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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最高检称王雪梅已多年不做法医鉴定

中国最高检察院回应曾质疑海伍德死因的法医王雪梅的声明。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称,曾质疑海伍德毒杀案的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已多年不从事法医鉴定的实际工作。 据正义网报道,王雪梅从今年6月起就不再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一职,该中心也从未授权她就某一具体个案的法医学鉴定发表意见。 此前众多媒体报道说,曾质疑海伍德毒杀案的中国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因质疑北京地铁学生死亡案鉴定,公开声明退出中国法医学会。 马跃死亡鉴定的分歧 王雪梅在近日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表示,她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并以一个在职法医身份,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 王雪梅的辞职原因据报是因为2010年8月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死亡案件鉴定上的分歧。 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但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她认为,根据马跃母亲提供的事发当日马跃遗体的照片,她同意电击致死的结论。 但死者下颌一3厘米伤口特征显示,死者生前曾受到一次不致死的电击,致其重心不稳坠落轨道,再次遭电击,然后死亡。所以死者的伤口应为生前伤。 质疑海伍德死因 2012年9月,王雪梅曾在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审判时,对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公开质疑。 她发表博文说:“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海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 ” 王雪梅认为,尼尔·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 她表示,根据公布的庭审资料,她不怀疑谷开来有杀人动机、杀人预谋和杀人行为,但是令她怀疑的是谷开来用来毒杀海伍德的“致命毒药”是否真的致命。 (撰写:嵇伟 责编:尚清)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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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伟 | 解散文艺兵助遏军队腐败

党史总是美化解放军,称其依靠「小米加步枪」徒步行军,打败了拥有美国提供的坦克丶大炮及机动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终结束内战,成立新中国。 胜利背後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所谓文艺兵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文艺兵都是年轻人,负责在前线为士兵唱歌丶跳舞及演戏,当中大部分为女性。据说,他们所演唱的革命歌曲及表演的戏剧大大激励了士兵勇往直进。 据称,解放军最著名将军之一刘亚楼曾表示,他取胜所靠的是两支队伍,一是数十万人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500人的文艺部队,显示他对文艺兵多麽看重。 从解放战争到今日,解放军一直致力徵募最好丶最具天分的文艺兵,从歌手丶舞者丶喜剧演员到运动员及杂技演员无所不有,所有的主要军事单位都有文工团。许多文艺兵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经常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18岁便参军,後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民族歌唱家之一。习近平去年出任国家主席之前,彭丽媛比他出名得多。 但过去几年,文艺兵的负面新闻很多,尤其是成名者。 这些人不再为普通士兵演出,而是同流行歌手一起争名夺利,开着奔驰和玛莎拉蒂等豪车四处炫富。部分人成为解放军腐败丶滥权及生活糜烂的象徵。 外界对文艺兵的不满日增,解放军内外对解散文工团的呼声日渐高涨。 现在是时候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下正著手惩治腐败,并改善解放军战备状态。如果强迫文艺兵退役,将有助打击腐败。 在这个时代,互联网丶社交媒体及电视节目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品味。保留如此庞大的文艺部队已没有太大必要。 此外,文艺兵占军费支出也很多。虽不清楚文艺兵的具体人数,但预计为10万人至20万人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富裕的星级文艺兵为解放军带来恶名。尽管解放军已不再向文艺兵授予军衔,但少数星级文艺兵仍被赋予同师长丶甚至是司令般的待遇及特权,媒体都称这些人为「将军」,令力求擢升的真正士兵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解放军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也享有少将待遇。今年早前,其17岁的儿子因涉嫌强奸,同另外几名嫌犯一起被拘留,引起全国争议。 据报,同为著名歌手的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韩红,本月分别驾着法拉利及路虎两次违反交通法规。更为严重的是,普遍臆测许多军队文工团的女性成员都是高官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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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柯太守 | 为什么中国游客这么粗鲁

译者 南柯太守 当几乎所有关于“粗鲁的中国游客”的新闻都不幸地挤进了南华早报网站上点击TOP10时,我觉得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反思了。 Amy Li 游客们打着伞参观天安门广场/北京/摄影:Reuters 他们看起来粗鲁、吵闹、没有礼貌、不守规矩,而且,他们无处不在。 尽管很多国家欢迎中国游客带来的大量消费,他们同样厌恶大陆游客为城市和其他游客制造的混乱和麻烦。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规矩点儿?”人们诧异道。 在报道了这些不文明、有时还做出让人难堪的行为的同胞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貌似每个“粗鲁的中国游客”的故事都是发布在南华早报上的,它们都直接进入阅览TOP10——一篇这样的文章甚至会在发布几个月后还能回到前排来。这引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 我阅读了这些文章,又和旅行社、旅游方面的专家以及一些处于公共愤怒中心的游客进行了交流。 很快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粗鲁?” 