与互动平台的平衡。一方面，假如一个社会缺乏让公民表达不满的渠道，而是一味地压制冲突的能量，制造和谐的假象，那么，这种积累起来的冲突能量就很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集中爆发，对社会的基本秩序造成致命的危害；另一方面，假如只是畅通了表达渠道，不同的主张、意见能够及时地表达出来，但缺乏有效的互动平台，那么，这种表达出来的观点和意见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整合，难以形成基本的合意，社会就会出现意见纷呈、各执一词的局面，人们在表达出不同后，却发现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己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这种现象同样会对社会的基本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一个冲突能够得到有效治理的社会，必然是表达渠道与互动平台都能比较完善的社会。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有效地疏导社会冲突的能量。     综上所述，在涉诉信访工作中，人大常委会不仅应该继续发挥表达渠道的作用，促进利益的有序表达，更要注意发挥意见的综合功能，使表达出的意见有可能对政策的制定和修改起到影响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部分信访问题；同时，人大常委会也应当关注互动平台的构建，改善监督的方式，使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促进矛盾的化解。          宋心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博士后。          【注释】     1唐述权．上半年涉法涉诉信访占八成三类信访成重点N．人民日报，2005-09-26(10).2徐平，张定洲．浅谈地方人大常委会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的原则和方法J．福建法学，2008(4):15-18.     3常健，方扬．论公共冲突管理中表达渠道与互动平台的平衡J．学习论坛，2011(5):43-47.     4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96.         进入专题： 人大常委会 涉诉信访 信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48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