旅游研究专家,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后 Yong Chen 说,大多数“行为不端的”游客不认为自己是“行为不端的”或者是“游客”,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自己——他们是中国人。 教育产生的区别 Chen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是粗鲁的,通常受过教育的人与教育水平低些的人相比,行为举止要好的多。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在中国政治动荡年代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或者仅接受了些许教育的中老年游客的行为显得更没有规矩。他们中很多都不会说英语,甚至不能流利的讲普通话。他们对于旅游目的国家和他们的文化经常是过时的,甚至一无所知。 这也许可以说明,最近一对“野蛮”的大陆夫妇的行为。他们跟随旅游团到香港参观,在花了两小时没等到应该接他们的大巴后,报了警并索要3000港币的赔偿。旅行社回应说大巴在半路坏掉了,并指责他们“勒索”。 无视风俗和规定 北京的马尔代夫旅游代理 Jenny Wang说,没受过教育的游客,常常无视当地的风俗和规定。 Wang称,就在不久前,一个到马尔代夫度假的中国人,在得知他打算用餐的餐厅客满后,暴跳如雷。对当地的中国工作人员侮辱谩骂,大爆粗口,直到把其中一个说哭了。 “你不能和这种人讲道理,” Wang 说, “他们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很多中国游客不愿意付小费——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习惯,而很多中国游客都忽视了。Wang 又说。尽管大多数旅游代理都在旅程开始前提醒客户在外国有付小费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只付很少的小费甚至不付。有些人不会想到付小费, 他们不知道在马尔代夫餐馆打工的人只能拿到很少的薪水,大多数收入都来自小费。Wang 接着说道。 这更激化了当地人和中国游客之间的矛盾。餐馆员工更愿意去服务来自有付小费习惯的国家的游客。另一些员工则直接到中国游客面前要求付小费,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一点小事违法 首尔的梨花女子大学,以其优美的校园闻名,该校称最近有学生抱怨说中国游客大量涌入校内。 显然对于有些中国游客来说,仅仅拍摄校园的风景还不能满足。有媒体报道,一些带着相机的中国游客还大步跨进图书馆,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拍照。 “我们也很希望能将校园开放给当地的居民,”学校负责人说,“但是我们更想保证我们的学生在安全和宁静的环境中学习的权利。” 梨花女子大学通过树立标注多种语言的告示牌,提醒游客在教学区保持安静,来解决游客引起的危机 看起来在孔夫子告诫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后,过了几千年,中国人却做着相反的事。 Chen说,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会因为自己的一丁点儿事情而破坏规矩。在中国法制并不存在,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行动,也意味着人们对法律没有一丝敬畏。这只有在平民看到他们的领导每天都在破坏他们的法律的地区才会出现。Chen 解释时引用了成语“上行下效”,意思是“阶级较低的人会模仿他们阶级较高的领导的行为”。 人们还要忍受这些糟糕的游客多长时间? 中国和中国人正在为他们糟糕的行为买单。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最近发现,从11月起香港居民对于北京和内地游客的反感程度增长了40%。 接着,华南早报周三以“什么让香港人如此反感中国大陆和那里的居民?”为题,在网上进行了另一项调查。中午,超过50%的读者将责任归结到“举止差劲的游客”身上。 “中国的政府和旅行社应该主动地教导我们的游客,“Chen说,他建议当局对此和企业单位进行合作。 当说到历史上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第一次出国旅游时,同样有因人争议的糟糕行为。Chen 说这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借口。 事实上,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国国家旅游局已经编写了一首128个汉字的歌谣,來提醒游客在旅途中保持“举止文明”。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激烈的讨论过这个话题,博主对同胞们不文明的举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批评。 但是很多人对在短期内改善这个问题并不乐观。Wang说,“中国游客在被全世界尊重之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译者 南柯太守 当几乎所有关于“粗鲁的中国游客”的新闻都不幸地挤进了南华早报网站上点击TOP10时,我觉得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反思了。 Amy Li 游客们打着伞参观天安门广场/北京/摄影:Reuters 他们看起来粗鲁、吵闹、没有礼貌、不守规矩,而且,他们无处不在。 尽管很多国家欢迎中国游客带来的大量消费,他们同样厌恶大陆游客为城市和其他游客制造的混乱和麻烦。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规矩点儿?”人们诧异道。 在报道了这些不文明、有时还做出让人难堪的行为的同胞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貌似每个“粗鲁的中国游客”的故事都是发布在南华早报上的,它们都直接进入阅览TOP10——一篇这样的文章甚至会在发布几个月后还能回到前排来。这引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 我阅读了这些文章,又和旅行社、旅游方面的专家以及一些处于公共愤怒中心的游客进行了交流。 很快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粗鲁?” 旅游研究专家,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后 Yong Chen 说,大多数“行为不端的”游客不认为自己是“行为不端的”或者是“游客”,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自己——他们是中国人。 教育产生的区别 Chen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是粗鲁的,通常受过教育的人与教育水平低些的人相比,行为举止要好的多。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在中国政治动荡年代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或者仅接受了些许教育的中老年游客的行为显得更没有规矩。他们中很多都不会说英语,甚至不能流利的讲普通话。他们对于旅游目的国家和他们的文化经常是过时的,甚至一无所知。 这也许可以说明,最近一对“野蛮”的大陆夫妇的行为。他们跟随旅游团到香港参观,在花了两小时没等到应该接他们的大巴后,报了警并索要3000港币的赔偿。旅行社回应说大巴在半路坏掉了,并指责他们“勒索”。 无视风俗和规定 北京的马尔代夫旅游代理 Jenny Wang说,没受过教育的游客,常常无视当地的风俗和规定。 Wang称,就在不久前,一个到马尔代夫度假的中国人,在得知他打算用餐的餐厅客满后,暴跳如雷。对当地的中国工作人员侮辱谩骂,大爆粗口,直到把其中一个说哭了。 “你不能和这种人讲道理,” Wang 说, “他们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很多中国游客不愿意付小费——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习惯,而很多中国游客都忽视了。Wang 又说。尽管大多数旅游代理都在旅程开始前提醒客户在外国有付小费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只付很少的小费甚至不付。有些人不会想到付小费, 他们不知道在马尔代夫餐馆打工的人只能拿到很少的薪水,大多数收入都来自小费。Wang 接着说道。 这更激化了当地人和中国游客之间的矛盾。餐馆员工更愿意去服务来自有付小费习惯的国家的游客。另一些员工则直接到中国游客面前要求付小费,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一点小事违法 首尔的梨花女子大学,以其优美的校园闻名,该校称最近有学生抱怨说中国游客大量涌入校内。 显然对于有些中国游客来说,仅仅拍摄校园的风景还不能满足。有媒体报道,一些带着相机的中国游客还大步跨进图书馆,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拍照。 “我们也很希望能将校园开放给当地的居民,”学校负责人说,“但是我们更想保证我们的学生在安全和宁静的环境中学习的权利。” 梨花女子大学通过树立标注多种语言的告示牌,提醒游客在教学区保持安静,来解决游客引起的危机 看起来在孔夫子告诫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后,过了几千年,中国人却做着相反的事。 Chen说,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会因为自己的一丁点儿事情而破坏规矩。在中国法制并不存在,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行动,也意味着人们对法律没有一丝敬畏。这只有在平民看到他们的领导每天都在破坏他们的法律的地区才会出现。Chen 解释时引用了成语“上行下效”,意思是“阶级较低的人会模仿他们阶级较高的领导的行为”。 人们还要忍受这些糟糕的游客多长时间? 中国和中国人正在为他们糟糕的行为买单。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最近发现,从11月起香港居民对于北京和内地游客的反感程度增长了40%。 接着,华南早报周三以“什么让香港人如此反感中国大陆和那里的居民?”为题,在网上进行了另一项调查。中午,超过50%的读者将责任归结到“举止差劲的游客”身上。 “中国的政府和旅行社应该主动地教导我们的游客,“Chen说,他建议当局对此和企业单位进行合作。 当说到历史上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第一次出国旅游时,同样有因人争议的糟糕行为。Chen 说这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借口。 事实上,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国国家旅游局已经编写了一首128个汉字的歌谣,來提醒游客在旅途中保持“举止文明”。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激烈的讨论过这个话题,博主对同胞们不文明的举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批评。 但是很多人对在短期内改善这个问题并不乐观。Wang说,“中国游客在被全世界尊重之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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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政治承诺是靠不住的

作者:张千帆 笑蜀先生编的《历史的先声》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现了1940年代新华社等中共媒体刊发的毛泽东等人支持宪政民主的言论。这本书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领导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话,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究其原因,应该是“讨债”味道过于明显──中共当时对民主、自由、宪政、分权、联邦制乃至反对一党专制的承诺,六十多年后怎么一个都不见兑现?言下之意,现在是兑现原始承诺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进步承诺,近来反宪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杨晓青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换言之,这本来是一套骗取民心的谎话,是不能当真的;自由派别“拉大旗作虎皮”,拿这个来要挟现政权。这套言论和承诺当时确实“欺骗”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厌恶、对貌似反专制的共产党的信任和亲近。在那些因此而坚持留在大陆、拒绝蒋介石从海峡那边抛来的橄榄枝、甚至千里迢 迢从太平洋彼岸赶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乃至冤死的高级知识精英看来,这套承诺很可能更像一个骗局。 但是,从不少历史资料来看,诸如此类的“阴谋论”或“阳谋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假如当时国民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宪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实际行动。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内战开打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比老蒋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倒是相当清醒。更不用说从中共建党到“西安事变”,从来只有国民党“老大”打共产党“小弟”的份;虽然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不断做大,但还不至于有后来三年打垮国军的自信。国共合作对它是有利的,提倡宪政、民主、分权、联邦的效果是限制国民党老大的权力,对它也是有利的。国民党要回到抗战前的一党专政格局、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则只要能“划江而治”就很满足了,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你可以说中共当年的宪政言论是一种“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传“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必要把“策略”解读成谎言。毛泽东当时主张宪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宪政斗士”;他显然不是,但是当时的国共实力格局使得他认为宪政对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宪政。 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共支持宪政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关,因为现实很清楚,1949年之后,中共不仅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而且宪政、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联邦制乃至公民社会都成了报刊中不能出现的“敏感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个道理简单──格局变了。国民党掌权的时候,宪政是限国民党的政;现在还提宪政做什么?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没有兑现的岂止是1940年代的承诺,1982年宪法不也承诺了许多权利吗?有几条是真正兑现的?纸上的规则和“潜规则”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在大陆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它出尔反尔,但是没有实力支撑,道德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杀大权都交给一个我们认为“先进”无比的政党,我们已经把自己降格为“政治奴隶”。主人能欠奴隶什么“承诺”?即便以前做过承诺,那确实是出于“斗争需要”,不得不如此;现在事过境迁,兑不兑现我说了算,不兑现又能怎么样?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欢欣鼓舞跟着党走;1950年代初,也确实分了几亩地。但是没几年,土地又统统收回来,归“公社”了,你难道还能不交?不要忘记,“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 你现在站起来向主人“讨说法”,那就表明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不过,主人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他还和从前一样把你定位成奴隶。他的主流逻辑是:只要你还没有实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着吧。不要忘记,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这个江山是我们先辈打下来的,当初也是在你们拥戴下得到的。 每每看到今日中国的困境,便不禁联想起往日失去的机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机会!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国共二次合作何尝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丢失这些机会,不能只怪慈禧或醇亲王,不能只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毕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我们把他们扶上位的;至少,他们是在我们的普遍麻木和无动于衷下执掌权力的。我们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是何其兴高采烈、毫无保留,但是等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正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被推翻的旧政权总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权更好”,一切为时已晚;这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命运交给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选择让我们沦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让我们陷入离宪政更远、更深的漩涡…… 也许,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农民的轻信是无可指责的,但知识精英的天真烂漫是不可原谅的。长期浸淫在儒家正统的教条主义思维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学从来没有任何概念。我们从来只认“君子”、“小人”、好人、坏人。坏人便是绝对的坏,必欲打倒并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好人便是绝对的好,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赋予其一切生杀大权,并天真地期待它作出过的“承诺”,而不知道这样的“好人”即便有也凤毛麟角,当你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的时候,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兑现承诺? 正如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时的法国观察的那样,政治专制必然造成国民的政治幼稚,因为他们得不到由政治实践走向政治成熟的机会。因为国民幼稚轻信,这样的国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险,因为它容易爆发革命。一遇到“坏人”政府,人民就郁闷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诺,人民就投怀送抱。专制政体使之无法近距离比较“好人”、“坏人”及各种承诺,并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 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每当我读到某个满腔热血的归国精英惨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剧,心里就泛起一阵悲哀。这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地狱。 当代中国大陆的宪政意识已今非昔比,约束公权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官民常识,但是深陷于威权政治的不幸遗产之中,宪政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历史的先声》把中共曾经做出的宪政承诺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与其说是提醒执政党兑现早已过期的承诺,不如说是提醒每一位读者:承诺是靠不住的。更准确地说,它对每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提出了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问题:如何兑现执政党对你做出过的承诺?要让当年的承诺成为今日的现实,你该做什么? 相关日志 2013/08/18 — 蘇賡哲: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2013/08/18 — 胡德平加入战团?发文驳“反宪”文章 2013/08/18 — 胡德平:“英法吃人宪政”的真义 2013/08/18 — 胡耀邦长子发文挺宪政 2013/08/16 — 同志你危险了 2013/08/15 — 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 2013/08/15 — 刘云山回京布局整风 北戴河时间结束? 2013/08/14 — 梁京:王小石们的真恐惧与假道理 2013/08/14 — 王石称现在的制度不如2000年前罗马 中国没有回头路可走 2013/08/13 — 王思想:皖南事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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